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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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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理的原真性出发，坚持最终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通过“礼乐”这一核心，使处于媒介社会中的当代青年逐渐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透过事件分析、中外思想交流，提高思辨能力，拓宽比较文化视野，并最终习得如何在生活、工作中切身以行、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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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礼乐文明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自周公制礼作乐和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以来，它作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不断地写进国人的心灵，塑造着各个时代的文化特质。近年来，上至国家文化战略，下至民间意识，均以发展精神文明为和谐社会之要义。
本系列MOOK书从各角度对礼乐文化进行的严肃讨论，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宗教研究、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学、表演等各种观察视角。进一步澄清礼乐文化在当代中国所能扮演的角色和意义。
在体裁上，收录学术性强的论文，轻松优美的文人写作，也注重引进新兴的介入方式，例如摄影及平面艺术创作、社会热点问题解读、个案调查报告等。还关注大众对礼乐文化现状的思考与社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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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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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十五讲》《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华传统礼仪概要》《中华传统礼仪读本》《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中国各代礼仪文明》《礼乐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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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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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发起辞
礼乐：中国传统文化之心 彭 林
尽美尽善：格义大学之道 邓国光
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评析 张岂之 谢阳举
人格：清华人文精神之魂 彭 林
—— 重读梁任公先生清华讲演《君子》
反思人文学的教化使命 唐文明
—— 以王国维为例
《大学一解》的从游之道 顾 涛
大学所为何事 黄宇和（John Y. Wong）
—— 从牛津、剑桥说起
分类与排序 刘 石
现代大学的礼乐重建 程 钢
金声玉振、礼乐明备 顾 迁
——儒家的雅乐制度
东亚中古文化景观：百济 童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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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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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中国传统文化之心 彭林
1963年7月，美国学者邓尔麟前往台北拜访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就中国文化的有关问题请益。钱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可以归结为一个“礼”字，这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关键之所在。他说，“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钱先生的论述非常精辟，不如此看问题，就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精神。
一、周公“制礼作乐”是历史的选择
以礼乐为一国文化的核心，在全世界堪称独一无二。中国人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洪荒时代，人类为了生存，首要的任务是解决物质需求，于是，人类渐次发明了农业。两河流域的居民最早成功培育了小麦和大麦，中国人最早成功培育了小米和大米，印第安人则最早成功培育了玉米。这是农业文明的三大发祥地。中国地域辽阔，小米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产物，大米则是南方稻作农业的产物。考古学家在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以及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分别发现了小米与大米的遗存，数量都达十几万斤。两个遗址的年代，都是距今七千年，证明南北两大农业文明发皇甚早。它们经过几千年的交流与融合，汇合成为夏朝的青铜文明。又经过四百年进入商朝，物质文化进一步发展，青铜文明臻于鼎盛，社会生活进入繁荣期。
中国传统文化是礼乐文化，通常省称为礼。认识礼乐文化，要从周公“制礼作乐”说起。历史上的殷、周两朝，性质判然有别：“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殷代的青铜文化高度发达，可惜迷信鬼神，怠于民生，尤其到了纣王，更是自信有天佑神助，过着酒池肉林的糜烂生活，并用酷刑镇压反抗者，激起天怨人怒。
周武王顺应民意，在牧野与纣王决战，腐朽的商王顷刻覆亡。武王克商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一场全新的革命。西周初建不久，武王撒手人寰；继位的成王尚在襁褓之中，不能亲政。周公摄政临朝，开创了他的以道德为灵魂的新政，制定了一套体现道德理性的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乐，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代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观堂集林》卷10《殷周制度论》）。中国礼乐文化的底蕴由此奠定。后经过孔子的提倡，用礼乐化民成俗，成为古代中国经邦治国的基本模式。
二、礼乐文化的学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口众多，人的性格、好恶、习性各异。人有精神家园，人的思维活动极其活跃，如何凝聚人心、管理民众，是社会发展的最大课题。国家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管理模式也就不同。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依靠宗教管理社会，如阿拉伯地区主要以伊斯兰教的教义治国；印度曾经以佛教思想治国；欧美地区则主要以基督教的教义统一民心。这些地区的文化，都以神为中心。例如基督教文化中，有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在主宰一切。《圣经》说，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有邪恶，没有一刻不想做坏事，所以人性是恶的。这邪恶是与生俱来的，不学就会，不教而能的，尽人皆然，故称之为原罪。这种邪恶如果得不到抑止，人就会无恶不作，最后成为恶魔，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只有基督的血，才能洗涮你的灵魂，为此，人要把灵魂交给上帝管理，每天祷告，做错了事要忏悔，若是一错再错，则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人坚信天地之间有道德，有公理，有正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相信人有良知，人性本善。在中国文化里，人的灵魂是要由自己来管理的，通过终身的道德修为，可以成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道德是抽象的范畴，如同空气，看不见，摸不着，无色无臭，但它确实存在，不言而喻，如果长时间失去它，就会出大问题。《礼记》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是根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制度与规范，是道德理性的体现，遵守礼，就是遵循道德理性，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儒家的任何理念都是通过礼来展现的，他们不是空喊道德理想，而是把它融化、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上。离开了礼，中国文化就成了空谈。试看：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有关的权威表述是在《礼记》的《礼运》篇，可见是属于礼的范围。国家的典章制度称为礼制，建立一个好的国家制度叫“制礼作乐”；这个制度破坏了，就叫“礼崩乐坏”。
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在中国文化里，也属于礼的范畴。《礼记》里有一篇《月令》，记载了一年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以及当行之令等，其中有春天不得砍伐幼树、不得捕捉怀孕的母兽、不得掏鸟窝等保护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规定。这些符合道德理性的规定，是用礼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要求全民执行的。
人与人如何相处，不同的社会身份，彼此如何称呼，如何说话，如何表达尊重，如何安排席位，如何坐卧行走等，都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仪礼》一书中的《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篇说到这方面的许多规矩；此外《聘礼》《觐礼》等篇则记载了国与国之间、贵族之间的交际礼节。
人如何自处，人生如何度过，更是礼的重点之一。人生是漫长的，但关键之点只有几个。在人生的关键点上，寓教于礼，通过“人生礼仪”来进行人生教育，是中国礼义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在男子年满二十岁时，为之举行成年礼，教育孩子从此负起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孩子结婚时，为之举办婚礼，教给懂得他们“合二姓之好”的道理；在亲人逝世之后，举行丧、祭之礼以表哀思，教育后人慎终追远，如此等等。在学习和践行礼的过程中涵养德性，变化气质。
下面我们来看乐。
音乐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凡是文明达到某种高度，音乐便随之产生。对于世界绝大多数民族而言，音乐的功用是表达情感，主要是娱乐、娱己或者娱神。但音乐到了中国人手里，却成为最好的教化工具。
儒家认为，乐由心生。人不能没有快乐，因而就一定会有音乐。音乐是人的心声的流露，与人心的关系最为密切。今人所说的音乐，儒家分解为声、音、乐三个层次。声的层次最低，是指各种自然界的声响，或者是低级的人为之声，其特点是没有内在的乐理，没有审美价值。第二个层次是音，相当于今人所说的“音乐”。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在于，人能够发现包括七声音阶、十二律、调门、旋律等在内的乐理，然后创作出各种风格的乐曲，藉此表达内心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禽兽则只能感知各种声，所以《礼记?乐记》说：“禽兽知声而不知音。”
音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既有清新向上的，也有颓废消沉的；它们取决于作曲者的心境、情趣、格调等因素。曲子一经表演，就会给听者之心以直接的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负面影响累积到一定程度，轻则损害自己的人生，重则会造成亡国之灾。据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记载，促使商纣王腐败覆亡的因素中就有音乐，他曾命令一位叫师涓的乐官“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到春秋时期，这种淫声在郑、卫之地依然存在，人们称之为“亡国之音”。因此，分辨音的好坏，让民众多听高雅的音乐，远离颓废暴虐的音乐，意义极为重大。为此，要儒家将“音”进一步区分，把其中内容纯正健康、风格庄重典雅，能够起到道德教化作用的部分称之为“乐”。乐是音当中最优秀的部分，既有共性，又有差别，所以《乐记》说：“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又说：“德音之谓乐。”这一区分，普通人由于受教育的程度不足，很难理解。惟有洞察乐理的人方能明白，所以《乐记》说：“知音而不知乐，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
古人所说的乐，通常包括歌词与舞蹈在内。歌词就是诗，流传至今的《诗经》原本都配有曲子。相传《诗经》三百篇，是孔子从众多的诗篇中挑选出来的，孔子用它做教材，教育弟子。《诗经》的核心价值在于把人们的心性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论语?八佾》引孔子的话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子《论语集注》解释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可见，《诗》教之旨在导性情、心志之正。所以《毛诗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真是精辟之极。
礼与乐的作用，各有侧重，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国竹书说：“礼，外也。乐，内也。礼、乐，共也。”就是说，礼旨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乐，旨在端正人的心志。两者一起抓，则可内外兼修，成就你的君子风范。
古人把礼、乐、政、刑作为治国经邦的大经大法。《礼记?乐记》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是治国的方针与内涵。政，指行政系统，是推行礼、乐的组织机构。刑，是惩处破坏礼乐教育的害群之马的手段。所以，《乐记》又说：“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记》亟言礼乐的重要，屡屡以天地相比喻：“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认为只有功成治定的王者，才配制礼作乐：“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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