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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徐贲文集：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書城自編碼： 2728256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徐贲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726537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01-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368/36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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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一、徐贲先生客居美国，却以**的热诚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的兼具思想性和时事评述性的评论文章以极大的频率出现在国内**影响力的严肃、深度公共媒体上。曾入选为2009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二、徐贲先生在这本文集中，从人的存在价值和与之相称的、有尊严的公共生活来思考记忆，由此提出：人为什么记忆？记忆什么？以何种形式记忆？偏重什么记忆对象？如何在记忆中汲取人类共同的教训？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作者而言很重要，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更为重要。作者在书中探讨了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哈维尔等人对人类历史上人道主义灾难的“政治教训”记录，这些思想者都坚持人的公共存在，作者警醒世人：没有成为公共政治思考的个人道德思考很容易被当作一种多余的声音，然后被人忘却。

三、徐贲先生在书中还谈到了“见证”的意义和价值。作者认为，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


1、对于人类经历的共同灾难，记忆研究*关心
內容簡介：
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有道德责任”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也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我写《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的初衷是提供一些与人道灾难有关的历史知识，并提醒一些与记忆伦理、道德思考和价值抉择有关的问题。这个初衷至今没有改变。然而，不幸的是，新一代人对历史灾难的知识与思考和抉择之间的脱节与错乱，比我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更严重了。此次再版也许正是一个再次提醒这些问题的机会。
關於作者：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写作领域为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已出版的中英文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国文化讨论》《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等，并编有《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
目錄：
前言

序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第一辑　政治和存在主义



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阿伦特和存在主义

往事和争议：《艾克曼在耶路撒冷》

抗恶的防线：阿伦特论“思想”和“判断”

公民政治和文学的阿伦特

公共视野中的“革命”和“政治自由”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

世界公民和理性破碎的世界：雅斯贝尔斯的普世主义信念

存在主义在美国

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存在主义政治的分歧

悲剧想象和公共政治

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捷克现象学回顾



第二辑　记忆和见证



为黑夜作见证：维赛尔和他的《夜》

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

“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

“罪人日记”的见证

公共传媒和创伤记忆

灾难见证和公民运动

我也会是艾克曼吗？电醒世界的社会心理实验

人性一文化一制度：文化决定论和纳粹极权

政治神学的教训：失节的施米特

施米特现象和右翼批判理论：《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想中的施米特》

“施米特热”和国家主义


后记
內容試閱：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新版序 ：灾难创伤和集体记忆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布拉特（David W. Blight）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人类历史的第二次“记忆潮”（memory boom）。第一次记忆潮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种普遍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心态。与第一次记忆潮相比，第二次记忆潮的特点是，许多记忆都与20世纪发生的历史灾难、创伤和“社会罪恶”有关，因此也都特别关乎人道灾难、受害者、加害者及其责任、集体记忆、记忆和反记忆的冲突等问题。与此同时，特定制度下的商业利益正在与民族主义结成不神圣同盟，积极地对灾难和创伤记忆进行“无害处理”，并制造消解创伤记忆的光明神话和反记忆。这使得创伤记忆在今天的记忆争夺中比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对“记忆伦理”有所思考——人们有责任记住过去的一些什么事情？对这样的记忆应该或不应该做些什么（是去维护还是加以抹杀）？只有记忆的伦理才能帮助我们思考和回答这样的重要道义问题。

2012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的一场答记者问时说，在“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今天，关于“文革”的记忆中存在着许多记忆与反记忆之间的意义争夺。例如，今天为了提防“文革”隐患，记忆的是“人治大于法治”或“一个人的政治”的教训，反记忆记取的则是“魅力型个人的坚强有效领导”的经验。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记忆争夺——记忆：“暴民群众和民粹运动”，反记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记忆：“愚民盲从”，反记忆：“革命觉悟高”；记忆：“语录歌、样板戏洗脑”，反记忆：“红歌振奋精神”。看到今天仍然存在的“文革”隐患，是把“文革”当作一个对今天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训”。这和眼下有些人把“文革”当作一个阳光灿烂的年代，当作一个匡正各种时弊的价值资源和成功“经验”是显然不同的。

同样，2012年4月，俄罗斯发生了所谓的“斯大林笔记本”事件。俄罗斯“阿利特”出版社发行“斯大林笔记本”，在俄国的一些书店热卖。这个笔记本的封面上是斯大林身穿元帅服的照片，胸口挂满了勋章，非常英武挺拔。在发行之前，俄国就已经有了关于这个封面的争议。俄国历史学家和记者斯瓦尼泽说，笔记本上斯大林的形象如同英雄，这会误导学生。尽管民间人士不断提醒政府，这个笔记本封面可能对青少年有历史误导的影响，但俄罗斯科技和教育部长弗尔辛科说，他反对把斯大林当作学生笔记本的封面，但他无权禁止这些笔记本销售。

如何记忆斯大林统治下的人道灾难是笔记本争议的关键，对许多20世纪的人道灾难，德国对纳粹统治的记忆方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记忆伦理参照。俄国纪念碑人权组织的拉金斯基说，印有希特勒像的学生笔记本不会在德国出售。不仅德国政府不会在这样的事件中采取形似“中立”的不干涉立场，而且德国的公民社会也不会对希特勒像俄国人对斯大林那样有所怀念和好感。这是因为，德国人厌弃的不只是希特勒这个人，而是他代表的那种极权意识形态及其反人道的统治形式。

如果灾难的制度原因不能得到彻底清算，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与反记忆争夺就会难以避免，也会格外剧烈。俄罗斯之所以仍然有人对斯大林抱有好感，用拉金斯基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俄罗斯并未对极权统治的罪行做出评价。对斯大林本人的评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伴随如何评价极权自然会评价斯大林。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及接下来的红色恐怖等等，俄罗斯至今没有对这些罪行给出一个法律上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对抗和争夺是集体记忆的常态，不是例外。



灾难的制度性原因或因素本身就会成为有对抗和争夺的记忆。例如，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一种灾难性的制度因素。阶级斗争记忆指的是阶级斗争时期过来人的个人记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但可以做类别区分，如“五类分子”“黑七类”“工农兵”“革命干部”“红五类”等等。这样的个人记忆是日常生活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不同于国家叙事或革命叙事的大历史。作为集体记忆的阶级斗争记忆指的不是无数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某一范围内有共同点，因此容易共鸣和分享的类似个人记忆。例如，林贤治先生在他编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里把许多“黑五类”子女的个人回忆汇集到一起，成为一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这种黑五类的灾难记忆与“大院子弟”“军干子弟”或“工农子弟”对阶级斗争的集体记忆必然是不同的。

林贤治先生在序言里写道“‘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然而，作为一个耦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
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只今看来，其实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将就此消亡”。记忆对“集体”有构建作用，记忆一旦不存在了，它所构建的那个集体也就不存在了。

集体记忆有三个特征。第一，任何一种集体记忆总是发生在特定的人群范围之内，不可能在无限大的范围中被普遍认同。而且，它还会受到群体之外一些势力的抵制或压制。因此，集体记忆也常常被研究者们称为特定人群的共同记忆、群体记忆、团体记忆、记忆斗争等等。作为一个抽象的人群，“集体”或“群体”并不能像个人那样进行一种可以称作为“记忆”的认知心理活动。集体不能回想往事，只有具体的个人才能有这样的思考行为。因此，集体记忆不是由集体来进行的活动，而是个体在集体中的个人活动。参与集体记忆也就是选择加入一个集体，并自我认同为这个集体的一个成员。当一个群体有它自己的集体记忆时，外在于它的其他人可以理解和尊重，但却不能真正分享这种集体记忆。

第二，集体记忆中不仅有事实性的认知（发生过什么，如黑五类遭受的歧视、羞辱、压迫和心理创伤），还包括道义性的评价（以任何理由实行的羞辱、歧视和压迫都是不公不义的）。记忆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桥梁，对阶级斗争的灾难记忆，它从过去得出的当今教训就是，阶级斗争的“合理歧视”和“合理迫害”的是违反公民权利和人权的，对受益者和受害者都会造成伤害。阶级斗争让每个中国人都可能今天害人，明天就被人害（想想刘少奇就知道了）。所以今天再不能允许阶级斗争借尸还魂了。

第三，记忆与历史是不同的，不仅不同，而且还可能是矛盾和冲突的。历史需要由权威来书写（大历史），而记忆则是每个人自己保存和拥有的（确实不确实是另外一回事）。记忆集体中每个人的个体记忆都可以成为对大历史的最后抵抗，在思想和言论不自由的制度下尤其如此。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故事的第一部分里，温斯顿有两个保存个人记忆的办法，一个是偷偷记日记，把日记藏在墙洞里，另一个就是做梦。个人记忆是对真理部历史的最后抵抗，但却是非常脆弱的，极容易被扭曲和摧毁。第三部分第二章里，奥布兰恩（O’Brien） 告诉被捕的温斯顿，他犯下的罪行就是拒绝接受党对历史和对他个人记忆的控制。经过改造的温斯顿连做梦都是被支配的，他梦见的是给他洗脑的奥布兰恩。温斯顿在101室里受到长达9个月的改造，像是经过9月怀胎一样，变成了新生儿般的“新人”，他像婴儿一样没有记忆，也像婴儿一样毫无反抗的意愿和能力。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讨论的是记忆的问题，但这次新版增加的《〈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也涉及了“后记忆”的问题。历史灾难过去几十年之后，不同人群对灾难的记忆会变得更模糊，更多样化，更充满分歧和冲突。这不仅是由于当事个人的记忆会淡化和改变，形成不同的记忆，而且还由于几十年间出生的年轻人与前一两代人之间存在着代沟，因此产生了“后记忆”与“记忆”的差别。记忆是个人经验性的，而后记忆则是一种非个人经验性的记忆，它必须借助叙述，在“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关系中传承，并借以形成具有一定再生能力的跨代集体记忆。

“记忆”与“后记忆”的关系可以从我们今天“文革”记忆的一些特征得到印证。许多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当时发生在自己身上或社会中的事情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心理学家称这种记忆为“记忆隆起”reminiscence bump。记忆研究发现，人对青少年时期发生的事件有最别持久的记忆；一般人对经受的创伤，尤其是精神创伤，也有特别顽强的记忆。创伤记忆与“教训”有相当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对创伤的顽固记忆可以使人们容易、快捷地回想起造成危险和创伤的事件，而这样的记忆对他们能否存活至关紧要，顽强地记住对生命有危险的事件，包括事件在哪里发生、是什么原因、谁为此负有责任，能增加我们避免在未来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

这样的个人记忆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形成与后代人共同拥有的集体记忆。跨越代际隔阂的集体记忆是一种群体的，而非个人的长期记忆。心理学家耐舍尔（Ulric Neisser）曾将长期记忆分为两种，一种是回想个人经历的“事件记忆”。当回想的事件对记忆者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时，它会成为“自传记忆”，也可能成为他“人生叙述”的一部分。另一种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语义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它为发生的具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语境。语义记忆需要借助叙述的形式，例如，有关“文革”的文学、回忆录、见证叙述、历史记叙是“文革记忆”的重要的载体。语义记忆还需要有公共的“记忆场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馆、文物、纪念日或人物、公共论坛和刊物。“文革”记忆至今未能充分具备这些语义记忆的条件。

人类在经验的积累中学会将有害的“教训”与有益的“经验”区分开来。教训和经验都是从历史的过去学习而来的东西。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分别称作为“教训”或“经验”，包含着当下对历史过去的人或事的评价，这种当下的评价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包含着人们对自己生活世界的理解和期待，因此成为一种连接过去与当下的现实问题思考。无论是把过去的事件看成是一个教训，还是当作一个经验，其中都包含着某种有价值和意义导向的记忆。这个事件的灾难性隐患在哪里？是些什么性质的隐患？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同样取决于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记忆。这种记忆应该不仅是事件经历过者们的个人记忆，而且更应该是整个民族，或至少是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集体记忆。在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过去灾难的共同努力中，集体记忆，尤其是跨越代际的集体记忆，应该比个人记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15年6月4日于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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