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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徐贲文集：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書城自編碼： 272825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徐贲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726650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01-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640/424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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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一、徐贲先生客居美国，却以**的热诚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的兼具思想性和时事评述性的评论文章以极大的频率出现在国内**影响力的严肃、深度公共媒体上。曾入选为2009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二、本书立足于文化批评，关照当下中国公共领域*热门话题的话题之一：教育、政体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徐贲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分门别类呈现了从斯巴达国家主义教育开始的古今中外各种教育体制，堪称一本关于教育体制的微型简史。

三、此书延续了徐贲以知识分子身份介入公共生活的言说方式，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他对与国家命运与公民生活切实相关的教育进行了通古贯今的审视和思考，提出并回答了“政体与教育的关系”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严肃审视和思考了当下文化生态，为公共议题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答案。

本书讨论的是现代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当国民教育是民主式的教育时，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愚
內容簡介：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是人类一种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却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警惕的是第二种。


本书关注三种与国民教育有关的基本“政体原型”：古典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极权。我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民主与专制的政体区别，如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民教育。

——徐贲
關於作者：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写作领域为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已出版的中英文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国文化讨论》《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等，并编有《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
目錄：
前言

序公民教育和民主政治


第一章斯巴达国家主义教育的教训

第二章“善”和“法”的教育：古典共和的政治遗产

第 三章从“高贵的罗马人”到帝国的官僚：无所作为的体制内教改

第四章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教育和人文教育

第五章 从古典共和到美国民主共和教育

第六章美国早期大众文化中的共和教育

第七章美国建国初期公民社会和杰斐逊的“民主教育”理念

第八章安分守己的国民与民主的公民教育

第九章“成人儿童”将成为怎样的成人

第十章公民教育和党化教育：学校里的政治教育和宣传

第十一章二十世纪的宣传

第十二章 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

第十三章德国纳粹的宣传和国民再造

第十四章东德的“宣传教育”为何不能成功

第十五章沉默和失忆的国民是怎样教育成的

第十六章 罪、耻、惧与道德教育的困境

第十七章公民社会需要说理教育

第十八章 “好生活”的教育


后记
內容試閱：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那个国家是不需要有国民教育的，因为那里的国民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培育好了。那些是一种“基因教育”，不是国民教育。在那个国家里，所有的国民都是在国家的“孵化和定型中心”生产出来的，他们分成五等，前两种人数量很少,智商较高;后三种人数量众多,由成倍裂变法增殖,智商很低,具有完全可靠的整齐划一性。“美丽新世界”的治国口号就是“集体、同一、稳定”，那里的国民就是按照这样的国家目标而生产出来的。

美国作家劳里（Lois Lowry）的《记忆传授人》描绘了另一种理想的国民教育，它从每一个儿童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的。每个家庭都是按国家计划的模式组成的，每一对“夫妻”可以申请到一男一女两个子女，形成像样板戏《红灯记》里那种没有自然血缘关系的组合式“革命家庭”。那些真正生育的女子一生中只能在3年中生3个孩子，然后便成为终身的劳工。孩子们在家庭里由父母按照国家的规定来教育，不允许使用不正确的字词，不允许有不正确的服饰、发型或打扮，到了青春期，便需要服用药物来控制“激情”。每年会有一天为孩子们进行岁数增长的仪式，一岁的孩子会被授予名字，八岁的孩子要开始参与义工工作，九岁的孩子会收到一辆脚踏车，十二岁的孩子，在经过长老们一年来的性情与兴趣观察后，会被分配适合的工作。于是，每个人都在适合他的位置上成为安分守己的国民。

这个国家的记忆是由专门的“记忆传授人”保管的，其他人不得拥有，关于过去，所有的国民该知道或不该知道的事情都是规定好了的。而且，所有的人看这世界都只有黑白二色，看不见其他的颜色。他们的眼睛退化，代代相传，色盲终于进入了他们的基因。十二岁的乔纳思被选中成为记忆传授人的接班人，并为此接受他师傅的专门教育。然而，偏偏是这个乔纳思成了一个“不可教育的人”，因为他的眼睛天生与其他孩子不同，他能偶尔看到黑白之外的颜色，他第一次看见有颜色的是一只红苹果。像《圣经》故事中那样，苹果成为犯罪诱惑的象征，但他反的是思想罪，因为他能看见他不该看见的东西。由于他的不可教育，他注定必须从他的国家消失，消灭成为他教育的最后阶段。

当教育变异为一种统治手段的时候，它是为统治权力的目标服务的。这样的教育会在被教育者身上造成极具伤害性的影响。林贤治先生在他编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中说，那些接受了党的教育的“黑七类”子女，“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对这些被教育者来说，教育是一种心灵的摧残，留下的是终身难以愈合的烙印和创伤。

法国革命时代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以他的残忍闻名于世，他的残忍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那就是完成对法兰西人的国民教育，将他们塑造成新人。历史学家斯凯玛（S. Schama）对此写道：“罗伯斯庇尔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学Lycée louis-le-grand学习时，老师们一定对他的政治教育发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来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救世主式的导师，挥舞一根很大的棒子来培养国民们的美德。他把革命本身设想为一个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道德能增长知识，但是，道德和知识都必须由纪律来保证。他喜欢这么说：恐惧和美德都是人的自我完善所必不可少的，“没有美德，恐惧会变得有害，没有恐惧，则美德变得孱弱。”


罗伯斯庇尔所持的那种极端的国民教育观几乎是所有的激进革命家所钟爱的，也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展开极其残酷的对人的改造工程。政治学家范根斯坦伦（H. van Gunsteren）说，这种对人的改造工程（human engineering）假设，“只要人民不像他们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就不会有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改造成新人”。范根斯坦伦称此为一种“不负责任的异想天开”，对于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革命幻想家来说，也许是如此。但是，对于像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那样的革命家来说，把国民改造成“新人”的教育，那就不仅仅是“不负责任的异想天开”，而根本就是处心积虑的极权统治和精心策划的阴谋权术了。

在他们的统治下，监禁、流放、苦役都是“教育”或“再教育”。即使连那些不可教育的人也可以对其他人起到教育作用。社会学家埃吕（J. Ellul）称这是极权对国民教育和宣传的最诡异的发明。它把有异端思想的人放到“民主讨论会”或“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这样的组织化环境中,逼迫他承认自己的错误,用他自己的嘴巴说出强迫他检查的人是多么正确，对他的教育又是多么及时。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类的一种像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最早的雅典国民教育是让人民学会可以赖以为生的手艺。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记载，“雅典的立法者梭伦说，为逃避危险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的人已经使这个城市人满为患，但是这个地方土地贫瘠，不宜耕种，从海上来做交易的也因为人民付不出钱而不带来他们需要的货品。因此，梭伦要求城邦的人民学会手艺，他订立了法律规定，如果父亲不教儿子手艺，则儿子没有为父亲养老的责任。”共同体成员的教育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同时也需要警惕第二种，因为第二种国民教育是一种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压迫、奴役和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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