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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是公认的“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30年而成的心血巨著，全球持续畅销的历史杰作；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巴西前总统卢拉、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爱德华·萨义德、尼尔·弗格森、托尼·朱特等欧美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霍布斯鲍姆认为，学术不该为少数人服务，因此历时几十年时间写就了这部面向普罗大众、从法国大革命一直讲述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时间跨度达三个世纪的“年代四部曲”。在学者热衷于为大众“制造困惑”的时代，霍布斯鲍姆始终直面现实，坚持明晰流畅的论述和优雅洗练的文风，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饶有趣味的写作方式，使这四部最高等级的学术著作能为普通大众接受，进而成为历史畅销书。
“年代四部曲”在世界史流行之前就叙述了全球范围的历史，它们不仅无所不包，而且具有全球意义。前三部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的发展。《极端的年代》的主题则是20世纪的危机。
自出版以来，“年代四部曲”不断再版重印，已成为简明而深刻的历史叙述的经典，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第4部）《极端的年代：1914～1991》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为人类带来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同时也是摧毁了所有理想的极端年代。霍布斯鲍姆以专业史家的精辟洞见，和积极参与者的热情关怀，记忆了这个我们所由来的世纪。从大灾难的1914，到黄金的60年代，乃至天崩地裂的1991，这是一部短促的二十世纪史、一位宏观史家走过的一生，一个你我都曾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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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 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这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院学者做不到的。
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1998年被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授予英国荣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最受关注且奖金额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
2012年10月1日，以95岁高龄在伦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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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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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前言与谢语
鸟瞰本世纪
第一部 大灾难的年代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第五章 共御强敌
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艺术
第七章 帝国告终
第二部 黄金时代
第八章 冷战年代
第九章 黄金年代
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第三部 天崩地裂
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第十七章 前卫已死-1950年后的艺术
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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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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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年代：1914～1991》鸟瞰本世纪 12位文艺和学术界人士对20世纪的看法：
哲学家伯林（Lsaiah Berlin）：“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20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
西班牙人类学家巴诺哈（Julio Caro Baroja）：“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
意大利作家李威（Primo Levi）：“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法国农艺学家暨生态学家迪蒙（ReneDumont）：“我看20世纪，只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
诺贝尔奖得主、意大利科学家蒙塔琪尼（RitaLevi Montalcini）：“尽管发生了种种事情，这个世纪毕竟发生了几项革命，是往好的方向走去……如第四阶级的兴起，以及女人在数百年横遭压制之后得以崭露头角。”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WilliamGolding）：“我只是止不住地想，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
英国艺术史学者冈贝克（Ernest Gombrich）：“20世纪的最大特征，就是世界人口繁殖增长的可怕速度。这是个大灾难，是场大祸。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此如何是好。”
英国音乐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诺贝尔奖得主、西班牙科学家奥乔亚（SeveroOchoa）：“最根本的事项，便是科学的进步，成就实在不凡……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大特色。”
英国人类学家弗思（Raymond Firth）：“就科技而言，我认为电子学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项发展。至于思想观念，可能则由一个原本相当富于理性与科学精神的观点，转变成一个非理性、也比较不科学的心态。”
意大利史学家瓦利安尼（Leo Valiani）：“我们这个世纪，证实了所谓正义、公理、平等等种种理想的胜利，不过是短暂的昙花一现。但在同时，只要我们有办法将‘自由’继续存留，还是可以从头再来……不必灰心，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要丧志。”
意大利史学家文图里（Franco Venturi）：“历史学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20世纪没有别的，只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去了解它。”
（Agosti and Borgese，1992，PP．42，210，154，76，4，8，204，2，62，80，140，160）
1
1992年6月2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事先未经宣布，突然造访战火中的萨拉热窝（Sarajevo）。当日的此城，已是一场巴尔干半岛战事的中心焦点，到这年年底，这场战事的牺牲代价将高达15万条人命。密特朗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国际舆论，有关波斯尼亚（Bosnia）危机的严重性。的确，看着这位年迈体衰的贵客，在枪林弹雨中来到此地，真是一个令人注目和感佩的镜头。但是密氏之访，却有一层完全为人忽略的理由，虽然这正是此行的中心关键：即他的造访日期。为什么这位法国总统，要特别选在这一天前往萨拉热窝？因为6月28日，正是当年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于1914年在萨城被刺身亡的日子。不过数周时间，这起暗杀事件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凡是密特朗这个年纪的欧洲人，只要读过几年书，此时、此地，与当年那场由政治错误与失算导致的历史性大灾难，其间的种种纠缠、关联，一定会立刻浮上心头，再度闪现眼前。今日的波斯尼亚，又一次陷入危急关头，还有什么行动，能比选上这样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日子来访，更具有高度的戏剧性，更令人正视这场危机的涵义呢？可是除了少数几名专业史学家和年纪很大的人以外，一般都未能明白其中这层强烈的暗示意义。历史的记忆，已经死去。
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许许多多身处世纪末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背景，似乎是一种永远的现在，与这个时代的众人的共同过去，缺乏任何有机的联系。因此在这个两千年纪元将尽之际，历史学者的地位遂愈发比以前重要；因为他们的任务，便是记住已经为其他人所忘怀的历史经验。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的角色也应该比以前扩大，不再只是单纯地作为一名记年记事、搜集资料的人，虽然这些也是他们的必要功能。回到1989年际，如果能举办一场国际研讨会，回顾一下两次大战后实行的和平解决方案，相信各国政府、尤其是高级外交官，必能由此获益匪浅。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显然都早已忘记当年是怎么一回事了。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1914－1991年间的“短促二十世纪”；不过本书的目的，并不在回述发生于这段时期的往事。当然，任何一个被他的学生问过下面这样一个问题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有关当年的一些基本常识，在今天也不能视作理所当然了。我的一位聪明的美国弟子问道，既然有所谓“二次大战”，是否表示从前还有过一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本人写作本书的宗旨，是为求了解、阐释为什么事情会如此发展，以及彼此之间有何意义关联可言。而对于一辈子走过“短促二十世纪”年月，如我这般年龄的人来说，本书不免亦有一种自传性的意味。我们等于是在叙述、详谈（以及在纠正）我们自己记忆中的往事啊。而且，我们是以男女演员的身份——不论我们的角色是多么渺小，不管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份角色——回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里，在那个大时代历史舞台之上演的一出戏剧。而同时呢，我们也如同在观察自己的这个时代；更有甚者，我们对这个世纪持有的观点，正是受到那些被我们视为关键时刻的影响所形成的。我们的一生，是这个世纪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凡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读者，比如在本书写作之际才进入大学求学的学子，请不要忘记这个重点。对各位来说，甚至连越战也是古老的史前事情了。
可是对于我这一代，以及具有以上这种背景的历史学者来说，过去永远不能抹去。因为我们所属的时代，是一个依然以公众人物或公众事件为街道及公共场所命名的年月（如战前布拉格的威尔逊车站，以及巴黎的斯大林格勒地铁站）。那个时候，和约书上依然有人签字，因此也得有个名字以供辨认（如《凡尔赛和约》；那时候的战争纪念碑，也仍旧令人怀想起过去的年月。因为当其时也，公众事件仍然是我们生活肌理中紧密的一部分，而非仅是我们私人生活里画下的一个记号而已。它们左右了我们的人生，于公、于私，都塑造了我们生活的内容。对于作者本人来说，1933年的1月30日，当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的那一天，并不单纯是日历上的随便哪个日子。而是柏林的一个冬日午后，一个15岁的少年，在威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西柏林一个区）附近的学校放学之后，正与他的妹妹一起往哈伦塞（Halensee）回家途中，看到了这个头条消息。即使到现在，我还可以想见这则新闻，仿佛梦境一般。
可是拥有这一段成为今生永不可分离的过去的人们，并不仅限于这位执笔作书的老迈史者。在广大无垠的地表之上，但凡有一定年纪之人，无论个人背景或人生经历如何，都尝过这同样一段重要经验。它为我们全体戴上标记，就某种程度而言，更出以同样方式。80年代末裂作数片的世界，其实正是1917年俄国革命冲击之下造成的同一世界。我们众人身上，都因此留下痕迹；只是我们都习惯用二元对立思考，将现代工业经济分成“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两种不能并存、相互排斥的绝对选择，才能想明白。一个代表着以苏联为模式的经济体制，另一个则把其余的全部照单齐收。现在看来，情况应该比较清楚，这种二分法实在是一种武断、甚至近乎不自然的思考构造，只能置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才能有所了解。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即使作者在此刻执笔之际，就算用回溯的眼光望去，的确也难再找出其他比此更为实在的区分方法，亦即将美国、日本、瑞典、巴西、韩国，一古脑全部并作一堆。并把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式经济体系，与东亚及东南亚的国家算作另外一边——虽然后者显然并不曾像前者一般，于80年代以后一齐纷纷瓦解。
更何况，在十月革命震荡终结之后存活下来的世界，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一方的制度前提作为模式来形成的。失败的一方，或是那些与失败者有所勾结的国家，非但销声匿迹，而且根本被逐出历史及精神生活。唯有在“善恶”之争的精神大战里，尚扮演着“仇敌”的角色。（这种下场，可能同样也正发生于输掉了20世纪下半期的冷战者身上，只是程度也许不同，为期不致如此长久。）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信仰战争的世纪里度过一生，如此活受罪，正是其中必须忍受的代价之一。编狭、不能容忍，是其中的最大特色。甚至连那些自诩思想多元开放的人，也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大到可以容纳各种对立竞争的世俗信仰永久并存的地步。信仰或意识形态的争执对峙——正如这个世纪历历所见的此类冲突——往往给历史学家寻找真相的路途造成重重障碍。史家的主要任务，并不在判定谁是谁非，而在力求了解那些最不能为我们所理解的事物。但是挡在了解道上的路障，不只有我们本身固执的想法，也还有形成这种种想法的历史人生经验。前一种障碍，比较容易克服，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句法国谚语：“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tout comprendre c’st tout Pardonner），其实并不正确，其中并没有真理存在。我们去了解德国历史上的纳粹时期，并把它放在历史的背景中予以观照，决非去原谅种族屠杀罪行。总而言之，凡是亲身经历过这个不寻常世纪的人，自然都免不了对它有些意见。而了解，才是最困难的一门功课。
2
短促的二十世纪时期，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起，到苏联解体为止，如今回头看来，应该属于一段具有前后一贯性的历史时期。如今这段时期已告终了，我们该怎么为它整理出一点意义？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下个阶段将会如何，第三个千年纪元将是何种面貌；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它的情形，将在短促二十世纪的影响下成形。然而，就在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世界历史的一个纪元告终，新的一幕开始，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于本世纪的史家而言，这的确是最重大的一条信息；因为他们虽然可以鉴诸以往而预见将来，根据对过去的了解，揣测不可知的未来，可是他们却不是赛马场上的刺探，可以预先打听出下一世纪的世事行情。史家敢于开口报告分析的战况，是那些胜负早已判明的赛事。无论如何，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不管他们用以述说预言的专业身份为何，各种预报家的记录可谓其糟无比，只剩下政府及经济研究机构还对它们存有几分信心——也许，这份信心也根本是假装的。二次大战之后，更可能每况愈下。
在本书中，短促的二十世纪仿佛一张三联画，或者说，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从1914年起，到二次大战结束，是大灾难的时期（Age of Catastrophe）。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这短短数十年光明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相当的历史时期。如今回溯起来，它确可以视为某种黄金年代（GoldenAge）；事实上，当这段时期于70年代初期结束之后，便立即被人这般看待。而本世纪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其实对世界的极大部分来说，如非洲、前苏联，以及欧洲前社会主义地区，根本就是又一灾难时期。随着80年代过去，90年代揭幕，反思过去种种及未来茫茫之余，弥漫的气氛乃是一种世纪末的悲观心情。站在90年代的制高点上望去，短促的二十世纪仿佛是由一个时代前往另一个时代，途中短暂地穿过一段黄金时期，最后进入一个问题重重、不可知的将来——但是未来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历史学家也许动辄喜欢以“历史尽头”的口吻提醒空谈之人，未来却会依然继续进行。关于历史，只有一项通则可以绝对成立，那就是只要有人类，历史就会继续下去。
本书的论点，就是基于这项原则组织而成。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也就是19世纪（西方）文明崩溃的起点。这个文明，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资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它的经济力渗透深广，它的军事武力征服各地；世界的绝大部分，都屈服在它的脚下。它的人口不断增加，增至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包括欧洲众多的海外移民及其后代子孙在内）。它的主要国家，更成为世界政治体系的舞台所在。
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 事结束的数十年间，却是这个社会的灾难时期。40年间，跌跌撞撞，它由一场灾难陷入另外一场灾难。有的时候，甚至连最优秀的保守人士，也不敢打赌这个社会能否继续存活。两场世界大战，打得世界落花流水。接着又是两股世界性的动乱及命浪潮，使得另一个为历史注定、势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登上政治舞台。一出场，其势力就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还多，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席卷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早在帝国年代（Age of Empire）之前及在其中兴建起来的巨大殖民帝国，此时却七零八落、化为尘土。在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之际，仍屹立不动、趾高气扬的现代帝国主义，论起它的全部历史，却维持了不过一代之久——比方说，其长度也不过就如邱吉尔的一生罢了（1874－1965）。
更有甚者，世界经济危机之深，连最强盛的资本经济也难以承受。一向可列为19世纪自由派资本主义最大成就的全球性单一世界经济体系，此时似乎也走上败亡之路。即使与战火及革命远隔重洋的美国，好像也随时都会濒于倒闭。经济摇摇欲坠，自由派民主政体的建构也等于从1917-1942年间的地表上一扫而空，只剩下欧洲边缘地带、北美及澳洲尚能幸免。法西斯（fascism）及它的卫星极权势力，正快速地在各地挺进。
此时此刻，为了自卫，只有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暂时携手，起来合作迎战，方才挽回了民主的一条小命。这确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在事实上，这场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之所以终能获胜，主要是靠苏联红军之力，而且也只有红军出马，方能成功。这段“资”“共”合作抵抗法西斯的时期——基本上属于30及40年代——就许多方面来说，不啻为20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和最重要的决定性时刻。同样地，就许多方面来看，它也是多数时间互为死对头的“资”“共”之间，其关系最富历史性诡谲的一刻。只有在这反法西斯的短暂岁月里，双方才暂时放下成见，对付共同敌人。苏联打败了希特勒，是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的最大成就；只要将上一次大战之时沙皇俄国的经济表现，与二战中的苏联经济做一比较，即可立见分晓（Gatrell／Harison，1993）。若无苏联付出的代价，今天在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恐怕将只有各式各样的独裁政权，高唱着法西斯的曲调，而非今日这百花齐放的自由派国会政治了。这个奇异的世纪，其中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悠久的成效，却反而救下它的死敌一命。战时已经如此，平时亦然。因为二战之后，也正由于有着它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方才幡然大悟，并出于不安之故，着手进行改革，同时并因苏联的“计划”路线大受欢迎，从中又得到某些改革灵感。
经济大萧条、法西斯、战争，自由资本主义总算从这三场灾难中死里逃生。但是前途多艰，继之而起的尚有革命风潮在全球各地的挺进。随着苏联在战后崛起成为超级一霸，如今各方的革命遂聚集在它的大旗下联合成军。
但是回顾起来，全球性社会主义得以挑战资本主义，事实上其最大的力量来源，却只能寄托在对手本身的弱点之上。若无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在先，势无十月革命，更无苏联的成立在后。而那以社会主义为名，实行于前沙皇帝国横跨欧亚的广袤领土之上的经济制度，也根本不可能自认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不管是它自己，或是外人，也都不会把它当成一条全球性的可行之路。然而发生于30年代的大萧条，却给了它这个机会，使得它看起来似乎确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如同法西斯的挑战，也令苏联成为击败希特勒不可或缺的一环，遂使它摇身一变，成为两大超级强国之一。接下来两强之间的对峙，更主导了短促的二十世纪的下半时期，世人全在这个冷战主调之下胆战心惊——可是在此同时，世界局势却因此而趋稳定；若没有以上这种种演变，苏联不可能在本世纪中期稳操社会主义的龙头达15年之久。这个阵营帐下的人口，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一；而它们的经济，一度看来也大有超过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趋势。
至于二次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是如何起死回生，竟能出乎众人意料（包括它自己在内）地虎虎生风，一鼓作气跃进了1947-1973年间的黄金时期——这段时间的繁荣，不但史无前例，可能也是少有的例外——这个问题，或许是20世纪历史学者所面对的最大题目。及至目前为止，众说依旧纷纭：本人在此，也不敢自诩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许还得再等上一段时日，直到20世纪下半期的历史“长周期”可供全部回顾之际，才能有一个比较差强人意的研究结果出现吧。因为站在此刻，虽然已经可以回溯黄金时代的全貌，可是随之发生的危机二十年期（Crisis Decades）却尚未终结。不过其中有一项发展，亦即因此造成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惊人变迁，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快速、最根本的大改变，如今绝对可以开始进行评估。本书第二部分，将对这个层面进行多方讨论。未来第三千年纪元中研究20世纪史的历史学家们，论到本世纪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大印记，恐怕就要数这段不寻常时期中发生的种种事情吧。因为它对世界各地人类生活造成的重大改变，影响不但深远，并且再也不能逆转。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在继续进行之中。苏联帝国落幕之际，众家新闻人员及评论家纷纷以为“一段历史就此告终”；其实他们都错了。更正确的说法应该这样：在本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之际，那段由石器时代揭起序幕的一页七八千年人类历史，至此终于告一段落。因为截至当时为止，绝大多数人类都系以农牧为生，这段漫长的农牧年月，到此总算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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