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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编辑张鸣老师的著作，是有压力的。作为较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学术水平之高，影响之大，其见解之尖锐，之深刻，之客观，都让我景仰。看他讲历史，就像在看一场脱口秀，三言两语戳中要害，毫不留情。
能做张鸣老师著作的编辑，又毫无压力。作为一个站在讲台上讲了几十年课的大学教授，其为人之谦逊，之包容，之平易近人，让我敬佩。我曾经亲自看到他在饭店利用点菜到吃饭前的十几分钟，为帮一个看起来很屌丝的年轻的朋友的忙，联系他过去的交际圈，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查。跟他一起吃饭，就像多年后和班主任一块吃饭，可以敞开了聊。
想深入的了解下张鸣，可以去听听他的课或者讲座。他很能讲，人越多他越兴奋。我亲自在他的一个讲座上看到，屋内讲的热烈，掌声笑声不断，屋外来晚的，没抢到座位的，站在门口的凳子上向里张望，或者耳朵贴着墙听。
好像扯的有点远了，还是说说这套书。
这个系列，计划共十本。这十本书张鸣老师已经全部写完了。为了让读者尽快看到这些作品，这次只出了三本，其他的七本在2016年会陆续推出。
张鸣老师的图书在市面上不少，我们为什么还出版这个系列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这是张鸣老师全新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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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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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天国梦魇》本书是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二册，图文并茂，解说生动，主题为太平天国运动，系统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对清朝统治的冲击，以及清政府的应对中暗含了哪些玄机，汉族官员势力兴起对之后的形式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等等，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军事斗争的乱象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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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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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武夫治国梦》《历史的坏脾气》《辛亥：摇晃的中国》《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历史的底稿》《共和国的帝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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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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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药引子／1
踉跄创教路／10
紫荆山的土客阴影／17
一个农民式的宗教大家庭／23
上帝降神附体／29
打碎偶像的权术与狂热／35
造反了／42
绝处逢生的奥秘／49
天父天兄下凡／58
大天堂与小天堂／65
滥官的诱惑／71
变味的乌托邦／77
滥杀的王朝／84
张乐行与苗沛霖／90
头发的故事／97
西方在天国／104
一个农民帝王的后宫生活／111
男女平等之谜／118
农民的科举／124
内讧／130
紫荆山领导集体的溃灭／139
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146
跟泥腿子比开明／153
天下不幸上海幸／162
湘军体制外循环的机器／172
湘军是一个奇迹／179
湘军现象的魅力／186
淮军也是一个奇迹／194
满汉之间：胡林翼与官文／201
天国的宗教／208
农民天国的崩塌／217
没完没了的尾声／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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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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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药引子
太平天国起义闹大之后，西方盛传，中国掀起了一场基督教的革命，是传教士传入的宗教信条引发了这场革命。这样的观点，直到今天依然有市场。其实，当年洪秀全接触的基督教，充其量只是这场大起义的药引子。
过去，一副中药，必须有药引子一些似乎跟药方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或者植物，或者动物。比如鲁迅说的蟋蟀一对，要原配的。据说，有了合适的引子，药才好发挥作用。其实没这引子，药该有用还是有用，该没用还是没用。
如果不算景教的话，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元代。但直到明末，才成了气候。清朝初年，由于礼仪之争，天主教被禁，虽说香火未绝，但只能转入地下。新教来华，是19世纪的事了。第一个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是1808年。天主教非法，新教当然也不例外。他进入中国广州，只能躲在夷馆里，跟英国和美国商人厮混在一起，一边学汉语，一边传教。传教的对象，只能是出入夷馆的买办、佣人和通事。有的时候，他会去南洋英国人的殖民地，在那里对华人传教，再将那里的华人教徒带回来，帮助他展开工作。命里注定，基督教的新教无论在哪儿，都是要惹出事端的。天主教在中国那么多年，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新教一进入中国，过了没多久，就惹出事了。
当年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折腾出那么大的动静，不仅吸引了一批士大夫，连皇太后都被说动了心，要皈依天主。但是，他们不能翻译《圣经》，也不编外文字典，不能让信徒按照自己的意愿理解上帝的福音。这是天主教的性质决定了的。但是，新教不一样，一上来，马礼逊就着手翻译《圣经》，译完了《旧约》译《新约》。不仅如此，还放手让自己的信徒他接受的第一位中国基督徒梁亚发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撰写传教的读本。这本小册子，就是后来引发洪秀全胡思乱想的《劝世良言》。新教的传播，本身就带有这样歧义本能，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接近上帝。既然梁亚发可以把旧约理解成《劝世良言》，那么洪秀全也可以把基督教变成拜上帝教。只是，在西方，歧义式的理解，由于有众多信徒的讨论，一般不会走太远（也有走得比较远的，比如摩门教），但是在中国，就不好说了。
新教的传教士，一般来说，都是医生。医术成为传教的一种工具，在尚未见识过西医的国家，有时特别有效。马礼逊就是这样的传教士医生，后来的伯驾、罗孝全，也都是这样的传教士医生。伯驾的事业相当发达，他甚至还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给了林则徐一副疝气带，大大改善了林的身体状况。罗孝全也有这种接触大人物的机会，据说他见过耆英。但他最显赫的业绩，是他收过一个中国信徒。这个信徒，后来搅翻了这个国家，他就是洪秀全。
虽然马礼逊从马六甲带来了中国人信徒梁亚发做助手，但依旧只能在接近夷馆的下层中国人中间传教。传教事业进行得十分缓慢。当年的利玛窦他们，摆出一副西儒的架势，凭借他们对中国儒家经典的研读和理解，再加上三棱镜和地球仪这样的新鲜玩意儿的吸引，得以混入士大夫圈，在上层传教，因而进展神速。马礼逊他们，当然十分羡慕。但是此时的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找到接近士大夫的门径。所以，只能雇佣中国人，在秀才举人考试的时候，于贡院门口发放他们的传教小册子，以期或多或少能招到几个读书人。
其实，这样的传教，远不如施展医术。如果机缘凑巧，能够医活个把中医治不好的病人，而恰巧这个病人又是个有身份的士大夫，那么就可以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地方士大夫圈子的门。可惜，在鸦片战争前的三十来年里，新教的传教士医生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给林则徐治病，本来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一来这个病不算严重，二来还没等伯驾医生进一步施展，林则徐使命失败，跟英国人已经打起来了，余下的事，就不能继续了。
但是，在贡院的门口，发送传教小册子的尝试，还是有些成绩。1833年，广州府试之时，散发的小册子，就抓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还真的看了几眼《劝世良言》。后来，不幸落第，生了一场大病。鬼使神差，《劝世良言》里描绘的某些场景，居然进了他的梦中。于是，屡战屡败的这位童生，改正归邪，打算另寻出路了。这个人，就是广东花县的一个家境一般的客家农民，名字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闹出捅破天的大事之后，他改名洪秀全。当时，他还是一个农民，农闲的时候，教几个村里的孩子挣点零花钱。在中国的农村，由于农民很在意子弟的教育，再穷，也要送去私塾，识几个字。所以，像洪秀全这样的三家村私塾，相当普及。洪秀全自己也是从这种私塾里学出来的。只是，他属于那种个别比较出色的，能学到背熟了四书，开笔作文的程度，因此可以参加科考。当然，参加科考之后，童生在民间就算儒生了，可以戴方头巾，当然，也就有了做私塾先生的资格。只是农忙时节，依旧得下田劳作。靠教书那点束脩，养不了家。
很显然，洪秀全投奔基督教，以及后来自创拜上帝教，不是基督教的教义感动了他。《劝世良言》这个小册子，是粗通文墨的梁亚发的手笔，文字十分荒唐，叙述颠三倒四。有的时候，居然有点像精神病人的臆语。小册子本身，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魔力，能让一个传统的儒生丢弃他的信仰，投奔上帝的天国。《劝世良言》能够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洪秀全是个野心爆棚之人。这野心，在科举的途中，却屡屡受挫。科举制度下的中国，白衣致卿相的美好图景，特别容易催生这样野心勃勃的农家子弟，让他们前赴后继地赶考。然而，科举考试难，对于洪秀全这样的客家人就更难。别说中举中进士，就是求一秀才，都不容易。清代每省的生员名额相当有限，广东则又都给了土籍人，后来经过抗争，虽说广东已经有了客籍的生员名额，但仍然比土籍的少。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像洪秀全这样的农家子弟，书读得不错，或者说自以为不错，周围的人也说他不错。为了能进考场，他也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但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落榜。如果是初试县考就落榜，也就罢了，每次都是县考过了，到府试就被卡住，受挫感特别的大。洪秀全没有那个耐性，可以一直考到白头。科考为的就是出人头地，此路不通，想走他途，也是正常。
至于选择类似基督教的信仰，则纯属偶然。如果不是考后得了这本《劝世良言》，不是闲极无聊看了几眼；不是1837年再次考试，落榜后大病一场，病中神智迷乱，书中的场景跳了出来，他也许也会另寻其他的出路。但这个出路，就跟基督教无关了。当然，以洪秀全的心态，在投奔了传教士罗孝全之后，即使罗孝全给他施洗，并委以重任，估计他也不会老老实实做一个本分的基督徒，早晚还是会离开的。他的目标，是要做教主。除非，在中国的教会，他很快做到高层的位置上。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当年的中国，像洪秀全这样的半吊子农民文化人非常多。那个时代，各种民间教门数以千计。后来的研究者，笼统地称之为白莲教，其实，它们也许跟白莲教有关，也许没有关系。每个教门的创造发起者，都是这样的半吊子文化人。先是由于某种机缘，接触到了某个教门，然后进入其中，发现了教门的奥秘，无非是几卷宝卷（经典），再学点气功。他们有文化，学会了气功，再比照着编个新的宝卷，一个新的教门就此诞生，自己就做了教主。只要做了教主，口才不错，运气还好，气功治病，真的治好几个人，就可以发展起来。在他的那个小圈子里，教主就是老大，甚至就是半神的人。所得到的钱财和荣耀感，一点不次于做官为宦。
从后来已经大大修饰过的记录看，洪秀全病中奇怪的梦所谓见上帝，换五脏，授异能并宝剑之类一点儿都不新鲜。每个创教的疯子或者骗子，都会编出类似的故事，只是洪秀全的梦比较丰满，也更离奇而已。也许，洪秀全最初的梦，只是掺入了《劝世良言》中的片段，使之带了一点点基督教的色彩，比如上帝火华爷，这个只有《劝世良言》中才有的大神。醒来之后，经他和他的同伙不断修饰，完善，越编越圆，越编越多，越编越花花，越编自己就越相信。但是，剥开这些修饰，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普通人遇仙（或者神）得到神授的故事的升级版。这样的故事，自魏晋以来，在中国的神怪笔记里，比比皆是。
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只要有了信众，做了教主，就会有人来捧，贡献钱财、土地和女人。清代所谓借教敛财的教门，几乎都是这个路数。绝大多数没有丝毫的反叛之心，包括那些关起门来，在土炕上称帝，大封丞相将军和三宫六院的，都没想过要杀上紫禁城，夺了皇帝的鸟位。这些教主，只是想过一过在一个圈子里当老大，被人追捧的瘾而已。洪秀全当时，也就是这个心态。创教，无非是做教主，正途的成功之路走不通，就只能走邪路。邪路，不等于造反；造反，是后来被逼无奈的事儿。
受了神启，得了奇遇之后的洪秀全，后来又经过一定的反复，1843年还去考了一次秀才，在又一次落榜之后，才彻底死了心。下定决心，做教主，做上帝选中之人去也。于是，他撤掉了私塾里的孔子牌位，想教书也教不成了，地不种，书不教，纠集若干同志，四处开始传教。
踉跄创教路
地不种，书不教，满嘴上帝火华爷。在周围人看来，洪秀全是疯了。当然，疯了的洪秀全，也得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中国的乡野就是这样一种土壤，每个创教者，都会有把疯子看成神人的崇拜者，洪秀全也不例外。他的同志和崇拜者有族弟洪仁玕，有表兄李敬芳，还有同窗好友冯云山。但是更多的人，是把他看成异端，看成疯子。那个时候，广州周围已经有了基督教，但零零星星的，想必当时洪秀全的家乡还没有洋教的踪迹。洪秀全的举动，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理解。没有迹象表明，他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参与过洪秀全的事业。据洪仁玕后来跟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讲，尽管洪秀全当时所居住的村庄俱为洪姓族人，但是人们多视其为疯子。
广东土客籍矛盾一直很尖锐，土籍占据平地，具有资源上的优势，多少年来，一直打压客家人。先来的，从来都欺负后到的。洪秀全想在科举上出人头地，从根本上讲，也有长期受歧视的因素。一个客籍村庄能出一个秀才，整个村庄和宗族都会为之扬眉吐气的。科举的路没走通，转而变成异端，人所不解的异端，原来对他有多大的期待，就会变成多大的愤怒。洪秀全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没多长时间，洪秀全在家乡待不住了，只能往山里走。山里客家人多，还能有容身之地。此时的洪秀全在山区谋生，还只能教书，一边教书，一边传教。科考的路不走了，人家能请他教书，还就是看在他参加过考试的份上，因为，在那个年月，只要参加过考试，就意味着能把四书背熟，而且可以开笔作文。如果进了考场而交白卷，是要被刑责的。洪秀全参加过多次科考，而且县考都能过，这就获得了某种民间认可的资格，有了这个资格，就可以傲视那些没有下过场的读书人，可以戴方巾，自称儒生了。所以，那时有句话，能进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已经挣了这口气的洪秀全，这种时候已经没心思沾沾自喜了，他要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出人头地。
然而，一边教书一边传教的洪秀全，马脚总归要露的，露了马脚，书就教不成，很快就成了丧家之犬，哪儿都待不住。只好与冯云山一道，四处云游，一会儿广东，一会儿广西。虽然也能收罗一些信徒，但局面却迟迟不能打开。相对来说，在广西收罗的信徒还要多一些，因为那里客家人更多，失意的人也更多。
终于，在1846年的一天，洪秀全四处传教的名声，传到了在广东传教的美国牧师罗孝全的耳朵里。尽管在传教过程中，洪秀全实际上传的是自己的教，而非基督教。他们在这期间写的好些传教作品，跟基督教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干系。但是他所念叨的上帝火华爷这个名头，却让知道他的人都觉得他传的教，跟洋神父是一个路数。此时的罗孝全，已经租房子建成了一个教堂，在这个教堂传教的神甫，就有由马礼逊施洗的梁亚发，也就是《劝世良言》的作者。于是，罗孝全让他的中国助手写信邀请洪秀全前来广州他的教堂。
已经立志要创教的洪秀全，为何能应邀前来罗孝全的教堂？从功利角度看，跟他这一段所受的艰辛有关。《劝世良言》的宗教知识太有限了，而他自己，则只有四书和一些蒙学读物的知识，以至于他的宣教每每了无新意。所以，他要补充一点基督教的知识。但实际上，像他这样30岁出头的青年农民，即使没有受挫，其前途一样处于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阶段。即使已经选择了创教，行路太难的时候，如果有人伸出援手，尤其是顺着他下决心的方向伸出援手，他也是会考虑的。如果进了罗孝全的教堂，顺利受洗，一步步像梁亚发那样升格为华人牧师，他也许也能成为一个虔诚而执拗的基督徒，后来的事情，就根本不会发生了。退一万步说，如果这个时候，官府开恩，赏给他一个监生的功名，准他参加乡试，很可能他的创教雄心马上就会灰飞烟灭。当然，如果朝廷知道后来的事，别说一个监生，就是给个进士也不会吝惜的。但是，在这世上，谁是未卜先知的神仙呢？
1847年3月，洪秀全和洪仁玕兄弟两个来到了罗孝全的教堂。罗孝全对这个自动传教的中国读书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而洪秀全也对这位洋教士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那个神奇、其实已经经过他多次修饰的梦。在罗孝全看来，洪秀全在梦中见到的应该不是上帝，而是天使。这个梦，跟基督教无数次宣扬的神迹没有太大的区别。罗孝全的同胞，好些都是因为类似的上帝显灵的故事而变成虔诚教徒的。但是，由于洪秀全的梦过于离奇，罗孝全对此还是有不解之处的，只是，碍于言语，双方并没有把话说开。
那个时候，虽说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之后，通商五口的传教已经合法化。但总的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还处于初级阶段。信教的人不多，其中的读书人尤其少。客观地说，虽说洪秀全的文字也不怎么样，但比那个马六甲来的梁亚发还是好多了。洪秀全和洪仁玕这样的私塾先生，于教会，是宝贝。加上洪秀全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因为英国公使入城问题，地方官动员士绅，士绅动员民众，不让洋人入城。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已经进到广州的洋人，在这样的仇外氛围中，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此时来投奔的洪氏兄弟，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各种资料表明，在洪氏兄弟在教堂学习的三个月里，他们的确很用功。读了《新约》《旧约》，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督教的文献，还夹杂了一点西方的科学知识。当然，也听了牧师的多次讲道。经此一行，洪秀全肚子里的基督教知识，已经大大超越了仅仅有粗浅的《旧约》内容的《劝世良言》。毕竟，洪秀全的学习能力要比那个做粗工的梁亚发强。牧师罗孝全也看到了他们的努力，而且对此表示赞许。但奇怪的是，当洪秀全提出了受洗的要求时候，罗孝全却没有答应。直接的原因是洪秀全提出了物质要求，要教会在施洗后，给他一定的金钱补贴，也好专心研习教义。罗孝全后来说，他不接受洪秀全受洗，多少还是因为洪氏转述他那奇异的梦时，透露出一些异端思想。
事实上，晚清基督教被攻击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人们传说传教士借金钱利诱人们入教，入教的人，都是希图金钱。因此，教会是在刻意收罗社会渣滓，别有用心。其实，当年的新教特别在意的就是这个。他们在西方，被称为清教，在道德上有洁癖。到了中国，依旧有洁癖，传教士不大能容忍怀有明显谋利动机的入教，为此，宁缺毋滥。事实上，在传教之初，有这样动机的中国人还真是不少。当然，入教之后，如果能被选中作为传教士助手，的确能拿到钱。即使拿不到钱的教徒，也会得到教会和教友的帮助。但是，人家主动帮助你是一回事，你提出要钱则是另一回事。谁要是在领洗之前提出金钱的要求，只能让传教士反感。所以，尽管罗孝全很满意洪秀全的表现，但由于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施洗就只能延后了。
有消息说，洪秀全实际上是受了诱惑，中了圈套。是罗孝全的中国助手担心洪秀全受洗后，抢他们的位置，所以出此计策。然而，如果洪秀全根本没有要钱的心思，即使人家引诱，也会经得起考验的。看来，此时的洪秀全，的确因为教书不成，生计困难，需要帮助。
罗孝全的拒绝，大大刺伤了洪秀全的自尊心，重新激活了他创教的野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他离开了广州，去广西寻找冯云山。此一去，天地倒转，因为冯云山已经在广西紫荆山打开了局面。洪秀全和冯云山这些小泥鳅，凭借紫荆山这个小水盆，居然掀起了大浪，差点冲垮了清王朝。需要说明的是，离开罗孝全的时候，洪秀全的基督教知识的确有了一些基础，但这些知识，比起此前他接受的中国传统教育，其数量和牢记程度还是差很多。离开教会之后，他没有带出《圣经》，也没有笔记，没有法子复习，时间一长，估计脑子里剩下的也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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