《中信国学大典：左传》 - 单周尧,许子滨,李焯芬,陈万雄 - 中信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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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信国学大典：左传

書城自編碼： 269958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史家名著
作者：单周尧,许子滨,李焯芬,陈万雄
國際書號(ISBN)： 9787508656144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11-15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84/166千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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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华书局百年典藏，全套50册；跨越经典**、引领国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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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内容则力求通俗易懂，结合现实生活，挖掘古代经典的当代意义，拉近经典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周易》、《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汉书》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左传》据事直书，以史传经，得史学之真；书中阐明经义，含有丰富的道德伦理思想，得哲学之善；其叙事写人，精妙绝伦，引人入胜，得文学之美。兼真善美而有之，其现代意义不容置疑。自《左传》自宋以来，列于“五经”，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故虽非专门史学家亦当一读。

關於作者：

单周尧
香港大学哲学博士。1975年起任职于香港大学中文系，讲授《左传》等课程，并参与筹办**届《左传》国际学术研讨会。现任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副校长（学术）、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以及内地多所大学之荣誉教授。同时担任两岸三地多家学术刊物，如《能仁学报》《东方文化》《中国文哲研究集刊》《文与哲》《饶宗颐国学院院刊》之主编、编辑及顾问。发表论文近二百篇，专著有《中国语文论稿》《文字训诂丛稿》《左传学论集》《勉斋小学论丛》等。
许子滨
香港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岭南大学中文系署理系主任及教授，主要研究汉语、《楚辞》、《左传》、礼学及古代文献。著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礼说斠正》《春秋左传礼制研究》《王逸楚辞章句发微》；合编有《海峡两岸现代汉语研究》等；另已发表学术论文约七十篇，包括《〈左传〉“寡君将堕币焉”解》《〈仪礼?士冠礼〉冠者取脯适东壁见母解》《从〈左传〉看〈仪礼〉的成书及反映的时代》《〈左传〉礼制与〈三礼〉有合于不合说》等等。

《左传》导读
一郑伯克段于鄢
隐公元年
二周郑交质
隐公三年
三石碏大义灭亲
隐公三、四年
四臧僖伯谏观鱼
隐公五年
五曹刿论战
庄公十年
六齐桓公伐楚
僖公四年
七宫之奇谏假道
僖公二、五年
八晋国骊姬之乱
鲁僖公四、五、六年
九子鱼论战
僖公二十二年
十重耳出亡始末
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
十一晋楚城濮之战
鲁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
十二烛之武退秦师
僖公三十年
十三秦晋殽之战
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
十四郑子家告赵宣子
文公十七年
十五晋灵公不君
宣公二年
十六王孙满对楚子
宣公三年
十七宋及楚平
宣公十四、十五年
十八齐晋鞌之战
成公二年
十九楚归晋知罃
成公三年
二十吕相绝秦
成公十三年
二十一晋楚鄢陵之战
成公十六年
二十二祁奚举贤
襄公三年
二十三祁奚请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四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襄公二十四年
二十五晏子不死君难
襄公二十五年
二十六蔡声子论晋用楚材
襄公二十六年
二十七季札观乐
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八子产坏晋馆垣
襄公三十一年
二十九子产不毁乡校
襄公三十一年
三十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昭公元年
三十一晏婴叔向论齐晋季世
昭公三年
三十二伍员奔吴
昭公十九、二十年
三十三晏婴论和与同
鲁昭公二十年
三十四设诸刺吴王僚
昭公二十七年
三十五申包胥如秦乞师
定公四年
三十六齐鲁夹谷之会
定公十年
三十七伍员谏许越平
鲁哀公元年
名句索引

內容試閱：

《左传》导读
单周尧许子滨
一、《春秋》名义
就现存文献而言，*早记载《春秋》的撰著缘起及其名称的是《孟子?离娄下》。孟子（前三七二至前二八九）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跟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一样，“春秋”原是鲁国史书的名称。“春秋”又是编年体史书的通名，各国史书均可通称“春秋”，故有所谓“百国‘春秋’”（见《隋书》所载《墨子》佚文），不特鲁史为然。因其叙事体例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而一年四季之中，古人尤其重视春秋两季，故错举“春秋”作为此类编年体史书的通名。《孟子》提及的两种“春秋”，分别指孔子（前五五二至前四七九）所修的《春秋》与鲁史“春秋”。现存的《春秋》，是孔子所修。此书以鲁史“春秋”为底本，参酌百国“春秋”修订而成，而其“书法”则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在褒贬中呈现了圣人的思想和见解。
《左传》昭公二年载晋韩宣子聘鲁，见“鲁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宣子所见“鲁春秋”，盖从周公叙起，具载宗周盛世朝觐会同征伐之事，所以韩宣子才会这样说。《左传》所载《春秋》经文的记事起讫，由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七二二年）到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年），经历十二代鲁君，共计二百四十四年（《公羊传》及《谷梁传》则终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共计二百四十二年）。很可能是孔子之弟子为记其卒年，故取“鲁春秋”补记获麟后事。
二、《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唐初孔颖达（五七四至六四八）《春秋?序?疏》引南北朝学者沈文阿（五○三至五六三）曰：
《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严氏春秋》为西汉公羊家学者严彭祖所著。严彭祖是董仲舒（前一七九至前一○四）的三传弟子，时代略早于司马迁（前一四五至前八六）。《观周篇》当为周秦之际或汉初之书（今本《孔子家语，观周篇》无严氏所引之文）。如果上述文献可靠，那么，它就是*早提到《左传》作者的记载。《观周篇》所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同乘如周，观书于周室太史；二、归鲁之后，孔子修《春秋经》，而左丘明作《左氏传》，二书为同时之作；三、前称“左丘明”，是全举其姓名，后言“丘明”，是单举其名，即左为姓而丘明为名；四、《春秋》与《左传》关系密切，如衣之内（里）外（表），共为一体。
此外，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汉书》也认为是左丘明论辑《春秋》本事而作《传》，《司马迁传?赞》云：
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
《汉书，艺文志》载有《左氏传》三十卷，下面写着作者“左丘明，鲁太史”，并且在《春秋》家小序中说：
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西晋杜预（二二二至二八四）《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云：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由此可见，《左传》原称“左氏春秋”或“左氏传”。自汉至晋，学者皆认为《左传》的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而左丘明为鲁太史，故能遍阅国史策书。左丘明亲炙孔子而作传，《春秋》与《左传》具有经传的关系，殆无可疑。“左丘明”一名，见于《论语》，《论语，公冶长》云：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位好恶与圣人同的“左丘明”与《左传》的作者为同一人。只是孔子与左丘明的关系，究竟是朋友，还是师徒，恐怕不易确定。
《左传》记事，并非与《春秋》相终始。《左传》的*后一则记事系于哀公二十七年（周定王元年，前四六八年）。《传》文末尾，还叙及“悼之四年”之事。鲁悼公四年（周定王六年，前四六三年），上距哀公二十七年已有五年。《传》记悼公谥号，则记事之时又当在悼公死后，悼公死于周考王十二年（前四二九年）。不仅如此，《传》文称赵无恤为襄子（“襄”为谥号），而赵襄子又后悼公四年而死（即死于前四二五年）。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一八六八至一九三六）假定《左传》作者左丘明与孔子弟子子夏（卜商）同年，同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即约生于前五○八年。依此假设推算，孔子卒时（前四七九年），左丘明二十九岁，又假定他死于赵襄子之后，则至少有八十三岁（前五○八至前四二五）。章说固然只是一种推测。《左传》叙及“悼之四年”后事，可能是作者寿考，更可能是后人续书。
从左丘明作《左传》之后，到西汉晚期立于学官前，《左传》一直在民间流传，数百年间，其传授源流班班可考。综合西汉刘向（前七七至前六）《别录》、《汉书，儒林传》及唐初陆德明（五五六至六二七）《经典释文序录》所述，《左传》的传授源流大略如下：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前四四○至前三八一），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前三四○至前二四五），况传武威张苍（前二五六至前一五二），苍传洛阳贾谊（前二○○至前一六八），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刘向、刘歆（前五三？至二三）父子发现孔子壁中古文《左氏传》，又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应该说，《左传》虽为左丘明所作，但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免掺杂了后人的缘饰附益。这是读《左传》者不可不加注意的地方。
三、《左传》解释《春秋》的方式
前引《观周篇》曾说《春秋经》与《左传》“共为表里”。东汉桓谭（？至五六）《新论》也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清楚说明《春秋经》与《左氏传》互为依存。《春秋》记事极为简略，如隐公十一年《经》曰：“冬十有一月壬辰（十五日），公薨。”诸侯之死曰薨。经文只用“公薨”两字记录鲁隐公之死，不言薨于何处，亦不书葬。《左传》则详叙隐公薨的原委经过。鲁国大夫羽父原请隐公允许他杀桓公（隐公异母弟），并要求事成后担任执政之卿。隐公不同意，并表明桓公年少，自己代为摄政，如今桓公已长大，即将授以君位。羽父畏惧，反过来向桓公谮毁隐公并请求杀死他。羽父使贼在鲁国大夫（wěi）氏家中刺杀隐公，立桓公为君。《左传》曰：“不书葬，不成丧也。”说明桓公不以人君之礼葬隐公，故《春秋》不书葬。要是没有《左传》，只看《春秋》，便无法得知“公薨”的真相。
上述《史记》及《汉书》之引文，均谈及左丘明修纂《左传》的体例，即论辑《春秋》本事而作《传》。《左传》以叙事为传体，藉事明义，与《公羊传》、《谷梁传》设为问答、专在说义者不同。《左传》这种解经方式，称为“以史传经”。《春秋》所记，固然重于褒贬，不重于史实，但其褒贬之义又未尝不建基于史实。因此，若脱离史实，便无法推寻经文。如桓公元年《经》曰：“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左传》曰：“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bēng）故也。”表面看来，经文的意思是说：鲁桓公和郑庄公在垂会盟，郑庄公以璧借许田。针对经文“郑伯以璧假许田”，《左传》点明郑庄公把璧玉送给鲁桓公，是为了请求祭祀周公和以祊田交换许田的缘故。周成王赐周公许田，作为鲁君朝见周王时的朝宿之邑。周宣王赐母弟郑桓公祊田，作为助天子祭泰山时的汤沐之邑。鲁的许田与郑的祊田，都是周天子所赐。只是到了春秋初期，周德既衰，鲁侯不朝于周，天子亦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许近郑而祊近鲁，鲁、郑两国君主遂因地势之便，私下交换二邑。由于许大而祊小，故郑庄公加璧玉作为抵偿。碍于诸侯不得擅自交换天子之田，经文于是隐讳其事，说郑庄公以璧借许田。经文这样写，隐瞒了两国私易天子所赐之地的事实，何止是“断烂朝报”（王安石语），实有误导读者之嫌。要不是《左传》叙写此事的来龙去脉，读者只觉费解，无由得知内情，自然也无法确知经文所蕴含的大义。观乎上举两个事例，可知《春秋》经义必须依据《左传》的叙事加以阐释发明，《观周篇》及桓谭将《春秋》、《左传》的关系比喻为衣服的表里，是十分恰当的。《春秋》固然离不开《左传》，《左传》也离不开《春秋》。如成公十七年《经》曰：“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左传》曰：“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传》文仅说“诸侯”，如果没有《经》文所记的“晋侯”及以下诸人，我们也不知道《传》文实指的内容。
《左传》传经的方式，除上述的“以史传经”外，还有比之更显明直接的“以义传经”。而《左传》“以义传经”的方式，大抵可分为下列四种：一、以解释书法的方式传经；二、以补《春秋》的方式传《春秋》；三、以判词“礼也”、“非礼也”传《春秋》；四、以“君子曰”的论断方式传《春秋》。今各举一例说明如下：一、以解释书法的方式传经：如隐公三年，《经》曰：“夏四月辛卯（二十四日），君氏卒。”《左传》曰：“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声子为鲁惠公继室，生隐公。《经》文于其死后，不书“夫人子氏薨”，仅云“君氏卒”。《左传》所言，正为解释《春秋》书法的原意。依《左传》之意，国君之妻死后，若以夫人之礼治丧，即死后立刻讣告于同盟诸侯、既葬反哭于寝、卒哭后其主祔于祖姑，三礼俱备，则书曰“夫人某氏薨”，又书曰“葬我小君某氏”。声子卒，经文仅书“君氏卒”，表示不以夫人之礼葬之，故不用“薨”字，又不云“夫人”，不言“葬”，也不书“姓”。声子，母家姓子。不书“子氏”而改书“君氏”，是因为声子为隐公之母，依国君称“君”而夫人称“小君”之例，故称“君氏”（犹言“小君氏”）。二、以补《春秋》的方式传《春秋》：如隐公元年《左传》曰：“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不书”，指孔子所修《春秋》不记录此事。费伯为鲁大夫。由于在郎地筑城出于费伯本人的主意，而不是奉行隐公之命，故《经》不书其事。《左传》补记此事，并解释《经》文缺略的原因。三、以判词“礼也”、“非礼也”传《春秋》：如隐公元年十二月《经》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xuǎn）来归惠公、仲子之赗（fèng）。”《左传》曰“子氏未薨”，又申说曰“豫凶事，非礼也”。归赗指馈赠助丧之物。“子氏”即仲子。此时犹在生，未死而赠以助丧之物，也就是预先送赠凶事之物，是不合礼的。依经文之例，天子之卿大夫不书名，而此称“宰咺”，带有贬抑之意。四、以“君子曰”的论断方式传《春秋》：《左传》“君子曰”（有“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君子以……为……”、“君子以为”等多种形式）中的“君子”，有的指“孔子”，有的指“时君子”，有的是作者自称。其中有解经语，如桓公二年《经》曰：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左传》曰：“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以事实论，华督固然是先杀孔父再弑殇公。但揆诸本心，孔父为顾命大臣而华督杀之，心中早已无君。故经文先写弑君，次叙杀大夫。《左传》所释《春秋》书法而被杜预统称为“五情”者，亦出于“君子曰”。成公十四年《经》曰：“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又记：“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左传》曰：“秋，宣伯如齐逆女。称族（称其族名‘叔孙’），尊君命也。”又曰：“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不称其族名，即只言‘侨如’，不言‘叔孙侨如’），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此“五情”可分三层看：“微而显，志而晦”，主要指字面的效果；“婉而成章，尽而不污”，主要指书写的态度；“惩恶而劝善”，主要指其对社会的影响。三者互不排斥，如僖公二十八年《经》曰“天王狩于河阳”，可归“志而晦”，亦可归“婉而成章”及“惩恶而劝善”。
基于《左传》传经的关系，古人征引《传》文，往往径称为本《经》。如《战国策，楚策四》记战国时期赵相虞卿（本身是《左传》传人）对春申君说：“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引文见《左传》襄公十一年。司马迁征引《左传》，也往往就称之为“《春秋》”。
总上所述，《春秋》与《左传》具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合观两书，自能事义兼备、相得益彰。
四、《左传》中的思想
《左传》一书，叙事议论，归本于礼。盖春秋末年，政衰礼废，《左传》作者感于世变，故述事论人，一准诸礼。书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文化，如实地记录了各种礼典，包括冠、昬、丧、祭、飨、射、朝、聘，其中聘礼尤备，还有丰富的军礼。除叙述礼仪外，《左传》还记录了大量的春秋贤人君子论礼的精义。
德和礼是《左传》作者臧否人物、评议成败的依据。在《左传》作者看来，德和礼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国家的基石，与人的生死、国家的兴亡攸关。实践德、礼，是奉行天道的不二之途。有礼，即顺天，能保有福禄；无礼，即逆天，难免于祸难。这正是《左传》作者的一贯主张。
《左传》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围绕德、礼这个核心，还提出了忠、信、敬、让、仁、义、智、勇等道德概念。这些概念，不少可与先秦儒家思想参照比较、相互发明。
五、《左传》的文学性
《左传》文章，垂范千古，其叙事技法，工侔造化，*为后人称美，被奉为圭臬，桐城文派所标举的古文义法，即根源于《左传》。作为史书，《左传》主要以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只有在不可能做到完全实录的私语、心理及其他细节上，才加插虚构和想象成分，以保持叙事的完整性。如《左传》记晋灵公派麑去刺杀赵盾，麑清晨前往，赵盾寝室的门已经打开，赵盾穿好朝服准备上朝，由于尚早，坐着闭目养神。麑感叹说，赵盾不忘恭敬，实为百姓之主，因此不忍杀之，但又不能弃君之命；两难之下，便把头撞向赵盾庭中的槐树而死。麑死前的自言自语，谁能听到？应是《左传》作者潜心揣摩当时情景而代人拟言的结果，麑不一定说过这样一番话。又如《左传》写秦晋殽之战，对战争的具体过程写得很简略，但对战争前后的一些场景，却写得活灵活现：蹇叔哭师、挥泪送子，幼童王孙满的预言，郑商人弦高犒劳秦军，文嬴请求晋襄公释放三帅，秦穆公素服郊次、向三帅谢罪，先轸不顾而唾，等等精彩场面，从不同角度、全方面演绎了这场战争。《左传》作者在安排情节上有很深厚的功力，他以小说家的用笔，来写史家的著作，非常引人入胜。由此可见，《左传》确具有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技巧等小说元素。不过，《左传》毕竟是史书，它的主要任务是记录历史，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但并不像后世的小说那样属有意创作。
《左传》导读
单周尧许子滨
一、《春秋》名义
就现存文献而言，*早记载《春秋》的撰著缘起及其名称的是《孟子?离娄下》。孟子（前三七二至前二八九）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跟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一样，“春秋”原是鲁国史书的名称。“春秋”又是编年体史书的通名，各国史书均可通称“春秋”，故有所谓“百国‘春秋’”（见《隋书》所载《墨子》佚文），不特鲁史为然。因其叙事体例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而一年四季之中，古人尤其重视春秋两季，故错举“春秋”作为此类编年体史书的通名。《孟子》提及的两种“春秋”，分别指孔子（前五五二至前四七九）所修的《春秋》与鲁史“春秋”。现存的《春秋》，是孔子所修。此书以鲁史“春秋”为底本，参酌百国“春秋”修订而成，而其“书法”则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在褒贬中呈现了圣人的思想和见解。
《左传》昭公二年载晋韩宣子聘鲁，见“鲁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宣子所见“鲁春秋”，盖从周公叙起，具载宗周盛世朝觐会同征伐之事，所以韩宣子才会这样说。《左传》所载《春秋》经文的记事起讫，由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七二二年）到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年），经历十二代鲁君，共计二百四十四年（《公羊传》及《谷梁传》则终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共计二百四十二年）。很可能是孔子之弟子为记其卒年，故取“鲁春秋”补记获麟后事。
二、《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唐初孔颖达（五七四至六四八）《春秋?序?疏》引南北朝学者沈文阿（五○三至五六三）曰：
《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严氏春秋》为西汉公羊家学者严彭祖所著。严彭祖是董仲舒（前一七九至前一○四）的三传弟子，时代略早于司马迁（前一四五至前八六）。《观周篇》当为周秦之际或汉初之书（今本《孔子家语，观周篇》无严氏所引之文）。如果上述文献可靠，那么，它就是*早提到《左传》作者的记载。《观周篇》所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同乘如周，观书于周室太史；二、归鲁之后，孔子修《春秋经》，而左丘明作《左氏传》，二书为同时之作；三、前称“左丘明”，是全举其姓名，后言“丘明”，是单举其名，即左为姓而丘明为名；四、《春秋》与《左传》关系密切，如衣之内（里）外（表），共为一体。
此外，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汉书》也认为是左丘明论辑《春秋》本事而作《传》，《司马迁传?赞》云：
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
《汉书，艺文志》载有《左氏传》三十卷，下面写着作者“左丘明，鲁太史”，并且在《春秋》家小序中说：
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西晋杜预（二二二至二八四）《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云：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由此可见，《左传》原称“左氏春秋”或“左氏传”。自汉至晋，学者皆认为《左传》的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而左丘明为鲁太史，故能遍阅国史策书。左丘明亲炙孔子而作传，《春秋》与《左传》具有经传的关系，殆无可疑。“左丘明”一名，见于《论语》，《论语，公冶长》云：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位好恶与圣人同的“左丘明”与《左传》的作者为同一人。只是孔子与左丘明的关系，究竟是朋友，还是师徒，恐怕不易确定。
《左传》记事，并非与《春秋》相终始。《左传》的*后一则记事系于哀公二十七年（周定王元年，前四六八年）。《传》文末尾，还叙及“悼之四年”之事。鲁悼公四年（周定王六年，前四六三年），上距哀公二十七年已有五年。《传》记悼公谥号，则记事之时又当在悼公死后，悼公死于周考王十二年（前四二九年）。不仅如此，《传》文称赵无恤为襄子（“襄”为谥号），而赵襄子又后悼公四年而死（即死于前四二五年）。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一八六八至一九三六）假定《左传》作者左丘明与孔子弟子子夏（卜商）同年，同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即约生于前五○八年。依此假设推算，孔子卒时（前四七九年），左丘明二十九岁，又假定他死于赵襄子之后，则至少有八十三岁（前五○八至前四二五）。章说固然只是一种推测。《左传》叙及“悼之四年”后事，可能是作者寿考，更可能是后人续书。
从左丘明作《左传》之后，到西汉晚期立于学官前，《左传》一直在民间流传，数百年间，其传授源流班班可考。综合西汉刘向（前七七至前六）《别录》、《汉书，儒林传》及唐初陆德明（五五六至六二七）《经典释文序录》所述，《左传》的传授源流大略如下：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前四四○至前三八一），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前三四○至前二四五），况传武威张苍（前二五六至前一五二），苍传洛阳贾谊（前二○○至前一六八），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刘向、刘歆（前五三？至二三）父子发现孔子壁中古文《左氏传》，又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应该说，《左传》虽为左丘明所作，但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免掺杂了后人的缘饰附益。这是读《左传》者不可不加注意的地方。
三、《左传》解释《春秋》的方式
前引《观周篇》曾说《春秋经》与《左传》“共为表里”。东汉桓谭（？至五六）《新论》也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清楚说明《春秋经》与《左氏传》互为依存。《春秋》记事极为简略，如隐公十一年《经》曰：“冬十有一月壬辰（十五日），公薨。”诸侯之死曰薨。经文只用“公薨”两字记录鲁隐公之死，不言薨于何处，亦不书葬。《左传》则详叙隐公薨的原委经过。鲁国大夫羽父原请隐公允许他杀桓公（隐公异母弟），并要求事成后担任执政之卿。隐公不同意，并表明桓公年少，自己代为摄政，如今桓公已长大，即将授以君位。羽父畏惧，反过来向桓公谮毁隐公并请求杀死他。羽父使贼在鲁国大夫（wěi）氏家中刺杀隐公，立桓公为君。《左传》曰：“不书葬，不成丧也。”说明桓公不以人君之礼葬隐公，故《春秋》不书葬。要是没有《左传》，只看《春秋》，便无法得知“公薨”的真相。
上述《史记》及《汉书》之引文，均谈及左丘明修纂《左传》的体例，即论辑《春秋》本事而作《传》。《左传》以叙事为传体，藉事明义，与《公羊传》、《谷梁传》设为问答、专在说义者不同。《左传》这种解经方式，称为“以史传经”。《春秋》所记，固然重于褒贬，不重于史实，但其褒贬之义又未尝不建基于史实。因此，若脱离史实，便无法推寻经文。如桓公元年《经》曰：“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左传》曰：“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bēng）故也。”表面看来，经文的意思是说：鲁桓公和郑庄公在垂会盟，郑庄公以璧借许田。针对经文“郑伯以璧假许田”，《左传》点明郑庄公把璧玉送给鲁桓公，是为了请求祭祀周公和以祊田交换许田的缘故。周成王赐周公许田，作为鲁君朝见周王时的朝宿之邑。周宣王赐母弟郑桓公祊田，作为助天子祭泰山时的汤沐之邑。鲁的许田与郑的祊田，都是周天子所赐。只是到了春秋初期，周德既衰，鲁侯不朝于周，天子亦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许近郑而祊近鲁，鲁、郑两国君主遂因地势之便，私下交换二邑。由于许大而祊小，故郑庄公加璧玉作为抵偿。碍于诸侯不得擅自交换天子之田，经文于是隐讳其事，说郑庄公以璧借许田。经文这样写，隐瞒了两国私易天子所赐之地的事实，何止是“断烂朝报”（王安石语），实有误导读者之嫌。要不是《左传》叙写此事的来龙去脉，读者只觉费解，无由得知内情，自然也无法确知经文所蕴含的大义。观乎上举两个事例，可知《春秋》经义必须依据《左传》的叙事加以阐释发明，《观周篇》及桓谭将《春秋》、《左传》的关系比喻为衣服的表里，是十分恰当的。《春秋》固然离不开《左传》，《左传》也离不开《春秋》。如成公十七年《经》曰：“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左传》曰：“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传》文仅说“诸侯”，如果没有《经》文所记的“晋侯”及以下诸人，我们也不知道《传》文实指的内容。
《左传》传经的方式，除上述的“以史传经”外，还有比之更显明直接的“以义传经”。而《左传》“以义传经”的方式，大抵可分为下列四种：一、以解释书法的方式传经；二、以补《春秋》的方式传《春秋》；三、以判词“礼也”、“非礼也”传《春秋》；四、以“君子曰”的论断方式传《春秋》。今各举一例说明如下：一、以解释书法的方式传经：如隐公三年，《经》曰：“夏四月辛卯（二十四日），君氏卒。”《左传》曰：“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声子为鲁惠公继室，生隐公。《经》文于其死后，不书“夫人子氏薨”，仅云“君氏卒”。《左传》所言，正为解释《春秋》书法的原意。依《左传》之意，国君之妻死后，若以夫人之礼治丧，即死后立刻讣告于同盟诸侯、既葬反哭于寝、卒哭后其主祔于祖姑，三礼俱备，则书曰“夫人某氏薨”，又书曰“葬我小君某氏”。声子卒，经文仅书“君氏卒”，表示不以夫人之礼葬之，故不用“薨”字，又不云“夫人”，不言“葬”，也不书“姓”。声子，母家姓子。不书“子氏”而改书“君氏”，是因为声子为隐公之母，依国君称“君”而夫人称“小君”之例，故称“君氏”（犹言“小君氏”）。二、以补《春秋》的方式传《春秋》：如隐公元年《左传》曰：“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不书”，指孔子所修《春秋》不记录此事。费伯为鲁大夫。由于在郎地筑城出于费伯本人的主意，而不是奉行隐公之命，故《经》不书其事。《左传》补记此事，并解释《经》文缺略的原因。三、以判词“礼也”、“非礼也”传《春秋》：如隐公元年十二月《经》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xuǎn）来归惠公、仲子之赗（fèng）。”《左传》曰“子氏未薨”，又申说曰“豫凶事，非礼也”。归赗指馈赠助丧之物。“子氏”即仲子。此时犹在生，未死而赠以助丧之物，也就是预先送赠凶事之物，是不合礼的。依经文之例，天子之卿大夫不书名，而此称“宰咺”，带有贬抑之意。四、以“君子曰”的论断方式传《春秋》：《左传》“君子曰”（有“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君子以……为……”、“君子以为”等多种形式）中的“君子”，有的指“孔子”，有的指“时君子”，有的是作者自称。其中有解经语，如桓公二年《经》曰：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左传》曰：“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以事实论，华督固然是先杀孔父再弑殇公。但揆诸本心，孔父为顾命大臣而华督杀之，心中早已无君。故经文先写弑君，次叙杀大夫。《左传》所释《春秋》书法而被杜预统称为“五情”者，亦出于“君子曰”。成公十四年《经》曰：“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又记：“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左传》曰：“秋，宣伯如齐逆女。称族（称其族名‘叔孙’），尊君命也。”又曰：“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不称其族名，即只言‘侨如’，不言‘叔孙侨如’），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此“五情”可分三层看：“微而显，志而晦”，主要指字面的效果；“婉而成章，尽而不污”，主要指书写的态度；“惩恶而劝善”，主要指其对社会的影响。三者互不排斥，如僖公二十八年《经》曰“天王狩于河阳”，可归“志而晦”，亦可归“婉而成章”及“惩恶而劝善”。
基于《左传》传经的关系，古人征引《传》文，往往径称为本《经》。如《战国策，楚策四》记战国时期赵相虞卿（本身是《左传》传人）对春申君说：“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引文见《左传》襄公十一年。司马迁征引《左传》，也往往就称之为“《春秋》”。
总上所述，《春秋》与《左传》具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合观两书，自能事义兼备、相得益彰。
四、《左传》中的思想
《左传》一书，叙事议论，归本于礼。盖春秋末年，政衰礼废，《左传》作者感于世变，故述事论人，一准诸礼。书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文化，如实地记录了各种礼典，包括冠、昬、丧、祭、飨、射、朝、聘，其中聘礼尤备，还有丰富的军礼。除叙述礼仪外，《左传》还记录了大量的春秋贤人君子论礼的精义。
德和礼是《左传》作者臧否人物、评议成败的依据。在《左传》作者看来，德和礼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国家的基石，与人的生死、国家的兴亡攸关。实践德、礼，是奉行天道的不二之途。有礼，即顺天，能保有福禄；无礼，即逆天，难免于祸难。这正是《左传》作者的一贯主张。
《左传》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围绕德、礼这个核心，还提出了忠、信、敬、让、仁、义、智、勇等道德概念。这些概念，不少可与先秦儒家思想参照比较、相互发明。
五、《左传》的文学性
《左传》文章，垂范千古，其叙事技法，工侔造化，*为后人称美，被奉为圭臬，桐城文派所标举的古文义法，即根源于《左传》。作为史书，《左传》主要以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只有在不可能做到完全实录的私语、心理及其他细节上，才加插虚构和想象成分，以保持叙事的完整性。如《左传》记晋灵公派麑去刺杀赵盾，麑清晨前往，赵盾寝室的门已经打开，赵盾穿好朝服准备上朝，由于尚早，坐着闭目养神。麑感叹说，赵盾不忘恭敬，实为百姓之主，因此不忍杀之，但又不能弃君之命；两难之下，便把头撞向赵盾庭中的槐树而死。麑死前的自言自语，谁能听到？应是《左传》作者潜心揣摩当时情景而代人拟言的结果，麑不一定说过这样一番话。又如《左传》写秦晋殽之战，对战争的具体过程写得很简略，但对战争前后的一些场景，却写得活灵活现：蹇叔哭师、挥泪送子，幼童王孙满的预言，郑商人弦高犒劳秦军，文嬴请求晋襄公释放三帅，秦穆公素服郊次、向三帅谢罪，先轸不顾而唾，等等精彩场面，从不同角度、全方面演绎了这场战争。《左传》作者在安排情节上有很深厚的功力，他以小说家的用笔，来写史家的著作，非常引人入胜。由此可见，《左传》确具有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技巧等小说元素。不过，《左传》毕竟是史书，它的主要任务是记录历史，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但并不像后世的小说那样属有意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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