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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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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学文丛”为文汇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一套文化随笔类丛书。“聚学”一词，语出范仲淹的“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意在聚合社科文化类名家的治学随笔、读书札记、史料笔记、游历见闻等作品，既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又有独到的观察与思索，兼具学术性、思想性和可读性，供读者闲暇翻阅时有所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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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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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 “聚学文丛”之一种，是知名学者谢泳先生的文史类随笔作品集。这部书稿共十八万字，是作者近年来于各大报章发表文章之合集，聚焦现代学林中的书人书事，以飨学者读者。内容包括关于陈寅恪的晚年诗、陈乃乾寄鲁迅寄书、施蛰存先生藏书四种、稀见宝卷经眼录等22篇文章。本书题材集中在近现代著名学者作家作品与民间文学的史料发掘及版本研究方面，资料丰富，涉及面广，研究方法则更加精进纯熟，常有醍醐灌顶之论。文笔精当，表述平实，表现出精深的文史修养和孜孜不倦的考证态度，富有个人学术研究的特色，也富于史料与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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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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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01关于陈寅恪的晚年诗
004陈寅恪晚年诗笺证七则
026陈寅恪与宝卷
034陈寅恪与中国小说
044冼得霖《双璧楼吟草》
061王国维纪念碑铭与陈寅恪原稿略异
063顾廷龙记陈寅恪失书事
065黄萱笔记掇琐
077循园《唐三藏圣教序旧拓高阳未断本》观后
085陈乃乾记鲁迅寄书
087施蛰存先生藏书四种
091刘大鹏的一篇寿序
095乾隆刻本《资敬堂诗合抄》
103常赞春与张友椿论文书
109敦煌曲《十二时》变体遗存二例
119越剧《泪洒相思地》源出《再缘宝卷》
127高平秧歌《打酸枣》
133清代《绣荷包》山西变体一例
139补说《西厢记》中一个字
142永福堂《西厢全图》发现记
157新见清抄本《琵琶记》绣像
170稀见宝卷经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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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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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杂录》自序
谢泳
现在电子检索文献极方便，但我还是喜欢读书，因原始读书有阅读快感，原先记忆中存在的问题，读书过程中遇到了，发生联想，再去检索，然后解决。电子检索的先决条件是你得先产生观念或将相关问题浓缩成词语，但有趣的文史问题，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没有直接关系，一望而知则无研究必要，如何建立这个关系才见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产生的问题是不是有研究价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为一个智力问题。直接的问题易于使用电子检索，知识性的问题最适合机器，但缺少趣味，它更接近技术工作，而原始阅读仿佛艺术活动。
文史工作还是原始阅读为上，早年记忆优先，电子检索靠后，通过机器产生的发现乐趣，对记忆和联想力的要求相对较低。敦煌卷子发现后，王国维他们因为有早年深厚的知识基础，一看就能与过去的记忆建立关系，很快就有新的发现。陈寅恪总结王国维治学方法的“二重证据”经验，就是早年记忆的旧知识和新出史料会面。
近年的中国文史研究中，辑佚工作的收获很多，中国现代文学尤甚，但我们都知道，这其中的许多工作是通过机器来的，不是读书多见广识的结果。文史研究，毕竟是智力活动，过去文人学者，多有逞才炫博的毛病，陈寅恪、钱锺书也不例外，这固然是特殊偏好，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过程中展现的智力乐趣，文史知识要瞬间联想和脱口而出才有意思，翻手机最便捷，也能解决问题，但无趣味。
文史工作和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区别，它一定要有“闲”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过分直接，易索然无味。习见知识，机器时代，实在无必要再说一遍。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实，但求“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梁启超、胡适他们总强调学术研究的趣味，就是这个意思。
网络时代，机器瞬间能找到的史料，严格说就不是史料，是现成知识，现成知识只能是解决新问题的辅助史料，其间，找什么史料比能不能找到重要得多，知道找什么史料是研究，能不能找到是技术，而知道找什么史料包含了学者的趣味。文史研究应当考据优先，诠释靠后，考据的生命力长久，诠释则见仁见智。史料新旧虽是一个相对问题，但新史料一定是在有新问题前提下才产生的，能开新局面的学者多是直接阅读文献，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了难点，再去寻求机器解决。
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学者，总能长篇大论，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长篇大论和高头讲章，总是在别人已见史料或者原创结果上的延伸，如果别人不开这条路，他们便不知世上还有这条途径，他们只会顺着讲，或反着讲，而不能从头讲，不能破题。不能开新领域，自然也就谈不到原创力。陈寅恪研究《再生缘》，结论对错不重要，他能发现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这就是真正的学术工作，如果没有他的工作，后来关于陈端生和《再生缘》的所有文章，自然也就不会有了，或者要晚很多年才会有。《柳如是别传》也是同样的情况。他愿意把精力放在这方面，这就是远大的眼光。他晚年是一个盲人，还能做这样的研究，可见早年记忆和联想力是如何发达。近年来，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宝卷研究很热，但这个工作的第一功要记在郑振铎头上，是他最早看出了宝卷的复杂性及丰富性，后来的研究，严格来说，都是在他的基础上才有的。现在写本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这是机器时代文史研究的新出路。因为凡印本在逻辑上都不可能有唯一性，无论是雕版、珂罗版、石印或现代印刷，而写本一般都具唯一性（特殊情况下少量抄本例外），印本最适合机器时代的检索，而写本（正式抄本或民间抄本）在未经研究者重视前，不可能使用机器检索，所以写本研究的第一要求是必须最早发现原抄本，进入图书馆和收藏机构的抄本逻辑上均有记录，有记录的东西对机器来说都不是问题，而文史研究的趣味则在发现，特别是散落在民间的抄本，如古代戏曲、古代小说、宝卷、杂字、蒙书、契约及其他民间文书等。如果研究者能将眼光投向这些未经注意的东西，就会产生知识增量，才是有意义的学术积累。
机器时代，靠检索辑佚，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它让传统文史研究的趣味大为减少，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一向的认识是顶级作家才辑佚，普通作家多数没有必要专门辑佚，应当取“大年三十逮个兔子”的态度，阅读过程中遇到了，随手解决就好，不必专门刻意为之。
2023年春日
关于陈寅恪的晚年诗
陈寅恪的晚年诗，主要指他到岭南大学后的诗。关于这部分诗，从余英时、胡文辉到刘斯奋、陆键东等，均各有解释，虽多有争议，但彼此也有一个共识，即每种解释都是个人理解，没有对错之分，不同的理解只是为了更切近陈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他的思想状态。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选择中比较，接受自己感觉较为合情合理的解释；不接受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无非一首诗，虽然陈先生足够伟大，但晚年一首诗，也不至于重要到什么程度。
对陈先生晚年诗的不同理解，其实也有一些前提是大家公认的：一、晚年陈诗确有寓意；二、陈先生明确对黄萱说过“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三、时间空间相合，具“闻见之可能”；四、人事一定要有交集；五、陈先生有今典意识。现在解陈诗的人，都没有违背这个前提，而将陈诗寓意与完全无关的人事穿凿附会。陈诗今典，可能涉及郭沫若、冯友兰、章士钊、岑仲勉、高亨、陆侃如夫妇等，这个大判断与他们新时代出处完全相合，其他只是联想和理解的差异，是见仁见智的事。
诗无达诂，过去有千家注杜，今天有多人解陈，应当说都是正常现象。对一首诗的理解，保留不同意见是好事，在各种解释中，努力寻找今典，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多种声音才好听，我再举一例说明。
1961年9月3日，陈寅恪有四首《赠吴雨僧》绝句，其中最后一首是：“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讵公漫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
此诗余英时认为指最高当局，胡文辉寻出的今典是郭沫若，我后来注意到冯友兰一首诗中语词与陈诗的关联，以为是指冯友兰。这几种意见，都注意到了陈诗可能的寓意，各自都有一点儿根据，接受哪一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理解陈诗提供了多种角度，以后根据更多新史料或偶然联想，再出新方向，也完全在情理之中。“蓬莱清浅水西流”一句，胡文辉从《神仙传》到苏东坡、王国维诗，查证古典非常详备，意谓“要等到天翻地覆，谓遥遥无期”，完全可以讲通。我后来偶然看到黄云眉《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才知道书中有一篇《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此文原刊山东大学1955年第8期《文史哲》，黄文完全不同意陈寅恪《论韩愈》的观点。虽然过去了好几年，但吴宓、陈寅恪是老友相会，必言私事，说起近年的感受，涉及黄云眉文章，在情理上不无可能。单说黄文是“弦箭文章”，似稍嫌过重，但在那几年批判陈寅恪的文章中包含黄文则是可能的；“蓬莱清浅水西流”一句，过去解释，似与全诗意味稍感隔膜，如结合黄云眉文章，认“蓬莱”借指山东或山东大学教授，吴宓定能会意，流露陈寅恪对黄文或山东大学教授的不满情绪，陈寅恪在此前后，曾有《贫女》和《高唱》二诗，我认为均指山东大学教授。此处用《神仙传》里麻姑语“向到蓬莱，水乃浅于往者略半”，感觉语义双关，似更近诗意，符合私人情绪表达。“不出卑田院里游”的感慨，放在郭沫若、冯友兰或黄云眉身上，都合适。至于“讵公漫诩飞腾笔”之“讵公”，似也不必拘泥于非大人物方能适用，或只是一种夸张的代称，如再将“飞腾”与“云”字关联，那就更会被认为是“匪夷所思”了，但有黄云眉文章一事，如此联想，不过增加一点儿阅读趣味，似也不必太认真。陈寅恪多年后回忆旧句“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时，曾特别感慨“十六年前作此诗，句中竟有端生之名”，这“端生”二字在句中还不相连，若非夫子自道，而为外人解出，则无疑是穿凿附会了。
寻找晚年陈诗今典，不是要所有人都接受，只是提供一种理解陈诗的思路。我多次说过，解陈诗一定要试错，知道方向错了，别人就不再往这方面思考，也许就能找到其他更合情合理的解释方向。我们不能起陈先生于地下，只能依靠各自的猜想判断。陈诗今典很重要，如不寻出陈诗本事，有些就成打油诗了，我想陈先生还不至于无聊到那个程度。
（原载《今晚报》202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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