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领土与人口》 -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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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安全、领土与人口

書城自編碼： 329105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208155046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8-12-01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精装

售價：HK$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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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福柯本学期的演讲课程正是他的思想转变期，在上一年的课程《必须保卫社会》中他就说要做一个结束，结束对权力知识的规范化分析，在这次课程中可以看出是转向对人的治理的研究。于是在这次课程中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思想转变期的断裂以及丝连。

內容簡介：

在1976年底提出的生命权力问题的基础上，福柯打算研究在18世纪采用的这种新的权力技术。这种技术不同于规训机制，其对象是人口，并在了解其具体规则的基础上对人口进行管理。安全技术与以放任自流原则为治理合理性的自由主义密不可分。
福柯的分析表明了治理概念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从第四节课开始，福柯选择把自己的问题域转到治理史的框架下。这是一场理论政变，它突然改变了课程的前景：不再是关于安全部署的历史，而是关于西方现代国家的谱系，后者通过各种程序实行对人的治理。

關於作者：

米歇尔福柯（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

1 译者的话

1 前言

3 1978年1月11日
本课的总体视域：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研究权力机制分析的五个想法法律系统、规训机制和安全配置（dispositifs）。两个例子：a）对盗窃的惩罚；b）对麻风、鼠疫和天花的应对安全机制的总体特征：安全的空间以城市为例16 世纪和17 世纪城市空间的安排的三个例子：a）亚历山大勒麦特尔的《论首府》（1682）；b）黎世留的城市；c）南特城

37 1978年1月18日
安全配置的一般特征（II）：与事件的关系：统治艺术与对偶然事件的处理17 世纪和18 世纪的饥荒问题从重商主义者到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es）处理事件的时候安全配置与规训机制的不同之处新的治理理性（rationalit gouvernementale）和人口的诞生对自由主义的结论：作为统治意识形态和技术的自由

69 1978年1月25日
安全配置的一般特征（III）：规范化（normalisation）确立规范（normation）与规范化流行病（天花）的例子和18 世纪的预防接种运动产生了新的概念：情况（cas）、风险（risque）、危险（danger）、危机（crise）在规训中和安全机制中的规范化形式新政治技术的建立：对人口的治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人口问题在知识中，人口作为变革的算子（oprateur）：从财富分析到政治经济学，从自然史到生物学，从一般语法学到历史语文学（philologie historique）

113 1978年2月1日16 世纪的治理（gouvernement）问题多种治理实践（自我治理，对灵魂的治理，对儿童的治理，等等）对国家治理的特殊问题文学关于治理的排斥点：马基雅维里的《论君主》《论君主》直至19 世纪的接受简史治理的艺术，与君主一般的能干不同新治理艺术范例：德拉佩里埃的《政治之镜》（1555）政府在需要领导的东西中找到其目的为了多种战略而导致法律的退化直到18 世纪为止，运用这种治理艺术的历史和制度障碍人口问题，疏通治理艺术的主要因素三角形：政府治理人口政治经济学方法问题：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的历史计划。国家问题的夸大

151 1978年2月8日为什么研究治理术？国家和人口的问题重提总体计划与制度、功能和对象相关的分析的三重移位治理的概念史，从13 世纪到15 世纪，这个概念的语义场对人进行治理的观念。其源头（a）基督教以前以及基督教时期东方的牧领权力的组织。（B）对良心的指引对牧领制度（pastorat）的简单分析。其特征是：（a）它的实践是复杂多变的；（b）这个权力的目标是拯救众生，它基本上是善心的权力；（c）这个权力导向个人化。全体与个人（omnes et singulatim）。牧羊人的悖论。基督教会对牧领制度的制度化

177 1978年2月15日对牧领的分析（继续）希腊文学和思想中的牧羊人羊群关系的问题：荷马、毕达哥拉斯传统。在古典政治文学中很少出现牧羊人的比喻（伊索克拉底、狄摩西尼）一个重要的例外：柏拉图的《政治家篇》。柏拉图其他文本中的隐喻（《克里底亚篇》、《法律篇》、《理想国》）。在《政治家篇》中对长官牧羊人观念的批评。牧羊的隐喻应用于医生、农夫、体育教练和家庭教师身上在西方，牧领作为对人的治理模式的历史与基督教密不可分。直至18 世纪，其转变和危机。牧领历史的必然性灵魂治理（gouvernement des ames）的特征：整体化的权力，与教会的组织共同存在，与政治权力区分开西方的政治权力和牧领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俄罗斯传统的比较

212 1978年2月22日对牧领的分析（结束）与东方和希伯来的传统相比，基督教牧领的特点治理人的艺术。其在治理历史中的角色从3 世纪到6 世纪基督教牧领的主要特征（圣约翰克里索斯多姆，圣西普安，圣安布罗瓦斯，伟大的格列高利，卡西安，圣本笃）：（1）与救赎的关系。功德与罪过的经济学：（a）分析性责任（responsabilit analytique）的原则；（b）彻底及时的转移原则；（c）牺牲的倒转原则；（d）转换的对应原则。（2）与律法的关系：在羊只和指引他的人之间建立全面的依赖关系。个体的没有目标的关系。希腊的无欲（apatheia）与基督教的无欲之间的区别。（3）与真实陈述的关系：生产隐秘的真实陈述。牧领的教育和精神指导。结论：一种全新的权力形式，标志着个体化的特殊模式。其在主体历史中的重要性

246 1978年3月1日引导的概念牧领制度的危机对牧师引导的反叛现代时期，在政治制度边缘的反抗形式的移位：以军队、秘密结社、医学为例词汇问题：对引导的反叛、不降服、分裂、反引导。反对牧师的引导。回顾历史：1）苦行（asctisme）；2）社团；3）神秘主义；4）《圣经》；5）末世学信仰结论：参照牧领权力概念，分析一般行使权力形式时的问题关键之所在

297 1978年3月8日从灵魂的牧师神学到对人的政治治理。这个转变发生的大致背景：16世纪牧领制度的危机和对引导的强烈反抗。新教改革和反改革。其他因素。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宗教牧领制度的强化，以及在公共

和私人领域引导问题影响力的增大。行使君主权力特有的政府理性。与圣托马斯比较。宇宙论神学的连续性被打断。治理艺术的问题。关于历史的可理解性这个问题的意见。国家理性（一）：新事物和丑闻。围绕着国家理性展开的论战的三个焦点：马基雅维里、政治、国家

334 1978年3月15日国家理性（二）：定义和17世纪时的主要特征。国家理性中暗含的新的历史时间性模式。和牧师治理相比，国家理性的特点：（1）救赎问题：政变理论（诺德）。必要性、暴力和戏剧性。（2）服从问题。培根；暴乱问题。培根和马基雅维里的区别。（3）真理问题：从大公的智慧到对国家的了解。统计学的诞生。保密问题。在反射棱镜中看国家问题。在这个新论题中，人口元素的在场不在场

377 1978年3月22日国家理性（三）：国家作为可理解性原则和目标这种治理理性的运作：（1）在理论文章中。维持国家的理论。（2）在政治实践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力量（force），政治实践的新元素。力量的政治和动力学。这种新的治理艺术的第一个技术性、特征性整体：外交军事体系。目的：寻求欧洲平衡。欧洲是什么？平衡观点。工具：（1）战争；（2）外交；（3）设置部署常备军队

413 1978年3月29日根据国家理性，新的治理艺术的第二套特有技术整体：公共管理（police）。直到16 世纪这个词的传统含义。在1718 世纪这个词的新含义：可以保证好好发挥国家力量的盘算和技术。欧洲平衡体系和公共管理之间的三重关系。意大利、德国、法国的不同情况。杜尔哥特德梅耶内（Turquet de Mayerne），贵族民主君主制（Monarchie aristodmocratique）控制人们的活动作为国家力量的基本元素之一。公共管理的内容（objets）：（1）公民的数量；（2）生活必需品；（3）健康；（4）各行各业；（5）人们的共存和流通。作为治理人民的生活和福利的公共管理

444 1978年4月5日公共管理（police）（续）德拉玛尔（delamarre）城市，公共管理的建立地。公共管理和城市管理。领土的城市化（urbanisation du territoire）。公共管理和重商主义问题之间的关系城市市场的出现公共管理的方法。公共管理和司法之间的区别。一种本质上是规章制度性（rglementaire）的权力。管理和纪律重回谷物问题立足于灾荒问题，对公共管理国家的批评。重农主义者关于谷物价格、人口和国家角色的主题。一种新的治理术的诞生，政治家们的治理术和重农主义者的治理术国家理性的转变：（1）社会的自然性；（2）权力和知识的新关系；（3）负责管理人口（公共健康、人口统计学等等）；（4）国家干预的新形式；（5）自由的地位新管理理性的元素：经济实践、人口管理、自由的权利以及对自由的尊重，公共管理的镇压作用针对这个治理术的不同的反引导形式总结

483 课程概要

491 授课情况简介

內容試閱：

译者的话
《安全、领土与人口》是福柯1978 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题目。安全机制是福柯经常论述的主题，因为它与权力息息相关，是福柯主要的关注对象。刚刚看到这本书的标题的时候，我感觉有些奇怪：领土和人口属于什么问题？在一般的权力分析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一般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夺的内容。难道福柯把注意力放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上了吗？虽然福柯并不忽视国家之间的战争问题，但他总是把这种战争纳入到国内政治的角度加以思考，在1976 年的授课《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就试图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命题翻转过来，从战争的角度理解国内政治。不过，《安全、领土与人口》这本书并不是相同的思路，它所谈论的依然是国内政治权力问题，也就是对人的治理和人口的诞生。要想理解这本书，关键是厘清两个概念的谱系学：治理和人口。

Gouvernement，在本书中大部分地方译为治理。这个词在一般情况下译为政府，是政治权力的运转制度和机构，但是在本书却几乎没有办法把这个词译为政府或者政府治理，而只能译为治理。因为福柯在本书中试图重建的是对人的治理的整体谱系，现代的政府管理体系只是这个治理的最新的一个形态而已。他认为，从基督教会对人的治理到现代政府的治理是一个连续体，从希伯来的东方传统到近现代的政府组织方式之间有某种根本的一致性。对人的治理不是希腊罗马的传统，而是希伯来的牧领制度进入欧洲之后逐渐在基督教会内部形成的。牧羊人（即教会及其高级神职人员）和他们所牧养的羊群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前者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后者，而且要引导他们走向灵魂的拯救。这种负责是全方位的，所针对的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在基督教的牧领中，牧羊人既对羊群负责，同时也把每只羊看得和整个羊群一样重要。在《马太福音》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福柯反复强调了基督教治理的这一特点：牧羊人对每一只羊都要负起具体的引导责任。然而15 世纪和16 世纪，西方的牧领制度遭遇了重大危机，教会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然而席卷欧洲的基
督教改革并没有取消引导，只是更换了新的方式。基督教时期的国家的治理术以家庭治理为范式，与中国传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很相似，把修身、齐家、治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连续体。

在欧洲的传统理性中，人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获得最终的拯救；而国家的问题与此相应，传统的国家理性所设想的是重建对应于天国的人间的罗马帝国，欧洲的君主国都笼罩在罗马帝国逐渐远去的光辉所投射的影子之下。然而，罗马终于渐渐隐去，各个王国的君权也就不再关心时间的尽头和最终的拯救，而是确保当下和将来的现实生存。群体的行为和生活开始成为国君的治理目标，新的国家理性逐渐形成。传统的治理艺术主要针对精神领域（智慧、公平、美德等），此后则转向一种特殊的知识和对象，君主权力所针对的目标是对人群的治理，这就构成了新理性的孵化器。而新的治理术不再把家庭作为国家的范式，范围和数量的扩大导致质的变化，人口与一群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能以家庭为模式来考虑国家治理问题：治国和齐家变成两码事。

在16 世纪末和17 世纪初，治理艺术的问题就与新的国家理性（raison dtat）相互联系起来。发展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实力成为君主们优先考虑的目标，在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形成了两大主题：一是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主导的原则，尽可能确保欧洲各国力量的平衡；另一个则是所谓公共管理（police），即一系列必要的手段，用以在国家内部增长国家的力量。在这两大技术的结合部，作为共用的手段，就是国家间的商业和货币流通：通过商业致富，人们期待人口、劳动力、生产和出口的增长，并获得人数众多的强大军队。在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时代，人口财富的组合是治理理性的首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成为各个国家权力运行过程的优先问题，对人的治理从具体的个人转向了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人（tre humain）才有可能变成人口（population）。

欧洲先后出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大潮流，它们都跟当时欧洲频繁发生的粮食短缺有关。在近代社会以前，由于农业生产的不稳定，饥荒几乎不可避免。最初在面对饥荒问题的时候，国家权力一般来说所采用的都是规训的方式（disciplinaire）来加以调节：严厉打击囤积粮食的行为，控制粮食流通，禁止粮食出口，限制粮食销售价格，采用各种行政强制手段保证粮食供应。严格压低粮价还有另外的考虑：如果粮价便宜，就可以压低工人的工资，于是就能生产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从而扩大出口，换回宝贵的黄金或者白银，积累财富，增强国家的力量。这是重商主义的思考方式。然而事与愿违，用严厉惩戒的方法压低粮价并不能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的粮食出售，饥荒的阴影挥之不去。虽然国家尽可能鼓励商品出口，但是饥荒的频繁发生使人民常常处于饥馑之中，一个面有菜色的国家是不可能强大的。

18 世纪中叶兴起的重农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强行压低粮食价格，打击囤积，并不能保证人们有饭吃，反而导致粮食稀缺，人民饿肚子。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应该反过来，允许粮食涨价，允许囤积粮食，允许粮食自由流通，甚至允许粮食出口。重农主义的逻辑初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却有深层的理由：倘若粮食价格太低，农民的收入不足，他们就没有能力和积极性来改善农业技术，扩大耕地面积，所以粮食的产量就一直处于勉强够吃的较低水平，一旦遭遇天灾，饥荒就不可避免。反过来，如果政府允许粮食自由流通，假设农业生产取得丰收，多余的粮食就可以出口，因此不会导致粮价下降，农民赚取利润之后，会继续扩大生产。假如粮食连续丰收，供给增加，而需求不会不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下来，而不会一直上涨。如果第二年歉收，虽然商人会提前囤积粮食，粮价上涨不可避免，但是由于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粮食可以从国外进口，几个月以后就会有进口的粮食在市场上出售，因此商人们也会预先出售粮食，而不会把粮食永远存放在粮仓。某个特点时期的歉收引发的稀缺昂贵（raret-chert）现象，通过一系列集体的和个人的机制［］，导致某些东西的出现，使情况逐步得以纠正、缓和、平衡并最终消除。粮食问题不能通过强制商人卖出仓库里的粮食来解决，真正的解决之道实际上是：只要什么都不管，自然的规律就会使粮价回到合理的水平。重农主义有中国道教的无为而治的味道，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儒道思想在18 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引发了相当大的，当然也影响了魁奈和杜尔哥等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

这两种统治模式所对应的是两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前一种方式所针对的是具体个人的恶的方面，商人在粮食紧缺的时候，囤积居奇，谋取暴利，这是恶的，因此规训权力对这种行为和这些人进行严厉打击，消除他们的破坏作用，试图控制秩序，让一切井井有条，行使这种权力的方式就是发布规章和命令，并确保执行，这是规训的权力。而后一种权力则是全新的规划和分析，它所针对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整体，在它的规划中包括了参与市场的所有生产者、消费者、进口和出口等各个方面，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一切行为要素都被纳入考虑之内。它不再发布命令，更没有强制执行，而是通过让他们干（laisser-faire），让他们走（laisserpasser），采用放任的方式，各行其是，无为而治（laisser les choses aller）。虽然还是有些人会被饿死，但是就整体而言，饥荒被克服了。重农主义并非只是关心和鼓励农业的问题，它所解决的也不仅仅是粮食问题，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其后果都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提倡者所设想的范围。它与之前的权力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gouvernement（政府或者说国家权力的治理）不再试图规训或者改变人的行为模式，不再以道德的名义发布命令，也不再干预人的动机和行为，强令人们为了缓解饥荒而拿出粮食低价出售。新的理性把人们的行为方式当作如同自然现象一样的客观规律，例如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生活的享受，新的治理术不再把这些这些人的现象当作规训必须加以改变的恶，而是把这些行为模式当作既定的客观事实。治理术现在要做的是观察和认识他们的规律，获得相关知识，这样就能对此加以利用，从而发展国家的力量。不再试图改变人的行为动机和方式，把它们当作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获取相关规律的知识，并且利用这些知识来发展国家力量，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可以说是治理术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断裂。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某种程度上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重新经历了欧洲的演变过程。20 世纪80 年代以前，中国同样面临饥荒的威胁，当时政府采用规训的方式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从流通方面，国家彻底而全面地控制粮食流通，只有粮食局才有权力收购和出售粮食；从供应方面，则尽可能压低粮食价格，90 年代以前，中国的大米价格长期保持在1 角5 分左右的水平；而在消费方面，则是采用粮票制度，控制和计划居民的粮食消费；在生产方面则通过集体公社制度，管理生产。国家的命令不仅作用于遍布全国的粮食局和供销系统，而且最终作用于每一个农民，应当种什么作物，采用什么种植方法（例如大跃进时期的密植法），都受到政府的干预和监控。权力还直接作用于每一个消费者，当时的城市居民不仅在消费总量和方式上有限制，而且还有消费品种的限制，例如主要以大米为主食的武汉居民也被配给有一定数量的面粉、杂粮。而过节的时候，则多配给一些特定种类的油和副食等。当然这种控制手段并不局限于粮食，而是包括吃喝住行等一切方面，但是粮食显然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渐解除控制，放松了对流通和价格的控制，生产能力随之不断提升。90 年代初，粮票废除的政策发布之后，人们担心粮食供应会不安全，然而，事实上，粮食自由流通的结果是中国的粮食安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可靠。也许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进程是重商主义转向重农主义的中国版本，而且这一过程并未结束。21 世纪以来，中国的政策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扩大内需，从强调生产到强调消费和福利，民生问题不断占据人民日报的头条和政府工作报告，当然这显现了政府对人民利益的关心。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从治理模式转型的必然结果。

另一个概念是人口。把Population 翻译成人口，并不完全准确，在汉语中，人口专指统计学的对象，而在法语中，这个词中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居住在某一地区的所有人；二是指统计中的同一种类的生物。它既是统计学的对象，同时也是在统计学的知识视野之下出现的一个政治实体：全体人民。在18 世纪以前的欧洲，对于君主来说，没有人口（peuple）的概念，只有臣民（sujets）的概念，也就是君主权力的对象，同时也是法律的主体。但是杂多的个人，并不适合作为新的知识权力（savoir-pouvoir）的对象和目标，新的权力配置以安全为目标，无法处理杂多的个人，只能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加以考虑。权力无法处理个人的疾病，但是应该而且可以处理流行病的发病率；权力同样也无法应对个体的出生和死亡，但是应该而且可以调节出生率和死亡率。也就是说，权力的作用点不是具体个人，而是带有某种抽象性质的群体：人口。人口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形成了特殊的层次，新的权力生产出有关这些新要素的知识，并且据此对人口现象进行调节。在增强国家实力的关切之下，人口数量逐渐成为国家的核心问题。政治学家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因各种原因所导致的人口数量的减少，重商主义者认为，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就可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压低生产成本，扩大出口，提供足够的兵员。对于君主们来说，这些臣民不再仅仅是统治的对象，同时也是国家力量的源泉。如果要发挥人口的作用，首先需要的就是了解他们，获得关于他们的知识。每个国家都需要了解自己和别国的情况：人口、军队、自然资源是怎样的，生产、商业、货币流通又如何，所有由统计学给出的元素都要了解。a 在公共管理的权力运行模式中，统计学才有可能产生，而人口则作为统计学知识的对象得以构建起来。

但是重商主义者鼓励人口出生率的方式并没有取得足够的成效，因为人口不仅要被生出来，而且要有足够的物资保证他们的生活，否则人口的数量是不会提升的。而且单纯的人口数量与国家力量之间也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与资源有效结合的50 万人强于分散的100 万人，这就是为什么18 世纪领土小人口少的荷兰强于领土广袤人口较多的俄国。对人口财富问题的反思为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政治经济学发展起来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对资源人口关系的管理不可能通过强制管理系统面面俱到地解决，b 人口的数量并不取决于统治者鼓励生育的意愿和法律管制制度，而依赖于另外一些变量，例如税收、流通和收益分配方式。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科学，即统计学，其目的是对这些依赖性进行理性的分析，也就是说观察和预测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中推导出人为加以改变的方式。这样就出现了所谓人口政治问题，它不是法律主体的集合，也不仅仅是劳动力，而是人类各种要素的综合。对于这个人口可以采用法律手段对各种要素进行调节的方法加以间接控制，也可以通过各种运动来提高他们的质量例如卫生运动、教育运动，等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近代没有成为现代化国家，问题在于没有用数目字管理，一方面，皇权强调的道德在现实中无法实践，沦为虚伪；另一方面，缺乏数目字管理，使得中央政府无法准确调节。参照福柯的《安全、领土与人口》，我们也许可以发现，缺乏数目字管理也许并非原因，而是结果。其真正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从朱元璋开始，明朝政府过分相信权力的强制力和道德的感召力可以改变人民的行为方式，从而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另一点则是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人口太多，情况过于复杂，我们很容易理解，在16 世纪的中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要素进行翔实的统计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直到今天，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在统计方面的准确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西方从重农主义开始得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为自由主义的市场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物质生产和消费制度，同时它还意味着欧洲权力谱系学上的一个重要断裂：从规训的权力到调节的权力，从消灭恶到利用恶，从公共管理到自由放任。重农主义对所谓人性恶的态度不是予以消灭，而是加以观察和利用。当恩格斯说：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的时候，可以说这是对18 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总结。这不是一个道德哲学的发明，而更应该被当作新的权力模式的发明。在传统的规训和法律权力模式中，权力的运转和对人的认识是这样结合起来的：人是凶恶的，人是坏的，他有坏思想，恶习气，等等。在规训空间中，对这个现实进行补充，补充规定和义务，现实越顽固，越难以征服，规定和义务就越人为，越强制。而新的安全配置中，能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就是，人们给予18 世纪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不是赋予某个人的特权和特别优惠，而是人和东西的行动、迁移、流通的自由。权力的运转和对人的认识的结合方式发生了改变：人开始具有某种不可改变的本性（nature），所以权力的作用点不应该是这个本性，政治必须以自然已经给定的条件为基础，政治领域和自然领域一样，不是制定规律，而是发现和利用规律。18 世纪的政治思想强调创造自由流通的条件，在自由的市场中发挥人的本性，这就是现实的原则。在这样的视角之下，自由主义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与人口的安全管理问题联系在一起，在福柯眼中，以人性进步的眼光看待自由主义的发展无疑是天真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得以发展是因为它符合了新的治理模式：人口安全配置。在这种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诞生了。政治经济学其实本身就有治理理性的自我限制，这个理性建立在了解事物自然进程的基础上。因此政治经济学标志着一种新的理性突然进入治理理性之中：由于相关现象的自然性，必须减少治理，而这是为了保证最高的效率。这是权力历史上，权力第一次以自我限制的方式行使权力，它首先要警惕的是自己的过分干预：通过减少治理来保证效率。而这一模式得以成立的条件就是经济人的假设，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就是试图发挥经济人的作用，来解决安全的问题。因此，在福柯眼里，人的诞生与人口的出现息息相关：

其结果就是：人这个主题，通过把它作为生物、工作的个人和言说主体加以分析的人文科学，必须从人口的诞生出发来加以理解，而人口是作为权力的关联物和知识的对象。人，说到底，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从19 世纪所说的人文科学出发加以思考和定义的东西，是在19 世纪的人文主义中加以反思的东西，最终，人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是人口的形象。或者还可以说，如果权力问题确实是在君主权的理论中形成的，那么面对君主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而只可能存在法律的主体这样的司法概念。反过来，当所面对的不再是君主权力，而是政府治理和治理艺术的时候，就有了人口，我认为可以说，人对于人口的关系如同法律主体对于君主的关系。看！结就这样解开了。

一般认为，人文主义是欧洲人的解放运动的产物，而在福柯的手术刀下，人文主义和人的诞生与人口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生产有关人口知识的统计学与作为治理对象的人都是现代的权力关系的发明。

必须提醒的是，新的权力模式并不取消旧的，自由主义的安全配置并不消除规训的模式，只是构成新的融合，规训模式仍然发挥作用，只是在领域和方法上发生了变化。自由市场与工厂流水线的纪律之间绝非互不相容，纪律严明的军队更是保卫市场经济国家的必须配置。不同的权力模式之间并不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勾连和调整。福柯在1978 年的授课中第一次把他的权力分析领域扩展到整个国家，这一方面是为了回应他人的批评有人认为他逃避了国家这一问题或者说他的方法不适用于国家的层面。另一方面，他扩大了分析的场域，从而找到国家这一概念本身的混合特征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的冰冷实体，而是各种权力交织的混合体。

虽然福柯开始提出国家的问题，始终从各方面对现代社会的权力机制进行批判，但是他从未真正提出现行制度的替代方案。他没有设想一种新的国家的可能性：他既没有设想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权力模式，也没有提出消除所有权力的新社会。他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反抗者。对于福柯来说，哲学家的任务是成为权力的减速器（modrateur du pouvoir）。他的理论并没有真正构建出一个反抗的未来，其理论的实践性是含混不清的，这不是他因为缺乏思维能力导致的一个缺陷，而是他对乌托邦思想和浪漫的革命观念态度清醒，保持距离。他在批判权力的同时，从未承诺一个消除了权力的乌托邦来拯救深陷权力游戏之中的世界。他的理论虽然是全面批判的，但是却没有即刻的实践性，所以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一种抵抗：既不试图去消灭权力（他不是梦想家），也不让权力通行无阻，占据知识的全部合法性。这样的话，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可能改变（改良）的可能性中，虽然从福柯的历史观出发，他可能并不会同意自己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当福柯把他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所进行的研究命名为谱系学或者知识考古学的时候，他实际上的意思是他所研究的是没有历史的历史学他在研究过去发生的事，但是他拒绝承认现行的历史观。现代的历史学考察问题的基点是现代，考察过去发生的事所提出的问题是：它们如何汇聚和演变为现代？福柯所做的可以说就是对于这样一种历史观的破坏，拒绝把过去当作发展到现代的进步链条上的一环。在这本书中他想问的是：过去的种种不同的治理术，它们在当时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什么？希望福柯的回答能够启发我们的大脑。

本书的翻译由陈晓径与我负责，我翻译了第1 课到第7 课，陈晓径翻译后面的课程。福柯的著作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涉及很多的历史知识，专业术语的翻译也常常令人破费踌躇。本书最后由我统稿，理当由我承担文责，翻译中如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钱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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