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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张承志是中国少数继承了鲁迅内在品质的作家之一。如同鲁迅早年以小说家立名、后专写作杂文而不懈,张承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小说家驰名文坛,后放弃小说写作,转向思想性更强的散文写作,并坚持不懈。
他的写作,让憧憬精神清洁的人追捧钟爱,让卑怯伪善者、精神阳痿者、内心阴暗者敬畏躲闪。
本书是迄今规模最大、收录作品最全的《张承志文集》(12卷,分精装本和平装本)之一。在内容编排上经过认真编校,被作者视为平生著述的“最后定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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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张承志的文学格局主要有三大块构成:其一是内蒙大草原题材和西北少数民族生活题材;其二是以古安达卢斯地域为中心的文化游记;其三就是对中国东部近邻日本的关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张承志开始游学日本,后又多次前往日本居留,这些经历使他对日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认知。
本卷收录的《敬重与惜别》就是张承志数次游学日本、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深层精神进行多层次观察和研究的结晶。
在这部非常重要的散文集中,作者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文化与求证相佐证出发,运用富于张力的文学语言,深刻而精准地剖析了日本历史中的亚细亚主义的渊源和异化,解剖了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的诞生和潜伏的危险,描述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趋向的变异;同时,也从历史背景、文化影响和道义精神的角度,对日本六七十年代影响巨大的左翼运动和“阿拉伯赤军”,提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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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张承志,是中国当代屈指可数的拥有坚定信仰、始终坚持鲜明的文学个性、最富有思想性和学者气质、写作的视野和立足的文化疆域最为广阔和坚实的作家之一。
张承志祖籍山东济南,出生于北京,回族。1968年清华附中毕业后,在内蒙古乌珠穆沁牧区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1981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硕士学位。曾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回族区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先后游学日本、西班牙、摩洛哥、古巴等国家和地区。现为自由撰稿人。作品多以蒙古草原、新疆、甘宁青回族区、中亚、日本、西班牙等地为依托,将激情与思想、求知与秘境、道义与历史融为风格鲜明的美文。喜爱骑马、孤身长旅、学习民族语言和民谣。迷醉于北方诸族底层大众的坚忍不屈。信仰伊斯兰教。敬仰为保卫内心世界而不惜殉命的回族气质。
张承志迄今已出版各种著作近百种(含单行本、日文著作和各种编选本),主要作品有:《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心灵史》、《清洁的精神》、《牧人笔记》、《以笔为旗》、《谁是胜者》、《鲜花的废墟》、《聋子的耳朵》、《敬重与惜别》等。曾获得包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首届爱文文学奖等在内的多种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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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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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重与惜别——致日本
第一章 引子:东苏木以东
第二章 三笠公园
第三章 长崎笔记
第四章 赤军的女儿
第五章 四十七士
第六章 解说·信康
第七章 文学的“惜别”
第八章 亚细亚的“主义”
第九章 终章:把解剖之刃对向自己
跋
附录
张承志文学创作大事记
杀青若汗颜——《张承志文集》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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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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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他不在意地说:“他们总想让我讲过去的事,我不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他们怎么会理解呢?”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什么呢?”“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霍洛特(horo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觉得他倒不像闪烁其词,而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
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费了我很长时间。是这么回事么?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同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住过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
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每次都一样,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再说一些别的。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更因他的这种习惯,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
我渐渐漫不经心,虽然现在不禁后悔。每次挥手告别后,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却净尽了——直至他再来到中国,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
那一年在北京,三里河的宴宾楼,还没堕落为啃得鸡。我俩在饭馆吃着,话题全在蒙古。
我给他夹菜:“这是烧羊肉。”他看着夹在筷子里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羊肉!……嘿嘿,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马哈(羊肉)。”他享受着被唤醒了的两个蒙语词儿。其实,他的鸟珠穆沁记忆,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我开始询问他屡来中国的目的。
没想到——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杂的餐厅,接着羊肉的开头,他给我讲述了—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在青海境内逐村支教、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小事末节。我有些头晕,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吃惊。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脑袋,严肃地对我说教。
“那您怎么具体做呢?是办了所学校,还是……”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他解释般笑道:“我讨厌帽子!”我发觉,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
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但是我了解他的梗概,还要等到下一次。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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