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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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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讲大学之道，虽远在先秦时代，但它的道理却有永恒而普遍的价值，值得现代人好好学习。它的教训可以用以下的话概括：“万丈高楼从地起，为学做人同一理。”《中庸》说的便是中国人教人立志发心，教人做君子、做圣人的教育。《中庸》说尽性立诚，就是要去除人心中夹杂的羡慕和卑屈，然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成就自己，成就别人，成就世界。《中庸》对今天的中国人是别具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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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桂标，浸会大学中文系学士、新亚研究所哲学组硕士、中文大学哲学系硕士及博士，现任香港人文学会会长兼课程部主任、人文网页总编辑，并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及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兼任，主讲哲学及通识课程，有二十多年讲授大专院校及校外课程部哲学及通识课程的经验，以及曾于网上电台主持多个哲学及通识专辑；著作方面有中、西、印哲学论文、短文近百篇，于各大学术期刊发表。
方世豪，新亚研究所哲学组硕士及博士，前香港人文哲学会会长，现任香港人文学会课程部副主任，《人文月刊》总编辑，有多年讲授哲学与文化课程经验，曾追随哲学大师牟宗三先生学习中国哲学，以研究儒家哲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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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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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导读
经一章
传第一章
传第二章
传第三章
传第四章
传第五章
传第六章
传第七章
传第八章
传第九章
传第十章
《中庸》导读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名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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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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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导读
古代的大学之道
刘桂标
一、什么是大学？
在现代，一讲起大学，有些人便会想起教育产业中的名牌，如英美的剑桥、牛津、哈佛、耶鲁等，或中国的北大、清华等；有些人则会想起宏伟的教学大楼，甚至形形色色的国际排名等等。但这些真是大学最重要的东西吗？
昔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其就职演讲中说得好：“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真正的大学，是培养德学兼备的大师，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早就已经了解。宋代大儒朱子（朱熹）在解释先秦儒家典籍《大学》时，清楚地表明：“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子《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在我国古代，大学即太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高等教育，而其主要的教授内容，就是大人之学，这是相对小学来说的。据朱子所说，古代的小学有如现在的中、小学，是基础教育，主要教授的内容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至于大学，教的则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教的东西，是较为经验性的，主要是一般的礼节、待人之道及较容易了解的学科和术科，一般儿童和青少年都容易掌握；而大学教的东西，则是较为理论性的，是读书、做人的道理，以及将道理推广到家、国、天下的层面，须稍为年长及心智成熟者才能掌握。由此可知，古代的大学——大人之学，就是成就完善人格、道德君子的学问。
二、物、事、知本、知所先后
古代的大人之学，用学术专门用语来说，主要是工夫论。但这里工夫论中的“工夫”并非外国人称为“Chinese Kung Fu”的“功夫”（武术），而是指道德实践的程序和方法（成德工夫）。在道德反省方面，中国人甚至比西方人更全面。西方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大哲，主张“德即是知”（virtue is knowledge），以为道德主要是理论问题，把握道德理论便是有道德的了。然而，中国人特别是孔子、孟子等大哲，提倡知行并重，认为真正的道德不单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因此，中国哲人很早已有工夫论——有关道德实践的历程和方法的讨论。
此工夫虽不同彼功夫，但却有相似的地方。譬如说，成德工夫有其循序渐进的实现历程，就像武术那样，一招一式，须由浅入深，按部就班地学习。
更贴切的比喻是建筑工程。建筑需要材料，如砂、石、水泥、钢筋等，成德工夫也需要材料，在《大学》，就是工夫的对象，即物、知、意、心、身、家、国、天下等（统称为“物”）。在盖房子时，相应于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技术，而实践道德时，相应于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工夫的技术，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等（统称为“事”）。
盖房子很讲求地基稳固，因为地基不稳，则整间房子摇摇欲坠；而实现德性也需要把握基础——知
道以至善的道德心为根本（称为“知本”），否则成德工夫不踏实，宋明儒者称为“玩弄光景（影）”。另外，建筑楼宇讲究施工程序，须由下而上，层层递进；道德实践也讲究为学次第，须由内而外、由亲及疏，步步为营。《大学》称这种了解为“知所先后”。
三、三纲领、八条目
为了使人了解道德工夫的要点，《大学》提出了三大原则及八大步骤——三纲领、八条目（简称“三纲、八目”）。其层次关系请见图一。
所谓三纲领，指“明明德”、“亲民”（一说当为“新民”）及“止于至善”，依次为发扬本来光明的道德心，亲近（或革新）人民以推广道德心至社会层面，以及以实现至善的道德心为一切道德实践的目的。此三大原则并非并列的原则，而是有两个不同的层次。最高的原则是止于至善，指道德实践须以道德心为基础；而明明德与亲民则是次层原则，明明德指个人层面的道德实践，而亲民则指社会层面的道德实践，两个原则都隶属于止于至善的纲领，因为无论是个人或社会的道德实践，都应以道德心为基础。
所谓八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历程。它们体现了道德实践由内而外，以及由亲及疏的大方向。道德实践须由内而外，因为道德基础是发自内在的道德心；须由亲及疏，因为道德实践由自己亲人开始，再扩展到我们不认识的人，合乎人之常情和常理，使我们更容易将德性实践出来。
八条目中的格物和致知两项个人实践工夫的意义较具争议性，我们可以宋明儒学中的程朱学派及陆王学派的看法来说明。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朱子以为，格物、致知指“即物穷理”，意即：我们要进行道德实践，需要多看儒家经典，并与人多做讨论，这样，才能把握道德价值的意义及道德实践的道理。而陆王学派的代表王阳明（王守仁）则认为，格物指正行为，致知指致良知，意即：道德实践的基础在于每个人都具备的良知（道德心），因此，道德实践最重要的是要把握良知的存在，并且将它在现实层面中表现出来。
朱、王的观点表面上有所不同，甚至有矛盾对立；然而，实质却是相辅相成、互相补足的。用《中庸》的话来说，朱子重“道问学”，王阳明重“尊德性”。他们的主要意思可综合为：我们进行道德实践，一方面必须向外学习，这样才不致闭门造车，自以为是；一方面又要向内反思，这样才可将学习的东西理解和消化，以及符合我们的道德心的反省。用现代大儒钱穆、唐君毅诸先生所撰的香港新亚书院的学规的用语来综合二人所说，就是：“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诚意、正心、修身，这三项个人工夫较易了解。诚意是指人要为人真诚，不要自欺欺人。正心讲的是要调节情绪，不要让喜怒哀乐等情绪影响正确的道德判断和实践。而修身是由个人实践到社会实践的关键，是要抱持公道的精神待人，不会因一己的好恶而偏私。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讲的三项社会实践工夫，它们是由个人的道德实践推广到社会的道德实践去。表面上，它们涉及三种不同的工夫——“齐”（整顿之义）、“治”（治理之义）及“平”（平定之义），但依原文来看，这里的分别只是数量上有所不同：天下是最大的单位，国次之，家则是最小的，但其基本原则都可说是实行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恕道。
总而言之，《大学》讲大学之道，虽远在先秦时代，但它的道理却有永恒而普遍的价值，值得现代人好好学习。它的教训可以用以下的话概括：“万丈高楼平地起，为学做人同一理。”笔者愿以此与各读者互励互勉。
四、余论
《大学》一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唐代以前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至唐代，韩愈等人引用《大学》原文，始为人所注目。到宋代，二程特别是程伊川（程颐）很重视《大学》，甚至将它从《礼记》中抽出单独成篇。其后，二程的追随者朱子更把它与《论语》、《孟子》及《中庸》合编为《四书》，并写成《四书集注》（又名《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由此成为日后儒者必读的经典。
《大学》的作者，旧传为曾子（曾参，孔子弟子），但不可信；一般学者以为成书约在秦汉之际，非一人一时之作，是儒家学者继承及发挥孔子、孟子等儒者思想而成书。
原书本无分章节，但朱子依据其内容思想并加以编辑修订，区分为经一章、传十章，他以为前者由曾子所著，后者为其后学所著，经文是全书宗旨，传文则是对经文的解释。另外，朱子将全书宗旨定为以讲述三纲领、八条目为主，但因原书对格物、致知二条目语焉不详，朱子便认定原文有遗失，因此写成《格物致知补传》以令全书义理更完整。朱子的说法纯粹出于个人的推断，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但其整理原文的工作却令全书系统性更强，可读性更高，后来甚至成为最流行的版本。
历代儒者对《大学》一书多予正面的评价。唐代韩愈引用其关于修齐治平的言论，指出其发挥儒家重视现实伦理的长处。宋代朱子除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编成《四书》并作注外，更将《大学》视为“初学者入德之门”，在学习次序上有优先位置，并给予高度评价。明代王阳明也高度重视《大学》，甚至依据格物、致知等说法，建立起自己的致良知的哲学系统。近代孙中山赞赏《大学》以由个人道德修养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政治哲学，认为这是“应该要保存”的中国的“独有宝贝”。
本译注依据朱子的版本，对全文重新添加标点。在文本理解方面，以朱子的观点为主，并参考其他学者的说法。本书的注释和语译以现代的语言及提纲挈领的方式进行，希望初读《大学》的人士，对《大学》一书有概括而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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