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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关河五十州民国军事史精彩评说！
蒋介石巩固其在国民党内地位的生死一战，
民国超大规模军阀混战的真相解密。
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
种种机谋权变、纵横捭阖，各种势力不断分化组合，中国近现代史从这里转了一个弯。
精彩段落：
阎锡山的父亲是小商人，山西人称“钱鬼子”，属于能把算盘珠子拨拉到啪啪作响的那种。阎锡山从小随父亲在钱铺做学徒，耳濡目染之中也成了“钱鬼子”，日后当他把这种精打细算的商人手段应用到政治场中时，便开始一路过关斩将，乃至无往而不利。
众所周知，蒋介石比阎、冯更重视政治型幕僚的选用，幕府中高手云集，且不说黄郛、杨永泰的深谋远略，钱昌照、张群在政经、外交方面的专业才能，就是陈布雷的笔、吴稚晖的嘴，也足以让一般人望而怯步。
西北军因为冯玉祥对众将具有权威，且团体内战将如云，曾被外界视为坚不可破，但张钫却深知其弊。他对蒋介石说，冯玉祥性多猜忌、手段毒辣，对苏联、国民党，乃至友人、部下，都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实，使人对其只有畏惧，而没有信仰。这是潜藏于西北军内部**的危机。
与蒋介石的不怒自威相比，汪精卫比较有亲和力，谈话过程中风度翩翩，彬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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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超大、耗时超长的一次军阀混战。它也是在北伐后新军阀间问鼎中原的终极逐鹿之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走向。在这段堪称民国版的春秋演义中，各色人物、各路豪强纷纷登台亮相，国民党军政界数得上号的大佬名宿都赤膊上阵。种种机谋权变、纵横捭阖，各种势力分化组合令人目不暇接。借此战役蒋介石虽取得了名义上的对全中国的支配权，但中国的整体国防力量遭受了严重削弱，国民党内部派别纷争依然剧烈，这使中国在日后面临日本侵略时，不得不吞下由此酿成的苦果。
本书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独家史料的基础上，以耳目一新的表现手法和叙述方式重现了这段光怪陆离的历史。其中，对各种机谋运用的解读入木三分，对时局的分析见解独到。同时把各色人物性格表现刻画得淋漓尽致，比如阎锡山的精于算计，新桂系的志大才疏，冯玉祥的外宽内忌，张学良的作壁上观。尤其是对蒋介石何以能在一开始并不占优，甚至是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最终胜出，其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策略的运用，识人用人的独到之处等方面都给予了颇为精彩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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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关河五十州，原名赵劲，畅销军事纪实文学作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颇深。
代表作有《战神粟裕》《彭大将军》《虎部队：国民党抗日王牌七十四军》《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一寸河山一寸血》《战争从未如此热血》等，在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拥有粉丝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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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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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键时刻
蒋介石那时候也是有苦说不出。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必须经常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承担最艰难的作战任务，否则就难以调动桂军、湘军、粤军等其它非嫡系部队。在武昌久攻不下时，他甚至对刘峙等亲信部属说出了“虽至全军覆没，积尸累邱，亦非所恤”一类的狠话。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能够让蒋介石获得非嫡系部队及其派系的应有尊重，反而在作战不利时，还得蒙受各方指摘。
第二章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
老冯一直有一套独特的行事方式和标准，可谓是“老要颠狂少要稳”的典型。早在徐州蒋冯初次会晤时，他站在铁皮车门口招手的那个镜头，已经让人瞠目结舌。接着到济案党家庄会商时，老冯又有惊人之举：原来一群人席地而坐，但他突然从草地上爬起来，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就径直走到马路边，帮一个过路的车夫推车上坡！
第三章 仇敌满天下
白崇禧在北方同样狼狈不堪，这位以花样多、点子多著称的小诸葛，其弱点正在一个“小”字上面。他的精明能干往往都只限于一定范围，做事也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舍不得放弃武汉，结果武汉的军队被丢了个一干二净；舍不得放弃平津，又导致在势单力孤，久居客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住自己的部队。
第四章 一石掀起千层浪
中原大战的潘多拉魔盒一打开，不仅冯、阎红了眼，蒋介石也几近失态。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并且不时挥舞着拳头，一副声色俱厉的表情。与会者从他的训话中不时能听到“杀、杀、杀”的字眼，那情形，就好像老蒋自己也正持矛持戟，在战场上冲杀一样。
自接受杨永泰“削藩策”后，蒋介石遇到的各种各样挑战可以说从来就没断过，但哪一次挑战也没中原大战来得这么剧烈和严峻，其心情之紧张与惶恐可以想见。
第五章 大玩家
西北军的厉害之处，恰恰就体现在这些装束寒酸可怜的士兵身上。冯玉祥以善于练兵著称，对士兵的训练极其严格，而且特别注重夜战、劈刺、摸爬等方面的特战训练。在西北军里，大刀被置于与步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位置，几乎人手一把，因此他们的劈刺术其实就是指刀术。西北军士兵没有不会耍大刀的， 夜战近战时多用大刀进行格斗。
第六章 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
张学良是一个单纯的“花花公子”吗？也许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会得出这一印象，可是阎锡山说：你们错了！东北军中元老派曾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张学良在父亲猝然去世的情况下，能够诛杀杨宇霆等人，成为东北军新的军事领袖，仅凭这一点，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就判定张学良“断非花花公子，他是能够打军事算盘的”。
第七章 一抹残阳万里城
山西人的排外意识与阎锡山的管治有很大关系。有人曾到太原图书馆和宣传机关里去查过，发现要想找到一份外省的报刊都非常困难。阎锡山用这种封锁政策来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以便使老百姓耳聋眼瞎，乃至于只知他阎老西，而不知其他。封锁政策固然有利于阎锡山成为山西的土皇帝，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做好称雄天下的准备，瞎打瞎撞的结果，只能是“有锡天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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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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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键时刻
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
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
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
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
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嗦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
万全之策
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一方面，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
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度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
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
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占稳脚跟，并进而问鼎中原。
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
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
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越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
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
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但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对此却有不同解读。他认为是中共设计了“宁案”，目的在于吸引列强打击蒋介石——如果蒋介石对列强进行妥协和道歉，便可借机整肃国民党右派，如果蒋介石不妥协，则会形成列强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兵戎相见的局面，从而借列强之手消灭蒋介石。
币原的第二个假设很快成为现实，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
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信任已成力量之人
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
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茫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
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他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
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预谋已久的行动。四月十一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
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五月三十一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
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
六月十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
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
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
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
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
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
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
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
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
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
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精诚所至
黄郛在北方军政界拥有很高地位。冯玉祥对他也很关注，尤其对黄郛出版的一战专著极为欣赏，曾买了数百本让部下阅读。这些部下中有人后来见过黄郛，竟然还能背得出书中的几段警句。
黄郛后来经人介绍正式与冯玉祥相识。当时冯玉祥正以陆军检阅使的身份率部驻扎北京南苑，他邀请黄郛定期去南苑军营，为他本人及其营以上军官讲授军事学，以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从北平到南苑，一个小时车程即可到达，但那段道路崎岖不平，黄郛向有胃病，来回两个小时颠簸下来，经常捧着肚子叫痛，并且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尽管家人多次劝他告假，然而黄郛仍坚持不懈，他说：“这个集团可能是为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让他们）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形势，或者可以少误国事。”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冯关系日益密切，两人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有一次黄郛讲演结束，请冯玉祥指派一些部属到家里吃顿便饭。虽然请的是晚饭，但客人们很早就从南苑赶来北京，并且转述了冯玉祥关照的话：“黄先生（黄郛）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会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
黄郛的工夫没有白费。就在他和冯玉祥结交的那一年，冯玉祥朝“已成力量之人”又更进了一步。当年美国《每周评论》发起民意测验，在“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中，冯玉祥得票仅次于孙中山，名列第二，超过了他的上司、直系首脑吴佩孚。
眼见“首都革命”的时机逐渐成熟，黄、冯经过多次密谋，决定发起政变。通过政变，冯玉祥罢黜了“贿选总统”曹锟，解散了声名狼藉的“猪仔国会”，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以实际行动将自己从北洋系统中割裂开来。
很多时候，政治家的私人情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源。虽然“首都革命”形成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太久，但黄郛却因此与冯玉祥建立起较为深厚的信任关系。这一点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南京政府的国民党要员，不管老的还是新的，与冯玉祥的关系都不深。
在武汉政府已向冯玉祥投去“甘辞厚饵”的情况下，黄郛出面稍一斡旋，冯玉祥就答应蒋介石的邀请，到徐州与其见面。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晨，蒋介石沿陇海线专车西上，在郝寨车站欢迎冯玉祥。一时间，郝寨车站的站台上冠盖如云，众人都屏息以待，静候着那个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到来。
等了很久，西面才传来数声汽笛，一列火车缓缓驶进了月台。
军乐队赶紧奏起欢迎曲，按序排立在月台上的蒋介石等人也急忙整肃衣冠，并纷纷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前面的车厢是“花车”，也就是有豪华装饰的高级车厢，里面有卧室、起居间和饭厅。大家认为这一定是冯玉祥坐的，但是左瞧右瞧，发现全是冯玉祥的文武随员，唯独不见冯玉祥本人的影子。这些随员见月台上的人伸首窥探，便知道是在找他们的老大，遂用手指了指后面的车厢。
大家一齐向后走去。令人诧异的是，后面的车厢并非客车车厢，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以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里面既无窗户也无桌椅。
等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个布衣敞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着众人招手，原来他就是冯玉祥。
车停了，众人一拥上前，逐一与冯玉祥握手寒喧。蒋介石等将领均佩剑着冠，衣着鲜亮，而冯玉祥穿的是一套粗布军服，且腰束布带，足踏布鞋，二者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
这是蒋、冯第一次见面。老冯当时眼中的老蒋是这个样子：四十岁左右，整个人瘦瘦的，两只眼睛都凹了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
虽然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形象有些别扭，可是由于前面做了铺垫，会晤的气氛还是不错的。冯玉祥抵徐后，下榻在花园饭店。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
趁谈得高兴，蒋介石便提出来，希望冯玉祥能帮他们打武汉。冯玉祥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请求，先前汪精卫也是这一套，当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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