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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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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学界的共识，但这个五千多年究竟是如何来的，文明样貌和发展动力又是如何，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好在，经过中国考古学一百年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越来越清晰，何以中原，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既有沃野千里，培育文明之基，又有交通孔道，便利融合碰撞；何以五千年，从仰韶到龙山，再到二里头，及至夏商周三代的绵绵文脉。可以说，中国是*初的中原，也是扩大后的中原，无论是满天星斗，还是多元一体，抑或是重瓣花朵，中原都是那靓丽的一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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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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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于郑州至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包括环嵩山分布的古伊洛-黄河流域以及淮河上游的诸多水系，从文化和社会的视角出发探讨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过程。基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本书将中原核心区划分为八个不同的小区域作为基本的研究单元，详细讨论各自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聚落形态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整合。研究表明，区域之间的文化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和不同步的特点，仰韶文化以来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不断涌入中原，并在局部地区率先产生影响，进而带动整个中原社会的变革，社会发展重心也在区域间转换。诸多文明要素在区域性人口集中的早期城市化过程中不断涌现，最终促成了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形成。本书为深入理解中原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初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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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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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讲授“田野考古学概论”“ 田野考古技术专题”“ 中华文明起源与初步发展（英文）”“GIS与考古学空间分析”等课程。学术研究方向涉及到田野考古学、中原地区早期文明演进、全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景观考古理论与方法等。参与《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及相关行业标准的制订，参与国家科技支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主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英国牛顿高级奖学金等多项科研课题。出版专著两部，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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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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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i）
序二（i）
章绪论（1）
一、 研究范围（1）
二、 研究简史（2）
三、 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存在的问题（7）
（一） 已有的研究成果（7）
（二） 存在的问题（10）
四、 研究方法（11）
（一） 现有的研究方法（11）
（二） 本项研究的方法和目标（13）
第二章地理地貌和区域划分（14）
一、 中原核心区的地理地貌（14）
二、 小区域的划分和地理概况（17）
（一） 黄河流域（17）
（二） 黄淮流域（24）
第三章考古学文化谱系与编年（30）
节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30）
一、 中原各地仰韶文化的分期（30）
（一） 黄河流域（30）
（二） 黄淮流域（45）
二、 中原各地仰韶文化的总时空框架（54）
（一） 仰韶文化前期（54）
（二） 仰韶文化早期（55）
（三） 仰韶文化中期（55）
（四） 仰韶文化晚期（56）
三、 中原各地仰韶文化的区域性差异（60）
（一） 仰韶文化前期（60）
（二） 仰韶文化早期（61）
（三） 仰韶文化中期（62）
（四） 仰韶文化晚期（65）
四、 小结（67）
第二节龙山时代中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68）
一、 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的分期（68）
（一） 黄河流域（68）
（二） 黄淮流域（88）
二、 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的总体时空框架（106）
三、 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的年代（109）
（一） 中原各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109）
（二） 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的年代下限（112）
四、 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的区域性差异（116）
（一） 龙山文化早期（116）
（二） 龙山文化晚期（117）
五、 小结（124）
第三节二里头文化早期中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125）
一、 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与典型遗址“新砦类遗存”的分期（125）
（一）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分期（125）
（二） 典型遗址“新砦类遗存”的分期（134）
二、 中原核心区“新砦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分期（142）
（一） 洛阳盆地（142）
（二） 洛河中游地区（147）
（三） 伊河流域（149）
（四） 涧河流域（153）
（五） 济源盆地（155）
（六） 郑州地区（156）
（七） 颍河中上游地区（161）
（八） 沙汝河流域（165）
三、 中原各地“新砦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综合分期与编年
（171）
（一） 相对年代的讨论（173）
（二） 年代的讨论（177）
四、 中原核心区二里头文化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与
区域文化互动（183）
（一） “新砦类遗存”早段（183）
（二） “新砦类遗存”晚段与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184）
（三） 中原地区龙山向二里头文化转变的考古学文化谱系重构（187）
第四节区域间的互动与融合：中原核心区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特征（191）
第四章聚落形态（195）
节研究方法（195）
一、 层次划分（195）
二、 研究内容（196）
三、 聚落形态“共时性”的确立（198）
第二节区域聚落形态（199）
一、 洛阳盆地（199）
二、 郑州地区（213）
三、 颍河中上游地区（230）
四、 洛河中游地区（249）
五、 伊河流域（257）
六、 沙颍河冲积平原（266）
七、 小结：宏观聚落形态反映的中原核心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273）
（一） 人口规模的变化（273）
（二） 区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276）
（三） 社会发展重心的移动（280）
第三节单个聚落形态（282）
一、 单个聚落布局的考察（282）
（一） 仰韶文化早中期（282）
（二） 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284）
（三） 龙山文化晚期（293）
（四） 二里头文化时期（308）
二、 聚落内部遗迹现象的考察（318）
（一） 仰韶文化早中期（318）
（二） 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327）
（三） 龙山文化晚期（344）
（四） 二里头文化时期（363）
三、 小结：单个聚落形态演变所见中原核心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趋势
（394）
第五章结语（399）
一、 中原核心区的文化演进和社会复杂化过程的宏观架构（400）
二、 中原核心区文化演进与社会复杂化过程的特点（405）
三、 促成中原核心区文明和早期国家产生的各类因素的评估（407）
四、 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特殊模式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
长远影响（409）
参考文献（411）
后记（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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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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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张海的大作《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的书稿已在出版社编辑了，他嘱我写个序。张海对中原地区的研究过程，除了他本人外，也许我是清楚的了，所以写序这件事责无旁贷。
张海所在班级的本科实习是在河南郑州八里岗遗址进行的。从那时起，他的学术生活就与河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读研究生时，正值“夏商周断代工程”煞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的当口。密县（现在的新密市）新砦遗址一批有关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系的新发现，引起了他对这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段的浓厚兴趣。在李伯谦、刘绪先生的安排下，他参加了禹州瓦店和登封王城岗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以及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在此基础上，张海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已经是十三年前的事了。李伯谦等几位老先生看过他的论文之后，认为甚好，建议出版。但他本人不满意，想精益求精。毕业之后，张海先是去了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开拓学术视野，后回到北大任教。除了完成学院工作之外，他把几乎所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都用在河南的田野考古上了。这期间，他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合作，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连续做了多年工作。平粮台还是北大本科生两次实习的地点。借助学生实习发掘规模较大的有利条件，考古队把这座著名的龙山城址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布局结构及其演变、古城的环境和农业经济内容、多元文化背景下居民人口的增殖和来源等问题摸得明明白白。这些都是见功力的地方。所以当该遗址考古成果被评选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时，我评价说，平粮台的发掘不是以精彩遗迹遗物引人注意的，而是更像一盘“功夫棋”，是平粮台的考古工作者们凭借深厚功力所揭示出来的坚实厚重的史实打动了评委。有了这一系列亲力亲为的田野考古实践学术积累，这些年来河南境内不断涌现出来的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基础，以及对当代学术的方法理论的深刻理解把握，张海反复打磨他的论文，终于研璞玉而成精品，将要面世了。
张海的著作是对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它凭借居全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汇聚各地史前文化及其背后社会进程中的精华，加以总结和提升，再推广开来，从而引领中国历史进入中央王朝的时代，将多元文化一体化进程推进和落实为社会、政治的一体化进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对此，学术界虽有不少探讨，但本书的解读是我目前见到的为深刻和令人信服的。
本书分为五章。
章《绪论》在回顾和总结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的学术史基础上指出，在截至目前的研究中存在三个被忽视的角度：1.过往的研究一般把中原看作一个整体，而不太留意各小区域的社会在文明进程中可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和发挥了不同作用。而且在中原的环境下，各小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异常突出，终导致了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众多特点。2.大而言之，从仰韶文化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地区发生过两次全局性的大动荡，公元前2900年前后伴随大汶口文化西进与屈家岭文化北渐引起的中原内部格局变化和公元前1800年前后的尤以“新砦现象”的发生为标志性事件的中原内部的重组。其实，按本书后面章节的说法，还有更早的一次，即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晋西南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迅速东扩，驱逐占据郑州一带的后岗一期文化。这几次全局性的动荡中，社会重组、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新的政治策略的形成等，对塑造中原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解读中国文明的关键。但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聚焦于动荡时期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以上1和2在研究尺度上是从局部到全局的关联递进的关系，于是自然而然引出研究的路径应当从“古国”的结构和内容开始。但因为学界目前相对忽视关于古国形态的研究，所以在如何将微观聚落形态的碎片化资料整合进古国这一宏观聚落形态的问题上，也很难说开展得多么充分了。
以上三点，千万不要看成只是张海对研究现状的针砭，而是这本著作的纲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对研究现状之关键所在的认识，张海也就建立起他的研究路径，于是有了以下作为本书重点的三章。
因为中原各区地貌环境和对外联系的方向、程度各不相同，导致内中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复杂化过程也有差异。这些差异所在及其变化情况，是本书设定的研究重点。所以，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要从环境的多样性开始。略去过程，只说结果。本书第二章把中原地区划分为八个小区域，作为进一步比较研究的基本单位。这八个小区虽然是根据地貌、水系等的不同划分的，但从人类活动受限于环境的角度看，自然地貌的区隔当然和人们的宏观社会结构的区划有关。只是我觉得若从聚落分群的角度着眼，或许还可以把上述小区域划分得更精细一些。
在当今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尤其是对上古社会的复原研究中，已经越来越把物质文化面貌的阶段性、演变脉络以及区域间关系等文化现象看作社会状况在物质遗存面貌上的折射、反映，因而反过来把物质文化史的分析当作触摸社会的途径，是考古学认识社会历史的步。为此，第三章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中原地区的文化过程。但张海不再拘泥于对物质文化史研究中关于文化性质、类型划分等传统问题的强调，而是在对各小区域的年代充分讨论，确认了中原地区文化进程的年代框架之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揭示这个时间框架内各区之间，以及它们和外围的文化背景之动态关系的分析上，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并非顺直稳步的过程，而是经常处在动荡之中。如上所述，张海认为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以来，全局性的动荡有过三次。其实，发生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东进未尝不可看作单独的一次。每次波动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而动荡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如龙山时代的中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地区之间此消彼长的争斗折冲似乎就没有消停过，直到“新砦现象”出现，与二里头文化发生冲突，并以后者（二里头文化二期）后站稳脚跟才算告一段落。
这里说到了“新砦现象”，不免再多议论两句。1979新砦遗址发掘中首次发现了一批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却同时带有浓重东方色彩而与二里头文化面貌显得大不相同的遗存。此后新砦的再度发掘和巩义花地嘴遗址的发掘等，进一步丰富了新砦类遗存的内涵。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也立即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先后被纳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课题设置中。这些年来，学术界围绕新砦类遗存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系的问题形成了多种观点，争论不休。但无论持何种观点，诸家的出发点都是墨守长期以来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文化”“类型”“期别”等“稳定”的概念，为新砦类遗存定义。至于将其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还是两个分立的文化，就是研究者主观性极强的“一眼看高、一眼看低”式的结论了。张海在做博士论文期时就对新砦遗址的文化分期有过深入探讨，又就新砦和二里头的碳14系列测年数据分别做过拟合分析和对比研究。过程中，他和我多次就新砦类遗存的问题做过讨论，并以他为主，形成了不同于上述诸家的看法。简单地说，张海把新砦类遗存分早晚两期，二里头一期也分早晚两期，大致上，新砦类遗存晚期在年代上对应二里头一期的早期。乍看起来，这和诸家主张的没有什么不同，区别无非是看待新砦类遗存的年代上早一点、晚一点；文化性质上划归单独，还是合并入某个文化。但张海进一步分析到，从新砦类遗存的构成看，本地龙山文化依然是进入所谓新砦期后的文化基础、底盘，但突然涌入了相当数量的东方文化因素，叠加在这个底盘之上。这种情况既突然又短促，并且基本局限在嵩山以东的郑州地区，而非整个中原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构成新砦类遗存主要特征的多为高等级陶器，集中出现在新砦、花地嘴这种高等级遗址，而在郑州地区同时期的普通遗址很少见到，且在这些普通聚落中，东方因素的整体数量占比也远不及新砦遗址。发生在郑州地区龙山文化晚期中的这一短暂而又范围有限的文化现象，不能简单用文化、类型等传统概念定义之，因此张海提出“新砦现象”的命名。我以为，“新砦现象”的叫法非常贴切地描述了文化面貌上发生的局部且短暂的“事件”，另一方面也为对剧烈动荡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补充了一个十分有效的概念工具。
将新砦类遗存作为一个重要切入角度，张海进一步讨论了二里头文化的产生。他认为，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盘上，“新砦现象”首先发生在郑州及其以东地区，进而对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以西地区产生影响。但同样处在文化变革之中的西部，虽然接受了来自东方的影响，同时还更多地吸收融合了来自北方、西方和南方的文化因素，糅合出与郑州地区面貌不同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自形成之后，曾在短时间内与东侧的新砦类遗存（晚段）并立，但很快从一期晚段起，开始了对郑州及其他地区的大范围整合，终成就了一番“中央”气象。
后，张海总结到，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以来三次文化格局的全局性变革均发生在中全新世三次气温显著波动事件稍后，两者有明确的关联。文化格局的变化如公元前4000年前后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东进，又如公元前29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原。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是较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和向某些地点集中，为重组的社会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是因为这种人群流动和集中并非均匀，从而造成了中原各区域之间不平衡乃至异常复杂动荡的现象。我认为，这个推论是相当合理的。
文化的过程大略如此，但这个过程中对社会文明进程的探索则需要社会内容的支持。这是本书第四章的任务。
第四章对社会状况的分析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层次是以小区域为单位的聚落群形态。再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1.聚落数量与面积反映的人口规模的变化；2.聚落等级反映的社会结构的变化；3.聚落分布空间变化反映的社会发展重心的转移。微观层次是对一座聚落，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中心聚落的内部社会状况的把握，包括两个方面的考察：1.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2.聚落内部各级社会单元的规模、性质，进而推测其社会关系的构成。无论微观还是宏观的分析结果，都将置于过程和区域之间的比较中来考察，终形成对中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
张海关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聚落形态研究之思路、方法，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宏观层次研究的技术处理上，我有点微词。即张海虽然注意到在一个小区域内或许存在不止一个的聚落群，如龙山时代的颍河流域中上游各有一个聚落群；洛阳盆地内龙山聚落分伊洛河南、北两个聚落群，但也许存在进一步划分的可能。郑州地区细分为洛汭地区、索须河流域和双洎河流域三个小区，但从仰韶晚期的遗址分布上看，也似乎不止三个群落。我的看法是，聚落分群，原本是早期农业居民择地而居时因环境限制而形成的现象，反映的是人与环境高度契合的自然状态。但大约在仰韶文化中期，这些自然群落中出现了中心聚落，随之出现了以中心聚落为主导的整合聚落群为一个实体社会的政治动向，并终把自然群落整合成为参与整个中原社会政治的基本单元。我在近的一篇文章中主张，这就是先秦文献中追忆上古时所谓的“天下万国”的国，或曰“古国”。而在考古材料上一旦看到由一座中心聚落统领的聚落群结构，那么，就可以认为它具有了“古国”的基本形态。由于古国无论是在古史传说中还是在考古资料显示的宏观社会结构中，都是参与更广泛和更高层社会政治的基本单位。有关它们的形成和兴衰演变的研究，就应当看作是理解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的关键，也是研究上把文明进程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实体单位上的方法。本书相关章节虽然论及这些聚落群，如对以瓦店遗址为中心的颍河上游和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颍河中游地区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但在总体上，张海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按照地理环境特点划分出的小区域上，重点讨论这些小区域与整个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的关系。当然，要想全面透彻论述各区域内每一座聚落群的结构和兴衰过程，就当前的考古材料而言是强人所难的，本书的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技术处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看，在有些时候，一个小区域内的聚落可以再分群落，另一些时候，它们也的确被整合成了一个整体。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种区域内不同聚落群分散、聚合的过程，正是值得深入讨论的地方。
以上所说只是一点小遗憾，但瑕不掩瑜。本书的贡献是次从区域间互动的角度系统揭示出中原地区动荡的文化现象背后错综复杂和跌宕起伏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具体内容。按照张海的描述，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以来三次全局性的文化波动中，每次文化动荡的背后都发生了社会重心的转移，以及人口和多元文化（社会）因素向新重心地区尤其是其中的中心聚落的流动，从而导致当地社会政治结构重组，旧的古国消亡，又诞生了一批新的古国。在古国形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聚落尤其是中心聚落内部的种种迹象看出社会愈发分层化和复杂化的变化：如向心式聚落形态渐渐让位于按居民等级身份和经济、社会功能区划开的聚落格局；取代了公共墓地的“大分散、小集中”“居葬合一”的埋葬形式所反映出的维系社会成员关系的血缘纽带的松弛；手工业部门及其从业者向大型中心聚落集中及其所带来的中心聚落越发城市化的发展方向，等等。我还特别注意到，按照张海的描述和总结，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不是线性的，其社会的复杂化内容是在多次社会重心转移、重组中，亦即新旧古国的交替中，接力式地积累、发展起来的。而从其宏观聚落结构所见社会向早期国家的演进，在古国这个层次上，各地多次上演过从形成发展到衰亡又再次发生的“轮回”或“涅槃”的历史剧。这对于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理解和进一步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二里头文化的产生看作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历史大剧中的一出。
但是，二里头文化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更多、更广泛地吸收了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先进因素，接受了新的农作物和家畜品种来提高经济，发展青铜冶铸技术并主要服务于社会的政治生活，乃至发展出一套城市规划制度、宫室制度和礼乐制度，等等，而是在于它成功地发展了此前古国的政治方向。这一政治方向在双槐树之于郑州地区的仰韶社会，在瓦店之于颍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和新砦之于郑州地区的龙山社会中已经多次显露出端倪，即在成功整合了聚落群内部，使之结成古国这种政治实体之后，进而朝向古国之间的整合的努力。而真正做到把整个中原社会整合起来的，二里头文化是次。也正是这个次，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时代”。这是阅读张海著作后的一大心得。
后，张海在第五章中总结归纳了中原地区文明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对参与这个过程和塑造了中原文明诸如开放的、务实的等各种特征的各类因素进行了评估，进而就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特殊模式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长远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原核心区无论是社会的变革还是技术的进步，多元文化的融合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过程是促成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独特模式。”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
后提醒各位读者一句：这是一本打印稿400多页的著作，叙事宏大，图文并茂，交织着作者从各种角度展开的细密思想，丝丝入扣，也展示了作者运用的许多新的分析技术和研究方法，以及借鉴的很多相关理论，当然还有庞大的资料。阅读本书，你将会不由自主地被作者的逻辑牵引，层层剥茧般窥探到远古历史画卷中的细微精妙之处，又会情不自禁为文明进程的宏大和跌宕起伏所折服，而收获连连，心满意足。但实话说，要把它阅读下来，却也绝非一件轻松的事情。读者对此好有一点心理准备。
赵辉
2020年10月23日
第五章结语
本书旨在通过考古学的观察探论中原核心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公元前4000至前1500年）及其相关的文明和国家（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起源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以上诸章节的具体论述中分别从考古学文化和聚落形态演变两个视角阐发了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不同呈现层面，而下面这一章节则将进一步对上述各层面间的关联和互动进行更为宏观的总结和整合，并分别评估其中各类因素在中原核心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进而提出中原核心区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特殊模式及其考古学探索、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社会发展逐步朝向复杂化的过程是考古学研究各地文明社会演进的共同特征，实际上所谓不同地区的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不同模式正是各地社会复杂化道路和方式之间差异的终结果，而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本身又是多维度的，且具有长期的历史效应。因此，考古学从长时段的视角出发探索这些不同历史维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阐释不同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模式的特殊性。
本书所论述的中原核心区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包括了文化谱系和聚落形态两个方面。文化谱系的研究不但能够为我们认识长时段的历史过程构建起宏观的时空框架，而且也是考古学探索区域间文化交流、人群迁徙等问题的有效途径；聚落形态的演变包括宏观聚落形态和微观聚落形态两个层面，可以反映区域人口增减、社会发展重心的移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社会问题，是阐释文明和早期国家特征及其形成过程的核心内容。这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即构成了我们试图将要阐明的中原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特殊模式及其对中华文明整体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由于外部地理环境的开放性和内部地貌环境的多样性，中原核心区无论从考古学文化谱系还是聚落形态演变的角度均存在区域的差异性、发展的异步性以及区域间的互动、整合现象。因此，研究中原核心区的早期文明化进程需要充分考虑以自然地理地貌划分的“小区域”这个重要的“单元”。实际研究发现，小区域内部的文化一致性更强，能够实现有效的人口集中和统一的劳力组织和社会动员，因此小区域同时也是早期中原社会运作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社会组织单元。在以往的研究中，这种小区域的视角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这也是本项研究组织和分析材料的一个基本的视角。
以下我们首先按照时间顺序系统概括中原核心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与初步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 中原核心区的文化演进和社会复杂化过程的宏观架构
本书系统的研究表明，尽管公元前4000至前1500年的仰韶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核心区的文化谱系发展与聚落形态的演变并不同步，但中原社会的发展演进仍整体呈现为阶段性的特征。仰韶文化在中原核心区兴起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经过各地大致三个阶段的发展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进入龙山时代。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在经过短暂的龙山文化早期的调整之后，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大约公元前18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兴起，并逐步扩展到中原各地，至公元前1500年前完成了其在整个中原核心区的扩张过程。
中原核心区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的前仰韶文化时代，主要为裴李岗文化及其后续文化。从目前掌握的文化谱系和聚落形态的资料看，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心主要围绕嵩、箕山脉和黄淮水系，并与东方地区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栾丰实：《试论后李文化》，《海岱地区考古研究》，第126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高广仁、邵望平：《淮系文化的早期发展与三代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4年第7期。张忠培、乔梁：《后冈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第261280页。。
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原核心区进入仰韶文化时代。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延续了近1500年的时间，从文化谱系上能分为前后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仰韶文化早期，随着半坡类型在其晚期向关中以东地区的发展，晋南豫西地区兴起了东庄类型，中原核心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也主要属于东庄类型的范畴。仰韶文化一经进入中原即表现出强大的发展态势，虽然早期遗存仍以中原西部的洛河中游、涧河流域为发达，但从其分布范围来看，显然已经涵盖了整个中原。仰韶文化的这种发展态势在其中期阶段首度达到了极致。同样源自晋南豫西地区的庙底沟类型不仅一统中原，而且在中原各地均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文化面貌。实际上，仰韶文化早中期的遗存不仅在文化面貌上存在明显的连续性，并具有共同的文化来源，而且在聚落分布的连贯性上也表现得异常强烈。目前中原核心区所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均延续有发达的中期聚落。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均可将中原核心区的仰韶文化早中期看作一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
仰韶文化早中期的中原核心区从文化面貌来看较为单一，属于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控制范围。但中原各地的仰韶文化早中期遗存中鼎（主要是釜形鼎和盆形鼎）的数量较多，显示了本地的传统特色。这一时期，中原社会的发展重心位于西部的涧河流域、洛河中上游和伊河流域。各地聚落的发展较为均衡，从聚落规模上看各区域内部基本是均衡的二级聚落结构，以中小型聚落为主，较大的中型聚落沿不同河流等距均匀分布。聚落内部布局清晰，房屋、窖穴、陶窑和墓地的研究表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大家族很可能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元，他们有独立的居住区、生产区、仓储区、墓葬区，彼此之间形成凝聚式向心式布局结构。
仰韶文化晚期，中原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仰韶文化中期一统中原的庙底沟类型迅速衰落。与此同时，随着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和屈家岭文化的北渐，嵩山东麓的黄淮水系在继承了本地仰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的因素，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本地特色的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其势力远可达嵩山以西的洛阳盆地和黄河以北的济源盆地。而中原西部的涧河流域在这一时期则继续保持与晋南豫西的联系，为仰韶文化晚期西王类型的范畴。显然，与仰韶文化中期相比，这一时期中原核心区主要受东方和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东部嵩山周围的黄淮水系，尤其是嵩山东北麓的郑州—荥阳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中原核心区开始大量接受多元外来文化的影响，由于不同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也导致了区域间差异的增强。从这一时期的大河村聚落中的陶器样式、房屋结构和墓地布局的特征看，“双连式”的文化象征意义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很可能代表了中原核心区多元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态势。
与仰韶文化中期相比，中原各地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均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是聚落间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区域性的中心开始出现。郑州—荥阳地区率先出现了以巩义双槐树为中心的三级聚落结构。其中，双槐树聚落拥有10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面积，超出二级中心聚落一倍以上。双槐树拥有三重环壕的结构，表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聚落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郑州—荥阳地区出现了西山、大河村早期城址。从其近圆形的布局特征看，可能受到了长江中游早期城址的影响。这些城址均出现在二级中心聚落之中，反映出区域内来自与城址规模相当以及更大的中心聚落的压力所造成的紧张社会关系，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中心—城址”的区域社会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单一中心聚落的双槐树发现有位于聚落中心且带有围墙的大型夯土建筑、祭祀台基和贵族墓葬等，表明中心聚落的社会发展复杂化程度远远超出了次级中心和普通聚落，在郑州—荥阳地区很可能已经率先出现了中原地区的早期复杂社会的形态。
其次，普通聚落内部的布局结构虽然仍保持凝聚式的特征，但向心式布局已不明显。房屋和墓地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元有逐步小型化的趋势，聚落内部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开始融入了较多外来地缘关系的因素。与此同时，聚落之间功能开始分化，出现了祭祀宗教性质的聚落；而墓葬研究表明社会成员之间也开始出现了等级地位的分化。聚落形态上布局结构的疏松、社会基本单元的变小、聚落功能和社会成员间的分化显然与考古学文化上多元外来文化的融入形成鲜明对照，充分表明仰韶文化晚期中原社会的重大变化与人口的流动和文化的重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仰韶文化晚期晚段，中原核心区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有趣的是这种变化也是从文化面貌上首先开始的。这一阶段，兴起于晋南豫西的西王类型晚期开始向东扩张，其影响遍及整个中原。各地秦王寨类型陶器中夹砂灰陶数量增加，出现了大量的绳纹、浅篮纹和附加堆纹的组合。来自晋南豫西文化的这种影响一致持续至龙山文化早期，并终导致了整个中原社会的再度变革。
总之，中原核心区仰韶文化时期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大致分为早中期和晚期两个大的阶段，其间的变化主要由多元外来文化的涌入而引起，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相应由仰韶文化早中期的中原西部转移到仰韶文化晚期的嵩山东北地区。
公元前2400年前后中原核心区进入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在中原地区延续了600多年的时间，可明显分为龙山文化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
龙山文化早期中原各地开始广泛接受来自晋南豫西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化。实际上，晋南豫西对中原核心区卷土重来的影响在仰韶文化晚期的晚段即已开始，至龙山文化早期再度发展至高潮。由于晋南豫西以西王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导的两次文化东进对中原核心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的不同，我们分别将其纳入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范围，但必须注意到的是这前后两阶段之间仍存在较强的一致性，尤其是表现在聚落形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早期的中原各地，区域间的差异表现得较为明显。中原东南部地区的颍河中上游地区、沙汝河流域继续保持与东方、南方文化传统的密切联系；而洛阳盆地、郑州地区、洛河中游则接受更多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因素，涧河流域和济源盆地的西部还直接处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控制范围之内。
与仰韶文化时期相比，这一时期中原各地的聚落数量除了洛河中游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均有明显减少的迹象，表明了文化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但是，中原各地都具有一定数量的龙山文化早期聚落，且有共同发展繁荣的趋势，表明从龙山文化早期开始，中原核心区逐步进入全面开发的新时期。
从目前所掌握的这一时期的聚落内部特征来看，与仰韶文化晚期相比变化不大，嵩山周围仰韶文化晚期秦王寨类型聚落一般都延续到龙山文化早期，且聚落形态上略显疏松的布局结构、社会基本单元的逐步小型化、聚落功能和社会成员间的进一步分化等特征都延续自仰韶文化晚期。
公元前2300年前后中原地区开始陆续进入龙山文化晚期阶段。这一时期是中原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中原核心区考古学文化发展鲜明的特色是其区域间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多个层面上，且彼此之间并不整合，从而呈现出较龙山文化早期更为复杂的局面。但与龙山文化早期一样，中原各地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整体来看，可以大体将其划分为东方文化系统、西北文化系统和南方文化系统三大类，从而表现出这一时期更大范围内和更加多元化的周边文化融入中原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
龙山文化晚期，中原社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嵩山东南地区。区域社会不仅进一步以流域这个“小区域”为单元进行了整合，而且内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若干三级聚落结构的区域复杂社会，一个区域性的小聚落群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小规模范围内的独立政治实体。有趣的是，这些不同的区域聚落群不但其内部聚落组织结构有所差异，而且彼此之间文化面貌也不相同。因此，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各地的区域性聚落群，很可能有着各自不同周边文化背景的联系和支持。在这些区域聚落群中，位于颍河中上游的瓦店聚落和位于双洎河流域的新砦聚落的面积均超过100万平方米，俨然成为新的区域性中心。瓦店和新砦都拥有多重（组）环壕，作为区域性的中心聚落，其内部社会稳定发展，聚落规模不断扩张。瓦店聚落无论从考古发现的多种文化因素的丰富遗存，还是从动植物遗存和人骨食性分析的多样性看，无疑是一处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群聚集之处，体现了中原地区早期城市的多元文化融合和“商贸”因素的重要作用。瓦店聚落是龙山文化晚期出现的一处集政治、文化、经济、贸易为一体的新型中心城市。与瓦店聚落年代大体相当，但兴起时间略晚的新砦中心聚落同样拥有多元文化因素的背景，尤其是“新砦现象”发生为显著的聚落。新砦聚落在内壕中心位置发现有疑似带有围墙的多组庭院式建筑群，外侧是纵贯聚落并连通城门的东西大道，体现了新型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特点，并为之后的二里头都邑所继承。
除了中心聚落之外，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在嵩山以北、以东、以南地区都有广泛发现。这些城址多数处于二级结构的聚落之中，与中心聚落或其他同等规模的次中心聚落之间仍然保持着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的“中心—城址”的对立模式，表明紧张的社会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从筑城技术上看，多数城址仍继承西山的小版筑夯土技术，并形成城壕一体式的高墙深壕防御设施。也有泛滥冲积平原地区利用土筑矮墙的方式，防御洪水自然灾害的现象。这一时期愈演愈烈的杀殉奠基现象也印证了紧张社会关系和聚落与聚落群之间的对抗。
龙山文化晚期，各个聚落的房屋建筑的样式和功能结构都更加多样化，墓葬也更加分散，呈现为“大分散、小聚拢”的态势。集中居住、集中生产和集中埋葬的现象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功能多样化的小型房屋的组合以及这一时期开始流行的“居葬合一”的新形式。环嵩山地区的聚落中不再出现集中埋葬的墓地，相反墓葬均埋葬在房前屋后，且无规律，多数无随葬品，它们以核心家庭为单位依附于所居住的房屋。这些情况反映了核心家庭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独立性大大加强，以单纯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结构被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元的更强调实用性的新型社会组织所替代，而多元文化融入中原的过程又加速了这一趋势，这就为之后二里头早期国家管理的世俗化奠定了基础。
与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的区域性差异相一致的是各地龙山文化结束年代的不同，相应二里头文化在中原核心区的兴起和扩张也在不同的区域内逐步展开。考古年代学的研究表明，中原核心区早期国家诞生的重要历史变革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这一重要转变的发生也首先以文化面貌的变化为先导，其动力同样也来自周边地区文化的再度大量涌入中原。
洛河中游地区、济源盆地龙山文化较早结束，具体原因不详。其他地区在龙山文化晚期晚阶段再度出现了大量外来文化的因素。同样这些外来文化因素以东方文化系统、西北文化系统和南方文化系统为主要划分，对中原各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外来文化的强烈作用下，洛阳盆地率先发生了质的转变，在大量吸收周边不同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产生了二里头文化；郑州地区也接受了较多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本地龙山文化的传统因素更加强烈，在一些遗址上大量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地龙山文化因素相结合，发生了特殊的新砦现象，并持续了较长的时间；颍河中上游地区沙汝河流域和伊河流域虽然仍以继承本地龙山文化晚期的因素为主，但也较早地吸收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新因素。
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洛阳盆地，以二里头都邑为中心。二里头文化一经形成即表现出其强大的扩张态势。首先在其诞生的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即已影响到了伊河流域和沙汝河流域，使得这些地区出现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阶段的因素。到了二里头文化的一期晚段，其势力已经迅速扩张到了除济源盆地之外的中原各地。这一阶段二里头文化不但彻底取代了各地残存的龙山文化势力；在郑州地区中断了新砦现象的发展，代之以二里头文化的新势力；而且也扩展到了先前龙山文化提前结束的洛河中游地区和涧河流域。至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二里头文化进一步越过黄河，将黄河以北的济源盆地也纳入其统治的范围之内，从而完成了在整个中原核心区的扩张过程。
伴随二里头文化在整个中原地区的扩张，二里头早期国家的政治统治架构也逐步在整个中原核心区得以确立。从区域聚落形态看，作为早期国家首都的二里头都邑聚落在洛阳盆地逐步形成，并在二里头文化的大规模扩张过程中，通过四通八达的河流水系网络加强了对整个中原核心区的有效管控，并充分利用各地已有的龙山文化的区域聚落等级结构，从而在整个中原核心区形成了由占据地理要塞的多级聚落中心组成的有效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体系，首次真正意义上将整个中原核心区都纳为一体。结合年代学的研究，这个包括整个中原范围的二里头早期国家的政治实体应该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终得以完成，略滞后于文化的扩张过程。
从二里头都邑的布局看，以井字形大道为骨干规划的宫城区、围垣作坊区、特殊遗存区和外围居住区共同组成了向心式对称布局的整体结构，与此同时完整的道路和水管理系统均可见于二里头都邑之中，无不体现出早期国家首都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特点，开中国早王朝建都规划的先河。二里头都邑内，小型家族墓地再度兴起，并与宫殿建筑、手工业作坊和特殊遗迹现象等混在一起，形成了“居葬合一”的新形态。这些家族墓地的规模大致在数人至数十人不等，有未成年人夹在成年人中间的现象，表明其中可能由若干核心家庭组成。每个墓地中都常见高等级随葬品的中型甲类墓葬，反映出家族成员之间存在非承袭性质的分化现象。从这些拥有中等贵族墓葬的小型家族墓地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区域合二为一的现象看，二里头新型贵族阶层的成长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有关。二里头都邑中按照不同的家族进行职业的分工，负责专业化手工业生产和公共管理等事务，从而形成了新型的世俗化的国家管理体制。这种将早期国家的世俗化管理与血缘关系的家族相结合的模式为二里头之后的二里岗、殷墟、西周王朝所继承，因此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出现代表了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发展已经从“古国”阶段发展到了“王国”的新阶段。
与龙山文化晚期相比，二里头文化时期对各类资源的开发和控制在程度上也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龙山文化晚期以小流域聚落群控制范围内的资源开发模式被打破，二里头都邑已经能够大量获取超出洛阳盆地之外的中原核心区的各类资源，比如自灰嘴等遗址开采灰岩来制作石铲、自南洼等遗址获取白陶。另一方面，二里头都邑还通过贸易或贡赋等形式获得中原之外的重要稀有战略资源，比如铜矿、透闪石玉料、绿松石料、海贝、盐等。用这些稀有资源制作的高档奢侈品常见于二里头都邑以及二里头之外中心聚落的贵族墓葬中，表明二里头都邑已经能够实现对稀缺原料和特殊产品手工业生产的控制以及相应产品的分配，从而对整个中原核心区实施有效的管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广域王权国家”。可见，二里头早期国家的管理模式以及资源控制已经超出了龙山社会本地化的局限，利用自己“天下居中”的地理位置的优势，通过控制网络获取中原之外的重要资源，重新定义了“中心”与“边缘”、“华夏”和“蛮夷”的概念，将地理的中原转变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中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
二、 中原核心区文化演进与社会复杂化过程的特点
纵观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复杂化进程，可以清楚地归纳出如下特点：
整体来看，中原社会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区域性发展到整体繁荣的“滚雪球”式的一体化过程。从前仰韶文化开始至仰韶文化晚期，中原核心区由于受东西两面文化系统的交互影响，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心不断在东西方向上移动。至龙山文化早期，在周边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下，整个中原地区开始进入全面开发的新阶段。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各地均得到了全面开发，各个小区域都进入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实现了聚落群内部的整合，形成等级鲜明的小区域性政治实体。二里头文化时期，以二里头为都邑的早期国家通过河流水系网络和各地不同等级的中心聚落实现了对中原各地的有效控制和开发，终完成了早期国家统治疆域的形成和整个中原核心区的一体化过程。区域性的差异及其相互间的交流与互动贯穿了整个中原核心区社会复杂化的全过程，也是推动中原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合和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原地区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与这里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书所述的中原八个小区既是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又彼此相通，且由河流水系与不同的周边文化区建立联系，从而形成诸多文化缓冲地带，有助于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协调发展。资源的整合和社会阶层的分化都是首先以这些“小区域”为单元展开的。而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地貌环境特征和不同的资源布局，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分化和资源开发模式，而这些不同模式间的相互整合终形成了整个中原范围内的社会等级分化和各类资源流通的早期国家形态。中原核心区在走向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过程中，文化的变动与社会的变革相呼应，社会在动荡中求得革新和发展，外来多元文化的不断涌入成为推动中原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纵观整个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以来的文化演进和社会复杂化的全过程，重大的历史变革大致发生在仰韶文化早期、仰韶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和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恰恰这三次大的变革都率先以大量外来文化的涌入为先导，进而带来聚落形态的变化和经济技术的进步。我们在中原核心区看不到一种单纯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相反中原核心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是在经过数次文化和社会的变动与重组之后，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并非以固定的程式稳步兴起，而是以常新的姿态在变革中发展壮大起来。中原核心区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既伴随着周边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入，同时也带来了各地多元化的文明要素；既是一个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过程，也是文明的多元一体化过程。比如，仰韶文化晚期出现的城址的防御形式可能源自东方或南方的文化传统；龙山文化的土筑式（土坯）建筑和黄牛、绵羊等源自中原的西部和西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同为玉礼器的琮、璧、多孔形刀等显然应来自东方的文化系统，而玉钺、牙璋、铲等形式则应源自西北的文化传统。同样，二里头早期国家获取各类重要战略资源的范围大大扩宽也应与其所具有的中原周边地区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存在密切关系。总之，中原核心区的早期国家文明形式正是在广泛吸纳周边多元文明要素的基础上诞生的，是中国文明形成多元一体化过程的集中体现。人口的集中是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和国家起源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因素。造成中原地区区域性人口集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原核心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人群移动现象，并由此导致了社会发展重心不断转移的现象。从区域聚落规模（包括面积和数量指标）的统计分析看：仰韶文化早中期，中原社会的发展重心位于豫西地区，包括涧河流域、洛河中游、伊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发展重心转移到嵩山东北的郑州—荥阳地区，社会复杂化开始加速发展；龙山文化晚期，中原社会发展重心再度转移到嵩山东南的双洎河、颍河中上游和沙汝河流域，形成若干区域性的等级社会；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发展重心重新回到中原中心的洛阳盆地，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出现。区域间人口流动造成的某一段时间内人口的相对集中，从而引发了该地区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因此，中原社会早期的复杂化，除了外来因素的影响之外，其内部的发展动因也不可忽视。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基层社会组织有逐渐小型化的趋势，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始终突出。仰韶文化早中期，中原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和大家族组织盛行，以家族为单位的生产、生活和埋葬空间规划有序，家族之间彼此平等，在聚落布局上表现为向心式和凝聚式的结构特征。仰韶晚期以来，伴随着大量外来文化的涌入，在房屋布局和墓地规划方面都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大型公共墓地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小型化的家族墓地杂处现象。龙山文化时期，环嵩山地区基本不见排列有序的墓地，各个聚落的墓葬均表现为“大分散、小聚拢”的现象，墓葬以核心家庭为单位埋在房屋的前后，形成“居葬合一”的新形式。与此同时，多功能、多样式的房屋流行，核心家庭已经在社会生产生活方面具有独立的地位。龙山文化时期的“居葬合一”现象延续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但所不同的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小型家族墓地再度兴起。小型家族墓地常常埋葬在房屋、宫殿建筑、手工业作坊、特殊遗迹等的周围，形成居住、生产、生活、埋葬一体化的空间布局模式。以家族为单位从事专业化生产甚至承担一些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的现象在包括二里头都邑在内的聚落中十分常见。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也发生在家族内部，一些有威望的家族成员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和稀有物品，成长为新型的贵族。可见，血缘关系在中原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崇尚实用和世俗化是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仰韶文化晚期以来，中原社会开始表现出阶层分化的现象，一些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出现，但明显这些墓葬都是外来因素，数量也极少，没有成为中原社会的主流，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周边地区的权贵势力在中原并没有市场。相反，进入龙山时代，中原社会的阶层分化并没有表现在浪费资源的奢侈品的获取上，贵族墓葬基本不见，而社会的发展更加崇尚实用。中心聚落或城址组织动员劳动力主要服务于社会公共事务，新型的中心聚落多讲究内部的规划，城市强调方正布局，贯穿聚落的交通干道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始在聚落中出现。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再度突显，他们按照职业的不同，分别从事不同的专业化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国王的赏赐，积累财富和社会威望，形成新的贵族阶层。而二里头早期国家也正以这种方式将以家族为单位的血缘关系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国家管理体系，世俗化成为中原早期国家起源与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三、 促成中原核心区文明和早期国家产生的各类因素的评估
综合中原核心区仰韶文化以来的文化演进和社会复杂化过程的诸多特点，有三类因素值得我们重点予以评估，以考察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模式的特殊性：文化融合、环境变化和经济技术。
文化融合
毋庸置疑，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融入是推动中原地区社会变革的主导因素。由文化融合所带来的社会诸方面的变革可从两个角度得到证实。
首先，从年代上看，聚落形态研究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往往以中原周边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入为先导。
中原各地仰韶文化晚期开始的周边多元文化的融入，带来了各地仰韶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这种由多元文化所构建起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一直持续至龙山文化早期。而在此期间，从仰韶文化晚期晚段开始即已出现了仰韶文化西王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东扩和融入中原的文化新过程。实际上，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融入所引起的中原各地社会的新变革直至龙山文化晚期才得以实现。
从龙山文化晚期晚段开始，中原各地再度出现了大量周边文化涌入的现象，二里头文化即在广泛吸收各类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然而以二里头都邑为中心的包括整个中原范围的早期国家的统治形态主要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才得以初步确立。
显然在中原核心区仰韶到二里头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略晚于文化的变动，社会的变革是在不同时期文化融合高潮的基础之上逐步得以实现的。
其次，从社会结构的具体内涵和各个时期获取的新资源和出现的新技术的内容来看，均与周边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入存在密切关联。
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以郑州地区大河村聚落为代表，其中一些陶器的制作样式、房屋建筑结构、墓地布局等均显然与聚落中同一时期大量出现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因素的融合存在密切联系。
仰韶文化晚期郑州地区青台聚落中新出现的石铲和石钺的制作工艺，西山聚落中新出现的城址的防御形式，龙山文化晚期各地新出现的白陶烧制技术，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的铜、玉、绿松石等战略资源和小麦等新的农作物品种等等都能在周边文化区中找到明确的更早的传统。
总之，多元文化的融入是推动整个中原核心区社会变革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因素，同时也充分表明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显著特征即在于其文化和文明的多元一体化过程。
环境变化
从环境因素的变化讨论文明起源的外部动因是国内外文明起源研究的热点。然而针对中原核心区的情况，还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对中原核心区而言，环境对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影响要从两个角度做出区分：气候变化和地理地貌。
环境考古学研究表明，全新世中期的中国北方地区经历过几次明显的气候波动事件，这些气候波动事件对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主要应从更大范围的角度观察。一些研究者指出中国北方地区在公元前2600年和前2000年前后的两次气候突变事件导致了黄河下游的改道和大汶口—龙山文化的西进，从而促成了东方文化系统进入中原的过程。同样在这两个时段内中国北方地区的两次气候突变事件也有可能与西北文化系统进入中原的过程有关。如此，气候的变化促成了不同文化区之间人群的迁移和多元文化融入中原的过程，并进而引起了整个中原社会的变革，那么气候变化对中原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起源间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对这种作用的评估显然应该置于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更宏大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中来考虑。
从地理地貌的角度看，中原核心区主要的环境优势即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样的地貌环境。首先，地理位置上，中原地区天下居中、八方辐辏，既是北方旱作农业区和南方稻作农业区的交接地，也是东部沿海文化区与西部内陆文化区的交汇之地，有助于各种文化、经济和社会形态的交汇与融合。其次，中原核心区地处我国地形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区，地貌环境复杂多样。内部山水相间，形成各自独立且又由河流水系相通的小区域，彼此之间存在诸多文化缓冲地区，有助于各类文化的共存与融合。而且复杂多样的地貌环境，使得人们在面对气候突发事件时，有宽裕的回旋空间。正因为中原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才使得这里长期以来不断接受外来多元文化和各类先进的文明要素，并尽量减少恶劣气候突变事件的影响，逐步将环境的优势转变为文化和文明的优势，终促成了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态的诞生。
经济技术
经济技术的变革也常被研究者引述来讨论早期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问题，或被看作一些地区社会趋于复杂化的关键性因素。针对中原地区而言，有关经济技术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中原核心区仰韶到二里头文化各个时期新资源的开发和新技术的出现多数与周边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入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中原核心区多元文化的融合对技术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先导性作用。但是，有关经济技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仍值得深入讨论。
中原核心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中上层和下层社会的变革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经济技术的变化也一样。对于普通资源的获取和日常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变革显然没有供上层社会使用的重要战略资源的获取和高档手工业产品生产技术的变革迅速。龙山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普遍陶器的生产和作物加工基本保持了以家庭式为中心的小规模生产单元的形式，但是与大规模集体性工程和大型建筑的营建相关的石铲工具的资源开发和生产模式却从龙山文化晚期的小流域范围扩展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整个中原的范围。二里头文化时期新出现的铜器、玉器、绿松石制品、漆器等高档手工业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显然与这一时期二里头早期国家所控制范围的扩展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以小流域为单位，只能获取本地的有限资源，玉石等稀缺资源缺乏。这或许也是龙山文化时期，因缺乏奢侈品作为特殊身份地位的标志物，而制约贵族阶层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成熟的青铜冶铸技术经欧亚草原引入中原，并迅速为中原社会所接纳和改进，并发展出了更先进的块范法冶炼技术，用于铸造以复杂容器为主的青铜礼器。青铜冶铸技术能够为二里头早期国家迅速接受，源于中原地区新石器以来积累的先进制陶和寻矿技术。它的出现既推动了早期国家以获取铜料资源为目的的对外扩张，又满足了新兴贵族阶层的成长和青铜礼制的出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以说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中经济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的复杂化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联动关系。
四、 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特殊模式
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长远影响综合以上论述，无论是社会的变革还是技术的进步，中原核心区多元文化的融合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过程是促成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独特模式。
中原文明在形成过程中率先以其天下居中、八方辐辏的地理环境优势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和文明要素，并在中原社会的大熔炉中加以重新熔铸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更为先进的世俗化的中原文化和文明的新形式。因此，始终保持以对外开放的姿态和常新的理念，社会发展不地依赖于特殊资源的获取和特定宗教信仰的束缚，是中原文明得以产生并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
中原核心区的文明和早期国家在起源过程中逐步将地理环境的优势转化为文化的优势，从而继续不断地吸引、同化和融合更多的外来文化和文明形式，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重要基础。
正如本书开篇所述，中原的概念从诞生之初的环境优势的狭义中原概念逐步扩展至整个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兼具环境和文化优势的广义中原的概念，正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和文明被中原文化所吸引，进而被同化并融入中原文化本身的例子不胜枚举。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文化开放性的重要特征在其诞生之初即已奠定。可以说，中原地区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模式对整个中华文明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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