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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编辑张鸣老师的著作，是有压力的。作为较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学术水平之高，影响之大，其见解之尖锐，之深刻，之客观，都让我景仰。看他讲历史，就像在看一场脱口秀，三言两语戳中要害，毫不留情。
能做张鸣老师著作的编辑，又毫无压力。作为一个站在讲台上讲了几十年课的大学教授，其为人之谦逊，之包容，之平易近人，让我敬佩。我曾经亲自看到他在饭店利用点菜到吃饭前的十几分钟，为帮一个看起来很屌丝的年轻的朋友的忙，联系他过去的交际圈，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查。跟他一起吃饭，就像多年后和班主任一块吃饭，可以敞开了聊。
想深入的了解下张鸣，可以去听听他的课或者讲座。他很能讲，人越多他越兴奋。我亲自在他的一个讲座上看到，屋内讲的热烈，掌声笑声不断，屋外来晚的，没抢到座位的，站在门口的凳子上向里张望，或者耳朵贴着墙听。
好像扯的有点远了，还是说说这套书。
这个系列，计划共十本。这十本书张鸣老师已经全部写完了。为了让读者尽快看到这些作品，这次只出了三本，其他的七本在2016年会陆续推出。
张鸣老师的图书在市面上不少，我们为什么还出版这个系列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这是张鸣老师全新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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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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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洋务自强》本书是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三册，主题为洋务运动，讲述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内忧外患的冲击下，终于有意识地开始向西方学习，并以军事技术和相关产业为主要学习方向。肯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同时深刻指出洋务运动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图文并茂，发人深省，能帮助启发广大读者从历史教训中探索真正有效的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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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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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武夫治国梦》《历史的坏脾气》《辛亥：摇晃的中国》《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历史的底稿》《共和国的帝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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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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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出来的洋务／1
谁是洋务派？／10
唉，总理衙门／18
同文馆的风波与成绩／27
泥足的巨人／37
唉呀，海军／46
官督商办之谜／53
一个官办企业的样板福州船政局／60
曾经挂美国旗的轮船招商局／71
同治大婚的铁路赠礼／81
玩具火车推动历史／89
上海铁马路的命运／96
骡马路与火车道／103
海军学校中等生：北洋海军／111
制度的变革：《北洋海军章程》／119
水师学堂／127
北洋海军是个花架子吗？／134
从海军衙门到贵族海校／141
电线攻防战／150
有线电报这玩意／157
张之洞的大手笔汉阳铁厂／163
出使西方的风波／171
一场耐人寻味的争吵／180
买办们／188
命运多舛的留洋事业／195
难以转型的大兵／204
八旗洋枪队／211
袁世凯和新建陆军／219
张之洞和自强军／228
一个绵延几十年的话题／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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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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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出来的洋务
相对于前代，清朝是一个不喜欢变革的王朝。自打1644年入关以来，一直到太平天国出现，两百余年，我们找不到类似前朝变法、新政这样的事件。如果非要找的话，顶多也就是某项政策的变化，比如康熙朝的摊丁入亩，雍正朝的耗羡归公，另发养廉银之类。而且，这样的政策调整，也只能出于君主的主动。明朝尊崇理学，是摆样子，所以学者们很快就从理学变成了心学，进而随心所欲。但清朝皇帝尊崇理学，却是真刀实枪，严守程朱，不许逾矩半步。朝野上下，禁欲的味道很浓，官员和士大夫，都不许嫖娼。刻意建构一个严谨、有道学气的官场，这样的官场，跟一个立意保守的王朝，的确般配。
然而，这样一个保守的王朝，却碰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人打上门来了，不到20年，两次入侵。打败了你，不要建立新朝，只要旧的王朝开放。而开放本身，则意味着伤筋动骨的变化。在这期间，还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造反，差一点就掀翻了整个王朝。内忧外患，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变。但是，这个王朝并不想变，应付内忧，只是不得已打了一个补丁，湘淮军加上厘金，就应付过去，而对付外患，开放是开放了，但机构的变革，也是打了个补丁，加上了一个临时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先碰上洋人的道光皇帝，知道他家的房子已经破旧了，但却觉得，只要随时修缮一下，依旧是可以维持的。他的儿孙，一直在秉承他的旨意，修缮，抹一抹，补一补。其实，就是李鸿章说的，裱糊。砖木结构的房子破了，用漂亮的花纸，裱糊一下。
总理衙门的设置，是因为英法不肯同中国的礼部打交道，强按着头，逼着中国设置外交部。这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字面上讲，也勉强可以算是外交部，同时，让自己也有面子，假装总理了人家的事务。这个部，在咸丰皇帝来看，就是一个临时应付洋人、办理对外交涉的办公室。所以，这个衙门的所有成员，都是临时从各个部门抽调的，一个编制都没有。而整个机构，在大清会典上也没有反应。从咸丰到恭亲王奕的如意算盘，一旦外面的压力减小，就可以将之裁撤。原本不过用花纸做的裱糊补丁，当然没有人对此有长久的期待。
对于由于对付太平军形成的军政异变，以湘淮军为代表的勇营纵横下台，各地的督抚专权的局面。在刚刚打下南京，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尚在之时，这边朝廷就迫不及待要恢复旧观，裁撤勇营，收回地方权力。曾系湘军裁掉了还不过瘾，要把李鸿章的淮军也裁了。厘金的征收，中央政府舍不得停止开征，但也要求各地把此项税收上缴。朝廷的算盘打得很好，战争期间，军政结构发生的变化，汉重满轻，外重内轻，这回都要颠倒回来。
可惜，太平天国完了，但是天下并没有真的太平。就算剿灭了太平军余部，扫荡了捻军，打平了回民造反，天下依旧不太平。不仅边疆有事，洋人生乱、刁民闹事，也没完没了。八旗兵和绿营兵，别说对付少数民族骚乱与洋人的威胁，就连内地的乱民也对付不了。朝廷再霸道，你总得让地方督抚维持治安吧。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硬收是收不回来的。非要弄强，闹出再一次大乱，朝廷首先经受不起。至于满汉的权力份额，本质上因为满人的无能，这种无能，不是靠嘉奖一个搭便车的满大人官文就能改变的。勇营裁不掉，因为绿营没用。但整顿绿营为练军，也只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主掌的直隶有点效果，结果不过是把绿营整成了湘淮军那样的勇营。
至于临时机构总理衙门，能否真的临时，不取决于皇室的一厢情愿。只要开放，只要洋人进来，对外交涉，涉外事务就只能是越来越多。不仅外交官会来，洋兵会来，洋商回来，传教士也会成批地涌进，涉外事务，越来越事关朝廷的存废兴衰，没法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应付。财政税收本是户部之事，但管理海关的总税务司，是总理衙门的附属机构，海关及其收入，只能由总理衙门管；教案本是刑政，但由于涉及外国人，也得总理衙门管；购买洋枪洋炮，本是兵部的事，但涉及对外，还是得总理衙门管。总理衙门管的事，涉及各个部门，各部的长官，都被拉来监管总理衙门之事，结果是必须上面架一个王大臣，统为协调。这个临时机构，越办，分量越重，机构越庞大。
在开放的大前提下，上有总理衙门，下有督抚专权，变革，必然要发生。变革只能指向两个字：洋务。
崛起的汉人士大夫，帮助满人的皇帝保住了天下，当然不可能缩回去做低眉顺眼的顺民，已经激发出来的修齐治平的雄心，不仅驱使他们保住了这个王朝，而且要使这个王朝自强，或者说，让中国自强。胡林翼在攻克安庆之后，看见长江上风驰电掣的外国轮船而当场晕倒的传说，昭示着这些中兴名臣的下一个目标：学习西方，图谋自强。
不用说，督抚专权的政治格局，给了这些汉人士大夫实现自己设想的可能性。而总理衙门的存在，则让清朝皇室，始终感觉到西方的压力，也逼得保守的皇室，不得不容忍地方督抚的这种尝试。
辛酉政变之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西太后那拉氏和恭亲王奕，其实在保守性上，跟咸丰没有本质区别。他并不想真正改弦易辙，刷新政治，对祖宗成法做根本性的修正。即使在西太后没有大权独揽，奕尚有作为之际，这个人称鬼子六的亲王，也不见得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开明而且明智。大乱甫平，西太后和奕，想的居然都是立马恢复旧观，回到从前。只是，天下已经变成了世界，复旧成为不可能的梦，总理衙门和督抚专权，才得以照旧。
在这种情况下，胸怀大志的曾、左、李们，想要追求真正的中兴，不可能从中央获得实质性的支持，只能自己动手。而中兴，唯一的途径，就是办洋务，从引进洋枪洋炮，到引进制器之具，开办工厂，兴办学堂。而洋务的大幅度进展，又使得总理衙门事务更加繁忙，触角伸得更长。地方倒逼中央，使得中央必须有所作为。即使是为了遏制汉人借洋务扩权，也得有点动作。洋务势在必行，皇室退而求其次，想要借机扩张满人的势力，无论练兵、留学、办学，都满人优先。然而，从奕、文祥开始，满人没这个心气，也没有这个精神。即使被优先了的满人，不久即自动退出。然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奕，却只弄出来一个不成器的同文馆。同文馆的满人优先，最后也不了了之。因为不招收汉人学生，培养不出哪怕稍微像样的翻译人才。
然而，洋务或者说自强运动一旦开展起来，尽管靠地方导向，但却一发不可收拾。兴学、开厂、开矿、买轮船、修铁路、练兵、办海军。洋务企业，从官办，到官督商办，事业越做越大。同光之际，整个国家的财源越来越广，海关收入和厘金收益，占国家财政的份额越来越高，但财政收入的分散化趋向，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增收部分的税收，借着洋务的名义，落到了地方督抚手里。随着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越来越多，尽管总理衙门是军机处的王大臣当家，但由于满人的无能和怯懦，碰上事儿，就往后躲。于是，这个衙门越来越被地方督抚支配，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名义，不仅主导了中国的外交，而且主导了大半个洋务事业，实际上是情势使然。从某种意义上，总理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洋务机构。
当家的西太后那拉氏，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她对于曾左李这样的中兴名臣，从来不给脸色，无论他们做了什么，只要不危及自己的统治，就都能优容。顶多，假借谏臣之口，做一点钳制。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洋务，就是一个不得已，但却是一个必要的不得已。
西太后那拉氏，虽然说在玩弄权术方面无师自通，的确比恭亲王奕高明，但她毕竟只是一个没受过教育、识字无多的女子。对于这样的女子， 她的教育主要来自小渠道的小传统。她没有清朝其他皇帝那样底气，认为功臣的努力，都是理所应当。所以，她对曾左李们，以秉政的太后身份来说，相当谦恭，因为，她的教育告诉她，要知恩图报。然而，正是这份优容和谦恭，恰好与同光之际的政治格局对景。让她能够很从容地驾驭专权的督抚，平稳地渡过朝廷的危机。可以一边纵容清流放肆地抨击洋务，一边又让这些中兴名臣去办理她所不明白的洋务，办理日益复杂的对外交涉，让自己坐享居中驾驭之威势。同时，用洋务得来的好处，供养满人权贵，让他们无话可说。当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危机，尤其是涉外的危机被消除之后，她的权威跟着水涨船高。在同治皇帝死后，即使破例不给同治立嗣，拥立跟同治同辈的光绪，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
但是，在此期间，尽管洋务的推进日甚一日，西太后那拉氏却始终没有明白洋务到底意味着什么。学习西方意味着什么，边界在哪儿，她都不知道。
日子，就这样挨着过。
谁是洋务派？
说到洋务运动，人们必提洋务派。谁是洋务派呢？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曾左李这种中兴名臣，以及排在他们之后的沈葆桢、刘铭传、丁日昌一干办洋务的封疆大吏。而跟他们相对的，则是顽固派比如倭仁、徐桐、李鸿藻，跟洋务派直接针锋相对的，则是清流党，首领就是李鸿藻，其下有著名的四谏，赫赫有名的敢言之士，宝廷、张之洞、张佩纶和陈宝琛，也有人说还要算上黄体芳、邓承修、吴大澂和王懿荣。由于清流的谐音，可以念成青牛，人们又称他们是天上老君的坐骑，所以又将李鸿藻称为牛头，张之洞和张佩纶为牛角，因其言论特别犀利，每每触中要害。宝廷为牛鞭，陈宝琛为牛尾，王懿荣为牛肚。其余跟在后面的众多京官，则是牛毛。每每顽固派与办洋务的封疆大吏为难，都是借助清流的力量。事实上，西太后那拉氏，也刻意扶植清流，使之与地方大吏分庭抗礼，达到居中牵制的功效。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当时的朝廷，的确分成两派，一边是洋务派，一边是顽固派和清流党，从某种角度上看，清流就是顽固派的喉舌。
但实际状况恐怕不是这样的。当年真正看清楚世界大势，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而且不仅买器物，学技艺，还要学制度和文化的，有一些是开明的士大夫，比如马建忠、陈虬、汤震、陈炽，还有王韬、陈兰彬以及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另外一些是从官僚群体里分化出来的官员，比如郭嵩焘、薛福成和黄遵宪。再就是一些有文化的买办，比如唐廷枢、郑观应、徐润。至于曾左李这些封疆大吏，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意识到了中国需要变革，也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想的更多的只是权宜之计。思想上，并没有脱出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窠臼。在行动上，存在着非常大的盲目性，一副误打误撞的劲头儿。
当然，在野的开明士大夫，在那个年代，是绝对的少数派，思想超前，跟国内士林严重脱节。他们只有进入地方大员的幕中，才能对洋务运动，起一点作用。个别思想超前的官僚，比如郭嵩焘，虽然由于做外交官的经历，对世界大势看得很明白，对学习西方的认识比较深，但这个人很快就被保守的官场淘汰吞噬。所以，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实就是那些中兴名臣。他们有权势，有威望，更有地位，即使是西太后，也让他们三分。无论何种洋务，只要他们认准了想干，多半都会有点结果。
最初，这些人的洋务，其实就是购买洋枪洋炮，李鸿章说，只要我们有了开花大炮，西人即可敛手。后来，他的洋务观扩展到请洋人做教练，教习洋操，学习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如此，曾国藩和左宗棠还不及他。但是，太平天国覆灭后，兴办西式军工企业，他们都达成了共识。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都是这种共识的产物。
显然，这些中兴名臣，对于西方的制造业一无所知。居然觉得可以在一个农业手工业的国度，掐取西方工业尖端的果实，移植过来，就可以实现跨时代的超越，一举后来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西方的军火造船工业，在当时就是西方科技和工业的金字塔顶尖，需要各行各业的工业门类的支撑，需要现代科技教育的支持。中国一没有钢铁，二没有轻工业，三没有矿业，四没有科技人才。凭空就想在一片荒野上建大厦，而且只建最高层。底下的所有层面，都靠从国外输入。
当然，如果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把军工厂从国外整个搬过来，不是做不到。但是由于连一个小零件自己都造不了，连一些建筑材料也需要进口，这样的工厂本身，建起来就耗资无数，而建成之后，除了最底层的劳力，所有的都需要进口。而工厂的管理，却又是官僚系统那一套。这样的生产，成本无疑是惊人的。造出来的军械和船只，比买的，要多耗费不知道多少钱。所以，尽管这些中兴名臣气魄大，本事也大，弄钱的能量超强，但是这样的军工企业，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里，毕竟难以为继。所以，尽管福州船政局造出的军舰，装备了福建水师，江南制造总局也造出来一些军舰和民用船只，但后来的北洋海军，舰只基本都是买的了。
显然，当年最顶尖的三位办洋务的中兴名臣，都没有这个心思去了解西方，钻研西方的学问。他们中间对西方最为了解的，要算李鸿章，但李鸿章也主要是从跟西方人打交道中，从幕僚那里，得来一些皮毛。严格地说，他们虽然按下了向西方学习的开关，但并没有真心拿西方当老师。尽管同文馆的丁韪良总教习已经把《万国公法》翻译过来了，但长期主持中国外交的李鸿章，却没有见他认真读过。曾国藩虽然在容闳的帮助下，比较早地意识到留学西方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推动西式教育在中国落地。三人之中，李鸿章走得最远，他已经意识到了变制的必要，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而且，洋务运动，也就是在他手里，大踏步地推进到了民用工业层面，而且，他起用早期的买办，开始了官营工业的转型，走到了官督商办的阶段。所以，洋务运动中所有的洋务企业，只有他兴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才能做到盈利。
尽管如此，李鸿章一路走来，也是误打误撞，大手笔，大浪费。这样的风格，是所有办洋务的地方大员的共性。这样的洋务，除了把西方现代工厂引进了中国，国人见识了西式的工厂，生产线。知道了工厂的大烟囱并不可怕，里面的锅炉，是提供机器动力的。原来死活不肯进厂的农民，最终发现在厂里干活，要比在田里收入更高，而且稳定。同时，这些企业最大的效益，就是培养出来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即使是李鸿章，也完成不了日本明治维新所能干的事情，让官办工业，最终民营化。因为，中国的洋务，其实就是地方官僚借以扩张权力的一个工具。
所以，严格地说，当年的中国，观念虽然落后，但具体到官僚阶层，但凡有机会出任地方大员的，几乎没有不办洋务的，所差的，只是规模大小，个数多少而已。我们知道，太平天国之后，督抚在军事、人事和财政方面的权力，并没有因战争结束而缩小。其中，办洋务，就是一种截留税款、增加地方开支的最好借口。在人事权方面，各省开办的各种局，有很多都跟洋务有关，什么军需局、采运局、军械局、军火局、洋务局、机器局、机器制造局、电报局、矿务局，等等。这些新办的局，可以设总办帮办，还可以设各种委员，为众多候补官员提供了去处和出路。如果说，地方官的候补，督抚虽然有很大的权限，但毕竟还需要考虑吏部的规则，需要考虑布政使的意见，而这种局，则完全是督抚说了算。因此，就造成了一个怪现象：很多人在做京官的时候，对洋务深恶痛绝，放言抨击，可一旦外放，做了地方大员，就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即使再保守的顽固派，真要是做了封疆大吏，也绝不会将当地的洋务事业全部干掉。两位著名的清流，号称牛角的张之洞和张佩纶，外放之后，都成了积极的洋务派，干洋务，一点不比此前他们抨击的人差。
当然，到了这种时候，这些人的洋务事业，也跟他们抨击的封疆大吏一样：大手笔，大胆略，大气魄，误打误撞。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就打算办一个亚洲最大的铁厂，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矿石的来源，焦炭在哪里，建成之后，产品销往哪里。幸好计划没等实施，他就调到了武昌，任湖广总督。而武汉这个地方，恰好离大冶铁矿和安源煤矿都比较近，符合办大型铁厂的条件。但出去购买高炉，应该分酸性碱性，他不管，反正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买来就是。结果买来之后，跟矿石不配，还得花钱改造。
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对于官场人士，没有什么洋务派。不干事，不担事的时候，当然可以说些空话，大话，政治正确，充满道德感的话，一旦给他外放，做了地方大员，一样会做洋务，不到万不得已，至少不会把原有的洋务事业废了。只要他有那个本事，有那个圣眷（皇上和太后的信任），事是越大越好，一点折扣都不打。其实，官僚们做的，不是一个学习西方的事业，也不是一个为国求富强的事业，只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事业，只有官营，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洋务运动，走不了日本最终将官营工业私有化这一步。无论这样的私有化会给国家带来多少税收，多少利益，从根本上有助于实现国家工业化，但官僚们不会干的，清流会抨击化公为私是多么的不道德，国家财产为之损失了多少（这些企业天天亏损，国有资产天天流失，没有人看得到）。而地方大员则担心自己权力的流失，担心下属们丢了位置的鼓噪。毕竟，做官也罢，做洋务也罢，都是官人们的饭碗。
应该说，在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中单纯出于信念的顽固派是有的，但是，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洋务的推进，这样的人是越来越稀少。更多的人，实际上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立场。到底谁是洋务派，其实没有一个确定的分野。
唉，总理衙门
清朝跟英法两国，打了一仗，打败了，于是，中国中央政府，多了一个衙门，名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是被洋人逼着成立的。当初，咸丰皇帝批准的时候，原准备加上通商俩字，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但是，具体办理此事的恭亲王奕，知道洋人要这个部，意思是外交部，不能仅限于通商，所以，奏请咸丰，把通商俩字给抹去了。
这个衙门，在咸丰看来，不过是由于中国忙于内乱，无力对付洋人，不得已的产物，等到内乱平了，有力量对付洋人了，就给它撤了。这样的看法，在前方主事的奕，未必就不同意，但是，能不能撤，就要看情势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者总署、译署（大概是因为跟洋人打交道，必须有翻译，不是说它主办翻译公务）。由于开始无非打算办一个临时的权宜机构，所以，这个机构没有编制，负责人称总理衙门大臣，由于都是兼职，大臣没有定额，也不按满汉比例来，最初三人，后来增加到八九人，十余人，都是各个部门的首长兼任，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是长期兼任的总理衙门大臣。在总理衙门大臣之外，还有大臣学习上行走和办事大臣等名目。因为诸大臣地位相当，在诸大臣之上，就得加一个有管理大臣名目的王大臣（即有亲王或者郡王爵位的大臣）来主持协调。一般来说，由于形势的发展，总理衙门管的事儿太多，涉及六部，所以，军机大臣差不多都是总理衙门大臣，否则就没有权了，首席军机大臣自然就是总理衙门的管理大臣，在奕在世的时候，这个位置都是他的，后来光绪的本生父醇亲王奕譞，也担任过这一职务。
大臣之下，跟军机处类似，没有各部那样的层级官员，办事都是章京，也由各部选调，统统是兼职，编制还在本部门。章京有总办章京、帮办章京和额外章京之分，其中额外章京，是由军机处章京兼任的。
总理衙门最初没有下设机构，后来随着事务的日益增多，于是分设各个股。有英国股，掌英国、奥地利两国的交涉和各国的通商事务。法国股，分管法国、荷兰、西班牙和巴西诸国的交涉往来，以及各国传教事务。俄国股，分管俄国和日本的交涉事务。海防股，开始是掌管海防，购械，后来则凡属洋务，无所不管，从机器的采买，到电线和铁路的铺设，办厂和开矿。后来又加设了美国股，负责办理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和秘鲁等国的交涉事务。另外还有司务厅，类似办公厅，还有清档房、电报处，甚至，还有一个银库。附属于总理衙门的，还有两个特别的机构，一个是同文馆，算是一个学校，还有一个是总税务司，主管海关事务。这两个机构，事实上都是洋人在主持，所以必须挂在总理衙门名下。
在那个时代，跟洋人打交道，是一个非常令官员们头痛的事。总理衙门之所以大臣越来越多，越多越没法办事，最后不得已，抬出首席军机王大臣，但是，效率依然很低。外国公使，每每因为受不了这个衙门的拖沓，推诿，言不及义，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逻辑，而大生其气。负责保护传教的法国，经常会因中国国内的教案频繁与总署交涉，实在忍不了，就不顾外交礼节，大肆咆哮，动辄威胁要派炮舰来。
其实，总理衙门跟老外打交道，非常客气。每次外国公使来访，都必备酒果，恨不能摆宴招待，吃吃喝喝，但是，客气归客气，就是不办事。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使华日记里说，总理衙门各个大臣见公使，公使说完了，各个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新人看老人，老人则看王大臣，半天说不上一句话。若王大臣说话了，不管说什么，大家都哄起回应。有一次，他去总署办事，半天没有人说话，他忍不住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中国方面一阵沉默，终于有一个人冒了一句：今天天气果然好。于是王大臣说，是的，天气果然好。于是大伙群起响应，天气真好，果然好！李鸿章也说过，总理衙门，大臣十余人，所有人都看着恭亲王奕，亲王一张嘴，大家群声相应，没有一句得其要领的。这样的状况，当然没法赢得外国人的尊重，所以，外国公使到了总署，就气不打一处来，经常吵吵闹闹，根本不把这些大臣包括王大臣看在眼里。
这里唯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就跟洋人多有交道，富有经验。而且，这个人比较有胆气，不太怕事。所以，外国人只有跟他谈事，才能谈出点名堂来。所以，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每当总署有外国人的时候，经常吵成一锅粥，老外吵闹的吵闹，咆哮的咆哮，完全不成体统。但是，只要李鸿章一到，马上大家就会安静下来。李鸿章也拿腔作调，摆架子，从容地脱下大氅，吸足了烟，用指甲抠抠鼻屎，放在一个银制的容器里，然后再开口说话。所以，尽管李鸿章仅仅是个地方官，不过因为北洋大臣的缘故，兼任总理衙门大臣，而且他又不是负总责的，但却实际上掌控了朝廷的外交。然而，尽管李鸿章并没有奴颜婢膝，对洋人低三下四，相反倒是尽可能地摆谱，但由于就是他跟洋人打交道多，办理交涉多，签的条约多，所以，就总是集诽谤于一身，总被骂成是里勾外连的汉奸。其实，这种事，他并不想揽，但躲都躲不了，因为老外就认他，别人多半都办不了事。即使他躲了，最后皇帝和太后也得把他找出来。
中国唯一的涉外机构，一个接近西方制度的机构，一个很有钱，权力很大的机构，但一直就是一个拖沓、官僚气十足的机构。办事效率跟传统六部一样，没法恭维。后来开办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曾经担任过总理衙门章京。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又一次到司务厅办事，发现公文堆里有封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给光绪皇帝的电报，居然已经在司务厅里搁了两天。如果不是他将之找出来，还不知道要放多少天。
总理衙门唯一有效率的部门，就是总税务司。这其实是一个外包给洋人，具体说，包给英国人的机构。成立之初，是因为上海地方当局，自己在江海关收不到关税，不得已让英国人李泰国来管。却意外地发现，收获颇丰。对于一个正在应付太平天国的叛乱，财政极端困难的王朝来说，急来抱佛脚，抱出了银子，大喜过望，顾不得那么多了。于是，1861年，中国政府成立了总税务司，主管海关税收，李泰国担任第一任总税务司。后来，因为阿思本舰队事宜，李泰国跟中国政府闹翻，中国人更认可的英国人赫德，接任总税务司。这个机构，中高层成员，都是外国人，中国人顶多能做低级职员，各地分税务司虽然设置了中国籍的海关监督，基本不起作用。但是，这个外包的机构，却非常有效率，在太平天国战争还在进行之际，就可以每年为清政府提供三四百万两白银的收入，到了1871年，原来微不足道的海关税收，就已经突破千万两，占到清朝财政总收入的七分之一，此后，关税收入越来越多。到1887年，突破两千万两，占到清朝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虽说这个机构的洋员工资都特别高，但比起收益来，清政府还是感觉赚大了。
但是，总税务司的成功，跟它的主管机关没有半点关系，它仅仅是一个外包机构的成功，它的运作，跟总理衙门是隔绝的。表面上作为名义上主管和协调洋务运动的部门，事实上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两个附属机构，同文馆是管得乱七八糟，而总税务司则管不着。所以，当年的洋务运动，只能地方导向，而且杂乱纷扰的。因人设事，因人成事，也因人败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方的运动，就在这样杂乱纷纭中行进。
但是，不管怎么说，总理衙门的设置，而且机构越做越大，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从此，古老的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被迫遵行西方的外交礼仪，从事外交活动。开始，只是人家走进来，后来，我们学着走出去。1867年，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表示愿意替中国政府出使各国，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次年，蒲安臣带着两个总理衙门章京和一些随员，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出访使团，先后走访了欧美各国。1875年，中国第一任驻外使节被派出，郭嵩焘做了这个吃螃蟹的人。至此，中国与西方世界，按照西方世界的规则，建立了关系，走向正常化。正是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中国的洋务运动，才能越走越远，也就是说，跟西方关系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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