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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开国元老、“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亲笔自传
★简体中文版首次正式授权
★du家大量图片，完整呈现作者生平
★整本回忆录作者不自觉地透露出成功领导者迥异于失败领导者的特质：智慧、支配力、自信、知识及活动力。李光耀对新加坡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判断，他对变化着的世界的判断等等都充满了睿智。他的支配力可以从一些小事上就可窥出端倪。李先生的自信主要表现在，他推行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都是坚定不移的，不为众人左右。他的特质决定了他具有神召一样的影响力，有表现奇迹和预见未来的超凡能力。
★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 李光耀天生对时势具有极度的敏感，他在律师事务所当见习律师时能顺势而上，立刻组建人民行动党，提出符合人民实际意愿的行动纲领，经过曲折的过程取得政权。他作为天才的领导人，又能率领新加坡人民勇往直前，化危机为转机，从而创造了新加坡今日辉煌的成就，造就了骄人的“时势”：
1954—1959 反殖民统治；
1960—1961 人民行动党党内斗争与分裂；
1963—1965 新、马合并与分裂；
1965 独立建国；
1965—1971 经济蓬勃发展；
1980至今 领导权转移并继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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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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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先生从曾祖父母和自己的童年时代开始回忆，上私塾、小学、中学，出国留学，回国后当律师，终于踏上政治道路，自己组建人民行动党，提出符合人民实际意愿的行动纲领，经过曲折的过程取得政权。他作为天才的领导人，率领新加坡人民勇往直前，化危机为转机，从而创造了新加坡今日辉煌的成就。在里程碑一样的历史事件中（1954—1959 反殖民统治；1960—1961 人民行动党党内斗争与分裂；1963—1965 新、马合并与分裂；1965 独立建国；1965—1971 经济蓬勃发展；1980至今 领导权转移并继续发挥强势的影响力）作者不自觉地透露出成功领导者迥异于失败领导者的特质：智慧、支配力、自信、知识及活动力。该回忆录充分展示了李光耀先生的治国理念——精英主义、贤能制度、实用主义和亚洲价值，生动表现了他的一些治国之道，例如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维护种族和谐，对外开放，全民教育等等。当然李光耀在书中也用相当多的篇幅自述五十年来如何投注心力，制定和实施双语政策，把新加坡从一个语言复杂的前英国殖民地打造成一个多数人都通晓英文，同时懂得自己母语的团结国家，从而造就了新加坡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好形势。李光耀自豪地将双语政策称为“建国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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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光耀，生于1923年9月16日，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为新加坡前任总理，曾任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为新加坡的独立及崛起做出卓越贡献，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2011年5月14日，他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李光耀不仅是新加坡的开国元老之一，也是现今新加坡政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十二岁（1935年）时考入当地顶尖的莱佛士书院，后荣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赴英国留学。1949年毕业，获得“双重di一荣誉学位”。1950年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1950年回到新加坡，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54年，李光耀率领同道成立人民行动党，参加次年举行的首届选举。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在其任内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成功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发展成为亚洲☆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今天的新加坡政府以高效率、廉洁而闻名，人民生活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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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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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新加坡语言转型的经验
序
部分：一波一波的挑战
章 历史洪流塑造我的语文观
第二章 双语政策终于起步
第三章 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
第四章 时势造就了特选学校
第五章 华语运动32年细说从头
第六章 调整又调整 改革又改革
第七章 中国崛起带来的大气候
第八章 我的经验总结
第二部分 殊途同归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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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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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新加坡语言转型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兴国家，这些国家的特点是，社会上存在多种语言，殖民主义宗主国的语言加上各种当地方言，使得人们的语言习惯变得很复杂。
一个新兴国家百废待兴，最需要的就是统一人民的语言。新加坡在这方面，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丰富经验。
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之前，新加坡的学校分成四种不同语文源流：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其中以华文学校人数最多。
这本书里，我集中探讨我们如何把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把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来教导学生的问题。我们一直不断调整英文和各族群本身的母语（对华族而言就是华文）的教学，确保人们一方面能够掌握我们的行政语言——英文，另一方面也能掌握自己的母语。
为了维护各族群的认同感和承传祖先的文化，各族群以本身的母语作为第二语文是有必要的。
在各个族群中，以华族学生同时学习英文和华文的难度最大。汉字没有字母或语音符号，每个字是表意字或象形字，单从文字很难看出读音。一个人若从小没有学会汉字发音，长大了才学是加倍困难的。
我们的语言教育目标是在不影响学生掌握英文能力的前提下，为学生定下一个实际的华文水平。越常使用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运用能力自然越强。而一个人的语言天分和他的智商并不完全相关，智商同等的人在语言掌握能力上会有很大的差别。一般而言，女生的语言能力比男生强。
因此，我们得不时重新平衡英文和华文之间受重视的程度。讲华语的父母往往希望孩子有较高的华文水平，而对那些来自英语家庭的孩子来说，平日学习华文已经面临难题，若还要提高华文水平，他们的父母自然感到不满。双方好像拔河那样，拉来拉去。政治上的压力使得政府要在英文和华文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变得很困难，实际情况往往像钟摆那样，进两步，退一步。我们后来发展出了“单元模式”的教导方案，以照顾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但新加坡的双语教学很复杂，要不断求变，不能说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以后可以一直沿用，不做任何修改。
这本书写出我们50年发展双语教育的经验，要让家长了解学习双语是零和对策。英文多用，华文就弱。华语多说，英语就没有那么好，这是没有办法的。
半世纪的双语教育历尽艰辛
新加坡50年的双语教育道路，崎岖不平，这得从20世纪50年代说起。
根据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的建议，我们在各语文源流的小学实行双语教育。以华校来说，就是教导学生华文和英文；在英校，就是教导英文和各族群的母语（华文、马来文或淡米尔文）。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我们在小学和中学逐步贯彻双语政策。1966年，所有中一生必须修读第二语文，但英校华族学生还不需要选择母语（华文）为第二语文。1981年，我们规定学生报读大学时，A水准会考第二语文必须考获AO副修水准的E8（1983年提高到D7），而且分数算进大学入学总分；1980年开始，我们进一步规定英校华族学生必须以华文母语为第二语文（从前他们多选马来文）。这些规定给来自讲英语家庭、成绩虽然优异但华文差的华族学生造成了日后升大学的障碍。到了2004年，报读大学，华文母语第二语文仍然必须达到所定的最低水平，但是分数已不再算进总分。
这本书从头记述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50年来的演变。
在学习语言的问题上，学生的家庭用语是关键。起初我并不了解在家使用华语（母语）的学生，在学校更容易掌握华文。我们忽略了家庭用语这个因素的重要性。
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做我们双语教育的榜样。我从学校双语教育成绩的年度统计数字，以及自己在成人时期学习华文的个人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得出一些双语教育的概念。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我把三个孩子送到华校就读，学校里所有科目都用华文课本，他们的英文是在家里学习的。
当时的家长很精明地预见，孩子进入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的英校读书，将来更容易出人头地。因此，他们纷纷把孩子送到英校去。
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我们经过很多年才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教学法。起初我们缺乏通晓双语的华文教师，他们来自传统的华校，英语能力差，用华文第一语文和单语的方式，教导来自英语家庭的学生学习华文。学生跟不上，自然对华文产生抗拒心理。
其实，新加坡原本就具有优异的社会条件可以让华族学生通晓双语。我们早期的社会同时存在着一个讲英语和另一个讲华语的环境，英文和华文两大语文源流各有历史悠久的学校和课本，还有报章、电视台、戏院和图书馆都体现了华、英语并存的特色。学生在家里、商店、小贩中心、社交场合等等场所都有机会讲华语或英语。在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只有少数学生在英校就读，他们毕业后为英国官员做事，社会大众则是一个广大的讲华语和方言的华族群众。因此，我们本来就有一个讲双语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英文和华文的学习。
今天的双语学习环境已大不同
时代变迁，现在的年轻华文教师具有双语能力，他们正逐渐取代老一辈的单语华文教师。在小一和小二阶段，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华语听和说的能力。阅读和书写的能力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成为高年级的学习重点。华文教师用英语解释较难的华文词汇。这是一个大转变。以前，华文教师同时教导学生听、说、读和写的能力，这给学生造成很大的负担。
脑神经专家证实，学习语言最好是在孩提时候。家里、游戏班、幼稚园、小学都为孩子提供无穷的语言学习机会，一个人要到成年时候才来学习华语就困难多了。每个音节四个不同的发音很难掌握，所以要讲流利的华语并不容易。在年纪小的时候，当耳朵、舌头和大脑最为敏锐和灵活时，是学习华语的最好时刻。
华语流利的家长如果能在家跟孩子讲华语，这对孩子掌握华文有很大帮助。学生在家使用的词汇虽然有限，但通过多讲，熟悉华文句子结构，可为他们日后学习华文打下基础。讲华语的家长不必急着要孩子学好英文，因为日后学英文的时间有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以英语为主的社会。在学校，所有学生都学习英文，英语成了我们社会的主导语言。
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出生的华族孩子，倘若在家里使用华语，日后上学，掌握华文并不是问题。倘若在家里讲英语，则日后学习华文就跟其他美国人一样，觉得是件苦差事。
很多讲华语的家长误以为在家里即使用文法不通、发音不准的英语同孩子交谈，也对孩子的英文能力有好处。其实，孩子在上完幼稚园和小学之后，英文便会逐渐成为他们的主要用语。小学阶段有75％的课程时间是使用英文，25％使用华文。在中学，这个比例则是85％对15％。只有在特选中学和初级学院的双文化课程中，才有更多的课是用华文教导。至于高等教育，包括理工学院和大学，英文则是唯一的教学媒介语。那些到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大学深造的学生，回来工作后便投入英语环境，英语久而久之也成为他们的主导语言。
我的三个孩子出身传统华校，但他们工作之后，使用的是英语，华文变成了他们的第二语文。在新加坡，只有华文教师和华文媒体工作者等才会继续以华语作为主导语言。
一个人可以通晓多种语言，却只有一种主导语言，就算以语言为专业的专家也不能例外。他们的第二语文表达能力无可避免地会比较低。中国最好的华、英语同步翻译员，英译中（他们的主导语言）的能力，比中译英的能力强。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外国华、英语同步翻译员，情形则刚好相反。
新加坡人的主导语言是英语，这是我们吸收知识的最方便媒介。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华族新加坡人如果也能讲得一口漂亮华语，是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我认为一般新加坡人，只要能讲华语，即便现在水平不高，词汇贫乏，将来工作有需要，通过实际磨练，词汇增加了，他的华语自然会流畅起来。所以，最怕是一开始就放弃学习。学习华文不管多么困难，都应该有个开始，并持之以恒，必能一生受益无穷。
第一章 历史洪流塑造我的语文观1923—1959年
我曾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读到一篇文章，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neuropeptides)，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消失。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家庭、学校、留洋，甚至日据时代学习语文和应用语文的痛苦经验和感受，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记忆除了让我直到现在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华语，也影响了我治国的语文政策和对学习语文的看法和态度。
从英国学成归来，在当律师、成立政党、参加竞选的日子里，我与工会活跃分子、华校生有紧密的来往，让我体会到了因为语文问题而潜藏在新加坡殖民地社会的困扰。那是一股酝酿中的汹涌暗流，一经挑动，就会激起狂潮，一发不可收拾。前车之鉴，给我深刻的启示，我在建国后，因此以极端谨慎踏实的态度去处理语文问题。
在这一章里，我从生长在一个讲英语的家庭谈起。
从小我立志当律师，而努力把英文学好。后来从政，认识到语言与政治息息相关，我明白要赢得选票，必须把华语和方言学好，说得一口女皇式英语其实帮助不大。
1954年5月，我参与了华校生为营救“五一三”学警冲突中七名被判监学生的法律行动，亲眼目睹近千名学生在华侨中学集中22天抗议的经过；华校生参与1955年5月福利巴士暴动后，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和分校被令停课，2000名华校生再度在三校集中，这些轰轰烈烈事件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时的政府为解决华校问题而设立“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我是九人委员之一。
参与这个委员会的经验，使我第一次接触和认识华文教育的问题，我对那个时代的华文教育的形势，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大时代的历史洪流塑造了我的语言观，也引发了我对双语教育政策的思考。
来自讲英语和峇峇马来语的家庭
我的曾祖父李沐文是客家人，1846年生于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他乘船过番到南洋来。我的祖父李云龙1871年生于新加坡，父亲李进坤1903年生于中爪哇三宝垄。我是曾祖父南来的第四代，1923年9月16日生于新加坡。
祖父当年在一艘轮船上当事务长，经常航海到爪哇与附近岛屿，因此邂逅并迎娶了住在爪哇三宝垄的祖母。祖父和他姐姐（也就是我姑婆）一样，会说客家话。在船上当事务长的日子，因为船长是英国人，祖父因此深信英语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语言，他跟我用英语交谈。祖母主要说爪哇话和马来语，也能说几句蹩脚英语。
我的父亲李进坤和母亲蔡认娘，都出身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英校接受教育，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他们彼此以英语交谈，而家里的几个用人来自印尼，说的是爪哇话。所以，我自小跟父母亲说英语，向帮佣学马来语和爪哇话，英语是我最先接触的语言。
六岁那年，我们全家住进了外祖父一栋住过了三代的大祖宅。外祖父是土生华人，只说英语和马来语，不会说华语。他拥有从前加东巴刹和菜市一带的橡胶园，以及现在乌节路泰国大使馆旁的一排店屋。外祖母来自婆罗洲，也是客家人，她说客家话和爪哇话、马来语。
童年时代深烙在我脑海中的语言，除了英语，就是马来语和爪哇话。
外祖母关心我的教育，因此，从小我就开始了跟双语困难纠缠搏斗的日子。1929年我还不满6岁，她坚持我跟其他渔民的孩子一样，到住家后面一所亚答屋私塾，跟一个独居在那里的华文老师学华文。这个老师也许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他说的福建话比华语多，并且只教我们死背不明白意思的词语，还要我们学写毛笔字，让我很苦恼。我向母亲诉苦，她却仍要我接受华文教育，把我转送去在如切一带的俊源学校。
俊源学校是华校，老师全以华语教课，我是个来自全讲英语和峇峇马来语家庭的学生，对这样的华文教育很快就招架不住了。同学不会说英语，说的华语都带有浓浓的方言口音。几个星期后，我再恳求母亲替我转校。母亲违背了外祖母的意愿，把我转到德乐英校去。这所学校鼓励学生说英语，隔壁直落古楼马来学校很多马来学生也转到这里来。在那里，我学得如鱼得水，只用六年时间就完成了七年的小学教育，毕业考到全校第一名，中学进入当时只录取最优秀学生的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
学好英文 立志成为优秀律师
母亲是个有智慧而且个性坚强的女人。从小，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别像父亲那样，出身富家子弟却无一技之长。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祖父的事业受到打击，家道中落后，只有中学学历的父亲因为没有专业资格，先在壳牌石油公司管理店面，后来负责管理新山、峇株巴辖、士都浪等地的仓库。
这件事给我的启示就是，为免过朝不保夕的生活，最好去学一门专业。所谓专业，有三种选择：医学、法律、工程。新加坡有医学院，却没有法学院和工学院。我不喜欢学医，如果学工程，将来也必须为他人工作。法律却可以自立门户，是一种自由的行业。后来父亲对自己年轻时不努力也感到后悔，他极力劝我搞专业。所以在1936年，我13岁升上莱佛士书院那年，已经立志要当一名律师。
中一开始，我一心要学好英文。我很清楚，要专修法律，非有很强的英文基础不行。法官都是英国人，如果我的英文不好，怎样跟他们竞争？当时莱佛士书院是全新加坡最好的英校，我虽然不算太用功，但数学和科学的成绩很好，我的英文根基好，经常不费气力就能进入前三名。我在中三（剑桥初级文凭班）与中四（高级文凭班）选修拉丁文，成绩并非特优，只属优等。
中三那年，我在成绩最好的A班。级任老师格里夫是英国人，牛津大学毕业。在他悉心的教导下，我的英文有很大进步。中三时我的剑桥初级文凭考试，成绩高居全校榜首。这次考试，由剑桥大学命题，也由剑桥大学改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考试。这一年，我得了两个奖：莱佛士书院奖学金和陈若锦奖学金，共得350元，这在当年是个大数目。
于是，我更专心致志要在中四出类拔萃。1940年，我的剑桥高级文凭考试又排名全校第一，也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名，我获颁安德森奖学金，可以进入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就读。安德森奖学金是当时最受重视的奖学金，每三年颁发一次，每年可以获得大约900元，只颁给高考成绩最好的学生，1940年这期归我。我是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的千分之一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学生之一。
莱佛士学院不是大学，没有颁发学位。学生读完三年课程，只拿到分为第一等、第二等和第三等的文凭。教授采用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讲课、导师指导和每星期写论文的制度。它考试和成绩分级的要求，可能比很多英国大学还严格，情形跟培训新马两地医生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一样。在英国殖民地，人们都了解当地大专学府的文凭和学位必须保持高水平，才能在英国获得承认。
当时二战已在欧洲全面爆发，烽火连天，伦敦天天遭受德国战机轰炸。1941年我在莱佛士学院念高二，12月8日凌晨4时，在宿舍睡梦中被炸弹的爆炸巨响惊醒。日本战机开始空袭新加坡，太平洋战争打响了。我加入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队，协助救援空袭行动中的伤员。团队里的学生们使用的语言是英语，来自马来亚的马来学生则说英语和马来语。
我后来很庆幸自己是个受英文教育者，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会了解大环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国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谁在影响世界的局势，是西方国家，是欧洲，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维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偏见和固执。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视角来看事物。
日据时期开始学华文
第一次真正面对外语不通的障碍，是1942年2月15日，日本挥军南下，占领新加坡时期。我因为不懂日军说的话，也看不懂墙上张贴的通告，挨了一记耳光。
那个时候，新加坡所有公告都以夹杂着汉字的日文发布。在新的统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识已经没有价值。我因为对日军既害怕又憎恶而不愿意学日文，转而自修华文。我认为学习华文总比学习日文好，华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语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语文。
我买了布连拾街华文学校出版，教英校生学华文的华文读本，一套四册，以及由蒋克秋编撰、内附英文说明的《国语（华语）易解》、《中级国语》与《高级国语》三册语文书。书里按照威妥玛拼音法以英文拼音教华文字，我虽然天天学习，并且在几个月里学会写2000个字，并设法把它们的意思牢牢记住，可是，我一直没学它的发音。华语每个音节都可读成四个声调，我的读本每个字的注音也都标了声调，可是没有人教我，我始终没法好好掌握汉字的正确发音，对它的四声及轻声也完全没有概念。那年我19岁。
我们家对街有个邻居是潮州人，这个年轻小伙子主动要教我读华文。但我发现他的潮州口音太重，担心到头来反而干扰自己的华语发音，所以没上几堂课就停了。那时候我已经学会认个别华文单字和词组，并且死记它的意思。
在日本人占领下，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亲没有工作，我没有学院可读，三个弟妹都失学了。我后来意识到终究还得找份工作，我只好到布连拾街一家日军总部开办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以便日后容易谋生。日语课的老师是个日本人，三个月后，我学会了片假名与平假名，考试及格，获颁证书。的确，学过汉字，对学习日文是帮助不小的。
接着，我在祖父朋友一家从事纺织业的下田公司谋得一职。我在公司负责以片假名、平假名与汉字开日文发票与货单。九个月后，因为货轮全被征用来送军队到爪哇与澳大利亚南部岛屿作战，纺织品货源中断，我失去了工作。不久，我又在一家日本贸易联盟组合公司找到了差事，担任书记，日语说写能力因此大有进步。
隔年，也就是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看到一则广告，“报道部”（即是《昭南新闻》文宣部）征聘英文电讯编辑。这个部门负责把西方通讯社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电讯转换成英文。但是当时的无线电信号不清晰，到了晚上尤其如此，无线电操作员在接收莫尔斯信号时无法辨认的字，需要英文编辑靠上下文揣测填上。这项工作好比填字游戏，让我还能活用英文。
1944年中，预感盟军将展开反攻，我把报道部的工作辞了，与一个上海人合作，帮他洽谈所承包建筑工程的合约内容。他不会说日语，而我的日语表达能力在那个时候已经足以应付简单的日英通译工作。1945年二战结束时，我已经能充当日译英的通译员。
重新找回华人的身份（born-again Chinese）
英军在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后返回新加坡。
1946年10月，我登上了一艘满载着英军回国的客轮，踏上了英国之旅。我先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却因吃不消伦敦煤烟、尘埃、喧闹的生活，1947年1月，转到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法学院。1949年5月，我获得法科荣誉学位考试一等成绩，并获得那年唯一的特优奖。1950年6月21日，我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戴上假发，穿上礼袍，在伦敦中殿法学协会，获颁律师资格。1950年8月1日返抵新加坡。
在剑桥和伦敦的学习生涯，我只说英语，我的英语变得很英国化，带有英国式的标准节奏与口音。1950年8月回返新加坡，发现自己居然忘了怎么说马来话，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重拾说马来语的能力，这是我第一次对“语言能力会流失”的体会。任何语言，一旦不用就会流失，就不会在你的大脑中即时自动显现，它可能仍藏在记忆库的某个角落，需要提示或复习才能把它找出来，就像在电脑键盘上按“控制”键与“F”键搜索一样。
我在伦敦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经常出入伦敦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一个叫中国协会（China Institute）的体验，却让我终身难忘，并成为影响我后来自己努力不懈学习华语，以及为新加坡人积极推动双语教育的动力。
这个中国协会，是英国人用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资助的。俱乐部开放给来自全世界的华人，为穷学生提供免费的下午茶。我因此遇见世界各地的华人，华族文化失落程度最大的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华人。我那时觉得我绝对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也开始有了一股不会讲华语或不懂华文的很严重的失落感。我决定以后绝不让孩子重蹈覆辙。
很多人形容我是“重新找回华人的身份”(born-again Chinese)，其实这样的感觉很久以前便有了。在伦敦读书时，英国人不把我当新加坡人或马来亚人，全把我看成中国人。不独在英国，有一次去瑞士度假，旅行社给我订了一家很糟糕的酒店，我决定取消订房，换到卢恩赛市一家比较好的酒店。柜台的人问我是中国人吗？我说，不是，我是马来亚人。他说，那是哪里？我详细说，我来自新加坡，那是属于马来亚的一个地方。对方最后还是说，没关系，就写你是中国人。在他的眼里，我跟中国人没有两样。自那时起，我有了“我是华人”的意识。
1950年，我从英国回来，和韩瑞生找到一个说话带有北京腔的老师，我们用一台小录音机，一起学华语。八九个月后，让我重新记起日据时代曾经学过的汉字。韩瑞生当时已经是土地局局长，我们在他所住的广东民路政府宿舍里上课。但是学习的进度太慢了，除了时间不够，我也没有适当的社交场合练习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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