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把哲学之难专题化为精微之难来处理呢?在某种程度上，原因在于我们被引入哲学和在哲学中受训的方式。哲学问题被展现给我们时，带着一副只有精微的东西才能对其见效的样子。而我们接受的引导与后续的训练，也让我们在这种专题化处理上觉得自在。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回答在于哲学问题本身的特点。哲学问题可说是单从自身出发就召唤精微。哲学问题令我们困惑，但向我们呈现的哲学问题似乎并不揭示出某种信息的缺乏。换句话说，似乎我们并不需要学习新东西来对困惑作出回应。不过，我们虽不像是缺乏信息，但哲学问题确乎向我们呈现出某种缺乏——我们似乎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却还是不知道如何回应问题(§§89-90)。仿佛是我们需要知道某种东西，我们也知道这种东西，但它超出我们的心思所及，因而我们无法恰当地用它来回应问题——仿佛它是我们所知之事的一个细节，但这个细节超出有效描述范围，或者这个细节太微小，微小到无法被我们粗笨的手指抓住。维特根斯坦不否认哲学问题呈现出一副揭示了某种缺乏的样子——实际上，这是他所坚持的一点。但他的确否认这种缺乏所召唤的是精微。如他所说，我们要一直抬着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细节，不是某种要低头去找的东西，而是对问题所处的“风景”(landscape)(见《哲学研究》“序”)的综观式的表现;我们需要获得清楚的概观(§121)。“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缺乏的是清楚的概观，是明晰性。我们需要看见的东西，可以说不是因为精微而几乎不可见，而是因为它家常、日常而几乎不可见。我们需要看见的东西隐藏在视野之外，因为它并不在哲学上引人注目——它呈现出配不上哲学的注意、不值得关注的样子——不是说它小得看不见或拾不起，而是说它太平常、太卑下、太低微，显得没有哲学上的分量。应当有人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看见的东西并非在哲学上不值一顾，相反，我们需要看见的这些家常、日常的东西，构成了我们的共同生活的共同基础，构成了哲学问题展现于其上的基础和展现于其中的生活。哲学问题不是通过某种外星“语言”的叽叽咕咕从外太空发射来的；它们是用我们的共同语言表述的，假如它们有什么问题要提，也必须用我们的共同语言来提；同样，对问题的回应也必须用我们的共同语言表达(§120)。那种共同语言，以及据以言说该语言的共同基础和由以言说该语言的共同生活，都是重要的，甚至在哲学上也是重要的。正因为哲学问题是用我们的共同语言表述的，也正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必须同样如此(尽管看似这些问题要求的回应精微到无法用我们的平常/共同语言来表述)，所以，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之所言是不难理解的，但他为何言其所言又是难以理解的。
《哲学研究》对其认真的读者所提出的要求，不只是任何一个在思想上足够敏锐、足够精微的人都能习得的一种或多种方法。它还要求其认真的读者在回应上有一种老练的功夫，在对待事物的那些看起来不值一顾的灰暗、杂乱、落满尘土的面相时(§52)，有一种熟练掌握的开放性；它要求读者拒绝事先对什么东西在哲学中重要乃至什么东西算作哲学划定界限；它还要求读者具备操练这种回应性和掌握这种开放性所需的一切智识与道德态度。
维特根斯坦说，他不希望《哲学研究》使别人省心少做思考；他希望激发读者产生自己的思想。这与《逻辑哲学论》形成反差：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说，他所写的东西只能被那些已有过与书中所表达的思想相同或相似的思想者所理解。在《哲学研究》中，他的目标是开启一个(同时的和后继的)思考过程；在《逻辑哲学论》中，他的目标则是记录(此前的)思考过程的成果。本书的目标与《哲学研究》属同一类：开启一段思考过程——一段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的思考过程。本书的目的不是记录对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成果。借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话说，这些论文“面目模糊”(undefined in front)。它们是使我们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得以生长的绿林(greenwood)场地，而不是一场温室展览，摆满对维特根斯坦的完全成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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