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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南*评论集 李敬泽 陈晓明联袂推荐 谢有顺倾情作序
李德南的“为思想寻找词语”，并非预设着思与词的对应，相反，这暗示着词与思的分别、离异，是思无词或词无思。作为批评家，他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是符号的极大过剩，是词语无穷无尽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与经验的再生产互为表里，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寻找词语其实也是思想与词语的对抗争辩，在这种争辩中思想为自身赋形。李德南的这部书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的生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不是给定的、不是知识或权力，思想是在复杂的生态交换中艰难生长的有机植物。李德南由此证明了，他深刻领会了这个时代思想之难，并且机警敏锐地探求思想之道。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这是一部充分表现出李德南作为学者的真诚和学术创见的论文集，以厚重而坚实的词语为地标，绘制出一幅极富个人色彩的文学地图。他凭借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开放的学术视野，打破哲学与文学、中国与世界、纯文学与大众文艺之间的壁垒，一再对沉默的理论知识进行激活，以此敏锐地把握住文学现场的直接经验。文学研究者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使李德南得以打通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凝视和对外部文学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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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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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思想寻找词语》是青年批评家、作家李德南的文艺评论集。全书一共分为三辑：*辑主要针对新世纪城市小说、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变、文学批评的现实感等重要的文学现象和话题展开探讨，以及对李健吾、金理等批评家的个案解读；第二辑主要收录关于史铁生、邓一光、蔡东等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第三辑主要收录作者关于电影《她》、电视剧《黑镜》、村上春树的写作等为中心来讨论科技、职业写作等话题。全书尝试从反讽、抒情、世界、自我、意志等词语入手来理解作家及其创作的核心结构，勾勒文学的精神地图，也试图将文学、影视与哲学的议题相连接，借此拓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思想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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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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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南，1983年生，上海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广东省首届签约评论家、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小说：问题与方法》《共鸣与回响》《有风自南》《途中之镜》等。曾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粤派学术”优秀论文奖等奖项。入选“广东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岭南英杰工程”后备人才、广州市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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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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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沉默与发声（代序）
——李德南的学术印象 谢有顺/1
辑一 文心与史识
空间的凝视与思索
——理解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一个角度 3
加前缀的现实主义
——对当前现实主义写作实践的观察 15
文学批评的危机时刻
——关于批评性批评的缺席 20
无限的任务
——关于当代文学批评 30
“它关涉着‘生命的具体性’”
——金理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 38
具体事情的逻辑与更丰富的智慧
——对2016年短篇小说的回顾与反思 53
新锐的多重面孔
——关于“广东本土新锐小说家、诗人专号” 71
辑二 意志与深情
生存论的写作路向与写作伦理
——以史铁生为中心 87
走向生命的澄明之境
——重读《我与地坛》及其周边文本 108
抒情的史诗
——论徐则臣《北上》 136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
——陈再见论 156
那一束信念之光
——蔡东及其两篇新作 169
困扰种种与被损毁的内心
——关于川妮的小说 178
他们，以及他们生活的声与色
——何文小说论 187
辑三 此在与远思
凝视孤独而敏感的个人
——从《她》看现代自我的困境与出路 201
技术—娱乐时代的民主政治
——《黑镜》系列之《国歌》 212
景观社会里的生存与死亡
——《黑镜》系列之《一千五百万点数》 225
职业写作的一种路径
——以村上春树为例 241
后 记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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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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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发声（代序）
——李德南的学术印象
谢有顺
2009年，我次见李德南，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那时，德南正在上海大学哲学系读硕士，却来听文学会议。会议间隙，他走到我身边，告诉我，他是广东人，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毕业后想报考我的博士生——这几件事情，用他低沉的声音说出来，令我印象深刻。
那时我并不知道他还写小说，只是凭直觉，如果一个人有哲学研究的背景，转而来做文学研究，一定会有所成的。这也可能跟我自己的知识兴趣有关。我做的虽然是文学批评，但对哲学一度非常着迷，大学期间，我读过的哲学书，超过我读的文艺理论方面的书，对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更是不陌生。现代哲学提供一种思想和方法，也时刻提示你存在的真实处境，它和文学，其实是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说存在是什么，一个是说存在是怎样的。现在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批评，之所以日渐贫乏，和思想资源的单一，密切相关。德南在硕士期间就愿意去啃海德格尔这块硬骨头，而且还是关于科学哲学这一学术难点，可见，他身上有一种隐忍的学术雄心。我后来读了德南的硕士论文，很是钦佩，他的研究中，不仅见学术功力，更可见出他领会海氏哲学之后的那份思想情怀——谈论现代哲学，如果体察不到一种人性的温度，那你终究还是没有理解它。德南把自己的文学感悟力，应用到了哲学研究中，我预感，他日后也可以把哲学资源应用到文学研究中，实现文学与哲学的综合，这将大大开阔他的学术视野。
一个人的精神格局有多大，许多时候，是被他的阅读和思考所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术进一步细
分、量化，80年代很普遍的跨界交流越来越少，文学研究的影响力衰微，和这一研究不再富有思想穿透力大有关系。因此，文学批评的专业化是把双刃剑，它可以把文学分析做得更到位，但也可能由此而丧失对社会和思想界发声的能力。专业化是一种学术品格，但也不能以思想的矮化为代价，学术为正大的格局，还是应推崇思想的创造，以及在理解对象的同时，提供一种超凡的精神识见。那年和李德南的短暂聊天，勾起了我许多的学术联想，那一刻我才发觉，多年来，文学界已经不怎么谈论哲学和思想了，好像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只用文学本身来解释就可。有一段时间，不仅文学批评界厌倦那种思想家的口吻，文学写作界也极度鄙夷对存在本身作哲学式的讨论，文学的轻，正在成为一种时代的风潮。
正因为此，我对李德南的学术路径有着很大的期许。他硕士毕业那年，果然报考了我的博士，只是，每年报考我的考生有数十人之多，我一忙起来，连招生名录都忘记看，有些什么人来考试，也往往要等到考完了后我才知道。这期间，德南也没专门联系我，等到考完、公布分数，德南可能由于外语的拖累，名次并不靠前，我甚至都无法为他争得面试的资格，成为当年一大憾事，这时我真觉得，那个在上海的会议间隙和我说话的青年，也许过于低调、沉默了。
这其实非常符合德南的性格，一贯来，他都脚踏实地，不事张扬，写文章从不说过头的话，生活中更不会做过头的事，他总是等自己想清楚了、觉得有把握了，才发言，才做事。这令我想起，德南是广东信宜人，地处偏远，但民风淳朴，那里的人实在、肯干，话语却是不多，在哪怕需要外人知道的事上，声音也并不响亮。德南并不出生在此，但那是他成长的地方，他深受故乡这片热土的影响，有这片土地的质朴，也像这片土地一样深沉。他或许永远不会是人群中的主角，但时间久了，他总会显示自己的存在，而且是无法忽略的存在。
在这几年的学术历程中，德南以自己的写作和实践，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真正的沉默者也会发声的。第二年，德南以总分的成绩，顺利进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对文学有着一种热情和信仰，但他又不放纵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情感，相反，他总是节制自己，使自己变得理性、适度、清明，如他自己所言，他受益于海德格尔“思的经验”，但后来更倾心于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诠释学。他更看重的也许正是伽达默尔的保守和谨慎。比起海德格尔式的不乏激烈色彩的思想历险，德南崇尚谦逊、诚恳，以及迷恋洞明真理之后的那种快乐，他曾引用伽达默尔的话作为自己的写作信条：“如果我不为正确的东西辩护，我就失败了。”他当然也作出自己的判断，但任何判断，都是经由他的阐释之后的判断，而非大而无当的妄言。与意气风发的判断者比起来，德南更愿意做一个诚实的阐释者。
这也构成了李德南鲜明的学术优势：一方面，他有自己的思想基点，那就是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中心的思想资源，为他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和深度；另一方面，他一直坚持文学写作，还出版了长篇小说《遍地伤花》，对文学有一种感性、贴身的理解，尤其在文本分析上，往往既新颖又准确。他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思想大师身上，深刻地理解了人类在认识上的有限性，同时也承认每个人都是带着这种有限性生活的；从有限性出发的阐释，一定会对文学中的存在意识、悲剧意识有特殊的觉悟——因此，李德南关注的文学对象很广，但他想和大家分享的，其实只是这些作家、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博士论文《“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把史铁生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从个体与世界、宗教信仰与文学写作等维度，理解史铁生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内心的挫败感与残缺意识，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但正视史铁生的身体局限和存在处境，从而为全面解读史铁生的写作世界和生命哲学，提供了一个现象学的角度。在我看来，《“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是目前国内关于史铁生研究有深度的一部著作。
而李德南会如此认真地凝视史铁生这样的作家个案，显然和他沉默的性格有关。他的沉默、谨言、只服膺于真理的个性，使他不断反 观自己的内心，不断地为文学找到存在论意义上的阐释路径，他也的确在自己的研究中，贯彻了这一学术方法。他对史铁生、刘震云、格非等作家个体，对70后、80后等作家群体的研究，都试图在个体经验和真理意识中找到一种平衡，他既尊重个体经验之于文学写作的重要性，也不讳言自己渴望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写作的真理”，而且，他乐意为这种真理辩护。这种文学批评中不多见的真理意识，使德南对文学作品中那些幽深的内心、暗昧的存在，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他把这些内心图景当作自己对话的对象，同时也不掩饰自己对这些心灵有着无法言喻的亲近感。
因为有着对内心的长久凝视，同时又有属于他自己的“写作的真理”，使得李德南这些年的文学批评有着突出的个人风格；他是近年崛起的80后批评家中的重要一员，但他的文字里，有着别的批评家所没有的思想质地。
我也曾一度担忧，像德南这样偏于沉默的个性，会不会过度沉湎于一种精神的优游，把写作和研究变成玄想和冥思，而远离实学。尤其是蜷缩于一种隐秘精神的堡垒之中，时间久了，很多作家、诗人、批评家，都容易对现实产生一种漠然，批评也多流于一种理论的高蹈，而不再具有介入文学现场的能力，更谈不上影响作家的写作，让作家与批评家实现有效的交流。这是文学批评的危机之一，但多数批评家因为无力改变，也就对此失去了警觉。但李德南对文学现场的深度关注、介入，很快就让我觉得自己对他的担忧纯属多余。我在不同场合，听陈晓明、程永新、弋舟等人，对德南的批评文字、艺术感觉，甚至为人处事，赞赏有加；我也已经察觉到，德南是可以在沉默中爆发的，尽管这样的爆发，不是那种为了引人注目的尖叫，而只是为了发声，为了让自己坚守的“写作的真理”被更多人听见。
沉默与发声，就这样统一在了德南身上。这两三年，每次见到他，还是那种稳重、沉实的印象，但在一些问题的发言上，他往往有锐见，话不多，但能精准地命中要害。他是一个有声音的人。他以沉默为底子，为文学发声，这个声音开始变得越来越受关注。尤其是他在《创作与评论》等杂志上主持栏目，系统地研究70后、80后的作家与批评家，介入一些文学话题的讨论，并通过一系列与文学同行的对话，活跃于当代文学的现场。与北京、上海等文学重镇比起来，德南在广州发出的，有着“南方的声音”的独有品质。他已经有了自己的领地，也开始建构起自己的话语面貌，这些年，以自己的专注和才华，守护着自己的文学信仰，与一代作家一起成长，并为这代人的成长写下了重要的证词。他在多篇文章和访谈中说，自己在写作和研究之外对文学现场的参与——主持研究栏目，发起文学话题，把一代作家作为整体来观察并预言他们的未来，等等，是在求学期间得益于我的启发：在重视文学研究的同时，也不轻忽文学实践，从而让自己的思想落地，让思想有行动力——中国从来不缺有思想者，而是缺能够把一种思想转化成有效的行动和实践的人。这样的说法让我惭愧，但也让我越发觉得，文学并不只是一个个作家编织出的精神的茧，而应是通往世界和内心的一条敞开的道路。事实上，在德南的身上，我也学得了很多，尤其是这些年来，他比我更熟悉文学现场，更熟悉年轻一代的写作，我常就一些新作家、新作品，征询他的意见，倾听他的观点，并从中受益。教学相长，在我和德南身上，还真不是一句空话。
直到现在，在我召集的师友聚会中，德南更多的还是一个沉默者，即便他做父亲了，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语气也是平和、节制的，但他在文字里的发声，却已经越来越成熟。他很好地统一了沉默与发声的学术品质，也很好地处理了文学沉思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正如他讨论的文学场域越来越宽阔，但对文学的信念、对自己如何阐释和为何阐释却有了更坚定的理解。他的研究格局很大，他的声音也柔韧有力、辨识度高——在我心目中，这个时代值得倾听的文学声音之一，有他。
2015年5月6日，广州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后 记
这本书主要收录我近五年写的、篇幅较长的文章。书中的文字，大多属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范畴，或是关于批评、写作的思考。以“为思想寻找词语”作为书名，是因为它大致概括了我的写作、批评与研究的目标与方法。
思想之事是抽象的，是大的，致力于思考的人，应该有大视野；而切近思想的路是具体的，需要从细小处开始，甚至得从一个又一个的词语入手，以小见大。我首先希望找到的，是这样一类词语：它们有石头般的质地，厚实，适宜筑造思想之路，也能为思想的世界赋形。现象学与解释学，存在论与实践论，抒情、史诗与反讽，此在与世界……诸如此类的词语，在我的写作、批评与研究中，大抵起着这样的作用。我希望借助这些词语来形成相对确定的言说路径，同时又希望这些路径是开放的——它们彼此相通，也与另一些我未曾走过的路径相通。
一个思想世界的形成，只有石头般厚实的词语是不够的。干秃秃的路并不迷人。围绕着路，还应有草木，有花朵，有风，有云，有光……这一切的形成与显现，也得借助词语。这样的词语，可能是轻逸的，是带有独特声响的，是出乎意料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言说爱与怕，可以传达意志与深情。
五年前，在写我的本评论集《途中之镜》的后记时，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宇宙浩茫，人力终归有限，即便可以对思与言的奥秘有所洞察，也难保行事时绝不出错。我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尽量持守作为一个思者的诚实与谦逊，以便更长久地置身于对真理的期待之中。”这一想法在我其实至今没变。我仍旧在途中。我希望能一直葆有寻找的热情，继续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个人思考的踪迹，继续努力接近所渴求抵达的境界。
感谢李敬泽老师、陈晓明老师鼓励与指点，以及两位师长的文章、著作给我的许多启发。感谢我的博导谢有顺教授指引我走上批评之路，勉励我坚持前行。感谢李宏伟先生和秦悦女士为此书所做的严谨而细致的工作。
李德南
2020年10月29日
空间的凝视与思索
——理解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一个角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书写在逐渐增多，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其中，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成为不少作家的共同兴趣。他们或是以空间作为书写城市文学的方法，或是在写作中凝视各种形式的空间，通过思索空间的意蕴来拓宽、拓深个人对城市、人生还有新文明等领域的认知。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和之前的城市文学相比，所涉及的经验范围有较大的拓展。这种拓展，又和空间的生产与拓展有很大的关系。在现代思想的视野中，空间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则使得时间进一步是以空间的形式来体现的，很多问题都已经空间化了。列斐伏尔甚至认为，当今时代的生产，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在目前的生产模式与社会中有属于自己的现实，与商品、货币和资本一样有相对的宣称，而且处于相同的全球性过程之中。”② 以文学作为考察对象的话则会发现，在以往的写作中，不管是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大多是在中国的范围内，以城市—乡村的架构来书写人们的生存经验。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地球本身也成了“村”，空间的距离进一步缩小了，新的生存经验已经撑破了以往的城市—乡村的架构，作家们也开始在中国—世界的架构中描绘他们眼中与心中的文学图景。
由此，我想到两篇同样命名为《故乡》的小说，一篇出自鲁迅，一篇出自蒋一谈。1921年，鲁迅写下了他的重要作品《故乡》。在这当中，我们首先可以读到这样一个故事：“我”——“迅哥儿”——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两千余里、有二十余年未曾回去的故乡。“我”是一个知识分子，这次回乡并没有多少好心情，因为回乡的目的是为了告别，是为了卖祖屋，“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①。这里所说的“异地”，指的是中国的城市，不一定是大都市，也有可能是小城镇。至于具体是哪里，小说中并没有说明。时间到了21世纪，在蒋一谈的《故乡》中，所看到的已经是另一幅景象。蒋一谈的《故乡》的主角同样是一位男性知识分子，更具体地说，是一位文化批评家。此时他正置身于美国，在午夜遥想他的故乡。鲁迅《故乡》中的“我”之所以离开故乡，是为了到异地“谋食”；蒋一谈《故乡》中的“我”，则是为了去美国探望女儿和外孙女。而不管是回归，还是回归后的出走，两篇小说中的“我”的感受都是非常复杂的。鲁迅《故乡》中的“我”，似乎是因为无法忍受故乡的落后、贫穷与蒙昧而出走，涉及的是乡土世界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问题。蒋一谈的《故乡》则注意到了各种新的生存经验：跨语际的话语交流的困难、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差异、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新时代的冲突……由此可以看到，两篇小说的叙事模式虽有相通之处，但所涉及的主题与问题有非常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则与现实生活中空间的拓展以及相应的生存经验的拓展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蒋一谈的这篇同题小说，还可以把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与鲁迅的《故乡》放在一起进行对读。这两篇小说里有一个相同的情节：回老家去变卖祖屋。“迅哥儿”变卖祖屋是为了扎根城市，是为了“到城里去”；初平阳之所以变卖祖屋，却是为了“到世界去”，是出于对耶路撒冷及其所蕴含的宗教精神的向往。在《耶路撒冷》与蒋一谈的《故乡》中都可以看到，小说所涉及的生存经验的范围显然扩大了。这种扩大，使得蒋一谈的《故乡》和《耶路撒冷》获得了某种独特性，从而与当下那些同质化的、无新意的作品区分开来。徐则臣和蒋一谈还都敏感地注意到新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重新定义故乡。当我们在新的世界视野或世界体系中思考故乡，故乡就不再一定意味着是乡村，而可能就是城市，甚至就是中国本身。故乡经验的生成，不再局限于中国内部的城—乡对照，而可能是来自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度的比较。
另外，对空间的重视，也体现在深圳等新城市的城市文学写作热当中。我在读邓一光、吴君、蔡东、毕亮、陈再见等作家的作品时，注意到一个现象。他们的写作，都具有极其鲜明的空间意识。他们的城市书写，是以空间作为切入点的，也可以说，是以空间作为方法。他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书写方式，则和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深圳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城市，其历史线条非常简单，并不像北京、西安、南京那样有曲折的、深厚的历史。深圳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新的。它是一个现代的城市。而对于这样的新城市来说，具体的书写方法和老城市也并不一样。对于北京、西安、南京等老城市而言，时间是比空间更为值得注意的因素，或者说，其空间是高度时间化的。北京、南京等老城市的魅力通常来自时间的流逝与积淀。围绕着这些城市而写就的作品，也往往是从时间或历史的角度入手，形成独特的叙事美学。王德威在为葛亮的长篇小说《朱雀》写序时，便首先是对南京的历史作一番追溯，在历史的视野中发掘并确认《朱雀》的魅力：“在古老的南京和青春的南京之间，在历史忧伤和传奇想象之间，葛亮寻寻觅觅，写下属于他这一世代的南京叙事。”① 邱华栋在回顾个人在北京生活的二十余年经历时，则谈到北京在现代城市改造中所发生的变化，看到了“老北京正在迅速消失，而一座叫做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正在崛起”。② 然而，他并不认为老北京就此失魂落魄，而是认为“老灵魂”依然存在，“主要是存在于这座城市的气韵中。这是一座都城，有几千年的历史，纵使那些建筑都颓败了，消失了，但一种无形的东西仍旧存在着。比如那些门墩，比如一些四合院，比如几千棵百年以上的古树，比如从天坛到钟鼓楼的中轴线上的旧皇宫及祈天赐福之地，比如颐和园的皇家园林和圆明园的残石败碑。我无法描述出这种东西，这种可以称之为北京的气质与性格的东西。但它是存在的，那就是它的积淀与风格，它的胸怀，它的沉稳与庄严，它的保守和自大，它的开阔与颓败中的新生”③。金宇澄在其备受关注的《繁花》中，也正是从类似的一衣一饭等细部入手，来重构“老上海”的多重面孔。
在以前，一个城市的发展，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因此，从时间入手书写城市是具有方法论上的普适性的。张定浩在一篇尝试对“城市小说”进行重新定义的文章中所给出的条定义便是认为“城市小说是那些我们在阅读时不觉其为城市小说但随着时间流逝慢慢转化为城市记忆的小说”。④ 他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入手，认为城市小说所提供的阅读经验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经验是一致的，“唯有游客和异乡人，才迫不及待地通过醒目的商业地标和强烈的文化冲突感知城市的存在，对那些长久定居于此的人来说，城市在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细枝末节里。”① 这一认知很有见地。然而，张定浩提出的原则，对于深圳这样的新城市来说，又几乎是失效的。作为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新城市，深圳缺乏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醇厚的城市记忆。深圳是一座快速成形的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部按了快进键的电影。它所经历的时间过于短暂，几乎是无历史感的，也是无时间的。相比之下，它好像只有今生，而没有前世。因着历史感的缺失，空间的效应则更为突出。
深圳作为一座城市的魅力，也不是源自时间而是源自空间，尤其是具有理想色彩的公共空间。很多人在想起深圳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时间，而是深圳的空间，是深圳的万象城、市民中心，是仙湖、红树林，等等。同样是和深圳这座城市的形成方式有关，邓一光、吴君、毕亮等作家在书写深圳这座城市时都会突出其空间因素，尤其是邓一光。迄今为止，邓一光已经出版了三部深圳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集。他干脆将写深圳题材的部短篇小说集命名为《深圳在北纬22°27′~22°52′》，收入书中的九篇小说，有七篇的题目和深圳的公共空间有直接的关联：《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宝贝，我们去北大》《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深圳在北纬22°27′~22°52′》《离市民中心二百米》《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只有《乘和谐号找牙》《有的时候两件事会一起发生》这两篇是例外的。中短篇小说集《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也同样如此，收入其中的十三篇小说，有九篇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标明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北环路空无一人》《你可以看见前海的灯光》《一直走到莲花山》《台风停在关外》《要橘子还是梅林》《出梅林关》《杨梅坑》《如何走进欢乐谷》《想在欢乐海岸开派对的姑娘有多少》。他的第三部以深圳作为主要的叙事空间的中短篇小说集则被命名为《深圳蓝》，十篇小说中也有三篇提到深圳或深圳的公共空间：《深圳河里有没有鱼》《深圳蓝》《与世界之窗的距离》。除了邓一光，毕亮也把他的一部小说集命名为《在深圳》。“在深圳”不仅标明了故事发生的空间，更指向一种独特的存在状态——流动的、迅速变化的、充满不安的城市经验，是毕亮这部小说的重要书写对象。作为一位自觉的、自知的城市书写者，他还将个人的另一部小说集命名为《地图上的城市》。
对于许多并无在深圳生活的经验、不熟悉深圳的读者而言，也许会觉得这种做法非常简单粗暴，写出来的作品会有些不自然，甚至是非常造作的，但是这种处理方式符合深圳的实际状况，也是对许多深圳人存在处境的直接揭示。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土著居民只有三万左右，此外的一千多万人口大多来自内地或广东别的地方，是成年之后才移居至此。他们之所以来到这座城市，首先是被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吸引。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无力在这个城市购买住房，尤其是众多打工者，通常住在狭窄的宿舍或杂乱的出租屋里。这些私人空间又不足以承载他们的“深圳梦”，因此，他们的所思所想与行动往往是在公共空间中展开的。
通过对公共空间与人的关系进行凝视与思索，从而展现新城市的生活现实，已经成为深圳作家讲述深圳故事的一种方法。大卫·哈维在《巴黎城记》等著作中，曾把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个人命运、城市地貌与建筑风格等融为一个有内在结构的思想体系，借此揭示空间的多重意蕴。深圳作家在以空间作为方法来写作城市文学作品的时候，也呈现出类似的立场，部分地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政治经济学式的考察与书写。比如说，在《离市民中心二百米》当中，邓一光就如哈维一样，重视探讨城市空间与社会公正的问题。正如哈维所一再强调的，空间并不只有物理属性，还带有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因此可以从空间入手讨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所写到的深圳市民中心位于深圳市中心区中轴线上，是深圳的标志性建筑，被称为深圳的“市民大客厅”。它实际上是深圳市政府的所在地。将市政府改称市民中心，则意在体现以下理念：，有效政府的理念——要求政府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市民一起形成复合的结构，政府与市民共享信息与文明。第二，开放政府的理念——市民中心的大型开放式平台使其开放功能得以凸显，市民中心以开放理念促进信息分享，其软硬件建设都体现政府的开放意识。第三，服务政府的理念——“服务政府”的本质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这些理念亦通过完善的服务系统得以落实。在写作这篇小说时，邓一光显然非常熟悉“市民中心”的种种空间意蕴并通过小说的形式与之展开对话。小说的主角是一对恋人，“他”与“她”都来自农村，通过奋斗都拥有了户口，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住在“离市民中心二百米”的地方，令“她”觉得骄傲、自豪，也增加了“她”对深圳的参与感与认同感：
她喜欢宽敞、亮堂、洁净和有条不紊的地方。怎么说呢，孕育她的地方是窄小、阴暗和混乱无章的，学习、成长和工作的地方同样如此。人们总说，一个人终只需要三尺没身之地，但那是灵魂出窍之后的事。难道她只能在三寸子宫、五尺教室和七尺工作间里度过她的全部生命？
她应该走进更宽阔的地方。她迷恋成为宽阔之地主人的那种自由感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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