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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是武汉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985工程二期拓展项目成果。从如何界定民主一直到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本书的每一章都置于当代学术争论的背景下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洞见和方法。《界定与测量民主》是比较政治和民主问题研究领域的学者和学生的必备读物。原著者为西方政治学教授,有一定的知名度,该书思考了民主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界定民主?如何测量民主?尽管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但是毕竟有一些共同的普遍的东西。就这层意义上讲,该书涉及的主题非常有意义。本书值得出版,本书对国内同行有方法论以及观点的启示,问题有前沿性。
內容簡介:
本书认为,当下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成为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核心议题,新兴民主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艰难曲折重新激起了学者们对于民主和民主化问题的研究兴趣。其中,某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应该如何衡量或评估?民主程度或民主化的进程应当运用哪种测量方法,建立哪些指标?正在发展民主制的国家和业已建立成熟民主制的国家能否运用同一套标准?除了评估民主程度以外,民主的持久性又如何评估?这些问题都是民主理论与实践亟需关注的重大问题。本书正是在民主和民主化指标体系测量上的创新性探索,能够为民主理论的发展提供全新的洞见和有益的启发。
關於作者:
戴维毕瑟姆,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政治学、社会学学者,英国公认的研究马克斯?韦伯思想的权威。他曾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1980年4月开始在利兹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英国民主审计的发起人,民主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著名专家。主要著作包括:《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Max Weber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1974)、《权力的合法性》(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1991)等。
目錄 :
致谢 戴维比瑟姆
导论 戴维比瑟姆
第一章 民主理论与民主化指数
第二章 民主审计的关键原则与指数
第三章 参与越多就越民主吗?
第四章 民主的持续性制度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
第五章 选举民主的程度可测量吗?来自保加利亚、肯尼亚、拉脱维亚、蒙古和尼泊尔的经验
第六章 首要控制和辅助性预防措施六个国家民主制度的比较研究
第七章 审计民主的经验方法
第八章 东西方的民主观念
第九章 文化多样性和自由民主
译后记
內容試閱 :
导论
戴维比瑟姆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全世界范围内民主化的新阶段的到来,人们对于如何定义和评估民主及民主化的兴趣又被重新激发了。某个既定国家迈向民主的进程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或基准去评估呢?民主主体(democracy Subject)的相对水平能够测量到何种程度?如果能够测量,又该用何种测量方法,以及精确度如何?相同的标准能否同时适用于民主制度已经确立的国家和民主制度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吗?我们是否需要一套与评定民主程度不同的标准来评估民主的持久性?西方学者使用的标准是种族中心论的还是具有普适性的?这些问题一旦进入哲学、分析和经验的层面,不仅能够引起政治学家的兴趣,也能引起政府和那些知情的公民们(informed citizens)的兴趣。政府正在将民主和人权的进展作为它们考虑援助政策的一项因素,而那些公民则十分关心本国的民主水平或质量。
本书的各章最初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于1993年在荷兰莱顿举行的欧洲政治研究协会民主化指数学术研讨会上。事实上,评估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指数,其发展在政治学学科中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具有特别影响力的是罗伯特A.达尔的《多头政体》(1971年)一书,书中区分了民主的两个不同维度:公开辩论或竞争的维度,以及参与或包容的维度,这两个维度是根据八个独立的制度保障或者指标评估的。之后的作者,如K.A.博伦(K.A.Bollen, 1980, 1991)、R.D.加斯蒂尔(自由之家年度调查的作者,参见R.D.Gastil,1991)、以及阿克塞尔哈德纽斯(Axel Hadenius, 1992),他们发展并巩固了这些指数,依次区分了选举过程中民主的两个关键维度,一个是选举过程的有效性和包容性程度,另一个是民权保护和政治自由。
本书的主要内容在许多方面具有独特性。首先,注重将民主指标的评估置于最广泛的民主及其含义的理论性探讨之中。迈克尔塞沃德(Michael Saward)将政治平等和回应制度视为民主的关键原则,他指出,这将导致在任何一项民主指数中,对于政治参与、行政规制和主要社会权利的包容范围都有了更严格的标准。比瑟姆对民主的分析依次超越了选举程序、公民权利或自由等维度,将民主的维度扩展到包含开放和负责任的政府、以及文明而民主的社会等方面。他的分析表明,通过检验各指数实际的有效程度,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权利和机会等形式上的平等,政治平等的指数将更为严格。杰兰特帕里(Geraint Parry)和乔治莫伊泽(George Moyser)的章节通过将参与概念严格地解析成各个构成要素,并运用他们对英国参与的当前研究得出的证据,以证实公民参与作为一项民主指数的复杂性。这些文章用不同的方式都显示了概念分析对在特定背景下进行民主评估的价值。
本书的第二个独特之处是对各种目标进行了区分,这些呈现出的民主指数正是为这些目标服务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解释性的,即评估一个国家民主的水平和持久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关键的社会经济变量所决定的,如经济发展水平或社会平等程度。正如之前的著作所指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需要大量的案例用于数据分析和比较(比如,参见Bollen, 1979; Jackman, 1974; Lipset, 1959; Muller, 1988; Smith, 1969; Vanhanen, 1984)。这是在哈德纽斯的著作中所基于的传统。他在本书中的章节将兴趣的焦点从解释第三世界国家民主的水平转移到了民主持久性的问题(Hadenius,1992)。他的方法创造性地结合了制度和社会经济变量,通过对三十多个国家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选择行政人员的方法和经济发展程度对于解释民主持久性具有重要意义。
民主指数的另一个不同目标可以更加直观地评估,并且是实际的或者政策导向的,无论是对于既定国家内的政治行动者,还是对于那些在政局之外想要了解自己与他人比较时处在什么位置的人而言,都是如此。这些指数或许可以像在自由之家的调查(Freedom House surveys)中那样被聚合到总体的定量指标中,或是被分解处理和从质量上定性评估。约根埃尔克里特(Jorgen Elklit)的章节对五个国家的选举民主进行了详细比较,并直接针对运用的不同指数适用于何种测量方法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结论是:存在于国家间的唯一可能的比较是按照一种有序的、多维度的指标进行测量;并且,我们应该避免将不同的指数合入一个指标,因为分配给每一个指数的权重是富有争议性的。
民主指数的一项新发展是为了满足某个国家的民主审计这一目的。本书有三章内容产生于英国民主审计的执行工作。比瑟姆的那一章解释和澄清了民主审计概念;斯图尔特韦尔(Stuart Weir)通过一些关键的民主指数,对英国和几个西方民主国家进行了系统性的比较。他的比较有助于确定和定位英国政治体系的独特之处,以及从民主的角度而言哪些是最具缺陷的方面。从这种最宽泛的比较出发,帕特里克邓利威(Patrick Dunleavy)和海伦马吉茨(Helen Margetts)的一章集中比较研究英国与其他国家的选举民主状况。他们的经验方法在将国家数据分解为区域和地区数据,以及试图确定地方一级的人们对于选举不平等的不同方面有怎样的感受这两方面有了新突破。作者指出,在跨国比较中,当将地区指数再次聚合到国家层面时,这些经验方法产生了与标准制度方法显著不同的结果。
邓利威和马吉茨的一章巩固了埃尔克里特的论点,即对一个国家表现出的任何定量测量的基础都要认真地鉴别和论证。同时,我们还需要区分指数是否能够用定量方法提供兼具准确性和客观性的真实测量。基于本书的证据,我们或许可以制定两条规则:(1)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由定性分析转化成精确分数产生的定量分析,例如对一个国家公民自由状况的测量;(2)任何比较的首要目标越是在于可以准确的评估,而不是解释,那么使不同的指数处于分散的形式,而不是把它们聚合成一个分数或顺序就越为重要。
本书最后两章通过质疑是否有文化上中立的民主概念作为支撑,对在民主指数的建立中企图进行跨国比较的计划提出了更加彻底的批评。尼古拉比约科夫(Nikolai Biryukov)和维克多谢尔盖耶夫(Victor Sergeyev)认为,因为不同的文化对于民主的理解不同,如果我们想要评估一个既定国家的民主进展,只能根据相关的政治代理机构(political agents)所提出的民主含义才能完成,而不是参照抽象界定的标准或指数。这个结论经由他们两方面的考虑得到了论证:一是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二是就大众意志所界定的民主概念的立场而言,西方政治传统的关键因素似乎是不民主的,而不是相反。海库帕雷克(Bhikhu Pareph)的主要内容是对西方政治传统本身的重新审视,以及在文化多元的视角下,对自由民主中自由要素的重新解释。他认为,自由主义如今不应被仅仅理解为个人权利的抽象概念,而是更多地作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以一种相互包容的精神,对彼此之间的差异进行持续的协商与协调的一个框架。帕雷克得出结论,这种观点对于任何民主指数应如何界定和理解具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本书的全部要点在于对已经发展成为比较评估和测量民主的各种指数提出各种问题。从民主理论和概念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些支持和巩固这些指数的设想似乎过于简单化了。从已经确立的民主政体的批判性评价角度来看,这些指数将现有实践视为民主的最高成就,似乎过于自满。与此同时,对定量分析范围的认真评估表明,民主的特征哪些可以测量,哪些不可以测量,以及适用于哪种定量分析等问题,我们都需要更为清晰的分析。最后,从非西方社会的立场来看,质疑的焦点在于作为比较评估主要内容的民主是否只有一种模式,还是民主本身就存在多种模式,每种模式都可以运用自己的方式来评估。总之,本书的所有章节对于后冷战时期政治体系的比较评估及其方法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