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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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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仲平、王逸舟、宋新宁、翟东升联袂推荐。专业学者斯文·毕斯科普概述《世界秩序》欧洲版。一部全球视野下的国际战略指南，讲述当前诡谲云涌的大国博弈及未来趋势，剖析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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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当前的世界是一个重回到大国竞争的世界，理解这些大国的重大战略至关重要。这本书介绍了分析大国战略的十个关键词，并展示了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是如何形成他们今天的战略决策的。作者呼吁和平稳定、互惠共赢的国际关系发展格局。
这部作品概述了如何建立减少对抗性的国际策略以及更加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巧妙而生动地围绕十大战略关键词展开，讲述了大国对于“竞争”“理性”“创新”等十大关键词做出的抉择，将理论、历史和当前政策分析相结合，严谨清晰、通俗易读。本书是一部全球视野下的国际战略指南，也是对21世纪地缘政治的规范性论述，帮助读者看懂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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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斯文·毕斯科普（Sven Biscop）
比利时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根特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欧盟对外战略、欧盟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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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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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什么大战略和大国依然重要
第1章 简单：但并不容易
第2章 竞争：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战略
第3章 理性：理性高于意识形态和情感
第4章 结盟：一个国家需要盟友，但并不总是能自由选择
第5章 全面：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 ——都是国家实力
第6章 创新：是科学，也是艺术
第7章 灵活：决策，实践，再决策
第8章 勇敢：敢于承担，敢于放弃，敢于坚持
第9章 肮脏：大国都能独善其身吗
第10章 主动：战略指导行动
结论? 大国要保持接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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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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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订计划和决策的灵感之源：我相信，没有哪个指挥官敢发誓说某个计划或构想完全源于自己的大脑。对命令进行思考需要全神贯注，而在命令发布后，让人说出一个伟大计划的最初灵感是来自自己的大脑还是来自外界的提示，这是不可能的。
我只是个大学老师，工作压力比统帅军队小得多。但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样，我不敢说本书中的每个概念都是我的独创。我同时在根特大学和比利时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Egmont-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Brussels）任职。布鲁塞尔是欧洲的外交事务中心，我的工作岗位给了我很大的便利，我总是能接触到许多有趣的人：本校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欧洲各国、美国和亚洲各国智库的同行，军官，外交官，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成员国和在布鲁塞尔有代表处的国家的官员。我与他们中的很多人结下了友谊，他们分享的见解也让我获益良多。我们总是在不停地讨论，这有助于我产生新的创意，并使我的思维更加敏锐。最令人兴奋的讨论时光，往往是在共饮或聚餐时。“晚餐吃得好，报告才写得好。”我们比利时人对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塔列朗的这句名言从来都深信不疑。
虽然身处这个总能给人以启发的群体中，增强了我的自信，但以大国战略和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写一本书，仍然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当然，我不会假装自己是个了解这些国家及其政策的专家。因为我不会说中文和俄语。尽管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等重要文档都有英文版，但我也只能从两国学者发表在英文出版物上的文章中学到一些皮毛。但幸运的是“条条大路通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所有的智库都会定期派代表访问欧洲，我有很多机会向这些优秀的访客请教。同时，我每年都会到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讲授一门暑期课程，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年度讨论会，这让我有机会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学者直接交流。2020 年，因为新冠疫情，这两个项目都中断了，虽然我也会通过网络开展交流或进行集体讨论，
但面对面的现场交流是不可替代的。我与欧盟、美国和英国学者的接触，是很充分的。此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也一直在搜集其他语种的资料。在引用它们时，是我亲自翻译的。
不过，这些工作并不足以让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或一个气候变化专家，也不能让我深入理解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知识。我是一个政治学家，必然把注意力放在我最熟悉的国际政治方面：外交和防御。我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国内经济发展良好、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阿拉斯代尔·罗伯茨（Alasdair Roberts）也建议，应该将一个国家的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放在一起研究，因为“如果分为国际、国内两个大战略，哪一个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大战略”。写作这样一本书，一个人不能只精通国内事务。
本书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分析在一个国家内部怎样构建力量基础，而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基础稳定的情况下，怎样在国际政治中运用自己的力量。我的目标是让每个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的人，都能读懂这本书。因此，我遵循伟大的历史学家休·特雷弗 - 罗珀（Hugh Trevor-Roper）的教诲：“生命短暂，如果不愿意努力把文章写清楚，就不要期待有人会去读它们。”我认为，政治学家的责任并不是创作只有其他政治学家才能理解的专业论文。和麦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一样，我期待“在一个社会科学不会被令人费解的理论方法或晦涩不明的后现代主义评论束缚的年代，历史和当代事件的面纱能够以新的方式被揭开，为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见解”。我以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为工具，展示出不同议题之间的关系。我使用了很多历史上的案例，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历史学的热爱，还因为如果对过去一无所知，人们很难充分理解今天的国际政治，而且以史为鉴，能让我们将问题看得更加透彻。
“我是一个专业的外交官，而他们是历史学教授。因为虚荣，我们之间产生了可笑的冲突。” 在 1919 年巴黎和会上，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与美国代表团的非外交官人员会面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作为学者，我一直是个观察者，有时候也会建言献策，但我并没有任何越俎代庖的打算，所以类似哈罗德·尼科尔森遇到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了。教授的一部分职责是研究各种思想，得出客观结论。他们做出的优秀研究成果，会被纳入国家智库，供决策者作为决策依据。
“把高度专业的学术文章、学位论文和易守难攻的‘小型堡垒’（关于地区局部问题的课题）作为避风港，是着眼于创作大场面著作时常见的错误，但堆积如山的细节和我对同事高度警觉性的敬畏，极大地降低了我犯错的可能。”与大部分学者一样，我也经常会躲进这样的避风港。比如，我曾写过关于欧洲防务合作技术性细节的论文。当然，从各个方面讲，欧洲的防务问题都是一个“小型堡垒”。然而，只有了解了大局，才能理解细节。我在本书中试图描述这样的大局问题，并愿意承担所有错误带来的风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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