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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人类文明史》共七卷,由全球400多位杰出学者合作撰写而成,力求尽可能多地展现多样性,寻求世界历史的最小公倍数。第2卷讲述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人类历史,分为主题篇和地区篇纵横叙述,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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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人类文明史》介绍了整个人类文明发生和发展史上的物质和智力成就。第二卷主要讲述自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人类文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集世界一流专家撰写,作者权威,史料丰富,附有大量珍贵地图、图表和图片。在内容结构上,全书按主题篇和地区篇先后叙述,主题篇涉及技术、科学、经济、农业、贸易、文字、宗教、艺术等内容,地区篇分为有文字资料可考的地区和只有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可供利用的地区,涉及非洲、欧洲、亚洲、澳大利亚、美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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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A.H.达尼 研究领域:考古学。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大学教授;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数家全国及国际学术机构会员。
J.-P.莫昂 研究领域: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法国圣日尔曼昂莱国立文物博物馆馆长,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法国博物馆研究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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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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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秩序的转变
在一个既定社会里,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共同利益将形成阶层,但反之不成立。因此,社会分层是对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认可,它把人们集中为群体;这种群体生活又产生地位平等或不平等的社会阶级;但所有的社会分层都源自不同群体的出现。社会分层是这一时期生活复杂化的自然结果。人们曾普遍认为该时期的社会分层乃神赐,社会差距由神庙管理者决定。尽管神庙的意蕴远远超出简单的社会学层面,但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社会分层都遵循社会学的简单法则。对巴比伦文献的最新解读表明,社会分层并不取决于神庙祭司,甚至连神职人员本身也是分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该解释明确地将城市中心的神庙与非城市社会的宗教中心相互联系起来。在这两种情况下,管理者或祭司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建立在无法解释的超自然愿望和全体人们的需求之上,因此他们的地位更高,其工作场所即神庙也受到更多的重视,成为宏伟的建筑。神庙中心对人们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从而令他们花费巨资来供养或为其服务。至于这些豪华礼物是否被管理者们自己挪用则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管理者不能独断群体内的生活状况,因为他们本身就属于同一群体结构的组成部分。
在这些共同利益之上,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总体机制。这一机制将所有利益汇集成一套秩序,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共同生活。然而,这种秩序并不一定遵循一个模式。需要一个代理机构,或者说权力的来源,根据所有群体的利益来实施共同接受的规则。然后,每个群体必须认识到与其他群体分享权力的必要性,以保持一种可以接受的和平生存状态。这种对权力的分享可能源自史前时期,但正式的机构建置则产生于本时期国家的起源。
国家是一个组织。如同城市,国家是文明的一个特点,而并非文明本身。作为一个强制性的代理机构,国家不能创造文明,但文明作为人类更高级发展的一个过程,却建立了满足其成员利益的机构。国家不仅在边界内在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建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且在边界外也与不同国家的成员建立关系。基于对美索不达米亚实例的研究,人们一度认为城邦权力至高无上,但这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地方。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地理环境中,城邦很常见,而在其他区域却没有出现城市,尽管居民也创造了适合自己特殊需求的国家。
这些国家仅是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管理机构吗?这可能只是一个不完整的定义。一些人认为这些国家仅处理政治关系,但另有一些人认为它们有更多的角色,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我们接受哪种解读,在人类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国家都是让共同利益发挥作用的进步机构。由于这些关系以某些被人们接受的法律为基础,国家似乎就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事实上,它仅仅管理或控制那些人们为了生存早已接受的法律。这些法律涉及生活的所有领域,不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
国家由谁来控制?正如祭司可能会给自己分配属于神庙的财产一样,统治者也可能会篡夺国家的权力为己所用。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地区,国家的形式会各不相同。国家的当权者之间可能会有争端,也可能会压迫本国人民。无论他们的政府采取何种形式,他们都必须确立国内关系,不管是和平关系还是战争关系。当利益群体扩大的时候,国家的权力也在扩大,并可能会跨越边界到达另一个国家。这一扩展过程也许是和平的,也许不是。然而不论国家在哪里扩展,它们必须建立新的秩序来满足新的结构要求。这一扩展过程最终会形成帝国。从国家到帝国的跨越,是将更多群体并入一个政治光谱。这种发展将在本时期的较晚阶段发生。一个群体的扩张政策经常会扰乱另一群体温和而和谐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扩张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的利益的践踏;气候条件可能会迫使一个民族去更好的环境中寻求更好的前景。为了去另一片更绿的陆地寻求更舒适的生活,迁移和流动是必要的选择。这种自愿或非自愿的人口迁徙,在当今时代同样可见。
定居在河谷两岸的农业人群曾被认为是文明的主要缔造者,因为我们发现那里创造出了拼音文字、造形艺术和纪念建筑,保存了文化传统。那里还有天文计算和阴阳历计时法,尤其是基于亲身经历和民间记忆的神话与传说。此外还有很多特色,都可以被归属于这些土地上的一种或另一种文明。与之相反,草原、沙漠地带和世界偏冷地域则为定居生活提供了更少的条件设施。游牧人群大多经常流动,而不固定在某一处,尽管游牧者一般每年一次会回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因为那里宜人的气候吸引了他们。正是这个返回的过程让悠久的传统保留下来,融入新的神话和传说之中,如我们在阿尔卑斯山部落和蒙古部落所见的情形。游牧人群不仅构建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同时也建立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在这种生物共生关系中,他们很舒适地让自己适应特定的自然环境。驯养动物的技术即使不是起源于此,也至少在这里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良机。人和动物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进行管理,也促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动物的潜在力量。游牧者控制这种力量为己所用,于是向高级文明又迈进了一步。牛或马被拴到了犁上,马或骆驼被用作穿越草原或沙漠的快骑工具。马是这一时期后期阶段的重要畜力,是印欧人的亲密伙伴。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印欧人通过欧亚大陆扩散开来。
尽管其他地区的人们依赖其他动物,但马的价值一直保持到距今非常近的时代。在艺术、某些仪式和萨满教的习俗和礼仪中,有关马的驯养、训练、适当使用以及与其主人的同伴关系都给人留下持久的记忆。如同粮食作物是农业文明的基础,马则是游牧生活的主要支撑,这在游牧文化成长为草原文明的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马是控制其他动物并让它们同样服务于人类的手段,就像人们种植粮食时会产出剩余产品并迈向新的文明征程一样。从这两个过程的并进到本时期的结束阶段,一种新的秩序渐露曙光——帝国开始兴起,并因为马的存在而大大加速,对此我们会在第三卷进行讨论。
如今我们也可以根据从众多考古遗址发现的文献,得出对文明不同特征的理解。尽管对它们的解读未必能让所有的学者接受,但这些文献中所包含的资料描绘了人类历史的不同序列,包括那时对宇宙的观念、个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类的命运。尤其重要的是,人类不仅利用了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和力量,同时还形成了对超自然力量的观念,认为它能赐予祈福者额外的好处以改善他们的前途。从书写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存在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也由此了解它们在那些雕塑和绘画作品中想象性的表现。人们给这些男女神祇取名字,并述说其故事。在书面文献中这些故事通俗易懂;在游牧民族及其他无文字群体的口头文学传统中,它们用过去的英雄传说来激励后代,其感染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对现代人仍有深远影响。到青铜时代,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区分迷信和信仰,前者相信巫术和法术,后者则信奉将人和宇宙联系起来的新的宗教形式。
美索不达米亚的黏土碑文叙述了用泥土创造人类、人类从天堂堕落、过去的黄金时期以及各种洪水的传说。它们列出了统治君王和朝代,并记录他们的战事。有关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其他方面的记录显示了这些活动的范围和内容。尽管这些君王的统治时间长度通常虚构大于真实,但这些传说却不只是纯粹的传说。它们都有各自的历史依据,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也是建基于此。这可以与圣书中的预言历史相比较。在这里,预言是一种新概念,而历史则是围绕预言者编织而成;但即使是在这种叙事中,社会运动和文化变迁也仍然能够被清晰感知。在印度,我们有古代的传说(如《往世书》)。在此,由伽(时代)的观念和国家的传奇性历史再次被妥当地细分到各个朝代。P.E.帕吉特指出,《往世书》中的历史并非纯粹虚构,而是对世俗事件的叙述。尽管记录于事件发生很久之后,但却是以将来时态叙述的,好像这些事件是因为神的意志而注定要发生。因此这些《往世书》均以神的名字命名。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君主制是不言而喻的假定。正是在一位君主或一系列君主的有生之年,世俗事件被按年陈述,以强调该君主的权威及其统治下宏伟的文明。在美洲,神话观念主宰着人类的思想,所有人都在这种观念的符咒下扮演自己的角色。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这些不同的历史观点第一次得到展现。
一些历史学家,如阿诺德·汤因比爵士,曾试图推导出每种文明在变化着的世界前景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学者们也曾就文明的单个发祥地或多个发祥地进行讨论,并试图衡量它们的成就在高低范围内的变化程度。地区差异通常可以用自然特征的不同来解释。文明是高是低、是主要的还是边缘的、是发达的还是复杂的、是游牧的还是野蛮的,这些只是相对的参考术语。几乎无一例外,世上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人类前进的长征;所有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为文明的构建贡献力量。尽管方式不同,但他们都付出了努力,也分享了成果。相互间的关联得到维系,因此,他们的“团结一致”成为进一步行动的主要催化剂。某种特定形式的文明兴起与衰落并不会让人类停下前进的脚步,而只是表明其他地区的文明形式由此取得了优势地位。因此,以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文明是所有人类为越来越高级的生活方式永久奋斗的总和。
假如历史向前运动的观念不容否定,那么进步的含义——人类发展——就应当被理解为全体人类生存得到改善的连续统一体。在青铜时代得到良好记载的人类成就使人类向前大步跨越,而且它们的动力不但从来没有停止过,还加速进入了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一文明的跳板正是青铜时代的持久遗产,它连接着史前祖先和后继者的努力。
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这一总原则下,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贡献着力量。在此分析框架下,我们试着将各群体并列放在一起,考察他们在世界历史的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
首先要考虑的是当时的地理世界,这个世界的物理特征、生态环境,以及人类怎样在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它们及其资源。我们通常将世界分为旧世界和新世界。关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任何文化接触,人们看法不一。但两者文化特征的相似之处却得到了强调。在旧世界,即使在同一块大陆上也会因自然障碍而产生巨大的文化差异,例如尼罗河流域和非洲的其他地方、希腊—罗马世界和欧洲其他地方,或者甚至是中国、亚洲西部和南部地区与亚洲北部温带地区之间都是这样。然而即便如此,彼此间发生接触的机会仍然很多。
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一些专有名称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之中。我们再无必要根据人们制造的工具或居住的地方来称呼他们。现在我们可以讨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赫梯人、买卢汉人、弥诺斯人、加喜特人、美地亚人、埃及人或雅利安人。我们可以第一次统计出当时已知世界地区的人口总数量,并且能够根据身体特征对所有人群进行描述。他们或许可以被分为不同的族群,尽管随着历史上的部落在时间的进程中出现又逐渐消失、融入更大的群落中,他们可能会丢失自己的种族特征。例如在雅利安人最早的书《梨俱吠陀》中列举的部落,到印度史诗时期就已合并了。这种人类的变化模式乃是第一次出现在本时期。
本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时间概念,它将传奇故事和历史记录区别开来。这种时间观念不仅适用于白天黑夜的小时,也适用于年、月和周的时间段。更重要的是根据一个重复出现的事件而规定了一年的周期,例如在埃及,每年的洪水与某颗星宿的出现恰好吻合;以及在新世界发明了太阳历法。这种时间测量的同步发现产生了年代观念——这是解开行星系统诸多秘密的一系列最具革命性的进程之一。
现在我们可以分析人们在一个既定社会一切制度领域或个人领域中所进行的活动——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方面。尽管埃及、苏美尔和印度河流域都属于河谷文明,但它们却有本质上的不同。把它们的文化与邻近地区人群的文化相比较,便会发现彼此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然而根据我们在此所采用的定义,它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关系的世界。正如我们在游牧民族后来同农耕平原上的定居民族相碰撞时所发现的那样,是他们彼此的愿望改变了历史在未来的发展。这是人类群体的过往关系产生的自然结果。迄今为止,人们只是片面地强调了一个方面,却忽视了边缘人群的贡献。从现有证据来看,我们可以对整个进步过程做深入了解,而且可以估量其影响不同人群的方式。在对过去群体的研究中,重要的不仅是物质对象,还包含生产中用到的、影响整个群体生活的技术。这一技术因素使社会上所有不同的阶层得以形成,这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有史记载之中。
人类行为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也可以得到表述。一方面涉及推动人类进步的灵感,这种灵感是想象的,但也具有推动力。正是在这种想象中,人们发现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并试图将自己与整个宇宙创造相联系。想象和灵感引导人们提出了各种我们今天称之为宗教的概念;人们创造了仪式,并施行着将他们与他们构想的神话世界联系起来的仪式。这些宗教体制的古老形式可能来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它们无疑是迈向文明的有意识进步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涉及政治世界。在这里,社会中的人试着在权利和责任的框架中调整自己。这种政治意识导向国家的建立,一砖一石地累积成文明大厦。政治框架会有不同,框架下的个体或群体的角色也会因地方的不同或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这种政治关系如同巨大的校平仪,将这些社会群体融入一个整体系统里。
人类在青铜时代取得了非凡成就,与史前时代已有巨大的质的差异。正是由于他们留下的遗产所发挥的根本性作用,我们才能走上科学和文化进步的道路。在青铜时代播下的种子所结出的成熟果实,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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