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种植园治理 vs 反奴隶制革命
帝国主义扩张 vs 反法西斯民族独立斗争
恐怖主义袭击 vs 全球反叛乱行动
在这些西方建立并合法化其霸权的斗争中，视觉性（否定非西方主体的看的权利，垄断对历史进行可视化的权力）如何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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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安妮·弗雷伯格开拓性学术奖”获奖作品
理解视觉文化研究核心概念“视觉性”无法绕开的著作
一部典型的跨学科、跨地域的著作，以一种全球性的视野，拆解了一段由西方人规定什么可以被看见、什么不能被看见，谁可以看、谁不可以看的漫长历史，阐述了一种高度原创的视觉性理论，建立了一个关于视觉性/反视觉性的庞大论述体系
J. T. 米切尔：《看的权利》是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部杰作，它为这一新兴学科设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简·贝滕斯：这本书的问世彻底改变了视觉研究……米尔佐夫的作品做到了所有这些：提供新的视角，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揭示被隐藏之物，解决难题。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美国视觉文化理论家，纽约大学媒体、文化和传播系教授。米尔佐夫是视觉文化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其专著包括《沉默的诗歌：现代法国的耳聋、手语和视觉文化》（Silent Poetry: Deafness， Sign and Visual Culture in Modern France， 1995）、《身体图景：艺术、现代性与理想形体》（Bodyscape: Art， Modernity and the Ideal Figure， 1995）、《视觉文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1999/2009）、《观看巴比伦：伊拉克战争与全球视觉文化》（Watching Babylon: the War in Iraq and Global Visual Culture， 2005）、《如何观看世界》（How to See the World， 2015）等，其编著包括《视觉文化读本》（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 1998/2002）、《流散与视觉文化：表征非洲人和犹太人》（Diaspora and Visual Culture: Representing Africans and Jews， 2001）等。
引言 看的权利或如何利用视觉性和反视觉性进行思考
我想主张看的权利（the right to look）。该主张是为了获得真实权利，这不是次，也不会是后一次。我的请求或许显得奇怪，毕竟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我们从新旧媒体上看到了双子大楼的倒塌、新奥尔良等城市的沉没以及无休止的暴力。但是，看的权利不是关乎看见，它始于个人层面，通过注视他人的眼睛来表达友谊、团结或者爱。这种看必须是相互的，每个人都对他者进行虚构，否则它就无法成功。正因如此，这种看是无法表征的。看的权利争取的是自主权，它既非个人主义也非窥淫癖，而是对政治主体性和集体性的要求：“看的权利。对他者的建构。”这句话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首创，用来描述马里-弗朗索瓦·普丽莎（Marie-Fran?oise Plissart）的一个专题摄影。照片中的两名女子如情侣般暧昧地追逐着对方，彼此注视并试图了解对方。这种对他者的建构十分常见，它可能是共同的，甚至是共有的，因为这里存在一种交换，却没有创造盈余。你或你所在的群体使他人得以了解你，与此同时，你也了解了他人和你自己。这意味着，想要主张看的权利，明辨是非，首先需要对他人进行认知。只有主张主体性才能获得自主权来处理可见与可述之间的关系。警察对我们说，“走开，这里没什么可看的”，这时我们就与警察发生了看的权利之争。恰好有东西可看——我们了解这一点，他们也不例外。看的权利的对立面并非审查制度，而是“视觉性”，是那种命令我们走开的权威，那种可以看的独家声明。视觉性乃旧语，并非当今用来指代所有视觉图像和视觉工具总和的流行的理论用语，事实上它是19世纪早期的一个术语，意指历史的视觉化。这种（视觉化）实践肯定是靠想象而不是靠感知，因为视觉化对象数量过多，无法被人一一看到，而且它们主要通过信息、图像以及思想等渠道产生。把视觉化组合起来的能力体现了视觉化者的权威。反过来，对权威的授权需要永久性地更新，使之被公认为是“合乎常理的”，或者说，它需要每日更新，因为它总是在遭受质疑。于是，看的权利所主张的自主权遭到了视觉性权威的反对。但是，看的权利是位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如何利用视觉性和反视觉性进行思考呢？视觉性初的领域是奴隶制种植园，庄园在监工的监视下运行，监工代行庄园主的主权。对奴隶的暴力惩罚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主权监视，但这种监视维持了一种现代劳动分工制度。从18世纪后期开始，视觉化成为现代将领的特质，这是由于战争扩大，战况过于复杂，没有人能够一览整个战场。现代战事中的将领根据属下（subalterns）（新设立的专门收集情报的级别军官）提供的情报以及自己的想法和想象，负责对战场进行视觉化处理。这也正是卡尔·冯·克劳斯威茨（Karl von Clausewitz）所倡导和践行的。那时，即1840年，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年）首次用英语的“视觉性”一词来指称他所谓的英雄式领导的传统，即对历史视觉化以维持独裁的权威。卡莱尔试图把英雄想象成一个神秘人物，一束“灿烂夺目的光源，使靠近者身心愉悦［……］一束上帝赐予的自然之光”。假如视觉性曾是种植园里的权威的补充，那么如今权威就是那束光源。光是神圣的。因此可以看到，权威影响事物的发展，并且给人一种合情合理的感觉：它是审美的。视觉性是权威的暴力和隔离的补充，它投入“历史”，构成了一种看似自然的“复合体”（complex）。因此，看的权利所主张的自主权与视觉性的权威形成对立。视觉化是视觉性的产物，意指权威所能感知到的“历史”过程的创造。视觉性力图表明“权威”是不言自明的，是一种“合理划分，统治权据此为视觉性的合法性强加了合理的证据”。无论这一过程被冠以何种名称，它并不单由身体意义上的视觉感知所构成，而是由一系列的关系组合所构成，这些关系将信息、想象力和洞察力整合成一个身体和心理空间。我并不是要为“视觉性”赋予能动性，而是要按照现在司空见惯的做法将其视作有实质影响力的话语实践，正如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凝视或透视那样。视觉性的既定模式由一系列行为构成，它们主要归为三类。其一，视觉性通过命名、范畴化和下定义进行分类，福柯称这一过程为“对可见事物的命名”。视觉性形成于奴隶制种植园的实践——从种植园空间的映射到经济作物栽培技术的鉴定以及发展这些技术所需要的精细化劳动分工。其二，视觉性遵循社会的组织方式把不同群体分隔开来。视觉性对它的视觉化对象进行分离与隔离，避免他们凝聚成诸如工人、人民或（去殖民化的）民族之类的政治主体。其三，视觉性使这种分离式的分门别类看上去是合情合理的，因而也是审美的。正如去殖民化评论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所说，如此反复的体验会产生一种“尊重现状的审美”，这种审美恰如其分，关乎责任，让人感觉合情合理，因而赏心悦目，终甚至美妙无比。分类、隔离和审美化共同构成了我所说的“视觉性复合体”（complexes of visuality）。所有这些柏拉图主义都依赖于一个奴性阶级，无论他们是否为正式的动产奴隶（chattel slaves），其任务就是做该做的事，别无其他。我们可能会参与做这些事所需要的任何劳动——视觉上的或者其他劳动，但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看的权利主张从这种权威中获得自主权，拒绝被隔离，而且自发地创造新形式。这种权利不是为了宣告或者倡导人权，而是为了主张作为民主政治之核心的真实权利。民主政治既不是救世主，也不会即刻降临，它拥有一个持续的谱系——从反对各种奴隶制到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政治，这个谱系就是本书要探讨的内容。主张看的权利已然意味着抛开这种自发的对立式消解方式，继而转向一种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基于它的一个首要原则，即“生存权”（the right to existence）。在与视觉性的对抗中产生的反视觉性的集合体试图与视觉性的各种复杂行动进行较量，并战胜它们。在此我将运用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激进谱系对这些术语加以解释（他的研究对我们的研究内容非常关键），同时我也强调并坚持认为它们源于历史实践。分类的做法遭到了被视为解放的教育的抵制，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的意志服从于他人的意志，智力行为也只服从于自身”。长期以来，从被奴役者奋力争取受教育权到19世纪的全民教育运动（这一运动［在美国］因法院受理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1954年］而达到高潮），工人阶级和底层阶级将教育视为至高无上的解放之路。教育是摆脱被分配的工作的切实可行的途径。隔离遭到了民主的反对，民主不仅意味着代表制选举，还意味着“无份之份”的权力地位。柏拉图指定了六类拥有权力的人：所有剩下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无份者，都是无足轻重者。在此，看的权利与被看的权利紧密相连。通过把教育与民主结合起来，那些被归类为“只适合工作的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权力的审美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情感和需求上与身体的审美相一致。这种审美并不是对美的分类，而是“一种位于政治核心的‘审美’［……］因为先验形式的系统决定了呈现在感官体验中的东西”。在本书中，这些先验形式主要围绕生活资料和我所说的“饮食政治学”。“饮食政治学”是一个来自非洲话语和非洲“流散”话语的术语。如今这个词可以被描述为可持续性。或许这些反视觉性并不是视觉上的，我也没有说过它们是。我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们都被视觉化为目标、策略以及个体和集体的想象形式。如果它们看起来并不“现实”，那么视觉性就向成功迈进了一步，“想象力”与“领导力”也就有了同一性。正是这种对真实、现实与现实主义的延伸感在视觉性与反视觉性的冲突中显得利害攸关。通过反视觉性的“现实主义”，人们试图了解从奴隶制种植园到法西斯主义和反恐战争期间，视觉性权威所创造的非真实性（尽管这种非真实性太过真实了），同时提出另一种真实性。它绝不是对生活经验的简单描述或拟态描述，而是对业已存在的现实的描述，用一种不同的现实主义与之对抗。总之，要么选择继续“走开”，授权给权威，要么声称有东西可看，使民主进一步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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