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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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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次进入改革高潮期，如何走好下一步？在任何制度下，改革都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是制度长期存在之必须，随着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外部地缘政治的一系列改变，国际环境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如何在国内国际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从而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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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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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中国各方面改革问题的争论不断，政治改革话题更是越来越敏感，改革受到了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中国改革的困难现状该如何克服，本书中讨论了改革实践从何而来与向何而去。从三个步骤，即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来讨论了中国改革的进程。本书中，作者结合了新加坡等国家的改革经验，深入讨论了中国改革三步走的可行性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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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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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通往大国之路》《中国改革三步走》《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等。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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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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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一章 近年来对改革的争论一、政治改革话题为何变得越来越敏感 ？二、如何克服执政者的思维危机局面 ？第二章 中国改革模式的逻辑一、分解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优劣何在 ？二、中国改革的第三步：主体性政治改革阶段第三章 中国改革的三个步骤一、经济改革：目标就是要过河二、社会改革：以建设消费社会为目的三、政治改革：以贤能政治和选举民主为核心第四章 改革的现状和动力一、改革的现状：如何理解无改革下的经济高速 增长二、四大阻力让改革执行举步维艰三、顶层设计及其挑战四、新常态下的改革不作为五、改革不作为的制度要素六、必须进行的体制改革第五章 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一、以社会管理取代维稳，实现强政府、强社 会的目标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三、分税制再改革：中央政府应承担起社会建设的主 要责任四、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回到过去与全面私有化都不 可行五、成 也 萧 何 败 也 萧 何：举 国 体 制 导 致 的 国 富 民弱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与政治改革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和政治改革的核心二、治权的开放性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显著特征三、中国当代政党制度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根源四、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开放性政党制度五、政治开放性不足的消极后果：体制性腐败与党 内民主的滞后六、新加坡的经验：执政党吸收社会精英的维持开放性七、基本国家制度的开放：人大、政协功能的完善与 司法相对独立第七章 民主化及其未来一、如何才能走上优质民主之路 ？二、为民主划定边界：泛民主化并不可取三、解决民生问题是实现优质民主的前提四、培养中产阶级的关键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提 高劳动者收入五、简短的结论：中国政治从何而来与中国政 治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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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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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话题为何变得越来越敏感 ？
很多来，中国对各方面改革的争论不断，但政治改革无疑是人们一直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是海内外 最关切的问题。不可否认，政治改革这个话题已经变得 越来越具有敏感意味。这个现象应当说不是很正常的。 在任何制度下，改革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 项永恒的事业，是制度长期存在之必须，因而对改革的 讨论不应当有任何惊讶之处。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中国正处于改革高潮期，任何改革话题都不应当具有敏 感性。并且，中国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任何时候只要改革成了敏感的话题，改革肯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 其是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力。虽然人们面对现实存在的 问题而呼吁改革，但既得利益者恐惧于改革会损害自己 的利益。政治方面的改革尤其是这样。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议题已经在中国沉默良久。自改革开放以来，只有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主导中 国改革议程的时候，才在全社会范围内发生过一场有关 政治改革的大讨论。那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那一代领 导人不仅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改革话语，还努力把改 革的话语体现在体制改革和政策实践的行动上。但是，1989 年之后，政治改革很快就告别了中国。尽管因为 面临现实的政治问题，从领导人到民间偶尔也会提到和讨论到政治改革，但都未能形成大气候。改革的话语不多，久而久之，人们更多的是选择不提政治改革，即使 有些想法也保持沉默。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后中国就没有了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没有被单独提出来，但一些 改革的内容就隐含在其他较不敏感的改革实践中，如政 府机构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法治建设等话语。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尤其是温家 宝总理，多次论述中国政治改革，再次激起了海内外 的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望。在 2011 年 3 月的两会期间，温家宝强调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就不会成功。然后，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 年时，温家宝再次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此后，在接见美国 前总统卡特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缩写为 CNN）采访等场合，温家宝多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且明确指出，执政党会毫不动摇 地进行政治改革。无论海内外，一些人对温总理有关政 治改革的讲话似乎感到很新奇，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猜 测，并由此引发很多不必要的争议。实际上，从政治改革论述的角度看，温家宝的几次 讲话都继承了邓小平 20 世纪 80 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各方面的政治改革问题，包括权力高度集中导致领导人个人专制、滥用权力和腐败等问题。这篇讲话迄今还是论述政治改革最为系统的文献。到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开始多次强调要推进政治改革。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遇 到了很大的困难，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保护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三十多年以后，温家宝总理多次重新强调邓小平所 强调过的改革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三十多年期 间，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反映了，三十多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 仍然面临三十多年之前的老问题。概括地说，在温家宝的讲话中，有四点值得我们注 意：第一，以往改革的成果要用政治改革来保障；第二，目前所面临的改革困难要用政治改革来克服；第三，执 政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 现；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要通 过政治改革来达成。很显然，前三点是当年邓小平所强 调过的，而第四点是新加上去的。第四点所涉及的内容在 20 世纪 80 年代表现得并不严重。这四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改革成果有没有有效 的保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取得了巨大的 成绩，就 GDP 总量来说，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排在美国之后），即使从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今天 的中国也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但是中国尚未建立保 护改革成果的机制，而且一些方面的改革成果也正在流 失。举例来说，近年来中国企业家大举移民他国，资本外逃，即使是政府高度关注的高层次人才也在不断流 走。改革的困难更不用说了。这些年来的改革不像 20世纪 90 年代那样具有强劲的动力。尽管执政党高层一 直在强调深化改革，但很多年里大多数改革的议程都停 留在纸上。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无论政府和社会都是了解的。反腐败运动年年搞，但腐 败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如果得不到遏制的 话，系统性的腐败不仅会毁灭以往改革的成果，而且也 会摧毁政权的基础，这在中外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实 际上，每一届领导人都会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但就是无法真正控制住腐败的蔓延。社会公平问题更是令人担忧。现在，中国社会面临普遍不稳定的情况，各级政 府开始强调社会管理，但对社会有效管理的基础是基本 的社会公平。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维稳是一项不 可能的事业。刚性维稳只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 怪圈。因此，温家宝强调，社会公平比太阳还要光辉。 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缺失，执政党就会面临深刻的执政 危机。这一点在改革初期还不是很突出，到了新世纪提 出来，是因为新世纪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强调和提倡政治改革也不仅仅只是温家宝总 理，其他很多领导人也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类似的主 题，尽管不同领导人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和侧重点。201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的大会上，时任中 共总书记胡锦涛警告中共正在面临四大危险，包括精 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在 纪念中共执政 60 年、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四个不等于，即过去先进不等 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很显然，胡 锦涛提出的四大危险既是四个不等于的继续， 也是四个不等于之后再次对党政官员提出的严词警 告。这四个不等于和四大危险实际上都是在讲 政治体系的核心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要从政治体 系的问题入手。显然，执政党所面临这样那样的严峻威 胁只能通过继续改革来克服和化解，包括政治改革。如果说胡锦涛更多的是向执政党提出了严重的警醒，那么十八大以来完全改变了这个局面。十八大正式 标志着中国进入后邓小平时代或者习近平时代。从 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导向来说，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中国的主导思想为邓小平理论，改革和发展以经济为中 心；胡锦涛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转型期间，开始重视和强 调社会建设；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改革和发展的主题转 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兼顾，重点在制度建设。尽管十八 大及其之后的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并没有明确把政治 改革确立为领导层的议事日程，但从十八大以来所发生 的一切中，海内外的人们很容易感受到中国政治领域所发生的急剧的变化和体制变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十八大之后，权力高层进行了大规模的集 权，新成立了几个意在推进改革的领导小组和机构，包括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互联网和信息 化领导小组和军事改革领导小组，迅速改变了十八大之 前高层权力过度分散的局面。第二，十八大以来，高层 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败运动，并且把反腐败的矛 头对准了党内多年来形成的团团伙伙或者学者称谓 的政治寡头，数量众多的党政官员被查处，并且就 级别来说，上达到原来的政治局常委。第三，十八大以 来高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计划顶层设计，其中三 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方案多达 500 多项。这三项权力层面的变化给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不过，就政治面来说，也给不太了解中 国政治的人们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一些人开始担忧，中国政治是否会回到从前毛泽东时代高度集权的状态？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政治改革？十八大以来， 领导层并没有明确讨论政治改革，那么政治改革是否真正从中国的改革议程中消失了呢？实际上，如果仔细观 察，十八大以来的这些变化隐含着巨大的政治变革，只 不过是没有直接使用政治改革这个概念罢了。在通过的诸多改革方案中，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以法治建 设为中心的改革方案可以被视为是最大的政治改革方案，它把政治发展置于总体法治制度建设当中，政治改革不再只是政策话语，而变成具体的制度建设了。进而，其他的经济、社会、军事改革方案也必然为未来的 政治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什么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的制度建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议程？这是一个如何界定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正如本书下面会讨论到的，如果把此置于执政党应付执政和治理危机的内容中，人们并不难理解为什么要把法治建设提高到如 此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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