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入门指南（第5版）》 - [美]科琳·格莱斯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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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质性研究入门指南（第5版）

書城自編碼： 368322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社會學
作者： [美]科琳·格莱斯
國際書號(ISBN)： 9787301323359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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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全球知名质性研究方法学家三十年经验积淀
◎总体性布局。将质性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而系统的介绍。
◎实操性强。提供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示例，还设置了大量的习题和练习，有助于学习者熟练掌握质性研究方法。
◎内容全面。对质性研究人员容易忽视的方面，如伦理也有相应的介绍。

內容簡介：

科琳·格莱斯（Corrine Glesne），质性研究方法学家和教育人类学家，曾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美国进行过民族志研究。其著作Beco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ers（各种版本）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佛蒙特大学做了17年的教授。后来，作为一个国际教育项目的访问教授，陪同本科生到印度、菲律宾、墨西哥、新西兰和英国等地进行实地研究。2011年，为Samuel H. Kress基金会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示范性学术艺术博物馆的多站点质性研究，终出版了The Exemplary Museum: Art and Academia （2013）一书。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现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
译者简介：
崔淼，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近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基金项目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10余项。出版著作《工商管理案例研究方法》，在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等国内外高水平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6篇案例入选毅伟（IVEY）商学院案例库，并获得全球Best Seller Award奖；7篇案例荣获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苏敬勤，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人才，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育部首届公共管理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国家软科学研究重大项目1项，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项，以及各类国际合作、国家、省部级与企业研究课题近100项，获教育部等省部级科技进步奖9项，在国际及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26部。

關於作者：

第1章认识质性研究
第2章研究设计和其他预研究工作：做对你的研究有益的事
第3章在现场：通过参与式观察、文献收集以及可视化研究获得深入理解
第4章语言的艺术：通过访谈建立理解
第5章田野关系：研究者角色、融洽与自反性
第6章伦理：思考什么是“正确”的
第7章探寻背后的故事：数据分析
第8章撰写你的故事：写出质性数据
第9章即兴创作世界之歌：艺术型研究
第10章继续探索
附录A 几种质性研究方法介绍
附录B 田野工作笔记的维护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产生翻译并向国内学者推介本书的想法是作为译者的我们对国内质性研究不断推进和理解的过程。
2007年，在全国MBA培养学校管理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上，由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支持，工作机构设在大连理工大学的“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成立，采用共享模式面向全国MBA培养院校进行案例的共建共享。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在案例库建设、师资培训、学员大赛、案例研究、学术阵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国内基于案例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教师依托与企业的天然联系和学界的大量需求，积极投身于案例研究中去。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国内对案例研究的专著和教材还很少，无法满足广大商学院教师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我们于2011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内部案例研究方面的专著：《工商管理案例研究方法》，出版后时间不长就几次加印，得到了商学院教师的肯定与赞赏。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日益感到，商科教师的研究需求并不仅仅体现在案例研究上。事实上，案例研究仅仅是质性研究方法的一种，质性研究还包括扎根理论、内容分析、民族志等多种研究方法，而且这些研究方法在商科研究中也有相当程度的运用。为此，我们在所在工作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为博士生开设了“质性研究方法”的课程，除将案例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进行授课外，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介绍质性研究的其他方法，受到博士生的欢迎。但是，一个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是，虽然有多种不错的质性研究方法英文版的图书可以作为博士生的教材，但中文教材的缺乏无论如何对于人才培养工作都是不利的。
为此，我们萌生了撰写“质性研究方法”方面教材的念头，但几经权衡，我们感觉，一本好的适合博士生使用并覆盖多种研究方法的教材，需要更长时间的沉淀。因此，翻译一本反映本学科领域研究水平的原版教材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之所以选择翻译本书，是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作为一本质性研究方法方面的教材，本书采用的是总体布局的结构。本书并没有按照案例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内容分析、民族志等分别进行介绍，而是将质性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换句话说，本书的作者在潜意识里或者在撰写本书时认为，所有这些质性研究方法都应该遵循相同的逻辑和步骤开展研究。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同时，将质性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介绍可以使读者的思路更加清晰，也更容易从总体结构上把握质性研究的精髓。
其次，本书具有很强的实操性。做过质性研究工作的研究者都很清楚，质性研究看上去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比实证研究要难得多。这是因为，实证研究有一整套成熟的方法和工具，只要掌握了这些方法和工具，在既定选题下，总是可以做出需要的研究成果的。而质性研究则不同，它需要通过研究者深入实地进行细致的观察和访谈，带入特定的情境，进行重新归纳才可能得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对该方法的正确理解、调研对象的选择、提问的方式、数据的核实与应用等方面都需要重新梳理。由于新的研究结论是全新构建的，因此研究者往往会产生一种“在黑暗中探索”的感觉，有时觉得新的结论很快就要得出了，但瞬间就会被自己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需要一本细致的、具有很强实操性的教材来阐述质性研究到底应该如何开展。幸运的是，本书在指导学生和教师掌握该种方法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给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示例，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本书还设置了大量的习题和练习，对学习者熟练掌握质性研究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与国内的教材相比，本书对于质性研究工作者容易忽视的方面，比如伦理也有相应的介绍。一般来说，国内许多质性研究工作者，包括作为译者的我们，对伦理方面的研究既不够了解，也不够重视，甚至有所忽视。我们习惯了只要获得企业授权就可以进行访谈并发表的逻辑，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进行的研究和发表对于研究所涉及的各个相关利益主体是否存在影响和伤害？我们也常常以发表是教师和研究者的必需为宗旨，采取复制的方法框架对待我们的研究问题进而予以发表。固然，采用某种可结构化的框架对于提升产出效率和学界的认可度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经过这样的加工，研究的结论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等等。在这一方面，本书给了读者许多值得深思的建议，这对于真正成为好的质性研究工作者至关重要。
后，要感谢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劳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应该说，出版严谨甚至生涩的教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教材，可能意味着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做出出版的决策本身就反映了北京大学出版社追求学术的初心。当然，我们期待同时也相信，随着国内对质性研究在挖掘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方面的认识和需求的不断提高，本书是有可能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

译者
2021年7月

第1章
认识质性研究
Sofie告诉我，只要人们努力去挖掘，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家庭都有可以被洞悉和知晓的生活。自己或他人的这些故事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我们要等待，甚至帮助他人去讲故事。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发现，没有人是完全迟钝的个体，人们居住的地方都有被救赎的希望。
（Myerhoff，1979，p.240）
1.1前言
人类学家Barbara Myerhoff曾经谈到她的外婆，这个女人养育了她，并且或许通过自身对他人故事的热爱为她的生活指明了方向。可以发现，学会倾听他人的话语，并能够完整地理解和复述这些话语是许多质性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于质性研究试图去探究行为和故事，以及它们交互的方式，因此，我将以我与研究的关联作为本书的开篇。如果对我的故事有所了解，你可能会更好地理解和诠释后续内容的观点。同时，这样的开篇也会让你更好地融入本书所涉及的不同研究项目中，因为我是利用自身的经历来阐述这些方法上的建议与反思。
如今，我已不太记得“探索”质性研究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对我来说曾是如此熟悉。我成长在一个具有乡村风情的美国中西部小镇。在那里，几乎每个人都会去教堂（既不是犹太教会也不是清真寺），几乎每个人都有欧洲血统（我拥有挪威和威尔士血统）。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对那些与我过着不同生活的人感兴趣。我阅读每个月的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用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充实我的每个夜晚。在我父母的书架上，更是陈列着Arctic Wild（Crisler，1958）、No Room in the Ark（Moorehead，1959）等书籍，里面描写了成吉思汗、Amelia Earhart等旅行家、探险家和冒险家的精彩故事。
大学期间，我被人类学深深地吸引住了，这让我有机会继续学习不同人的生活方式。对人类学家而言，田野工作——在他人生活的现场——是学习其他文化的方式。我读到的东西越多，就越想去体验其他地方的生活。于是我开启了从威尔士到阿富汗的研究生阶段的旅程。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里，我为枣椰林授粉、修整香蕉植株、采摘柚子，并对热带农业越来越感兴趣。后来，我到耶路撒冷居住并加入了一个考古学团队。我在那个团队中学习了一年。在肯尼亚北部，我继续从事探究一万年前尼罗河流域的人们向南迁移的课题，在干枯的河床边露宿并追寻着犀牛和狮子的足迹。在这期间，我坚持写日记。现在再读起这些日记，我被学习过程中的乐趣以及那些令我的遭遇变得有意义的一系列挫折深深触动。在用不同的方法去行事，再以多种方式去理解这些事情的过程的持续刺激下，我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起来。我渴望获得这些经历，甚至更多。这种渴望让我在研究生阶段有计划地通过教育来汲取人类学知识。我选修了一些能够为我的偶然经历提供理论和结构支撑的课程。
我的项质性研究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那是对伊利诺伊州土地上劳作的乡村妇女的访谈和档案研究。作为一名博士生，我曾协助Alan Peshkin对一所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学校进行民族志研究。Alan Peshkin搬到了学校所在的社区居住，而我和另一位助手整个学期中每周有两天住在学校，以便从教室的后方进行观察，并与老师和学生进行了多次访谈。
在开始学位论文研究之前，我以一名行为研究者（本章后面将对这一名词进行定义）的身份在圣文森特岛和格林纳丁群岛工作，并在Michael Quinn PattonMichael Quinn Patton因在测评和社会学方面的工作而获得了许多奖项。他出版过许多测评和研究类书籍，其中，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2002）是一本杰出的质性研究入门书籍。的指导下研究多种族加勒比农业推广项目的一部分。在那里，我协助各种农民团体和农业组织的代表开发了一项全国农业推广计划。后来，为了完成我的学位论文，我再次回到圣文森特岛的一个乡村开展聚焦于年轻人、农业和教育的民族志研究。
成为佛蒙特大学的教授后，我开始讲授质性研究领域的多门课程。小说家和诗人哀叹，如果教别人写作，那么他们自己就很难有时间写作。对于质性研究者来说同样如此。我的研究仅限于学术休假期间（年在哥斯达黎加，第二年在墨西哥的瓦哈卡州），辅以短期评估工作和一个生活史项目。虽然我接受的是传统的民族志方法训练，但当我1993年去哥斯达黎加时，我还是希望能够与他人合作而不是依赖他人去做研究（本章后面将讨论传统的和更具合作性的研究方法）。因此，我在当地的一个环境小组中贡献自己的研究技能并与他们一起工作。7年以后，我的第二个学术休假使我有机会在瓦哈卡州延续这种研究模式（第2章中将有所阐述）。
2002年，我有机会作为一名访问教授为一个国际荣誉项目（一个现在隶属于国际培训学校的国外学习项目）工作。在为期9个月的时间里，30个学生和3位教授生活在6个国家中，在每个国家的协作者、积极分子、环境保护者及知识分子的指导下研究文化、社会生态学、司法等方面的问题。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继续在国际荣誉项目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肩负了其他很多责任，例如指导学期项目，并在墨西哥的瓦哈卡州教授课程。2011年，受一个基金会的赞助，我开始进行一项长达一年之久的关于七家学术性的艺术博物馆的研究。教授和博物馆工作者们协作将艺术应用于从生物到音乐学科的过程给了我很多灵感（参见Glesne，2012，2013）。在本书中，我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这些丰富的经历，以及他人深刻的见解，都让我对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及关系变得特别敏感和更为关注。我欣然承认，我调查的目的不是专注于服务调查参与者们，而是改善他们的生活。如果你继续阅读本书，就会发现我的这一观点十分明显。
本书主要研究以诠释性传统的方式进行质性研究的方法——包括经常提到的诠释主义内部的挑战和困境。The Tao of Painting一书中的一段描述与我学习做质性研究的观点不谋而合。
一些人认为方法极具价值，而另一些人则以摒弃方法而自豪。脱离方法是可悲的，但是完全依赖方法更糟。首先，你必须学会忠实地遵守规则，然后，通过你的智慧和能力去修正它们。
（Sze & Wang，1701/1963，p.17）
学习做质性研究就像学习绘画。向大师们学习，掌握技巧和方法，真诚地练习。当你充分了解如何去描述那些对你有影响力的人的作品，并且可以通过修正他们的方法而产生新的可能性时，大胆地去修正并让他们的作品和方法转变为你的支撑。
1.2调查
字典中将“研究”定义为一个细致且勤奋的探索过程。我们都参与过很多细致且用心的调查，它们不需要我们刻意去标记研究过程，更不用去辨识某一特定类型的研究。我的母亲对其家族宗谱的兴趣就是一个例子。在制作家谱的过程中，她咨询其姑母和堂兄妹们，并要求他们与其他亲戚分享信件和相册。她在祖辈居住过的古镇里的墓地中徘徊，并从医院、镇政府和教堂中收集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她细致且勤勉地追寻着祖辈的历史，记录下全部重要事件（出生、结婚、死亡）的日期和她所听到的故事（例如，Thomas Pettit在17世纪初成为波士顿的“自由思想家”，他被当地的清教徒鞭打并囚禁，直到成为Anne Hutchison的支持者并远走西部）。
有时，人们并不是被安排去做某一项调查。比如，生活在宿舍楼里的一些本科生对食品服务部门供应的食物越来越不满。他们虽不停地抱怨着，但是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在一次非常糟糕的晚餐后，他们决定做一份5分量表并开展调查，用1分到5分分别表示从“强烈认同”到“强烈反对”。他们把报告打印出来，在宿舍集会上进行讨论，然后让宿舍长复印并进行分发。调查对象们被要求在特定时间内将调查问卷放在一个指定的盒子里。到了指定的日期，学生们收集调查结果并整理数据，了解被调查者回复调查的比例，以及他们对食品服务某些方面的看法。基于这些数据，他们写了一份总结，并把它提交给学校校报、校长以及食品服务部门。
作为专业人员，你可能会不断地开展调查研究。一位中学英语老师每年九月都会被一群惊恐不安的新生震惊。她预感到老师、学校管理层和高年级学生们可以做些什么，以缓解这种年级过渡所产生的焦虑（尽管她还不知道具体该做什么）。因此，她让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的学生写一篇作文，描述他们成为六年级学生初几天的感受、什么经历让他们感觉很棒、什么让他们感觉很糟，以及可以做些什么使它变得更好。然后，她与同学们一起写了一份报告提交给学校的教职员工和管理层，对学校如何帮助六年级学生融入中学生活给出了详细的建议。
上述三个案例中，人们都参与了调查研究。他们有意为特定目的收集数据。在所有三个案例中，数据都被非常细致地收集起来。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做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即使他们可能不知道所运用的调查方法的名称，或者不知道如何优化流程以使结果更值得信赖或更有价值。本书旨在帮助读者们获得一些更具洞察力的、更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习惯于认为研究是利用某一工具的过程，就像调查需要很多受访者，并将数据转化为数字来进行分析一样。正如食品服务调查的案例所说明的，这种调查模式运用了定量研究方法。而在中学校园和家族宗谱的案例中，调查者则是通过与小部分受访者交谈来获取信息并将它们整理成文件资料的。在中学校园的案例中，研究者们也进行了行为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案例都运用了质性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时常会被相互比较。然而，它们在操作过程中有一些相似的要素。它们都有一个研究目的，解决或提出一个问题，定义一个调查群体，选择一种研究方法，制定一个时间框架，收集和分析数据，并呈现出结果。它们都或者明确或者含蓄地依赖于理论，并被精确地应用着。然而，研究者们如何将这些要素整合起来，使得研究过程和结论产生明显的差异，这将在下一步的研究范式中讨论。
1.3认知方式：研究范式
范式是一种框架，它的功能对于科研团队来说相当于地图或指南，可以为其成员确定重要的问题或议题，以提出和界定可接受的理论或解释、方法与技术来解决已界定的问题。（Usher，1996，p.15）
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的概念源于Thomas Kuhn 1962年出版的著作：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Kuhn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对历史如何影响科学哲学产生了兴趣（Loving，1997）。因此，作为这一探索的成果，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在科学实践领域开启了一场哲学革命。在其出版前，西方科学家倾向于相信调查研究构建于研究本身之上，并逐渐地丰富着知识体系。这种范式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认为知识“限于能够从理论中通过逻辑推理出的、可以对行为进行测量的以及可以凭经验复制的”（Patton，2002，p92）。尽管当时科学被认为是客观、中立和无价值的，但Kuhn认为科学其实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在那里各种想法和解释相互竞争，而终获胜的则是（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影响力上或其他方面）有实力的科学家们提出的理论。因此，由Kuhn和其他学者所引发的争论就是“数据和观察结果由理论主导，理论由范式主导，而范式由历史和文化主导”（Usher，1996，p.16）。
因此，范式是一种科学框架或哲学，它对现实和真理的本质、要探索的问题以及如何去探索做出假设。本体论（ontology）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代现实观念或组成世界的事物。“本体论”被Potter定义为“聚焦于世界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以何种形式存在”（Potter，1996，p.36）。你可以认为世界是能够被观察和测量的物质。你也可以认为世界更多地为人的意识所塑造。人们通过意识感知、区分和诠释事物，塑造世界。你相信现实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反过来，它也会影响你对它提出的问题，影响你对知识的理解。认识论（epistemology）指对知识本质的研究。你认为知识是什么样子的；反过来，它也将塑造并服务于你的认知方法和理论观点。
因此，每一项研究都受到哲学和理论假设的影响，尽管人们有时因为沉浸于对现实和知识本质的推断而意识不到这种影响。作为一名研究者，你的部分职责是弄清楚什么哲学和理论观点影响了你所选择的这类工作。上述介绍旨在开启这一研究过程，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本章后提供了一些资料，有助于你更熟悉用于研究的哲学和理论观点的思想及语言。
为了便于讨论，我将指导社会科学家工作的哲学框架分为四个范式：后经验主义、诠释主义、批判理论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每种范式都应被看作是松散联结的，并蕴含了一些相关的学派思想。它们不是被严格和明确定义的类别。这些范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和改变，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来自各自传统和其他范式的学者思想的影响。而让问题复杂化的是，不同的研究者和学者对范式采用了不同的标签，并且一些标签与不同的范式相关联。对于到底有多少种范式，或者相关的方法论如何被分类，社会科学家们仍未达成共识。而我在这里进行分类的目的在于，以启发性的方式弄清楚调查研究以何种形式隐藏在信念体系中，这些不同的形式将为调查赋予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意义表达方式。
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后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1450—1600）发展并盛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中世纪宗教权力的一种回应。经验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而不是基于宗教文本的解释来诠释世界、发现真相。在启蒙运动时期（1600—1800），经验主义被看作研究的方法，促进了物理和自然科学知识在欧洲的迅速传播。
实证主义一词来源于Auguste Comte，作为19世纪法国的一位哲学家，他倡导在社会科学中运用建模方法以便创造一种“能够积极获取可信的、具体的知识，将现实世界改变得更好”的方法（O’Reilly，2005，p.45）。来自多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将很多实证主义的方法和概念（如效度、信度、客观性和普遍性）应用到他们的研究中。然而，到20世纪30、40年代，建立在本体论上的逻辑实证主义因其强调存在一个可衡量以及可知的、确定的现实“存在”而受到了很多批判。如今，大多数在此范式下工作的人赞成世界不是确定的，并且承认对其的测量是不可靠的。他们也承认“完全客观性”是不可能的，所有的调查研究者都因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经验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偏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继续使用和重视与科学方法相关的程序及语言，并认为调查研究能够逼近客观事实，有助于对社会行为进行概括和预测。这种对实证主义的修正有时被称为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概念被人们用来表示自逻辑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以来发展出的所有范式框架。为了避免混淆，本书用“后经验主义”来代表“逻辑实证主义消亡”（Schwandt，2007，p.233）后的科学调查与研究方式。
作为后经验主义者，你的本体论信念将包括一个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衡量和理解的外界现实。因为世界至少是近似可知的，所以你会试图做一些研究来归纳社会现象，解释其原因，并对这些现象做出预测。你将通过尽可能客观的观察、测量和仔细设计的实验来获取这些知识。一般来说，你的实验方法会以一个与所研究问题的现象相关的理论开始。通过使用这一理论，你将提出很多假设，之后，再通过设计的客观方法去验证假设，同时，你需要尽可能地避免主观因素影响被调查者们的行为和反应。你收集的数据后将被提炼为一些指标和量化信息并将进行统计分析。这些程序就叫作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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