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是国际收入和生产率比较领域中生产法的创始人，在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比较研究方面享有极高的声望，并且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和分析专家。他所建立的，并且被反复更新的有关世界各国产出、人口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库，正在对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比较研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麦迪森最新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一书应该说是他迄今为止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所达到的一个顶峰。能有机会将这样一本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对我和我的合作者来说是一种幸运。
按照麦迪森自己的说法，他这本新著在一定的意义上既是他1995年完成的 《1820—199年世界经济之考察》(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一书的延伸，又是同他1998年完成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一书的结合。所以，有志于完整了解麦迪森对世界长期经济增长分析的读者，特别是研究者，也应该阅读那两本书。但是，我认为本书的独立性还是很强的，它完全体现了“麦迪森风格”，是计量经济史研究领域中新的里程碑。
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麦迪森对迄今为止各国学者在各个有关历史研究领域中所发掘出来的各种数据和资料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诠释和经济分析，其中特别重视新的研究和发现。在此基础上，他对人类社会过去两千年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新的探讨，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重新划分。麦迪森在处理历史数据和资料方面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个别经济事件之间在当时历史和国际背景下的因果关系和它们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以系统地揭示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而不是逸闻趣事式地强调个别事件或人物的影响，更没有囿于任何有影响的学说或信仰。
我所说的“麦迪森风格”离不开麦迪森在历史数据考证和处理上的客观性、严谨性、透明性，以及必须在逻辑上交叉检验不同来源的资料的做法。我同麦迪森教授从相识到结下不解之缘是从我对中国历史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开始的。后来我有幸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尝试重建中国工业主要行业物量指数和按照他所创立的生产法估计中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在此期间，除了他深厚的理论和方法上的造诣，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这种“麦迪森风格”。由于麦迪森多次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我的这两项研究都取得了初步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来分别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收入与财富评论》第48卷和《中国经济评论》第12卷上。
不知道是否有人思考过统计数字的饶有意味的性质：一方面，它可能被公认为最枯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会使所有的说教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历史可以被按照不同的需要编撰成绘声绘色的故事，只有可靠的数字可以使它恢复本来的面目。当然，数字的力量也促使一些人去编造数字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罕见。科学研究离不开数字，也可以说数字的精神本身就体现着科学的精神。一个研究者首先要清楚他的数据的来源、定义及其统计、报告、记录方法等。对于经济历史数据来说，一个研究者还要注意某一指标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如何，它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又在哪里，即宏观经济的变化与利益不同的经济个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对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掌握和对一定制度下经济个体行为的理解。麦迪森搜集、整理、分析和报告宏观经济数据的方法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科学精神。
数字分析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它的透明性上。不但数字的来源、定义及其统计方法等要完全公开透明，对数字的加工处理方法也要完全公开透明。麦迪森强调，数据工作的透明性就是要使数字可以受到质疑，而且，这种工作从一开始就准备受到质疑或挑战。因为它的目的就在于鼓励人们发现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激发新的观点，挑战原有的假说，甚至包括研究者本人曾经接受的假说。本书中的一个例子是，依靠由大量新的证据所支持的对15世纪末至18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增长率的估计，麦迪森推翻了他本人不久前还接受的有关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库兹涅茨假说。他的新发现不再支持库兹涅茨以15世纪末为分界线划分“封建制度”时期和“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观点。因此，他将这两个时期合并为他所定义的“原始资本主义”时期(公元1000—1820年)，这个结果将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推迟了半个世纪以上。
还有一个例子是如何看待欧洲经济长期增长的表现和原因。以拜罗克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欧洲一直落后于亚洲、美洲和非洲，它只是由于19世纪开始的对那些地区的殖民剥削而致富。依靠对大量新的证据的分析，麦迪森指出拜罗克的观点完全杜撰了历史。麦迪森的分析表明欧洲的崛起早在11世纪就开始了，在14世纪时它已经在人均收入的意义上赶上了当时世界的头号经济大国——中国，后来又在19世纪初带动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他认为决定欧洲崛起的主要因素是它在科学技术、商业金融组织、国际贸易、社会制度等方面较早开始的、不断加速的进步和资本的积累。的确，欧洲从它对新世界的征服和殖民中获得了新的、廉价的经济资源和巨额的收入。这种收入毫无疑问地带有剥削性质，但是这并不应该妨碍我们承认包括欧洲殖民活动在内的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的接触对世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
本书使用了大约一半的篇幅详细报告了数据处理工作和计算结果以支持作者的新发现和新观点。当然，这可能只适合那些具有研究兴趣的读者。但是我相信其他读者会发现本书正文中对一些国家的案例研究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不但有高度的可读性，而且有很大的启发性。譬如，为什么荷兰曾经拥有欧洲最高的生产率？为什么在文化上有着深刻纽带关系的中国和日本却在经济发展上有着极大的差异？为什么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造就了经济强大的美国，而西班牙的北美殖民地却造就了落后的墨西哥？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我和许宪春以及他的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的同事施发启和叶燕斐密切合作的结果。说起我和许宪春的结识，也算是数字之缘。后来他对麦迪森和我的研究的评论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麦迪森认为许宪春是中国国内把标准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SNA)同中国核算制度结合得最好的一位学者。我可以说他这种“结合”既是理论的又是实际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中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基本上完成了向SNA的顺利过渡，并且得到世界的承认，离不开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特别是离不开他本人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以及他在工作中、在国际交往中客观地对待中国现实和历史统计核算制度中的问题，并且不断地寻求正确的解决方法的务实态度。
计量经济史的研究在国内基本上还是个空白，特别是几乎没有人从事以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为基础的、以经济增长核算为目的的对中国历代经济发展的度量工作。大学中长期忽视对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可能是一个原因。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可以成为推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一个契机。当然，本书的重点是这些理论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应用，而不是这些理论的阐述。最后，我也希望本书能够给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带来“麦迪森式”的对待数字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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