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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理解设计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鲜而有趣的视角，同时也为设计批评与设计价值等理论提供了鲜活案例，作者以流畅的文笔、缜密的逻辑向读者与同行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是如何融入、嫁接到设计领域的。推荐所有对交互设计、信息设计、计算媒介、社交机器人等新兴设计领域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本书，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本书也是一本以政治理论从事设计批评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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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这本书中，卡尔迪赛欧介绍了技术设计如何激活以及参与政治议题，为了描述这种设计类型，作者独创了一种概念对抗性设计，这类设计的本质特征便是政治理论中的争胜性属性。作者在书中引入并介绍了当下信息设计、机器人设计以及无处不在的计算等领域的诸多案例，并对所引案例进行详细解析，说明其属于对抗性设计的理由以及该对抗性设计如何表达了其核心价值争胜性。
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介绍设计与争胜性的关系、以设计实现争胜性的可能性与具体方式。第二部分是全书主体，分别以三类对抗性设计信息设计、社交机器人以及计算对象来说明三种表达争胜性的途径与策略：揭示霸权、重新配置剩余物以及接合的装置。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种具体途径与策略分别来自于三类不同的政治学理论。第三部分结语，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系统梳理了对抗性设计的特点、局限性、面临的挑战以及与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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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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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迪赛欧（Carl DiSalvo），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文学、交流和文化学院数字媒体专业的副教授，同时作者也是设计类顶尖级期刊《设计议题》（Design Issues）的编委会成员之一。2006年获得卡耐基梅隆大学设计学博士，20062007年留校进行博士后研究。作者的学术兴趣在于以科学与技术研究、人文学科、以及设计研究等理论与方法分析设计的社会与政治特性，并制作实验性系统与服务设计的原型。具体研究领域包括，公共设计、投机性设计（speculative design）、参与式设计、社会计算、公民媒体、食物与食物系统、环境监测与表征、地图与映像、无人机等。张黎，1982年生，湖北武汉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讲师。2012年获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学位，2011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2010年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学者兼研究助理。主持并参与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目前已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论文十余篇、并多次参加国际顶级设计会议并到会口头发表学术论文，2011年参加由国际设计研究协会联合会（IASDR）主办、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协办的第四届设计研究世界大会，2014年参加葡萄牙阿威罗大学举办的第9届设计史与设计研究国际会议（ICDHS）；已出版译著2册、编著1册、教材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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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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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胜性的实践争胜性的基础是承诺以争论与异议作为民主社会整体必需的、高效的、以及有意义的方面。为了实现上述承诺，对抗性设计承担的争胜性工作则意味着设计之物可以实现促进对政治议题与各种关系的准确认知、表达异议、以及促使竞争的观点与论据等功能。在《百万美元街区》的项目中，监禁与城市发展的地图文档模式与作为设计之物对城市间资本与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提出了质疑及其隐性的判断。通过揭示政治议题及其关系的境况，对抗性设计能够为争论以及新的行动轨迹识别出新的术语与主题。例如，超越了某种境况的字面意义（如百万美元街区），《百万美元街区》项目将之前关于犯罪与监禁循环的模糊配置关系得以清晰化再现，使得进一步的研究与辩论成为可能，并为今后的相关行动提供了关键立场。设计之物与该项目的诸多活动分别以微妙的方式挑战了人们关于犯罪数据使用方式以及制图做法等方面的常识，同时还就事实、理解力、以及隐含意义等通常被遗忘在分析和再现环节中的元素提出了质疑。换言之，该项目为以犯罪、居住环节、政策、作为人工物地图的政治效应、以及作为过程的制图环节等之间关系为主题的、有益的异议提供了机会。库尔干（2008）似乎很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指出：有了这个地图，我们便不再讨论关于去哪里部署警力或为了某些常见的目的如何去追踪个别囚犯；相反，我们开始评估一个城市，甚至是某个城市街区的正义影响力，并且开始去测评某些我们的民间机构一直在进行的隐形决策与选择。《百万美元街区》项目（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对抗性设计）的设计目的不是要去实现一种容易识别的变化形式或案例，而是为了促进争论以及作为政治话语的某种实质证据。为了政治的设计试图在既定的语境下为既定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政治性设计则尝试去发现和表现构成社会境况的诸多要素。例如，DfD的《选票与选举设计》项目是为了解决投票过程中的问题，而《百万美元街区》项目则是为了揭示并记录监禁与城市环境质量之间的相关性。尽管这里对当代设计项目的回顾存在着挂一漏万的风险，但将美国平面设计协会的《为了民主的设计》倡议与《百万美元街区》项目进行的比较，仍然概括出了为了政治的设计以及政治性设计的差别，并显出了两者差异化的努力方向。这样一来，这种比较也为我们深入理解到底什么才是实践争胜性工作的意义所在提供了视角。这里，我们对争胜性理论的背景得到了初步的理解，现在是时候回到设计之中，在当代实践的领域中梳理对抗性设计的脉络了。设计的多元主义讨论设计时需要面临如下的挑战，即人们对设计既熟悉又难以表达。设计既与普通人所参与的所有活动相关，同时又指涉专业设计师所从事的正式活动。自21世纪初开始，由于大众设计传媒的活跃，设计领域出现了生机勃发的振兴迹象，公众的设计意识以及对设计的兴趣日益提高。这种对于设计的兴趣表现之一便是，专业化设计与业余设计的分野日益模糊。在过去，两者的显在区别集中在所掌握的工具、人工物的技术复杂性、或者对于设计之物的审美考虑。但现在来看，这样的区别正在逐渐消融。每个人都能利用电脑端的出版与媒体软件创造和编排图像、文字、声音以及动画。正如艾伦勒普顿（Ellen Lupton）2006年的新书《DIY：自己动手设计》（DIY： Design It Yourself）为专业设计师与业余设计人士介绍了形式与构成的基本概念，从而提高对各种人工物的审美品质。甚至，在诸如《制造》（Make）、《现成品》（ReadyMade）等杂志以及可指导（Instructables）等网站等大批新兴媒体的介入之后，之前电子产品以及批量化制造的商品所要求的技术复杂性也变得可控与普及化，这些媒体为缺乏专业培训的独立设计师提供了有效的资源。与此同时，业余设计正在大量增值，设计的专业化边界也在不断延展。教育项目越来越多，大批的专业设计机构和学术期刊都在定期发布新的知识。设计相关的活动和主题越来越广泛，既包括我们常见的形式，比如时尚、工业、交互、以及平面设计，也包括相对而言少见的形式，比如服务和组织设计等。当设计新领域常态化出现，设计领域的实践范围也经常性变化时，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定位为设计师，或者被社会认同为设计师群体。那么，当我们在讨论设计时，我们在说些什么呢?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是最早一批将设计定位于与当代实践相关的广泛语境之中的思想者之一。对于西蒙而言，设计存在两个关键性方面。首先，设计是所有专业活动的标志，比如医药、政策、管理、过程、以及建筑等，全都与设计先关。其次，设计与人工物有关（这些物如何可能？），而与自然（物是怎么回事？）无关，后者优先与科学相关。在《人工事物的科学》一书中，西蒙（1996，111）给出了关于设计活动的经典定义，凡是以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 随着设计实践与设计研究的逐渐成熟，我们对于设计是什么的想法也日益完整。2001年，设计研究学者理查德布坎南（Richard Buchanan）对于设计定义给出了他的版本（2001，101）设计是为了实现任何个人的或集体的目的、在构思、计划以及制造等方面为人类服务的人之力量所在。 与西蒙的定义类似，布坎南关于设计的定义在传统意义之外拓展了对设计活动广泛范围的发现与认可。而且，两者的定义都强调出了设计以行动为导向的特征。布坎南与西蒙分别代表了当代设计的两种对立立场：一方主张设计是或应该是科学，而另一方显然是相反意见。在对于西蒙而言，设计作为科学，以及设计研究应该成为一种科学事业的观点非常重要。这种观念强调了设计师的决策过程，设计活动成果和影响的实证式研究，以及确定造成此类影响的因素等问题。这种科学式方式的所谓好处在于，设计实践者在设计活动与研究中发挥着更为精确和有效的作用，以及设计师能够提出基于事实而非假设的各种主张。与西蒙的科学方式相反，布坎南（2001）指出设计是一种实用艺术，关于设计的理解及其话语都扎根于人文学科语境而非科学语境。布坎南的首要兴趣是将设计塑造为修辞的当代形式，它的关注点在于信仰的传播并通过论证去推动行动的发生。根据布坎南的定义，作为修辞的设计概念假设，设计师在我们时代崭新的生产力科学里，是修辞思维的代言人 ，设计学科则是在塑造产品和环境的工作中被运用到的修辞原则和技术手段。 （Buchanan 2001, 187）将设计塑造为修辞的意义在于，从修辞的视角来认识设计，我们关于所有产品数字的与模拟的、有形的与无形的的假设，都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生动论据。（Buchanan 2001, 194）基于此立场，设计实践与学术研究应该着眼于在设计过程与产品本身所传达或体现的论证及其建构与分析的方式。本书将在强调修辞性设计属性以及作为实用艺术的语境下来讨论设计。但是，即使横跨了上述对立的立场观点，本书仍将共享某些设计的特质。无论是将设计作为科学还是实用艺术，设计的三个基本特征将众多的设计立场与实践统一起来。首先，设计的实践延伸了设计的专业性。任何通过应用材料与经验，采取有意而为之的、直接的方式去发明或制作产品、服务来形塑环境的作为，都是设计。其次，设计的做法具有规范性。设计规定了物如何可能或应该如何等问题。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努力，设计与其他仅生产描述或解释的学科或实践差异显著。设计尝试去生产出新的境况或工具从而得以理解现有境况或对它产生影响。在此过程中，设计师与人工物与系统一起，共同对社会提出明确的主张和判断，并试图去塑造行动的信仰与方针。上述观念指出，人工物应该另有深意，并应试图提供达成非中立性变革的方式。以设计作为规范性努力的立场已经产生了如下的结果：它开启了设计实践及其产品作为伦理的、道德的、以及政治批评的可能性空间。设计的第三个特点是，设计的实践让行动的观念、信仰以及能力成为可感可知的对象。比如，即使只向观众传递纯文本的信息，平面与信息设计也对作为视觉材料的文本本身进行操作与雕琢，从而激发关于阅读、交流以及意义赋予的具体模式。这类基于计算媒介当代形式的文本数据处理方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的书籍、海报、以及报纸设等设计的案例。设计师本弗莱（Ben Fry）的可视化工作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弗莱利用线条、形态、以及色彩等基本类型要素，以信息设计的方式去雕塑数据。其目标是提高公众对于科学信息的理解并制造出新的关联，甚至也许能创造新的科学发现。他对于数据的创意化表达以一种相当新颖的方式延展了科学家所习惯的文献与沟通的标准形式。例如，当弗莱（2001a）将来自人类21号染色体的13万个字母，以3个像素大小的字体并拼凑成8英尺（约为244厘米）见方的图像呈现出来。以此，该图像可被视为以可感可知的方式来制作染色体数据的尝试，因此我们也许会发自内心地理解信息的意义，以及深刻了解到人类基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弗莱另一个称之为《等距单倍模块》（Isometric Haplotype Blocks，2001b）的项目界面，则是更为典型的例子。该项目界面提供了六维视角的一组基因数据，允许用户在各个视角之间进行切换从而得到一种新的对比与比较的视角，理想宗旨是为了推动新的科学发现。 以创造体验化形式为重点的趋势几乎蔓延到所有设计领域，从工业设计到组织设计等。在每一个领域里，作为体验效果的材料改变并反映出该领域的传统以及设计师的技能，但是对设计实践的功能让行动的观念、信仰以及能力成为可感可知的对象的强调仍然在所有类别的设计领域一以贯之。就活动的范围（从时尚到医学）以及视角的范围（从科学到人文）而言，设计覆盖了当代文化生产的广泛领域。当我们在讨论设计是什么时，我们所谓的设计既是一个领域也是一种实践。它包含诸如平面设计、信息设计、工业设计、以及交互设计等专业设计领域及其制造出来的产品。同时，它也包括那些业余设计人士从设计领域或从与之相关领域汲取灵感的作品，以及那些参与了设计实践但并不自诩为设计师的人所从事的工作及其产物。这种设计的实践是一种含蓄的规范性努力，它也构思并制造出体验化的形式包括人工物、系统、和事件，从而塑造行动的信念与路线。因此，对抗性设计的独特魅力亦在于，它参与了并实现了对政治议题相关行动的信念与路线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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