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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研究角度独特。
在美国史学界，美国内战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研究成果至为丰富。但是，对于战争中的“死亡”问题，人们却鲜有关注，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教授的著作《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因此而具有特殊的意义。该书从“死亡”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内战的意义和含义。从“死亡”这个冷僻的角度，研究内战这个饱和的领域，且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实不多见，也反映了美国内战史学的新水准和趋向。
2、史料严谨又文笔动人，可读性极强。
这本书较之普通的学术研究著作，资料丰富，可读性强。例如在第五章“接受：平民与哀悼之工作”中，作者就引用了惠特曼的多首组诗来阐释内战给普通民众内心与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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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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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以一种新的史学视野，探讨了美国内战期间人民所经历的苦难，以及战争和死亡对此后国家及社会文化的持久影响。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将目光聚焦在作为战争主体的普通人，以她杰出的分析与描述才能，探究了北部与南部美国民众如何应对这一最具毁灭性的经历。他们如何面对杀戮和死亡，如何埋 葬死难者，如何哀悼与纪念，如何帮助死难者的家人？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那些幸存者？……本书对这些问题有力而动人的回答，为重新理解美国内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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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1947—）
美国历史学家，曾担任哈佛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院长，同时兼任林肯历史讲座教授。2007年至今任哈佛大学校长，获选美国《时代》杂志2007年度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福斯特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也是自1672年以来第一位没有哈佛学习经历的哈佛校长。她的著作包括《创造之母：美国内战期间蓄奴南部的女性》、《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等。她与丈夫现居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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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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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序 言 关于死亡的工作
第一章 死亡：“献出我的生命”
第二章 杀戮：“更巨大的勇气”
第三章 埋葬：“照料死者的新课”
第四章 寻名：“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
第五章 接受： 平民与哀悼之工作
第六章 信仰与怀疑：“这场大屠杀意义何在？ ”
第七章 解释：“我们对死者的责任”
第八章 统计：“多少？ 多少？ ”
尾 声 幸存
注 释
索 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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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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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仅屠戮了士兵也残害了百姓，不计其数的非战斗人员直接死于这场冲突。这场战争的环境为普通美国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死法：死于超出士兵与战斗范围的暴力，死于从军营传播出去的疾病，死于席卷了广大美国民众—尤其是南方民众—的困苦与匮乏。用林肯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人民的斗争”，而人民也因此遭受了它的各种残酷所带来的苦难。1
内战中的交战从不严格区分后方与前线。它肆虐于农场，横行于村落，侵袭了葛底斯堡的桃园与夏普斯堡的玉米地，也将无数教堂与住宅化为灰烬。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一位卧床不起的老寡妇朱迪丝亨利被一颗炮弹炸死。在为受伤士兵揉面做面包时，20 岁的葛底斯堡人珍妮韦德被一颗穿过前门而入的来复枪子弹打死。在玩弄一颗在田地中发现的炮弹时，住在安蒂特姆附近的年幼的阿尔瓦舒福德被炸死；在葛底斯堡战役后，还有一名男孩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在1863 年维克斯堡之围中，据估计有20 名妇女死于战火。但一位观察者指出，平民因“供给之匮乏”而遭受的苦难，事实上远多于因“受到炮火猛烈袭击”而遭受的苦难。当联邦炮舰朝纳奇兹与巴吞鲁日开火时，当联邦部队围攻彼得斯堡时，当北方佬同南部邦联人争夺谢南多厄河谷时，甚至在马丁斯堡街道的肉搏战中，都有平民死亡。在里士满一家兵工厂，超过40 名女工在1863 年的一次爆炸中丧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另有15 人在相似情况下死亡。“谢尔曼进军”的攻击目标是财产而非平民，尽管如此，仍有平民因此死亡。例如有一位80 岁的赶骡老人，他因拒绝服从一位联邦上校停下来的命令而被射杀。“那是这场战争中的意外事件之一”，一位北方士兵若无其事地报告说。几乎每次军事行动都有平民被卷入其中，用现代的术语来说便是“附带损害”。然而无论在那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人试图为这些死亡做一个系统的整理或统计。在一个军事记录本身都有缺陷和不完整的年代，没有人会想着为平民做记录。平民的死亡一直是轶闻甚或传说的素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战争中未被公开承认的伤亡者，他们的死亡要比官方统计数据所暗示的更为令人震惊。
疾病也同暴力一样威胁着平民。那些造成军队中大多数死亡的疾病，也同样造成了平民的死亡。内战造成了人口大规模移动，使他们充当了致命疾病的携带者。军营中盛行的传染病与流行病传播到了周边民众中间。例如弗吉尼亚州丹维尔的居民便确信，他们那令人虚弱的“热病”，源自位于丹维尔的一座战俘医院。费城方面曾报告了一起天花流行疫情，这似乎同在那里驻扎的大量军队得了此病有关。1862 年秋，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出现了近500 起黄热病与疟疾病例。当地医生认为，这部分是因为，军队建造胸墙增加了城市周边死水坑的数量。在安蒂特姆战役之后，马里兰州的家庭为他们对伤员的慷慨照料付出了代价。亚当迈克尔写道，1862 年的整个秋天，他将自家起居室改作了一座医院，“我的三位家人因此……染病。11 月25 日，母亲死于这个疾病”。
在向北逃亡的过程中，追寻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经常会患病。为了给数万名逃入北方控制区的奴隶提供必需品，联邦军队建立了后来被称为“违禁品营地”的场所。这些营地的主要居住者为妇女、儿童与老人，他们多是为联邦军服役的黑人男子的家属。他们中间有着极高的死亡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营地生活条件过于糟糕。卫生委员会的一位观察者将这些营地描述为“物资极其匮乏、生活极其痛苦”的场所。1864 年，在纳什维尔旁的一座营地，仅三个月内便死掉了四分之一的居住者。许多逃往自由之地的黑人，还没有享受到自由便死去了。
在整个南部，白人平民纷纷议论着明显增高的患病率与死亡率。高患病率与高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挣扎求生的南部邦联，经济窘况持续恶化。“如此之多的人都在死去，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向前线的丈夫报告后方消息时，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妇女写道。1864 年，一则代表纳什维尔周边妇女与儿童难民的呼吁书指出，“去年春天，儿童的死亡率高得可怕”，并表达了对“妇女与儿童人口”急剧“减少”的担忧。由亚拉巴马州兰道夫县的46 位居民呈递给杰斐逊戴维斯的一封请愿书确认，截至1864 年，“饿死人的事绝对发生过”。南方人承认，战争所带来的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压力，都造成了人员伤亡。一名弗吉尼亚州医生感觉到发病率与死亡率在急剧攀升，他试图为自己的这一感性认识做一番客观衡量。他估计：“非战斗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比战前高出了30%。”如南卡罗来纳州一位妇女所言：“在内心遭受如此沉重压力之时，身体有时会垮掉，这并不奇怪。”
即便是那些最有特权、最有名望的人，也无法免受战争所带来的疾病的侵袭。在去军营探访父亲时，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9 岁的儿子不幸得了伤寒，继而死去。为了陪伴他们的父亲，南部邦联将军詹姆斯朗斯特里特（James Longstreet ）的两个孩子踏上了前往里士满的旅途。刚一到达这个拥挤的战时首都，这两个孩子便染上了猩红热，继而使朗斯特里特失去了两个年幼的孩子。1862 年，11 岁的威利林肯死于伤寒，这十有八九是因为波托马克河沿岸驻军的军营污染了华盛顿的水源。
医院是尤其危险的地方。护士、护士长与其他医疗工作者，常会染上他们照料的病人所携带的、抑或被污染的共用水源所造成的疾病。在波托马克军团的医院，联邦将军弗朗西斯巴洛（Francis Barlow ）的妻子阿拉贝拉染上了斑疹伤寒，继而死去。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因为工作条件较差、职业要求特殊，护士们—其中以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 ）最为著名—经常成为伤寒、天花甚至是心力衰竭的受害者。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落入联邦军队之手后，从安德森维尔监狱与弗洛伦斯监狱释放出的战俘挤满了那里的医院，掀起了新的流行病浪潮。五位从北方来的“女护士”，有三个生了病，两个死去；一名牧师与其他医疗护理人员也是非死即病。这座长期饱受苦难的小镇的居民也必然受到影响。没有数据或系统的记录能证明战争所带来的疾病对非战斗人口的影响，但平民—尤其是南部的平民— 却对疾病的杀伤力没什么怀疑。
像夏洛、安蒂特姆、葛底斯堡与威尔德内斯这样规模巨大的战役构成了战争舞台的中心与焦点，它们常常遮蔽了那些不可避免会裹挟平民的、广泛持久的小规模遭遇战、游击行动与城市骚乱。这些冲突中的一部分，很自然源于这场战争。在整个南部的农场与种植园上，因为目睹了白人统治的削弱，预料到获得自由的可能，奴隶们受战争爆发的鼓舞，开始对自己的受奴役地位发起挑战。一些奴隶努力寻求复仇或维护一种新的力量感，而将他们的主人置于死地。玛丽切斯纳特（Mary Chesnut）曾描述了在年迈的贝齐威瑟斯庞被她的奴隶闷死之后，那席卷了南卡罗来纳州最上层社会的恐惧。在弗吉尼亚州，一名16 岁的女奴决心不要再忍受鞭打，她用一根栅栏袭击了自己的女主人，然后将她窒息致死。为了维护统治，主人们也反过来杀害奴隶。在纳奇兹附近，焦虑的白人吊死了30 个奴隶，这些奴隶被怀疑借战争爆发之机策划一起反抗他们主人的起义。在纳什维尔一些医院工作的一位北方妇女听说，一名“大约9 岁的黑人男孩死于他女主人的一顿暴打”。这位女主人之所以殴打他，是因为她“对他母亲为追寻自由而逃跑一事感到愤怒”。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一些男性奴隶逃去加入了联邦军队，他们的主人便对他们留下的妻子进行报复。有帮助北方佬嫌疑的奴隶，成为了南方白种人发泄盛怒的特定对象。当谢尔曼的部队到达南卡罗来纳的达灵顿时，镇里的一名小女奴高呼：“感谢主，北方人来了！”她因而被白人绞死。在整个南部，奴隶同奴隶主围绕着这个特殊制度的前途展开了一场既公开又隐蔽的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它自己的未被确认的伤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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