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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世传儒业，交游天下
魏徵自小受到父辈影响，以天下为己任，曾以道士的身份交游天下，史称“多所通涉”“ 落拓有大志”
漂泊无定，五次易主
魏徵虽有才能，但始终未得展示，先后效力于元宝藏、李密、李渊、窦建德，以及太子李建成，甚至曾向李建成建议尽早除掉李世民。
君臣际遇，相辅相成
玄武门事变后，魏徵为李世民所用。他告诉皇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数次直言针砭时弊，劝谏皇帝偃武兴文，以百姓为重，使皇帝对他也敬畏三分，君臣联袂开启贞观盛世。
《十渐不克终疏》
贞观之初，太宗励精图治，兢兢业业。至贞观中期，有所懈怠，骄纵享乐念头逐渐滋生。魏徵上千古名篇《十渐不克终疏》，给太宗敲响警钟。
位极人臣，身后风云
魏徵官至宰相，绘像凌烟阁。他故后，太宗曾感慨：“朕亡一镜矣！”后因魏徵举荐侯君集等人谋反，太宗毁掉公主与魏徵长子的婚约及毁掉了当初亲自给魏徵提写的碑文。直到太宗兵败高丽，不禁感慨：“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后重新修复，再刻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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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唐太宗的朝堂之上可谓群星闪烁，人才济济：杜如晦、房玄龄、秦叔宝……他们是李世民打下江山、登上皇位的班底。和他们相比，魏徵可谓出身低微，迫于生计，做过道士。隋末天下大乱，义军风起云涌，魏徵为了现实自己的政治抱负，先后效力于元宝藏、李密、李渊、窦建德，太子李建成，在辅佐太子李建成时，曾建议其尽早除掉李世民。“玄武门政变”后，李世民看中魏徵敢于讲真话，还是一位治世能臣，便重用了他。
魏徵刚直不阿，屡犯龙鳞，数百次直言劝谏皇帝，致使太宗以“天下为公”，以“百姓心为心”，任贤使能，偃武修文。君臣二人齐心协力，开启了“贞观之治”，助太宗缔造了大唐盛世。魏徵也获得了“千秋金鉴”的赞誉，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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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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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南开大学历史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从事历史人物传记和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创作，擅长以共情的方式赋予历史人物以生命力，让一个个历史人物从枯燥的文字中走出来，变得鲜活饱满、栩栩如生。已出版《中国古代北方国防研究》《彭德怀传》《南线决战：淮海战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榜样》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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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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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传儒业，交游纵横
第一节 忠正家风，世传儒业
第二节 生逢乱世，贫困少年
第三节 道士游学，心系天下
第二章 乱世落魄，大志难酬
第一节 中原烽烟，群雄并起
第二节 投身瓦岗，籍籍无名
第三节 初次降唐，劝降李勣
第四节 黎阳被俘，二次降唐
第三章 太子之争，玄武事变
第一节 入幕东宫
第二节 储位之争
第三节 喋血宫门
第四节 化险为夷
第四章 初入朝堂，主圣臣良
第一节 安辑河北，开启新篇
第二节 忠良之辩
第三节 君臣倾心
第五章 直谏佑苍生（上）
第一节 力阻分封
第二节 偃武兴文
第三节 倡导谏诤
第四节 选贤能，黜奸佞
第六章 直谏佑苍生（下）
第一节 阻纳郑女，规范后宫
第二节 封禅泰山
第三节 帝王亲情
第四节 十渐不克终疏
第七章 民本思想
第一节 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第二节 明德慎罚
第三节 抑制贪腐
第四节 严防骄奢
第八章 大唐风华，贞观长歌
第一节 编纂《隋书》
第二节 安抚四夷
第三节 千古君臣，国泰民安
第九章 鞠躬尽瘁，至死不渝
第一节 储位之争
第二节 太子太师
第三节 最后岁月
第四节 溘然长逝
第五节 身后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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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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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这位千古明君口中的“人之镜”，就是本书的主角——魏徵。
魏徵以敢于犯颜直谏留名千古。他一生刚直不阿，效忠李世民后屡犯龙颜，他对皇帝的逾矩之行处处约束，对皇帝考虑不全之事处处提醒，甚至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君怕臣”的现象，他不仅自己获得了“千秋金鉴”的誉称，而且给李世民树立了纳谏如流、勤俭治国的英明帝王形象，二人成为明君忠臣形象的代表。
魏徵虽然当过太宗的侍中(宰相之一)，但他大部分政治生涯都是以谏臣的形象出现。然而，正是这位“状貌不逾中人”的谏臣，却不畏皇权，倾其一生对皇帝起到了约束和监督的作用。在效忠唐太宗的十七年中，魏徵共提了264条建议，被唐太宗全部采纳。在皇帝的支持下，魏徵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实现“贞观之治”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谏臣的最佳代表。在中国封建专制史上，他的种种事迹，绝对是难得一见的。
魏徵出生于一个落魄的士族之家，魏徵的父亲魏长贤因为犯言直谏，触怒了皇帝，最终黯然离开官场，他也因此受到了魏家其他人的排挤，不得不搬离故乡，几年后郁郁而终，年纪尚幼的魏徵生活顿时陷入困顿之中。
此时的魏徵并没有什么赖以为生的本领，为了活下去，他不得已去当了道士。常言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年少时的贫困不但磨炼了魏徵的心志，也使得魏徵对于民间的疾苦有了充分的了解，这对于此后魏徵的从政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业七年（611年），随着王薄起义在山东爆发，各地起义如星火燎原，举国鼎沸，天下开始大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魏徵毅然投身于这场历史洪流之中，投靠了中原枭雄、瓦岗军首领李密。武德元年（618年），李密被王世充击败，魏徵随李密归降李唐。后魏徵毛遂自荐，请求安抚山东，招降李勣。但是此时窦建德击败李勣，李勣、魏徵等人均被俘虏，魏徵不得不为窦建德效力。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军东征中原，在虎牢关之战中大获全胜，擒获窦建德和王世充，威震天下，魏徵得以再次入唐。太子李建成听闻魏徵的名声，请他担任太子洗马，礼遇甚厚。
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威名满天下，他和李建成之间的储位之争也变得日渐白热化。任何一方一旦失败，都将万劫不复。但是魏徵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既然李建成对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就要为其付出一切。
最终的结局众所周知。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夺取太子之位。李世民看重魏徵的才能和气节，便将其赦免，招至麾下效力。李世民和魏徵这对君臣，至此终于相遇，他们两人将携手，开始共同缔造大唐盛世！
从武德九年（626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为李世民服务了十七年。这十七年里，魏徵先是担任谏议大夫，后来转任尚书左丞，这都是掌监察的官职。贞观七年（633年），魏徵就任门下省长官侍中，正式成为宰相，参决朝政。贞观十年（636年），魏徵被封为郑国公。贞观十六年（642年），李世民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负责辅佐太子李承乾。
在从政过程中，魏徵多次直言进谏，推行王道，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主张“薄赋敛”“轻租税”“息末敦本”“宽仁治天下”等，辅佐李世民共创“贞观之治”。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徵去世，李世民亲临其葬礼，痛哭流涕，并为魏徵废朝五日，赐谥号“文贞”。魏徵死后可谓备极哀荣。其去世的次月，李世民命人为二十四位功臣绘像于凌烟阁，魏徵位列其中。
但是随后事情却发生剧变。不久之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生，已经去世的魏徵也受到牵连，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李世民对魏徵心生恨意，于是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无功而返，回师之后他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于是李世民为魏徵恢复名誉，并重新为魏徵立起墓碑。
魏徵光辉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他的威名并未随着他肉体的陨灭而消失，反倒是在千余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世上广为流传，时至今日，亿万中国人依然记得魏徵这个名字。
古语有言，文死谏，武死战。直言敢谏本来就是文臣最基本的品格，中国古代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非常多，为什么魏徵可以流芳千古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魏徵的进谏是讲求方法的。魏徵善用对比来彰显道理，他曾给李世民下了“忠臣”与“良臣”的定义，又表明自己誓做与君双赢的良臣，希望皇帝不要把他“逼”成一个愚忠之臣，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魏徵的谏言，虽激切，但从不失分寸。在《十渐不克终疏》中，他罗列唐太宗诸多错误，甚至多以诘问的语气，不可不谓尖锐：“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岂曰择善而行者乎”，句句直击内心。但他在批评的同时，很好地掌握着尺度。他的每一条批评都不是对皇帝的全盘否定，而是先肯定皇帝的功绩，比如他常将李世民与尧舜等贤王并提；在指出问题与缺失时，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遮掩，但是在用词上十分谨慎，如“稍乖曩志”“多所忽略”“微有矜放”等，意为皇帝只是稍有疏忽、稍有忽略。言外之意便是这些错误是无心为之，也很容易改正。这让李世民既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可以很好地接受建议。
第二，魏徵一心为公。魏徵说话有时候尽管十分尖锐激烈，丝毫不给李世民面子，甚至很多时候让李世民下不了台，但是他毫无私心，所有主张都是为国为民，为江山社稷。魏徵的这份公忠体国之心也得到了李世民的赞赏，因此魏徵的建议基本都能为李世民所接受。更重要的是，魏徵的这份公忠体国之心十几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第三，李世民成就了魏徵的千古美名。李世民和魏徵之间是相互成就的关系，魏徵为国家鞠躬尽瘁，为贞观盛世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李世民虚怀若谷，对魏徵包容、重用，能够让魏徵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
今天，我们重读魏徵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了解他的生平过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魏徵身上的品质。常言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从古到今，不管是哪一个时代，都是曲言附和、庸庸碌碌者多，锐意革新、敢说真话者少，所以像魏徵这样的人才会显得难能可贵。我们当像魏徵一般，能顶得住压力，志存高远、刚正做人，同时也要学习他说话、做事的分寸感——人生艰难，当守正道，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生活陷入困境之后，魏徵是怎么做的呢？史书记载魏徵“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也就是说魏徵胸怀大志，不屑从事俗事，不愿沦为寻常百姓。这应该是史书中比较委婉的说法，当时的魏徵家道中落，并没有资本做什么营生，而他生在一个文化氛围很重的家庭，自然也不会什么可以谋生的手艺。可是生活总还要继续，于是魏徵作出了决定——当道士。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曾经当过和尚或者道士的并不多见，最著名的自然是当过和尚的朱元璋，除了朱元璋之外，应该就数魏徵了。魏徵为什么要去当道士呢？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可以分析出主要原因有两个：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
首先说一下个人原因，其实这很简单，就是为了活下去。
在隋朝，和尚和道士都是受到优待的，他们不用纳税，也不用服劳役，所以生活负担要比平民百姓轻得多。此外很多道观和寺庙都有自己的土地和产业，这可以带来不菲的收入，更别说道观和寺庙还会收到信众奉献的大量香火钱。当时比较大的道观和寺庙，收入是非常丰厚的，在很多地方甚至成了当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在乱世中仍有财力盖起恢宏的殿宇，塑造金碧辉煌的雕像。如果能够进入这样的道观和寺庙，那生活是绝对不会差的。
南北朝时期，佛教远比道教兴盛得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生动的写照。至于魏徵为什么不去当和尚，这和北周武帝灭佛运动有关。在南北朝时期，寺庙的土地不用交税，僧侣也不用服劳役和兵役。随着佛教势力的日益扩大，其占有的土地和人口越来越多，这就给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劳役、兵役的征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此，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灭佛，佛像全都被毁，寺庙被收为国有，寺僧均被勒令还俗。灭亡北齐之后，宇文邕又在北齐境内大规模灭佛。因此在魏徵年轻的时候，遭受到沉重打击的佛教尚未恢复，寺庙较少，想出家为僧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只有当道士这一个选项。
接下来是社会原因，魏徵之所以要当道士，是因为当时的天下已经逐渐失控了，乱世之象已经初现。根据《新唐书·魏徵传》记载，“隋乱，（魏徵）诡为道士。”也就是说，看到天下将乱，所以魏徵决定当道士。
其实在魏徵二十五岁之前，是不存在“天下将乱”这个问题的。虽然杨坚篡夺了北周的政权，并通过血腥的杀戮坐稳了江山，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他却是难得一见的有为之君。杨坚继位之后，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多次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在杨坚的治理之下，隋朝疆域辽阔，国泰民安，史称“开皇之治”。
公元604年，杨坚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庙号高祖，谥号文皇帝，他的儿子杨广继位。杨广继位后，选择“大业”作为自己的年号。“大业”，顾名思义就是宏大的功业，杨广选择这个年号，就是想向天下表明自己要建立一番超越古人的伟业，成为千古一帝。于是，杨广开始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征程。
大业元年（605年），刚刚继位不到一年的杨广就下令营建东都洛阳，历时十个月，每月使用民夫二百万人，在这个过程中死者十之四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民怨四起。
同年，杨广下令开凿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至余杭，历经六年时间才修建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前后征调民夫数百万人，因为工期紧迫，条件恶劣，死亡的民夫不计其数。
大业元年（605年）八月，杨广率二十余万人巡游江都，共动用船只五千二百多艘，前后绵延两百里，使用纤夫八万余人，所经州、县供献饮食，耗费无数，此后杨广又先后四次巡游江都。
大业三年（607年）七月，杨广第一次北巡途中，“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次年，杨广第二次北巡途中又征男丁二十万，修筑自榆谷而东，西接朔方的长城，并将朔方以东的城、堑改造为长城，向燕、代一带延伸。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率军远征吐谷浑，虽然战事顺利，但是进军途中遭遇严寒，数万大军被冻死大半，损失惨重。
大业八年（612年），杨广下令远征高句丽。他下诏集结天下的军队，无论南北远近，都要会合于涿郡，各路隋军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一百一十三万，而为大军运输物资的民夫更多。结果隋军先头部队三十万人一败涂地，回来的还不到三千人。次年杨广再次远征高句丽，又一次无功而返。
在杨广的暴政之下，国家开支浩大，征发无度，人民负担沉重，民不聊生。此时的隋朝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引爆，动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那为什么天下将乱，魏徵却要选择当道士呢？除了前面我们讲过的有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以外，此时当道士还有以下两点好处：
第一，安全。在迷信思想盛行的封建社会，即使是再凶残的强盗土匪，也很少有人敢抢劫寺庙和道观，因为他们怕遭到九天神佛的惩罚，所以寺庙和道观经常成为平民百姓的避难所，在里面是比较安全的。
第二，行动方便。身穿道袍，云游四方，便于掩人耳目，无论去什么地方都不会引人注意，并且还可以到道观投宿，食宿成本都是比较低的，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便利条件。
在道观的这几年，魏徵并没有荒废时间，史书记载他“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里魏徵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所不通，看到天下将乱，他尤其钻研纵横家的学说。
纵横家，指的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人群。在战国时期，纵横家是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他们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出谋划策多从主观的政治理想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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