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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下中国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西方国家二十年如一日地宣扬中国威胁论与围堵中国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世界的目光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注视中国：作为新崛起的霸权，中国会否以及如何挑战旧霸权，进而重塑世界权力格局？其中民族主义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扮演了何种角色？
作者指出，近代中国经历了从文化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艰难阵痛，*终通过建立一个统一、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实现了民族复兴。其中，从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功不可没，成为整合、动员国内各阶层力量并*终实现国家主权的精神核心。然而，当中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内民族主义的某些趋势引起西方的恐惧与亚洲邻居们的不安，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及其所需的国际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必须谨慎引导国内民族主义趋势，利用民族主义的积极能量来继续建设民族国家，同时必须避免狭隘民族主义，*程度降低其消极的破坏力量。
作者观点摘录：
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的精神和心理基础。民族主义既是国家传统的延续，也是人民的国家认同感的象征。但在实际政治层面，民族主义既具有其积极的建设能量，也具有其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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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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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二十年如一日地宣扬中国威胁论围堵中国论，甚至分而治之论，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正常反应。事实上，民族主义是正宗的西方舶来品，是个人权利意识在民族国家层面的自然延伸。由民族主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念而缔造的民族国家，因其发展的不平衡性而成为国际冲突的主体。近代中国经过艰难探索，最终依靠民族主义的精神整合力量建立起统一、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并实现了民族复兴。但同时也应注意，民族主义既具有积极的建设能量，也具有消极的破坏力量，不可忽视狭隘民族主义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及其所需的国际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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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郑永年：
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
包括学术类作品：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作品：
《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
《再塑意识形态》
《中国改革路线图》
《重建中国社会》
时政评论类作品：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中国改革三步走》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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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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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围堵中国论：中国面临的挑战
西方的利益
恐惧中国论
从中国威胁论到围堵中国论
牵制中国论
分而治之论或分离论
第二章 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建设与国际关系
国家力量的兴衰：经济决定论？
国家形式和国际关系
民族和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与国际政治
民族主义和国际冲突
民族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和国家建设
第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霸权和亚洲的稳定：
前现代时期的国际关系
朝贡制度和中国霸权
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
欧洲列强与中国回应
两种外交思维
第四章 日本的崛起与亚洲政治：
现代化的不同途径是如何影响中日兴衰的
亚洲国际关系新发展模式的开端
赶超西方列强与明治维新
经济重组与向外扩张
种族优越论：战争的话语
大东亚共荣与拯救亚洲
中国为什么会衰落？
第五章 民族主义与国家转型：中国政治民族的建设
中国是国家（state）还是文明（civilization）？
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
民族主义的制度基础：从人民主权到国家主权
以党治国和民族主义的组织化
国家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
第六章 改革与发展：中国政治民族国家的重建？
现代化与经济发展：国家建设的困境？
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国家整合的困难
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和分权之外
国家和社会关系：主流社会与政治整合
第七章 民族主权建设：中国走向亚洲霸权？
亚太权力真空论
东亚政治：军备竞赛还是正常发展？
中国：走向亚洲霸权？
第八章 中国民族主义议程：战争还是和平？
日本：追求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
美国：亚洲利益和政策
美国可能的对华战略选择
中国的选择和民族主义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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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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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不仅给中国国内带来了剧烈的变化，而且也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就内政来说，高速的经济发展剧烈地冲击着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环境来说，我们本来希望苏联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更加和平与稳定的国际格局，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冷战格局的解体表明原来的美苏两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体系的消解。两极平衡的消失使原来受这一体系遏制的各种国际政治力量获得相当的自主性，纷纷争夺美苏两国留下来的权力真空。这就给国际政治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看来，在所有因素中，最有能力，也最能威胁世界政治的就是中国了。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年代中，经济发展占世界首位，使得其有能力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抢占美苏两大国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因此中国的崛起是冷战后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如果西方世界要维持其现在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宰地位，防止中国崛起后对西方世界过去的作为进行报复，那么西方世界应该从现在起共同努力来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力量。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的背景，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国际原因。
我们经常用内乱外患来形容国家所处的险恶环境。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中央政府被弱化，国家遭分离，那么外患就会接踵而至。自然，用内乱外患来形容现在的情形显得不是很恰当，我们也不认为中国现在已经面临这样一种情况。但内乱外患表明内政和外交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内政是任何国家国际关系的基础，外交往往是内政的延续，仅仅是为内政服务的。同样，一个国家的内政的发展必然对其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邓小平时代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对国际关系，特别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可从两方面来考虑。其一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具有了强大的能力和亚洲其他国家争夺由美苏两大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是中国国家能力的弱化。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通过经济分权而达成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央政府的权力也不断被弱化，各民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紧张。所以西方有很多人怀疑中国可能会像前苏联那样瓦解。也有些人认为，即使国家不会在可见的将来解体，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很难建立的了。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国家的解体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威胁，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可以相提并论，因为一旦国家失去控制，中国就会给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制造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中国需要被围堵，被遏制。
冷战的结束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自1840 年以来，中国的边界首次不再面临直接的外在威胁。中国对冷战后的国际角色充满信心。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庞大的市场使得中国和世界有更多的合作。中国又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国内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国际关系有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致力于改善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和越南、印度和东盟国家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中国和从前的敌人俄国的关系发展得也很快。两国首脑互访、部长级官员的会谈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制度化。两国已经签订了多项合作计划，双方的经济贸易交往的发展为历史所罕见。中国已经成为俄国的债权国。双方的军事关系也有长足的发展。两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互信措施，已经减少了各自边界的军事力量，并在如何使两国边界非军事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正是在中国埋头和周边国家修好、从事国内建设的时候，西方世界兴起了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的浪潮。所以从大方面来说，冷战后中国的国际环境仍然是严峻的。中国的主要回应方式是民族主义。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使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基础来影响内政与外交。中国对冷战结束后所面临的潜在的威胁是有相当的认识的。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意识到中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因为中苏美战略大三角的解体而有所降低，中国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好。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为了寻求新的敌人从而为他们庞大的军事预算制造正当性理论的努力。日本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上力量在近年迅速增加。如果美国对日本不再有军事上的制约，一个在外交和军事上完全独立的日本就有可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不过，中国领导人最麻烦的问题可能是台湾问题。台湾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外交关系中的突然事件。尽管中国在尽力发展海上力量，但受国内经济资源和国际社会的压力的制约，发展极为缓慢。另一方面，台湾受西方各国的支持，其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发展异常迅速。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任何中国领导人没有退步的余地，但如何达到统一的目标还是一个未知数。中国虽然已经和东盟国家修好，但冲突也是潜在的。许多东盟国家宣称对中国南海的许多岛屿拥有主权。为了和平，中国已经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但如何使这一建议细化，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在所有对中国潜在的威胁中，最大的麻烦莫过于美国了。由于苏联的消失，美国成了唯一的世界霸权。这是中国所担心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又转向输出西方式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多从此而来。人权、贸易逆差、武器出售、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阴霾笼罩在两国的关系上。在有关中国主权问题上，美国的行为频频远背中美两国之间的早先协定，如出售先进的武器给台湾，邀请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等。
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已经作出了民族主义性的回应。无疑，在国际政治上，在有关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需要民族主义的精神。应当说，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的精神和心理基础。民族主义既是国家传统的延续，也是人民的国家认同感的象征。但在实际政治层面，民族主义既具有其积极的建设能量，也具有其消极的破坏力量。对民族主义复兴的影响力需要作深入的研究。民族主义使得一个国家的政治具有了莫大的张力。但是，无限制的民族主义只能阻碍中国在世界政治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西方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无疑是和中国国内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有关。我们认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民族主义，而在于如何建立一种积极性的和建设性的民族主义。的确，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使它们成为世界强国，但也曾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结果。民族主义不是必然要成为一种毁灭性力量，但要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建设性力量，就需要控制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但中国并不必然会走德国和日本从前走过的道路。民族主义对国际政治的意义取决于民族主义的发展途径，即民族主义是如何被建构的。
如何构建一种新的中国民族主义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强调中国民族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但对目前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表示担忧。提倡民族主义、激发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动员性质的国家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要民族主义为营造中国的和平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持续的经济发展服务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目前的民族主义明显是对外趋向的，即是对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反应。这种情绪反映在最近出版的一些作品中，如《中国可以说不》和《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这种情绪是自然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须的。中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遭受列强的羞辱，现在中国国内发展刚刚上了轨道，西方世界就开始指手画脚，千方百计地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针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国家的前途是大有疑问的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目前的中国民族主义忽视了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即国家建设。民族主义如果不能导向民族国家的建设，那么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消极的，不仅对国际秩序而且对内政发展无益。中国在总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导致了无穷的国内问题。中国因此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需要极大的精力专注于国内建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族主义如果仅仅逗留在对国际环境的情绪性反应，那么不但起不到利用国际压力进行国内建设的作用，而且不利于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再次失去民族国家建设的机会。
我们提倡民族主义，强调内政建设也是和我们对中国改革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反思有关。与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相反，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可能和机会去重复德国和日本走过的道路。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和德日当时的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的性质。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模式和德日的不同。在德日，现代化和中央权力集中化是同一过程，即两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通过中央集权而达成的。因为集权，国家具有高度的能力来计划国家建设，调配国内的资源为国家目标所用。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刚好相反，即是通过分权而达成的。所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央政府的权力极具地被弱化。国家失去了控制国内发展的能力。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给中国造成了民族国家危机。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组织和对外扩张是不能和德日相提并论的。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应当且必须导向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自同西方世界接触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但对如何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中国民族国家，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中国现在又处于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时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书根据近现代中国的和世界的民族主义发展趋向，试图勾画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种愿景。在这样做时，我们就必须对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作一些反思。因为我们不可能凭空来勾画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设是建立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之上的。民族主义本身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我们对中国民族主义及其外化民族国家的建构可用三种主权来概括，即民族主权（national sovereignty），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中国民族主义尽管具有其历史的延续性，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建设与西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分不开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西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同一个过程。这使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复杂化，也使中国的国际关系复杂化。
概括地说，在西方，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两种主权产物，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民族主权，即各民族国家不分大小和强弱，都是主权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国内政治中，表现为人民主权，即民族国家的权力基础是人民。但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国家主权成为必然。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无疑是在国际上争取民族国家主权的独立，在国内争取人民民主。但中国的国内发展的落后性和不利的国际环境表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无论是民族主权还是人民主权都是不可能的。民族主义尽管强调民族国家的平等性，但国际关系的等级性又表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平等地位不是民族主义原则所赋予的，而是以国内力量为基础的。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平等性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就内政来说，尽管民主是国家建设目标，但民主从何而来呢？首先，没有国家的独立性，民主无从谈起。其次，没有国内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民主就失之基础。在后发展国家，这种民族的独立和国内的发展所能依赖的就是国家（state）本身。国家主权和强大的国家组成了其他两种主权的前提。所以，在民族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民族主权无疑得到了强调，而人民主权让位于国家主权。然而，国家主权的确立并不是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国家主权为中国争得了民族主权。但人民主权是民族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国家主权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那么民族主义难以制度化，强国家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国家主权的事实也表明，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国家主权为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同时也为人民主权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人民主权的建设因此并不是要削弱国家主权。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仍然需要扮演一个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没有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民主权即使得以建立，也会是虚幻的。人民主权的建设只是为了使国家主权具有民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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