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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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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薇依：为万般沉默放行》是西蒙娜·薇依的生平传记，本书旨在以精准的笔触，为法国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西蒙娜·薇依刻画一幅令人过目难忘的思想画像。本书不仅追溯了西蒙娜·薇依独特的童年人格与具备独立批判能力的青年人格到她充满反抗意识与基督精神的革命实践，以及人生后时光殉道式的思辨与写作，还追溯了西蒙娜·薇依在哲学、政治、宗教、社会等方面复杂的思想演变历程。西蒙娜·薇依的思想尖锐、率直、坦诚，通过本书，读者既能从大体上对西蒙娜·薇依的思想有初步的认识，又能对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女性短暂而非凡的人生有切身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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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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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早，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英国莱斯特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美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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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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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 这不是童话(1909—1925)
6 一、病痛的天资
15 二、文学的游戏
25 三、“绝望”的洗礼
35第二章 穿裙子的命令(1925—1931)
39 一、师从阿兰
61 二、红色圣女
101 第三章 降下，是上升的条件(1931—1935)
104一、教师与革命
152二、去工厂
178第四章 战争与诗(1935—1940)
182一、共爱与战
207二、美的灵光
248第五章 拔根/扎根(1940—1943)
255一、双生
267二、再见，法国
290三、丝绸衬衫在她那里，银莲花衬衫也在她那里
326西蒙娜·薇依生平大事记
330西蒙娜·薇依作品年表
33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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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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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在灵魂上做好准备
无论在哪种文字世界，要了解西蒙娜·薇依的思想，都应当有一部她的传记。因为她不仅以文字表达她的思考，还以生命践行她自己的所思所想，她甚至以让生命受苦的方式去探索自己心中的问题。所以，了解她的生命历程，会更有助于理解她的一系列思考，特别是那些让人陌生的思想。这里首先值得提及的就是她对于“不幸”的看法。
人们通常会谈论苦难、受苦，而很少谈论不幸，因为不幸通常被包含在苦难之中加以思考。但是，薇依却把它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主题进行讨论，并做出了很奇特的理解：“在受苦领域里，不幸是与众不同的……它同一般的受苦完全不同。不幸占据灵魂并给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烙印是不幸所独有的，是受奴役的印记。”
不幸通常与痛苦、悲伤联系在一起，但是，痛苦、悲伤本身并不是不幸，也不一定造成不幸。在薇依看来，真正的不幸首先在于在身体上造成受苦，并且在灵魂里留下被奴役的烙印。关键在于不幸与奴役的关系。不幸在本质上是对身体的控制与造成的痛苦达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痛苦“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灵魂中”并在灵魂里刻下奴役的印记。能造成不幸的痛苦不是一般的身体上的痛苦，而是对身体造成一种使思想无法倾注在其他方面的事物上，甚至无法想象其他方面的事物的痛苦。换句话说，对身体造成的这种痛苦构成了对思想的一种“捆绑”，使思想无法呈现、关注、想象任何其他可能。在薇依看来，在尘世间，这种足以构成不幸的肉体上的痛苦才具有“捆绑”思想的特性。对思想的这种束缚也就是在灵魂里刻下了被奴役的印记。
奴隶是这种不幸的一种形式。奴隶的不幸首先在于他的身体被囚禁，但是，光是身体被囚禁并不构成奴隶的不幸。奴隶身体上长期遭受的禁锢、折磨，不断把痛苦、恐惧、卑微、屈辱挤进他的灵魂(心灵)，使灵魂除了专注于被设定的目的外，无法再按自己的本性自由地投向自己的目的，甚至完全忘却自己还有自己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一旦沦为奴隶，便失去了一半的灵魂，甚至近乎完全失去了灵魂。所以，奴隶的不幸甚至使奴隶安于自己被奴役的处境，而再无解放的诉求。
不过，奴隶只是不幸的一种形式而已，人类社会还有各种可能的不幸。“即使处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不幸也悬在每个人的头顶上。”
虽然近世以来，人类社会开始基于道义(人权)自觉而要求全面废除奴隶制，并进而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了全面废除奴隶制，但是，人对人的奴役、压迫所导致的不幸，仍不绝如缕。其中普遍的不幸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资本与工业化把人变成单纯的劳动力而置入各种流水线，人成了日复一日运转的零部件。这种奴役与奴隶制的奴役当然有区别。在奴隶制下，奴隶主与奴隶没有契约关系，只有强力关系。而在现代社会里，没有奴隶主与奴隶，也没有鞭子与锁链，却仍充满奴役与被奴役。奴役者与被奴役者之间甚至还有自由的契约关系，因为人们是根据相应要求与条件自愿选择进入工厂、企业，才成为其员工的，这里没有逼迫或胁迫。但是，在这种自由的契约关系下，却掩藏着一种被迫的处境，那就是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进入各种流水线并专注于流水线所要求的事务。虽然人们可以拒绝充当一个工厂或企业的零部件，但是，在资本与现代技术共同规定的现代分工体系里，人们早已被抛入了无名的流水线上的无名位置。这就是零部件的位置。无人能摆脱零部件的存在处境，甚至拥有资本或创造技术的人也一样。作为零部件，在其位置上发挥的功效永远是位的，我们可将其称之为“位置绩效优先”的原则。
零部件的奴役性在于：1.这里优先的是绩效，而不是人的尊严，甚至看不到人的尊严；2.必须也只能专注于被设定的目的与程序性动作；3.身体与思想不能有或无法有其他可能性。零部件的处境使人每天除了身体疲惫的痛苦外，就是关闭思想，使思想变得空洞、无能、贫乏。对于充当零部件的人来说，除了沉重的重复，生活不再有其他可能性。薇依在进入阿尔斯通工厂工作之后不久写道：“强迫自己。再强迫自己……身体空了，没了生命力；脑子空了，没了思想。心头突然涌起一股麻木的怒火，除此之外，只感觉无能为力、任人摆布。对明天的希望就是他们能允许我再度过这样的一天。”
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与恶性总是不断变换着让人陷入不幸的各种可能形式。零部件处境无疑是现代社会普遍的一种不幸形式。但是，无论哪种不幸形式，都是通过控制身体、设定身体、使用身体来使痛苦和疲惫转化为思想(灵魂)的锁链而在灵魂里打上奴役的印记。灵魂无法锁住灵魂，思想无法捆绑思想。真正能关闭思想、逮捕灵魂的，只有身体上的持续受苦。这是薇依的一个洞见。
我们常以为，通过控制言论自由，重复谎言，就可以控制思想。但是，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误解。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只有基于对人的身体的各种管控、限定、威胁直至折磨，才能起到钳制思想的作用。如果只有言论管控，而没有对身体上的“强暴”，那么，就不可能真正禁锢思想。简单地说，没有身体上的奴役，就不可能有思想上的奴役。在人的灵魂被奴役之前，身体必已被奴役，而身体被奴役受苦，思想必受捆绑。这并非说言论自由不重要，更非说剥夺言论自由不严重，而是说，控制言论自由本质上是控制人身自由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它发挥作用要以对身体的管控为前提，另一方面它的终目的是对身体的设置。
从这里，我们也许能更为深刻地理解洛克为什么会如此强调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身体拥有“所有权”，而且具有自由支配权。如果说把人的身体—生命置于一种权力下，是对人的一种奴隶式的奴役，那么，把人的身体—生命置于一种额外的权力下加以管控，则是对人的一种现代奴役。这里所谓“额外的权力”是指这样一种权力：为了保障与维护人们不可让渡的自由权所需要的权力之外的权力，以及为了维持每个人有尊严的生活所不可接受的强迫。前者通常就是那些越界的政治权力，后者则是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机制系统的权力。无论是权力的奴役还是额外权力的奴役，给人造成的不幸在本质上都是“剥夺了遭它打击的人的人格，把他们变成了物……他们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是某某人”。将人物化，非人格化，是所有奴役的根本所在。虽然额外权力对人的身体的奴役看起来要比权力(奴隶式)的奴役要文明得多，却也隐晦得多，但就它一样将人非人格化而言，它一样会在人的灵魂里刻下被奴役的印记。
这一印记使灵魂充满屈辱、卑微、冷漠，甚至甘居被奴役与被监控的处境而变得麻木不仁。所以，这种不幸甚至会成为造就不幸者进一步的不幸的同谋。“在长期遭受不幸的人身上，存在着一种自身不幸的同谋性。这种同谋性阻碍了他为改善自己命运可能作出的努力……甚至阻止他希求得到解脱。不幸者于是安于不幸，人们便以为他满足于这种处境。”人类不幸的一个真正不幸之处就在于，不幸者的不幸会成为导向自己后续不幸的同谋。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不幸者会被自己的不幸带向不断叠加不幸的不归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族群来说，不幸的不幸之处，在这一点上都一样。所以，对于解放与救赎，外力、他者，就成为不可或缺的。
不过，不幸不仅使人安于不幸的处境，而且使人“无法救助任何人，甚至不可能有这种愿望。因此，对不幸者的同情是不可能的事”。不幸者不只是对自己的不幸麻木不仁，而且对他人的不幸也无感。所以，他也不会有救助他人于不幸之中的愿望。当不幸者失去了同情他人不幸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他没有能力接受与理解他人的同情。因此，同情对唤起不幸者改变或摆脱不幸处境也失去了意义。
不幸之为不幸就在于，在不幸者的世界里无一丝光明与希望，有如暗黑的无底深渊，以致薇依认为：“不幸使上帝在一段时间内不在场，比死亡更加空无，比暗无天日的牢房还要黑暗。恐怖吞没了整个灵魂。在这期间，无爱可言。可怕的是若在这无爱可言的黑暗中，灵魂停止了爱，那么，上帝的不在场就成为终极的了。”当身体的受苦摄住了人的整个灵魂，灵魂也就失去了爱的能力，失去了打开希望的能力。简单地说，灵魂失去了灵魂。在不幸者的世界里，公义、希望、爱处于关闭状态。所以，只要不幸持续着，代表并主宰着这些永恒之光的上帝就会缺席。死亡还有死后的期待，甚至还有耶稣的同死与同生，而不幸则只有黑暗的当下，没有其他。在这个意义上，不幸超过死亡，是人类与人生深远的虚无。
所以，薇依甚至认为“人类生活的深奥之谜不是受苦，而是不幸”。因为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根本的虚无，它关联着人性的无底深渊。人类生活有种种苦处，种种难处，但是，不幸是一种深切的苦难。因此，它是人类必须首先面对的处境。人类真正的解放与救赎，根本上在于抗拒不幸与摆脱不幸。那么，如何解放与救赎？薇依的不简单就在于，在她这里，人类的解放与救赎，既不归结为单纯的社会改造，也不依靠单纯的灵魂转向，而是既需要社会的解放运动，也需要个人灵魂的准备动作。而可贵的是，在这两方面，她都身体力行。
为了真正理解工人的处境与工人运动的必要性，她放下并隐藏哲学教师的身份，到典型意义的工厂流水线去从事一个普通工人的工作。正是这一经历，让她把人类的不幸作为一个存在论式的主题突显出来，并加以重新思考。工人普遍陷入的不幸，是人类不幸的一种现代形式。这种不幸并非由工人个体或这个阶层本身造成的，也非其他阶层(比如资产阶级)及其个体造成的，而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机制的“力”造成的。因此，需要对社会机制进行改造。不过，这种改造并非通过摧毁社会机制来进行，而是通过工人运动来寻求社会机制达成一种新的平衡。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呢？这个新的平衡以这样的原则为其起点，即工人阶层及其个体的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作机制的调整、改善足以恢复工人的人格性存在，也即足以恢复工人作为人而能有尊严、有自由(有其他可能性)地工作、生活，而不再只生活在一种可能性里，也即不再只作为零部件而存在。工人如其他阶层一样在工作中需要忍受可能的身体上的负重与痛苦，但是，这种负重与痛苦不应成为持续不断的受难，以致受难成了主宰生活的内容。作为摆脱人类不幸处境的途径，工人运动或其他社会运动的基本目标就是让人类从各种相互奴役中解放出来，以避免或防止身体上的受难成为主宰人们生活的内容。
但是，社会运动作为摆脱不幸处境的现实方式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对不幸处境的理解与同情。但是，处在不幸中的人缺乏这种理解与同情。只有不幸处境之外的人或者虽处在不幸处境却不沦为不幸者的人，才能理解与同情不幸者，并因而才能展开解救运动。这意味着需要有能抗拒沦入不幸的幸存者。这样的幸存者就是那些在灵魂上做了准备的人。由于灵魂上准备好了对付受苦受难，所以他们能够经受身体上的苦难而不致使苦难占据整个灵魂，从而保持着灵魂的自由。那么，什么样的人属于那种在灵魂上做好了准备的幸存者呢？薇依举例说，那些“由于信仰而遭迫害并且自己也明白这一点的人们，尽管他们遭受苦难，但并不是不幸的人。只有当苦难或恐惧占据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忘怀受迫害的原因时，他们才会堕入不幸”。这些人首先是有信仰的人，而且准备好为自己的信仰接受迫害，接受身体上遭受的痛苦。也就是说，那些有信仰的人，就属于灵魂上有准备的人。这里的信仰，并非特指某一宗教信仰，也并非指所有宗教，而是那些足以让灵魂坚强到能承受身体痛苦的信仰。当然，在薇依心目中，典范的或优先的信仰是基督宗教的信仰。
在薇依看来，真正拥有这种宗教信仰的人，也就是在灵魂里始终保持着爱的人：爱自己的同类，爱世界之美，爱的他者。因为真正信仰基督的人，也就是把爱永放心头的人。因为心头存着爱，他们才能身陷不幸之境却能抗拒堕入不幸，因而才能走出不幸之境，并也才可能帮助不幸者走出不幸。所以，薇依认为，在不幸处境之中，“灵魂应当继续无目标地爱，至少应当愿意去爱，即使以自身极小的一部分去爱也罢。于是，有一天上帝会亲自出现在灵魂面前，向灵魂揭示世界之美，正如约伯那种情况。但是，如果灵魂不再去爱，那么它就从尘世间坠入几乎同地狱一样的地方”。不幸处境之为不幸的处境就在于，这种处境持续地把人置入了在身体上只能应对单一事件，致使其持续痛苦或疲惫不堪而看不到尽头。除了工厂流水线上长时间的劳作外，还有公司、机构夜以继日的加班，都是使身体持续疲惫不堪而无暇他顾的设置。因此，置身其中的生活再没有其他可能，再没有新的希望。在这种处境下，要抗拒沦入不幸，即使没有了具体目标，也要保持着爱，保持着爱他人、爱世界之美的愿望。因为保持着这种爱，才能打开不幸处境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包括在处境艰难、生活单一中仍能发现、感受、通达世界之美，并保持着从这种不幸处境中解放出来的信心与期望。简单地说，保持着爱，才能保持着内在的自由，而唯有保持内在自由且保持着期望与信心，才可能理解自己与他人的不幸处境：这种处境之原由，它的不合理性以及它的应有出路。相反，如果心中失去了爱，那么，在不幸处境中必被这一处境捕获而再无能力抗拒沦为不幸的人。因此，对于灵魂不再有爱的人来说，不幸处境就如同地狱一样没有希望。
对于薇依而言，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只有保持心中之爱，才有可能从不幸处境中解放出来，从事对不幸者的解救运动也才有可能。对于不幸者的解救运动，保持灵魂上的爱有双重意义。
首先是避免自己沦为不幸的人。
薇依对人性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看法：在本性上，人们的自然情感总会把蔑视、反感、仇恨与不幸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人或多或少瞧不起不幸的人”，而“这种蔑视，这种反感，这种仇恨从对待不幸者转而对待自己，并渗透到灵魂深处，又从那里以自身被毒化的色彩污染整个世界。如果超自然的爱历经沧桑存在到今天，它就能阻止这两种效应发生”。在自然本性上，人是很不堪的，对于同类的受伤、不幸，无不持蔑视、厌恶乃至仇恨的情感，永远庆幸自己的例外，只要恶事不临界到自己头上，都会以“优越者”自居，以运气或命运的“选民”自居。但是，人不可能常常例外，无人能成为运气的选民。所以，人性的悖谬出现了：蔑视不幸者的人，蔑视总倒过来蔑视他。厌恶、仇恨也如此。因此，蔑视这类情感不仅巩固着他人的不幸，而且也强化着自己的不幸。在薇依看来，只有超自然的爱，才能阻止或中断这种巩固与强化着不幸的自然情感，从而避免沦为不幸的人。
其次，灵魂上保守爱，才能帮助不幸者在不幸处境中重新唤醒内在自由而重新敞开灵魂，从而帮助不幸者超越自己的不幸处境去理解自己与他人，恢复对自己与他人的爱，包括恢复欣赏，通达世界之美。肉体的受难禁锢了灵魂，但恢复灵魂的自由不是靠解除肉体的受难，而是靠灵魂之爱来解除灵魂的封闭。
因此，如果说对于抗拒沦为不幸者来说，保守灵魂之爱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对不幸者的解放与救赎来说，以爱复爱，也即以敞开的灵魂敞开灵魂，则是关键的一步。薇依写道：
“正如上帝在每个灵魂敞开时，匆匆向它奔去，并通过它去爱不幸者，为不幸者服务，上帝也向每个敞开的灵魂奔去，通过它去爱，去欣赏他自己创造之物的引人注目的美。”
恢复内在自由而有余地的灵魂，才是敞开的灵魂。只有这种留出了余地的敞开的灵魂，上帝也即爱本身才会临在，并通过这种临在使一个人的灵魂能感受到受造界之美，能去爱他人而互爱，能去爱所有不幸者而使不幸者恢复互爱的能力与愿望，并愿意为不幸者的解救事业服务。
如果说保守灵魂之爱的人是不幸者的解救事业的开启者，那么不幸者恢复爱的能力与愿望则是这一解救事业的动力源泉。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爱，都是每个时代的不幸者的解救事业的基点。没有爱，既不会有解救事业的开启者，也不会有解救事业的动力源，因而也不会有解救不幸者的社会运动。
所以，在薇依这里，解救不幸者的解放事业既需要诉诸社会运动，也需要依靠灵魂转向运动，那就是从被身体的受难所捕获而专注于转向爱，转向爱他人、爱造物之美，转向爱造物者，也就是爱爱本身。不过，灵魂转向于解放事业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因为没有这种灵魂转向，甚至不会有社会解放运动。这意味着，对于救拔人类于不幸之中的解放事业而言，爱是更根本的，它是人类不断借以摆脱不幸的解放事业的基点。
当然，这种爱不是出于我们的自然本性的喜欢或渴望，出自我们的自然本性的情感恰恰排斥这种爱，比如基于自然情感与日常功能的差等之情，都会排斥这种爱。所有基于自然本性的情感都会导向自我中心——自我优先、自我优越，而所有出自日常生活功能的亲情都必是差等之情与差等对待。而无论是自我优越、自我优先，还是差等之情、差等对待，不仅无益于救拔不幸者的解放事业，甚至有害于这一事业。因此，实际上，真正能作为解放事业之基点的爱，恰恰只能是一种能突破我们的自然情感与日常功能的爱，也即超越我们的自然本性的爱。这种不在我们的自然本性里的爱，究竟是一种什么爱呢？
不在我们的自然本性里，也就意味着这种爱不在必然性里，不在日常生活的关联里，不在功能关系里，因此，它突破了必然性，摆脱了包括功能关系在内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关联。这样的爱乃是一种自由的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基于自由的爱。自由是人的本质(das Wesen)，而不是人的自然本性(die Natur)。人之为人不在于其本性，而在于其本质，所以，人之为人乃存在于其本质里，而不只是存在于其本性里。人既被赋予本性，也被赋予本质。他是以被抛入自由之中而被赋予了本质。当且仅当保守住其自由，人才保持为人自身。人的所有不幸全在于他被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抽出了自由，使他从自由中坠落出来，而陷入了单纯的必然性，成了必然性的一环，从而失去了爱的能力与愿望。
基于自由而存在，才能跳出必然性，跳出基于必然性的自我中心与功能关联，因此才能自主—自动地自我打开、自我呈现，因而能让他人也自主—自动地自我打开、自我呈现。在这种自主—自动的自我呈现而让他人也自主—自动的自我呈现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设身处地地相互理解且相互承认、相互尊重，而这种相互承认与相互尊重就是原初的爱，也是基础的爱。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会相互悲悯、相互同情，走向相互救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那种能突破自然情感与日常功能的爱是一种基于自由的爱。
实际上，也因为有这种跳出了必然性的自由，人们才能突破自我中心而让他物作为其自己呈现，也即让事物在一个不出场的整体之中作为其自身来相遇照面。这意味着，我们是在自由中在与事物自身相遇的同时，朝向了一个不出场的整体，一个无名的他者，一个无名的者。只要在自由中，我们就会朝向这个的他者，也只有在自由中，我们才会朝向这个的他者。自由既是一种让……，同时是一种朝向……。这种朝向既是自由者的自我敞开，也是对者的回应。这种敞开与回应就是爱。自由存在者基于其自由而爱着的者。
也就是说，作为人类摆脱不幸之基点的爱乃是一种基于自由的爱。
薇依的思想主题是很丰富的，上面我们只是讨论了她有关不幸这一主题的思考，试图以此表明两点：首先，她的思想多与其经历相关；其次，她的思想主题多与爱相关。
实际上，她是一个耶稣式的人物。何谓耶稣式的人物？耶稣与其他宗教领袖的一个不同就是，他以一个卑贱者身份出生，又以一个弱者的形象度过短暂的一生。但是，在这个卑微与弱者的形象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超越了一切强者的至尊者，一个在万王之上的王者：他能够与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一同一切苦、一同一切乐、一同一切罪，直至一同生、一同死，并后一同复活。人类的悲苦千百样，但无论多悲、多苦，也无论罪孽多深、多重，他都与你同在，与你同担受。在至苦、至悲之处，人是孤独无助的；在至善至恶的决断之间，人是孤独彷徨的；在坠向死亡边界之际，人是孤独恐惧的。无论是王者，还是普通人，既无法改变自己的这种孤独，也无法帮助任何人克服这种孤独。但耶稣以上十字架的方式向世人显明，他愿意并能够时刻与所有接受他的人同在一切孤独无助的处境而消除这一切孤独、无助与恐惧。人世间虽然有贫富之分，贵贱之别，但是，面对孤独处境，在死亡面前，实际上所有人都是弱者，都是尘土般的卑微者。耶稣以弱者形象到来，就是要扶持一切弱者，以使其刚强立住；他以卑微者的身份出场，就是要为一切卑微者服务，以使其高贵受宠。
与耶稣一样，薇依似乎生来就是为弱者、穷人服务的。她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却一生只为弱者、贫困者思考与行动。本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但为了被压迫者，为了心中的义与爱，她一生颠沛流离。“圣徒”绝非对她的戏称，而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她的所思所想都与她的圣徒般的作为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前面说，为了理解薇依的思想，好需有一部关于她的传记。
那么，什么样的人合适为薇依写传呢？
与这部传记的作者林早只见过一面，但只这一面也让我确信她是合适的。在那次小型聚会中，她言语简约，灵性闪烁。在温文婉约中，透出一股纯粹、刚强。在记忆里，她的形象被岁月渐渐掩盖得有些模糊，却越来越清晰地留下了她的一幅素描：谦卑与高洁。所以，当得知林早在写薇依传记时，我认定薇依在汉语世界里找到了一个即使不是合适也是合适之一的传记作者。当读到她发来的这部传记书稿，我发现原来的判断获得了事实的支持。如果原先对薇依思想不了解的人读了这部传记作品，相信会对薇依的思想感兴趣；如果原先对薇依思想有所了解、研究的人读了它，相信对薇依思想会有更多、更深入的理解。
我还相信，读了这部传记的读者会有与我一样的判断。
黄裕生
2021年1月3日星期日完稿
········
1934年12月，西蒙娜·薇依正式进入工厂工作。西蒙娜·薇依获得的份工厂工作多亏朋友苏瓦林的帮助。当时的法国工厂一般不接受没有工作证书的工人。苏瓦林与法国生产大型电力机械的阿尔斯通公司总经理奥古斯特·德多夫是朋友。德多夫毕业于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思想活跃，能理解工人运动，推崇科学与技术、工业与人文、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融合的企业经营理念。苏瓦林几乎没费多少工夫就让德多夫理解、认可了西蒙娜·薇依的工厂实践计划。在德多夫的安排下，西蒙娜·薇依以技术工人的身份被阿尔斯通公司下属的工厂录用了。这间约300人规模的工厂位于勒古贝大街第十五区，主要制造有轨电车和地铁电气配件。为了方便上班以及更独立地体验工人生活，西蒙娜·薇依离开了自家舒适的公寓，在勒古贝大街228号顶层租了一个小房间。
西蒙娜·薇依天进入工厂上班也许带着某种仪式感，她特意选择了一件白色的工作服。穿着白色工作服进入车间的西蒙娜·薇依在周围的环境中不免有些突兀，工人们从她的神情气质，乃至身体语言很快就做出了判断：她过去并非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除了车间主任穆盖事先被告知了西蒙娜·薇依的背景，其他工人初都想当然地把西蒙娜当作考试失败，到工厂来讨生活的贫穷学生。工人们都很同情她，不仅是由于她初干起体力活来笨手笨脚的生涩模样，还因为她从来不为自己准备零食。由于体力活动消耗较大，车间的工人们平时都会带些零食上班。西蒙娜瘦弱的身体和不时发作的头痛症无疑加深了工人们对她的同情印象，一些女工会主动把自己带的面包或巧克力分给西蒙娜。
从西蒙娜初入工厂时写下的文字看，无论西蒙娜·薇依进入工厂的决定是如何“理性”，但平生次进入她长期向往，又从未真正体验过的工厂实践，西蒙娜还是难免被内心期待的情绪渲染：
我并不失望。我很高兴，我终于能做我盼望了这么久的事情。我越来越认为，工人的自由(相对的)首先要在车间里实现。我感觉，我现在有点想明白了这个自由到底取决于什么。我觉得，不用进行大规模的变革，我们也能把工厂变成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
至于环境嘛，应该说我在这里如鱼得水，你可以设想一番。
西蒙娜·薇依的工厂“蜜月期”是短暂的。很快地，工厂的工作强度和工作节奏就直接作用于西蒙娜·薇依的身心，令她感觉到了难以抑制的焦虑。工厂是计件劳动，每个工人都分配有一定的工作指标。要达到这些工作指标，每个工人都需要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工作。西蒙娜十分不适应这样的工作节奏，她初会一边干自己的活，一边观察自己的工友干活。她想要观察工厂、观察工人、观察自己，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她无法完成基本的工作指标。这不仅意味着她拿不到基本工资，还意味着她拖累了自己的工友。西蒙娜·薇依生平次清楚地意识到，思考对人而言竟然是十分奢侈的事。在工厂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人需要像机器一样不停开动，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
但西蒙娜·薇依决心要做一个真正的工人。身心的压迫令年轻的她难以克制地一边干活，一边哭泣，令她极其罕见地以渴望拥抱的方式向自己的朋友表露了自己处境的委屈。佩特雷蒙特回忆次去工厂见西蒙娜，不喜欢和人身体接触的西蒙娜竟然飞奔过来拥抱她。佩特雷蒙特吃惊极了！面对难以忍受的体力压榨和心灵屈辱，西蒙娜·薇依甚至多次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但她从未想过在这条行动的路上半途而废。
由于达不到工作指标，西蒙娜·薇依的工资实际收入很少。她坚持按普通工人的生活境况来规束自己的生活。每次回到父母身边，享用父母精心准备的营养食物，西蒙娜·薇依都格外固执地按照餐厅的标准付钱给薇依夫妇。薇依夫妇十分了解西蒙娜生活的窘迫，他们忧心女儿的健康，但无法阻止，或者说不愿过多阻止女儿的执着。体贴的薇依夫人只有采用她惯用的“哄骗”女儿的方式，她悄悄去西蒙娜租住的小房间，模仿西蒙娜大大咧咧的生活风格，偷偷在房间的小角落塞上少量零钱。这样，当西蒙娜身无分文，在房间里东翻西找的时候就总会有些小小的意外之喜。眼见女儿这样自杀式地消耗自己的健康，性情沉稳的薇依先生瞒着西蒙娜找到了她的朋友，请他们尽力劝西蒙娜多休息。
西蒙娜·薇依进入工厂后不久，工头将她分配到了一个较为“危险”的工作岗位。这份工作对西蒙娜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西蒙娜·薇依需要站在一个喷着熊熊火焰的高温大火炉面前，用特制的钩子把作为有轨电车和地铁发动机零部件的几十个铜制套环放进火炉中。几分钟后，她需要把炉盖放低，再用铁钩快速地将铜制套环取出来。整个过程，她必须小心，以防止铜制套环掉入喷火口熔化掉。然而，如此专注地将全身力量用于保持力的平衡的后果是，除了必要的推送动作，西蒙娜这副站在大火炉口的血肉之躯必须尽可能保持静止，这使得她必须忍耐一阵阵飞喷的热浪对她皮肤的灼烤。
从西蒙娜·薇依自身的劳动素质出发，她在这项“危险”的工作中已经表现出了超人的耐力。大多数时候，她都能安全地重复这一套吃力的指定动作。但有这么一些时刻，当身体因为用力过度以及热浪灼烤而疲惫不堪，顽固的头痛又无情地袭来时，西蒙娜·薇依也会脱手令铜制套环掉进喷火口中。还有一次，她突然失去了力量，无法放下火炉的炉盖。这时，旁边一个负责冷作的工人冲过来，帮她放下了炉盖，“抢救”了火炉中的冶炼零部件。
从西蒙娜·薇依这一时期写下的日记来看，极度繁重的工作、极度透支的身体反而使她的心灵变得格外细腻敏感——“在这种时刻，多么令人感激”，“每次我被烫着时，焊工总朝我投来同情的微笑”，“丝毫没有低三下四也无低劣行为”。工厂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星星点点的关爱、互助、呵护，鼓舞了身体处于崩溃边缘的西蒙娜·薇依。西蒙娜在写给昔日学生的一封信中分享了这样的经验：
尽管受了这些苦，我还是要说，目前的生存状况让我感觉比过去痛快多了。这是我梦寐以求了好几年的生活……我觉得，我终于摆脱了一个抽象的世界，接触到了实实在在的人，不管他们是好还是坏，但他们的好心和恶意都是真实的，尤其是他们的善良。在工厂这个环境中，你才能真切感受到善良的存在。一点点善意的关切都会让你克服疲倦，忘掉那点微薄薪水给你的生存带来的困扰。同样，理想也在给我注入一股神奇的力量，要求我战胜自己，用一种超然心态面对我的生存条件……除此之外，机床本身也吸引着我，我兴趣盎然地探索着它们的结构和功能。我要补充说，我进工厂就是为了弄清楚过去让我疑惑不解的问题。然而，工厂生活的残酷毕竟是无法忽视的。
在寒冷的冬日，工友们冻手冻脚地在没有暖气的更衣室里更换衣服，清洁双手。一个患有严重慢性支气管炎的女工带病上工，她粗重滞塞的喘息声常常令敏感的西蒙娜感觉呼吸困难。在操作机器的过程中，时不时还会有人受伤。西蒙娜曾见到一个女工因为不小心让头发绞进了机器，生生地被转动的机器扯掉一块头皮。但为了工作，为了薪水，这个可怜的女工匆匆处理了伤口又返回了工作岗位。在工厂，每个人都在为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标努力。这些指标涵盖了数量和质量，这些指标不仅驱迫着每个人全力以赴，也直接赋予了工头们暴躁无礼和喜怒无常的特权。为了达到一个合格工人的标准，西蒙娜·薇依也不得不将自己一边劳动一边思考的习惯转换为一边劳动一边数数的习惯——“到下午2：25是七百九十六件”，“用四小时十五分钟完成”，“到4：30达到了七百件，八个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成果……”
强迫自己。再强迫自己。每时每刻都要克服那种强烈的反感，那种深恶痛绝。快点儿，你得加倍提速。我一小时做了多少个了？六百。得再快点儿。后一小时做了多少个了？六百五十。铃响了。打卡下班，换衣服，离开工厂。身体空了，没了生命力；脑子空了，没有思想。心头突然涌起一股麻木的怒火，除此之外，只感觉无能为力、任人摆布。对明天的希望就是他们能允许我再度过这样的一天。
“身体”对“心灵”，体力劳动对脑力劳动的碾压能量是强悍得难以忽视的。虽然西蒙娜·薇依具有超于常人的、在困境中坚定信心的精神意志力，她也不得不诚实地面对这种高强度体力劳动对自己的伤害：
我筋疲力尽了。我终于连我为什么到工厂来的原因都记不起来了。现在，我生活中强烈的欲望就是不动脑子。这是摆脱痛苦的方法。只有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日，我才能回忆起一些事情，冒出一些思想的火花。想到我是如此受制于外部环境，我感觉有些害怕。要是连周末的休息也没有，恐怕我就会变成牛马了。
由于这种“伤害”，西蒙娜·薇依人生中也许是次真正掂量了物质生活的“幸福”。当她拿到了一周的工资，去普利主尼克商场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享受着美好的餐厅和晚餐，西蒙娜感觉自己变得好多了，她不禁自问：这顿饭是不是我今晚感觉幸福的原因呢？此时的西蒙娜·薇依犹如一块生命的金属，在工厂这台社会机器的“力”的“压迫”中努力寻求理想的形状。一旦出离工厂的环境，她就尽可能地让自己恢复到思考状态。她发现，这些努力的工人对自己付出了全部力量的工作其实是盲目的。她观察和反思自己身边的工友们，比如纪埃纳夫——由于没有数学知识，他操作的机器对他而言是一种秘密，他能完成机械的动作，但并不明白机械力的平衡的原理；比如雅各——雅各负责操作的压力机于他而言是一种神秘的东西，他不明白它为什么运作，也不明白它为什么不运作。当机器无法转动时，雅各以为是机器拒绝干活。这类观察和反思加强了西蒙娜对自己原有的理想的信心，即在无产阶级工人中普及知识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那些掌握了文化的阶级，那些掌握了劳动的秘密的阶级掌握着权力，他们令劳动对劳动者成了秘密。劳动者只有学习和掌握了劳动的知识，掌握了文化，才有望打破这种权力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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