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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力量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与众不同。从独立战争开始，美军参加的每一次战争与冲突都使得其本身的军事力量出现一次飞跃，就算是作为内战的南北战争也不例外。通过一次次战争，美国军事力量从最初的殖民地武装逐步发展、强大，可以说是战争造就了今天的美国军队。
本书以美国参加的战争与军事冲突为线索，讲述了美国军队发展史。全书辅以大量人物照片、战场地图，以美国武装部队与美国政治、经济及外交事件的关系为主线，全面介绍了从北美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参与的所有战争冲突，并展望了美国军事的发展趋势。
书中同时涉及美国战争观念演变、美国军事思想发展、美军各军种及建制的完备，以及美军武器装备的变革等诸多方面。此外，作者还别出心裁地在书中以简要人物传记的形式穿插了多位美国各时期军事将领的生平事迹。全书兼具学术参考价值与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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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詹姆斯·M·莫里斯（James M.
Morris），军事史专家。1969年获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弗吉尼亚州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名誉教授。莫里斯教授著述颇丰，曾于1979年出版专著《我们的海洋传统》，并在其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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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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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前 言
第1章 英法北美殖民地战争
1.1 英法争霸缘起
1.2 威廉王之战：1689-1697
1.3 安妮女王之战：1702-1713
1.4 乔治王之战：1744-1748
1.5 法国和印第安人之战：1754-1763
1.6 殖民地民兵：总结与批评
第2章 美国独立战争：1763-1815
2.1 美英冲突背景
2.2 美英实力对比
2.3 运动战引起的僵局：1775-1777
2.4 英军南犯并输掉战争：1778-1781
2.5 海上交锋
2.6 国内冲突与边界军事行动
2.7 美法冲突：准战争
2.8 巴巴里海盗剿灭战：的黎波里战争
2.9 美英战争：1812年战争
第3章 美国军事发展：1815-1860
3.1 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近代军事思想的共同奠基人
3.2 西点军校、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与军事职业化
3.3 印第安人战争与边境扩张
3.4 美墨战争：1846-1848
3.5 1815-1860年的海军与海军陆战队
第4章 美国内战：1861-1862
4.1 南北实力对比
4.2 基本制胜战略
4.3 总统的领导
4.4 武器与战术
4.5 东部战役
4.6 西部战役
4.7 水上较量
第5章 美国内战：1863-1865
5.1 战时南北经济
5.2 西部战役
5.3 东部战役
5.4 第一场现代战争
第6章 扩张年代的美国军事发展：1865-1914
6.1 复员与重建
6.2 西部的治安任务
6.3 劳工暴动与国民警卫队运动
6.4 现代陆军的诞生
6.5 现代海军的诞生
6.6 现代海军陆战队的诞生
6.7 美西战争
6.8 镇压菲律宾起义与义和团运动
第7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7.1 干涉墨西哥：1914-1917
7.2 大战背景
7.3 堑壕战--防御的极至
7.4 美国参战
7.5 力挽狂澜的海上角力
7.6 美国远征军
7.7 航空兵的出现
第8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1919-1939
8.1 干涉苏俄
8.2 复员、外交与裁军
8.3 1920年《国防法》
8.4 空军引起争议并得到认可
8.5 被人忽略的装甲部队
8.6 海军陆战队与两栖作战
8.7 侵略者的扩张
第9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1939-1945
9.1 闪击东西
9.2 不列颠屹立不倒，地中海摇摇欲坠
9.3 1941-1942年：逆转
9.4 美英联合战战略
9.5 “火炬”行动：进攻北非
9.6 “赫斯基”行动、“雪崩”行动与“鹅卵石”行动：西西里岛及意大利战役
9.7 大西洋之战
9.8 “霸王行动”与“铁砧行动”：进攻法国
9.9 对德空中战役
9.10 盟军走向最终胜利
第10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1939-1945
10.1 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10.2 耻辱日：珍珠港事件
10.3 珊瑚海海战与中途岛战役
10.4 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
10.5 沿所罗门岛链北上
10.6 新几内亚岛大捷
10.7 强攻中太平洋
10.8 菲律宾海战
10.9 进攻菲律宾与莱特湾海战
10.10 硫磺岛战役与冲绳战役
10.11 中国-缅印-印度战场
10.12 对日空中战争
10.13 第二次世界大战：武器与科技
第11章 冷战与朝鲜战争：1945-1960
11.1 复员与军种间的对立
11.2 欧洲对抗与义务
11.3 “失去”中国与朝鲜战争
11.4 义务扩大与科技进步
11.5 兵力与管理
第12章 冷战与越南战争：1960-1975
12.1 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
12.2 肯尼迪与“遏制政策”
12.3 陷入越战泥潭
12.4 越南与约翰逊
12.5 1968年：决胜之年
12.6 越南与尼克松
12.7 越战时代：批评
12.8 继续推行遏制政策
第13章 持久的挑战与义务：1976-1991
13.1 后越战时期的挑战
13.2 北约与远东
13.3 苏联垮台与冷战结束
13.4 美国干预中东与北非
13.5 海湾战争
13.6 拉美火药桶
第14章 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挑战
14.1 美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的挑战
14.2 寻求美国战略
14.3 美国军事状态
14.4 展望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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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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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美国独立战争：1763—1815
美国独立战争一直是美国历史上研究最为深入的战争之一。即便如此，这场战争的本来面目迄今仍然由于某些虚构的观点而变得扑朔迷离。这场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武装冲突被视为一场典型的自由反抗暴政的斗争，是开明的政治理论与陈腐过时的君主权利的较量，代表着人类进步力量压倒反动政治势力。人们往往不自觉地认为这场战争的结局从爆发之初便已注定。这些流行的观点中或许包含着部分真相，但深入研究却表明这场战争的起因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其结果更非预先决定。
在此之后的三场战争——美法短暂冲突、巴巴里战争和1812年战争——对确保美国独立均有重大意义。然而，这些战争受到的关注却远不如前者。他们有时被认为与美国的发展并不相干，或者多少有些无足轻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第一场战争没有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结果，第二场战争未能使美国国家地位产生重大改变，而第三场双方充其量在军事上打了个平手。
然而，所有这些与外国势力的战争——加上两次国内叛乱以及一系列与印第安人的战争——都对美国及其武装力量的日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每一场较量都值得仔细审视，因为每一场较量都代表着近代美国以及近代美国武装力量在发展历程中走过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2.1 美英冲突背景
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独立战争始于1763年而非1775年。实际上，这场战争一开始不过是关于殖民地权力的一场争论，然后逐步发展为有限的武装冲突，并且最终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争端早在1763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战”之后便已开始。随着法国在欧洲和北美相继落败，大不列颠王国终于拥有了合法的权利来统治一个比本土面积广阔十二倍的新世界帝国。虽然要充分发挥这个帝国的潜力尚且需要小心的发展与控制，但其经济与政治价值不可限量。刚刚到手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为了利用这个机会，英国不得不在国内和北美大陆殖民地作出一系列关键的政策调整，而麻烦也接踵而至。
战争历来代价不菲。英国从1689年开始便一直和法国打打停停，到了1763年早已债台高筑，税收已无法抵偿债务。政府甚至无力偿还每年到期债务的利息，更不用说清偿本金了。既然一个世界范围的新帝国已经到手（1763年签订的条约使英国几乎获得了法国在北美的全部领地和西属佛罗里达，同时保证了英国在印度的领地与贸易权），英国势必要将这个帝国置于英王的统治之下，最大限度利用其潜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并且作出政策调整。
不仅如此，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展，一个具体问题在北美随之出现。几十年来，定居在大西洋沿岸的英国移民一直对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大片土地垂涎三尺。这片土地早已被英国人许诺留给自己的印第安盟友，以感谢后者在不久前殖民地战争中的鼎力相助。殖民地的皮货商和其他边民们实际上一直在翻山越岭，向俄亥俄地区入侵。不仅如此，一些野心勃勃的殖民地投机商也已和印第安人签订了协议，购买土地，然后卖给从东部迁来的移民们。如果任由殖民地定居者和投机商们肆意进入，肯定会引发与印第安人的纠纷。总得想个办法阻止这些人进入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新开拓的土地，哪怕这意味着需要在边界地区派驻英国正规部队。而这样做恐怕会引起殖民地移民的反感。
最后一点（虽然这一点在1763年还不是一眼便能看得明白），北美移民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享有越来越多自治特权，比如选举本地政府官员，自行收税，以及按照移民自行制订的法规条例处理司法诉讼等。殖民地移民已经将这些合法特权视为宪法赋予的权利。他们习惯将一直享有的特权视为某种权利，特别是自从他们看上去要受到英国习惯法传统的制约之后。实际上，在1689—1763年与法国人的对抗中，殖民地母国出于实际需要已经在一直推行某种“有益的忽略”政策。在长达八十年的时间里，殖民地移民每天都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截至18世纪60年代，他们已经不大愿意放弃这些权利。因此，英国如果打算将北美移民纳入其削减税务的帝国目标，由伦敦来对殖民地经济、法律发展发号施令的话，势必面临一个真正棘手的问题。不用多久，母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裂痕就显现了出来。
1763年，由于担心与印第安人在西部产生纠纷，加上庞蒂亚克印第安人暴动，英王宣布设立“公告线”。按照该法令，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所有土地都被宣布为印第安人领地，殖民地移民不得进入定居。不用说，这条法令与成千上万主张扩张殖民地的普通移民的期望背道而驰。移民们将这些领地看成对自己及家人具有巨大经济机会的土地。同样大为不满的还有来自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的富有的土地投机商们。他们同印第安人签订的协议将因此作废，投资也会付诸东流（即便英王随后认可了部分协议）。此外，为了将移民和印第安人分隔开来而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边界驻军意味着要向北美派遣大约7500人的军队，每年军费将高达30万—40万英镑。这笔费用英王觉得理应由殖民地移民承担，因为这些士兵到那里去是为了“保护”他们。殖民地移民对英王的此番腔调痛恨不已，他们要为那些自己既不需要也不希望看到的士兵支付军饷，更何况这些士兵的任务是禁止他们进入理应“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印第安人的土地。
就在第二年——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糖税法》（即《岁入法》），对殖民地进口的蔗糖和蜜糖征收关税，并将此举作为一种手段，迫使殖民地出钱，为驻守边界的士兵承担费用，从而减轻大英帝国的债务负担。各殖民地很快爆发抗议。一些持异议人士指出征收糖税不但有损公平，而且“违反宪法”。
1765年，英国议会又通过《印花税法》，向诸如报纸、法律和贸易文件等物品征收“国内税”。虽然殖民地移民展开法律争论，反对印花税，但英国议会依旧无动于衷。不过，随着1765年10月“反印花税大会”在纽约城召开，号召抵制英货；“自由之子”等组织开始采取暴力与破坏等未经法律许可的手段，强行抵制英货；英国商人陆续抱怨生意受损；英国政府不得不于1766年作出让步，废除了这项不得民心的法令。尽管议会同时通过《宣示法案》，再次强调议会有权征收其认为合适的任何税收，但这一有关法律与宪法原则的声明对殖民地依旧没有产生丝毫影响。英王已经作出退让。母国表现得缺乏主见，而且似乎只要施加压力，便可使其废除任何招致殖民地讨厌的法令，这是殖民地人民从印花税事件中吸取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殖民地人民不会忘记。
由于北美税收仅占维持殖民地驻军军费的一成左右，英国议会依旧需要扩大财源，于是在1767年通过了一项关税法案。该法案通常被称为《唐森德税法》，旨在向一些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殖民地移民再次爆发抗议并通过“不进口协定”。抵制措施到1770年再次显露成效，英商损失不断增加。一场小规模兵民冲突随后在波士顿爆发（当时波士顿市人口为1.6万，英军驻军超过4000人），激起殖民地的巨大愤慨。此次冲突史称“波士顿惨案”。英国议会出于无奈，只能废除《唐森德税法》，仅保留茶税一项，以此表明议会采取的措施在原则上根本不违反宪法。
英国人的举动令局势大为缓和，直到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茶叶法案》，允许因茶叶囤积而负债累累的东印度公司向北美直接销售茶叶。殖民地各大城市相继爆发抗议。波士顿激进分子反应最为强烈。他们禁止几艘装载茶叶的英国货船卸货，并在1773年12月16日把茶叶倒进了海港。
面对如此挑衅，英国迅速作出回应。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被愤怒的殖民地人民称作《不可容忍法案》或《强制法案》的法令。该法案勒令关闭波士顿港，直到茶叶损失得到赔偿为止。此举给与波士顿倾茶事件无关的成千上万市民造成了极大的生活不便，从而引发了对英国更为强烈的愤慨。法案还迫使不少马萨诸塞官员只对英王，而非殖民地法律负责，并且允许身负重罪指控的英国官员在英国或殖民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受审。议会同时通过了一项新的驻军法案，强迫马萨诸塞承担派往叛乱殖民地的英军费用。
英国政府官员以这种方式应对波士顿叛乱，说明他们认为正在处理的不过是局部状况，只需维持法纪便可解决。如果波士顿能够因违法行为得到孤立与惩罚，而其他重大冤情同时得到昭雪申冤，那么殖民地的其他地区将因英王的通情达理、妥协让步得到安抚，并为波士顿的丑行感到羞愧。这样一来，只需在马萨诸塞一地动用英军便可利用优势兵力一点击破，将殖民地叛乱扼杀在萌芽阶段。
为此，北美英军司令兼新近委任的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盖奇少将在波士顿集结部队，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殖民地第一次大陆会议自1774年9月开始在费城召开，会议敦促各殖民地集中军需物资，为可能爆发的冲突做好准备，捍卫殖民地权利。此时，英王乔治三世已经宣布马萨诸塞处于叛乱状态，殖民地临时议会业已指派公共安全委员会收集武器，整顿民兵。武装冲突的大幕即将拉开。
盖奇将军很快从侦查员处得知马萨诸塞叛军将军需物资存放在小城康科德。此地距波士顿西北约有20英里。1775年4月18日，盖奇派遣弗朗西斯·史密斯（Francis
Smith）中校率领700名士兵夺取军需物资。次日清晨，位于史密斯分队先头位置的两支轻骑兵连抵达列克星敦，距康科德尚有一半路程，结果在村中心的草地上遭遇70名“一分钟人”民兵①。随后的交火仅持续数分钟，英军遭遇轻微伤亡，继续向康科德进发，结果在康科德再次遭遇小规模冲突，这一次面对的却是数百民兵。身着赭红色制服的英军决定撤兵，不料在返回列克星敦的途中遭遇数千民兵隐匿在道旁不断发起进攻，幸亏盖奇派遣的援军及时赶到，方才暂时得以获救。得到人员补充的英军纵队的1500人且战且退，撤入波士顿城中（在整个事件中英军伤亡率高达20%）。但盖奇很快发现自己身陷城中，而城外是两万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民兵。
就这样，一场原本打算占领叛军藏匿军火处的有限武力行动演变成为一场伤亡惨重的血战，部队身处敌境、陷入重围。这些有限交火是否会引发更大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在费城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大陆会议决定坚持抵抗直到殖民地权利得到认可为止，并于1775年6月14日承认包围波士顿的军队的正式地位，这一天也成为美国陆军建军纪念日。乔治·华盛顿作为殖民地最具才能的军事领袖、公认的南方人的杰出代表（南方人的支持将保证南部对独立战争的忠诚）被任命为总司令，开始在波士顿城内及周边地区履行其职责。尽管尚未正式宣战，但殖民地与母国此时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英国随后向盖奇增派援军便证明了这一点。一同前来增援的还包括该国战功最为卓著的三位将军：威廉·豪（William
Howe）、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和约翰·伯格因（John Burgoyne）。
1775年5月，殖民地方面在伊桑·艾伦（Ethan Allen）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onld）的指挥下取得大捷，先后占领了泰孔德罗加堡和克朗波因特。一个月后，英国人将北美殖民地武装成功赶出布里德山（参战英军2500人，付出了伤亡1000人的惨重代价）。尽管这场被人叫错名字的邦克山战役①，还有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胜利为北美平民志愿军比英国正规军更加英勇善战的神话又增添了一笔，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大局。不过，这两次事件清楚表明殖民地的抵抗已经成为现实。无论英国人是否愿意，战争已经打响。
2.2 美英实力对比
英国人对速战速决深信不疑。实际上，直到六年后在约克敦遭遇惨败，英国人仍然对胜利充满信心。毕竟英国拥有1100万人口（相比之下，殖民地只有区区250万人口，其中20%还是奴隶），陆军兵力多达5万，皇家海军拥有131艘桅帆战列舰和139艘其他舰艇，并且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而在殖民地，英国人预计可以依靠当地为数众多忠于英王的移民和来自印第安盟友的支持。
然而，英国人却没有意识到企图征服和占领方圆数千英里的广阔土地势必要分散自身的武装力量。此外，相当一部分民众已不再像此前在美洲战争时那样一致拥护英国。他们如今变得充满敌意、拒绝合作，这将使英军在开展军事行动时陷入严重的后勤困难。英国人将重点放在机动之上，试图以此将敌人置于难以防守的境地，这体现出典型的18世纪关于有限战争的军事观点。英国人预计如果能够夺取主要城市，控制沿海地区，并且在正规军的正面交锋中打败殖民地军队，叛军便会很快土崩瓦解。
然而，英国人很快就将发现，占领主要城市与海港对打击殖民地人民坚决抵抗的决心影响有限。在经历了几次不成功的“正规军式样”的交锋之后，殖民地正规军和民兵改变了战略战术，避免直接接战，转入内陆，争取只打击英军防守薄弱的关键据点，避免冒大规模失败的风险。殖民地武装深入内地时可以依赖自己的补给线；而追击的英军一旦离开沿海城市，便远离了自己的补给来源，从而导致后勤困难。
至于英国皇家海军，他们虽然在战斗中从未受到北美海军或各殖民地海军的真正挑战，却无法避免遭到北美民用私掠船的劫掠。这些私掠船持有捕押许可证，不时掠夺和骚扰英国补给船只。英国人很快发现漂洋过海远赴约3000英里之外，在当地人支持寥寥无几的情况下打仗，与以往殖民地战争时期穿过安全的海域，在本土民众的配合之下开展军事行动作战完全是两码事。
不仅如此，皇家海军尽管实力雄厚，但苦于和平时期经费节减，管理高层渎职无能，加上高级将领互相倾轧，战斗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对付殖民地叛军微不足道的挑衅，封锁北美海岸，并且保证至少有足够的补给能够畅通无阻地通过大西洋，皇家海军的实力仍然绰绰有余。不过，待到1778年法国加入美国一方，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法国海军便足以和英国海军一较高下了。
国内对战争缺乏共识也令英国的实力有所削弱。战争伊始，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查塔姆（Chatham）伯爵（老皮特）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等纷纷反对政府对北美殖民地采取动用武力的政策。这些人认为如果这个敌人（即便将其击败）要求的只不过是有限自治，那么给予殖民地地方自治，甚至独立，也要好过打一场大费周折、劳民伤财的战争。即便一开始只有一小部分人持有这样的反战论调，但国内的这些反战言论不仅使英国无法形成明确连贯的战略（大臣们始终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而且正中殖民地下怀。华盛顿和其他殖民地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殖民地取胜的唯一途径在于避免重大失利，保持部队完整，坚持抵抗直到这场劳民伤财、旷日持久的战争迫使英国民意转向反战一方，从而结束战争。
美国的这一伟大战略解释了为什么华盛顿1776年在纽约城经历了里里外外的一连串失利之后，仍然拒绝与敌人决一死战，因为他这样做有可能损失所有部队，甚至因此输掉整场战争。只有避免重大失利，或许获得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援助，并且将战争拖延下去，直到英国政治与军事领导人迫于反战的民意最终放弃战争，殖民地才能够迫使英国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事实也正照此发展。1781年康华里在约克敦投降并非意味着英国丧失了陆军主力，无力再战，而在于约克敦失利对伦敦产生了极其负面的政治影响，使得英国不愿再战，从而开始谈判媾和。
殖民地人民最伟大的力量源于自身为之战斗的事业（即便如此，至少在战争初期，仍然只有为数不多的移民将自身与爱国事业联系起来）。遍布各地的委员会在整编新兵，逼迫那些原本打算效忠英王的保王党人保持中立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殖民地人民寻求自治，在1776年后进而追求独立，对自由与自身事业的正义崇高坚信不疑，就连敌人也对他们的坚定信念感到震惊。忍辱负重、勇于牺牲的例子比比皆是。纵使遭受失利时会士气低落，但殖民地军民对殖民地斗争事业的基本信念却从未动摇。
作为一支战斗部队，大陆军虽然缺乏专业训练（华盛顿一直在努力克服这个问题），但仍然表现出色。大陆军向来人数不多（最多时可能有3.8万人），并且时常面临军官不足的困境。即便如此，大陆军在关键时刻依靠民兵武装的挺身相助，仍然承担起了战争的重任。
在肩射武器方面，北美步兵使用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包括从英军缴获的“布郎贝丝”燧发滑膛枪以及包括钢火镰（一种轻型燧发滑膛枪）和奇数口径的卡宾枪（一种短管滑膛枪）在内的其他各种滑膛枪。狙击手多用宾夕法尼亚（肯塔基）长步枪。一些法式点69口径沙勒维尔滑膛枪也得到使用，某些殖民地工匠还专门为北美民兵仿制了“布郎贝丝”滑膛枪。
火炮方面，美军于1776年成立了一支炮兵部队，由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指挥。不过其武器多为外国制造，型号、式样不一。一般说来，美军火炮多仿效法国制造，包括4-、8-和12-磅野战炮，16-、24－和36－磅攻城加农炮，还有8－、12－和16－英寸迫击炮。
值得庆幸的是，对殖民地人民的事业来说，各殖民地早在1775年战乱酝酿之初便开始整编和恢复各地的志愿兵部队。当战事远离本土时，民兵给人的感觉依旧是既不管用，又不可靠。虽然也有例外，但民兵仍然多是那些既无法免除兵役，又没钱请人替补的“穷人”。还有不少是别人出钱雇来的替补。民兵指挥官经常报告民兵典型的缺乏素养，纪律散漫。即便如此，民兵仍然为北美殖民地战胜母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为大陆军提供支援，阻止英军征用资源，阻挠英国人重新培植亲英政权。民兵有时作战英勇，不畏牺牲；有时则畏首畏尾，不负责任。总而言之，无论如何，这些非正规军们为了自己信仰的事业战斗，始终是英军镇压起义时的心腹大患，为美国独立事业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美国战争努力的最大不足在于第二次大陆会议碌碌无为，未能为军队提供有效支持。由于大陆会议无力为战争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军队因此长期缺乏补给。加之无权征税，大陆会议只能依靠印刷纸币支付军费。这些纸币迅速变得一文不值。虽然后来大陆会议争取到一些外国贷款，但是军队始终因必要的补给物资不足而饱受困扰。
大陆会议在管理战争事务方面同样表现拙劣，仅仅依靠五人委员会指挥战斗和个别班子成员所在部门照顾军队之需，结果导致管理混乱、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低效无能。由于对此深感失望，大陆会议于是在1779年末将为各自大陆军分队保障供给的任务交由各州自行负责，然而没有一个州承担起了责任。大陆军缺乏政治与管理上的支持是美国军事史上最为令人遗憾的一页。幸运的是，大陆军依靠民兵的协助，在关键时刻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并且拥有出类拔萃的军事指挥人员以及为了崇高事业百折不挠的坚毅决心，加之英国在镇压起义方面始终在军事—政治上投入不足，这一切最终使北美义军赢得了胜利与独立。
2.3 运动战引起的僵局：1775—1777
尽管当首批大陆军服役期满时，几乎所有人都拒绝续服兵役，华盛顿将军为此不得不在波士顿附近重新招募一支全新的部队，但独立战争的第一年总的说来进展还算顺利——对殖民地起义军来说。1775年下半年，华盛顿派遣亨利·诺克斯上校前往泰孔德罗加堡，把之前在那里缴获的大炮辎重运回来。诺克斯上校率领部下踏雪越冰约300英里，将50门大炮拖回波士顿，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50门大炮被安放在多切斯特高地上，用于炮击波士顿城区和港口。此举迫使时任英军司令的威廉·豪少将不得不于1776年3月17日放弃波士顿，退回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以求获得更好的后勤基地。豪撤退时带走了城里的不少保王党人，却留下了大量火炮和弹药。
北美殖民地当时一心希望加拿大能作为第14个殖民地，加入对英作战。华盛顿深受鼓舞，于是派遣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上校率领一支1100人的部队沿肯纳贝克河北上，穿过缅因茂密的丛林，进攻魁北克城。与此同时，大陆会议命令菲力浦·斯凯勒（Philip
Schuyler）准将率领2000名民兵攻打蒙特利尔，重拾殖民地战争时期的钳形进攻战略。理查德·蒙哥马利（Richard
Montgomery）准将（接替斯凯勒）指挥左路军于1775年11月13日轻松占领蒙特利尔。不过，阿诺德的部队却在缅因的荒野里举步维艰，叫苦不迭。部队抵达魁北克时饱受伤病、饥饿困扰，不少人当了逃兵，落到一副令人怜悯的田地，首次进攻魁北克未能成功。
在与蒙哥马利合兵一处后，这支联合部队在1775年12月30日冒着漫天肆虐的暴风雪向魁北克发起猛攻。不料进攻失败，蒙哥马利阵亡，阿诺德负伤。随着援军陆续到来，美军将魁北克团团包围。然而待到1776年5月英军后续部队赶到，阿诺德只能率领着筋疲力尽的手下向泰孔德罗加堡撤退。让加拿大作为第14个殖民地加入反英战争的全部希望就此成为泡影。
不过，义军在南部的第一年进展相对顺利。邓莫尔伯爵兼弗吉尼亚总督约翰·穆雷（John
Murray）从弗吉尼亚的泰德沃特招募了一批保王党人支援亲英运动。不料这支部队却在1775年12月的格雷特布里奇（Great
Bridge）战役中在诺福克以南被弗吉尼亚民兵和200名大陆军士兵打得落荒而逃。此后不久，另一支爱国民兵部队在1776年初在莫里斯溪桥（Moore’s
Greek Bridge）击败了由保王派总督约西亚·马丁（Josiah
Martin）率领的一支北卡罗来纳民兵部队。在民兵力量的打击下，这两个殖民地的保王党势力从此得以铲除。英国人经过第一年战争，只能在圣劳伦斯河防御战中寻求慰藉。他们在1775年10月摧毁了缅因的法尔茅斯，三个月后又攻下了弗吉尼亚的诺福克，不过这丝毫不能改善其战略处境，反倒增强了爱国军民坚持战斗的决心。
当然正是在1776年，殖民地人民宣布脱离英王与英国议会的管辖独立。同样是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开始下大力气平叛。此时此刻，这场叛乱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已经变得十分顽固。
1776年8月，英国派遣3.2万人的部队（原为盖奇旧部，同年早些时候从波士顿撤回哈利法克斯）会同一支强大的舰队（约占皇家海军兵力的一半）向纽约发起正面进攻。而盖伊·卡莱顿（Guy
Carleton）爵士则指挥1.3万人沿尚普兰湖河道南下，试图重新占领泰孔德罗加堡，进军奥尔巴尼，然后挥师东向进攻新英格兰。进攻纽约的陆上部队由英国将军威廉·豪爵士指挥，而在海上则由他皮肤黝黑的弟弟，人称“黑迪克”的海军中将理查德·豪（Richard
Howe）爵士负责。此次进攻一旦得手，那么北美最好的海港将落入英国人之手，英军将沿哈德逊河北上，深入新英格兰境内。而卡莱顿如果取得成功，将和威廉·豪合兵一处。新英格兰将被征服，并和其他叛乱殖民地分割开来。英国人的前一行动取得了成功，而后者则归于失败。
华盛顿将手下的大陆军从波士顿抽调南下，保护纽约。他将一万大陆军和民兵部署在布鲁克林高地，由伊斯雷尔·普特南（Israel
Putnam）将军指挥，其余9000人则驻守曼哈顿岛。1776年8月27日，豪指挥两万英军登陆，通过侧翼机动在长岛击溃了美军的前沿部队。不过，他随后又重拾18世纪的典型套路，对布鲁克林高地围而不攻。豪的举动给了美军喘息之机，使后者得以渡过伊斯特河退回曼哈顿。
在随后的三个月里，豪懒懒散散，行动迟缓，除了采取几次试探性的行动，并未利用皇家海军快速机动的优势，经由哈德逊河和伊斯特河围歼华盛顿的部队。英国人指挥上的松散（至少其部分原因在于豪氏两兄弟同样身为和平专员，试图劝说殖民地军放弃抵抗）使美军趁机沿哈德逊河北上，退回哈莱姆高地和怀特普莱恩斯，避免了被俘或被歼的命运。豪将军随后挥师南下，进逼新泽西和费城，并派他的兄弟理查德指挥海军夺取罗得岛的纽波特港。豪的南进举动挽救了华盛顿和他的部队。后者经过连番重创，已经只剩下区区2000人。他们穿过新泽西，渡过特拉华河，转移至宾夕法尼亚的安全地带。虽然华盛顿无力挽救新泽西落入敌手，但是他所剩无几的部队依旧保持完整，这一点至关重要。随着冬季来临，豪中断了对费城的大规模强攻，转为巩固纽约至新泽西一线的根据地，等待春季到来。
与此同时，另一支英国部队在卡莱顿将军指挥下，从圣劳伦斯河南下，企图占领泰孔德罗加堡，进攻奥尔巴尼。大陆会议决定必须将英军阻击在尚普兰湖。为此，大陆会议下令由费城派遣造船工匠，纽约和康涅狄格提供军械和补给，在尚普兰湖建造舰队，并为其提供装备。在造船工匠和舰队司令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的辛勤努力之下，一支由15艘小型舰艇（10艘为新建船只，5艘为原有船只）组成的艇队在短短六周之后组建完毕。
1776年10月11日，由30艘舰艇组成的英国内河舰队向尚普兰湖下游驶去，阿诺德和他的舰队已经在瓦尔库尔岛和纽约沿岸之间布下阵势。他们让英国舰队通过防线，这样当美国人发起进攻时英国人的军舰不得不回过头来，逆风作战。虽然经过八小时的激战，势单力薄的美国中队还是不敌对手（阿诺德率剩余舰艇在夜间撤退），但起义军迫使英国人组建舰队并与之交锋，从而延缓了对手前进的脚步。这样一来，英国人进攻泰孔德罗加堡和进军奥尔巴尼的步伐被迫放缓，直到深秋临近，军事行动无法继续进行。因此，英军在瓦尔库尔岛战役后向北撤退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钳形攻势，而这原本可能给美国独立事业带来灭顶之灾，彻底终结反英叛乱。阿诺德手下这支由志愿兵和陆军士兵驾驭的小小海军取得了独立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场胜利。
而华盛顿则趁英军不备，在1776年圣诞夜对驻扎在新泽西特伦顿市的英国黑森雇佣兵发动突袭。华盛顿随后避开前来对付自己的英国援军，进攻普林斯顿。这一连串进攻迫使豪退回纽约。
英国人1776年在南部展开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同样不顺。南部向来是保王党人的温床，这些保王党人一心期盼英国陆军和海军早日到来，这样他们便可以推翻叛匪的政府，使南部重新效忠于英王。豪的副司令亨利·克林顿少将和海军上将彼得·帕克（Peter
Parker）爵士对此深信不疑。二人奉命水陆并进，增援南部。他们选择了进攻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顿既是南部大港，也是该地区的最大城市。南卡罗来纳民兵在查尔斯·李（Charles
Lee）少将的大陆军的支援下，在靠近海港入口的沙利文斯岛建造了一所用棕榈木建成的莫尔特里堡，等待英国人的两栖突击。英军在1776年6月28日的进攻失误连连。英国正规军在相距不远的长岛登陆，却因海水太深，无法涉水渡海进攻莫尔特里堡，驻守该地的美军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用炮火将英国舰队打得溃不成军。帕克和克林顿不得不放弃进攻，退回纽约，让南部的保王党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只能空等一场。
随着1777年新年到来，英国人占领了纽约及其附近地区和纽波特。不过美国人依旧控制着南部和内陆地区。由于英国人接连贻误战机，而美国人英勇善战，随机应变，义军因此尚未陷入绝境。不过1777年是另一个大规模战役年，英军再次决定利用尚普兰湖至哈德逊河的水路从加拿大南下，将新英格兰和其他叛乱地区分割开来，对美国人分而治之。按照英国人的计划，一支由700名正规军士兵、1000名亲英分子和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将在巴里·圣莱杰（Barry
St.
Leger）中校的指挥下从安大略湖的奥斯威戈向东进发，沿莫霍克河进攻奥尔巴尼。他们在那里将与另一支7200名英国与黑森正规军和650名保王党民兵和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会合。后者在约翰·伯格因少将指挥之下正从北部南下。与此同时，豪将在攻占费城后从南部北上。这样新英格兰与其他叛乱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
谁知圣莱杰围攻斯坦威克斯堡未果，随后率部撤退（守军得到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解救，950名大陆军士兵被派往支援。而攻方却发现自己的印第安盟友临阵逃脱了）。而伯格因则因补给车队过于庞大，行动迟缓，结果遭到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指挥的新英格兰民兵顽强有效的抵抗。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来自新罕布什尔的约翰·斯塔克（John
Stark）准将指挥着一支来自新英格兰的2000余人的民兵部队，全歼了650人的英军粮秣征收队和随后赶来的援军。伯格因在这些战斗中损失了一成的兵力。
伯格因手下的印第安人将一名名叫简·麦克利尔（Jane
McCrea）的白人妇女残忍杀害，并剥去头皮。爱国民兵和正规军对此感到大为震惊和愤怒，他们尾随伯格因一路南下，紧追不舍，并在纽约萨拉托加以南的比米斯高地布下一条坚固的防线。负责将这一切干净利落准备停当的是波兰工程师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haddeus
Kosciusko）。这位波兰人早已将自己与美国独立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9月19日，弗里曼农场战役打响，伯格因无法攻破爱国者们的防线，伤亡惨重。他中止了进攻，却依然被一万多民兵和不断赶来增援的大陆军重重包围。10月7日，伯格因由于在比米斯高地战役中无法脱身（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在战役中再次立下赫赫战功，并且第二次负伤），只好退至萨拉托加。1777年10月17日，走投无路的他率领大约6000人马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豪却因与其他指挥官之间通信有误，未能北上实现与伯格因关键的会师，而是经海路掉头向南，然后沿特拉华河北上进攻费城。他虽然在费城西南方向的布兰迪万河击败美军，打下了首都，并在费城以北的日耳曼敦挫败了华盛顿的奇袭（华盛顿曾经在特伦顿采用过类似的战术），但英国人在1777年的总攻仍然以失败而告终。
2.4 英军南犯并输掉战争：1778—1781
1778年对华盛顿和大陆军来说，一开始似乎显得希望渺茫。他们正在距费城西北２０英里的福奇谷驻扎过冬，而对手依旧在不远之外的首都（还有纽约和纽波特）享受着安逸和温暖。然而，发生在福奇谷、法国首都巴黎和英军最高司令部委员会的一系列事件将最终引领美国走向胜利。
福奇谷里天寒地冻，加之国会在满足华盛顿部队军需物资方面表现拙劣，导致出现了本不应该发生的物资匮乏。好在前普鲁士军官弗雷德里奇·威廉·冯·施托伊本（Friedrich
Wilhelm von
Steuben）此时已经加入美军，向大陆军传授简化操练、射击术和刺刀战术。这些措施将使大陆军日后成为一支更加强大的战斗部队。
巴黎城中，萨拉托加大捷让法国人相信美国人有望赢得战争的胜利。法国人希望站在胜者一方，挽回帝国战争中的部分损失，于是与美国签订盟约。此前美国人就已经从法国获得援助，现在有了法国作为盟友，美国获胜的希望大大增加，尤其是当西班牙和荷兰也很快相继对英宣战时则更是如此。如此一来，英国人在1778年陷入了一场世界大战。他们很快发现不但要在美国，还要在加勒比海、地中海、印度和佛罗里达与四个顽敌展开恶斗。为此英国人不得不对自身的1778年战略重新加以评估。
如同两年前一样，英国人依旧想当然地认为南部是保王党的势力范围，英国只需要在那里展示武力便可以使保王党人与叛乱分子划清界限。为此，英国新制定的战略要求进入南部，击败当地的叛军。英国人将在当地组建保王党民团，对英国正规军占领的土地实行控制，然后逐渐向北扩展势力，在所到之处重建英国管辖权并且重新树立起对英王的忠诚。这种绥靖政策无需强征豪夺、兴师动众便可结束战争。鉴于英国正身处一场世界大战，因此必须确保陆军和海军有足够的实力挫败法国人对英国本土和远在世界各地领地可能发动的进攻，这一点对英国人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准备实施新战略，亨利·克林顿将军（已经接替豪将军）奉命在纽约城整顿人马。1778年6月18日，克林顿放弃费城，率一万之众挥师北上，6月27日在新泽西蒙茅斯县城战役中成功击退了查尔斯·李指挥的正规军和新泽西民兵对其分队发起的进攻。此役是北部地区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此后三年，美、英双方在纽约及其周边地区只是密切地注视着对手动向，并未采取大的行动，爆发大规模战事。而英国在南部推行的绥靖政策此时正在付诸实施。
1778年12月，克林顿指挥3500人轻松攻占萨凡纳（Savannah），侵占了佐治亚的其他地区。随后，查尔斯顿（Charleston）在被包围一个月之后于1780年5月落入英军之手。一同落入敌手的还有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将军及其指挥的一支5400人的大陆军部队，此役堪称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最为惨重的一次损失。与此同时，350名弗吉尼亚民兵在靠近北卡罗来纳边境的沃克斯华（Waxhaws）被伯纳斯特·塔尔顿（Banastre
Tarleton）中校率领的英国保王党兵团歼灭。兵团士兵在爱国者们打出白旗投降的情况下，仍然将他们全部杀害。克林顿将绥靖招安的任务转交查尔斯·洛德·康华里（Charles
Lord
Cornwallis）中将，随后乘船北上。英国人显然已经牢牢掌控住南部局势，重新确立起英国的管辖权，并在英国正规军的庇护下陆续组建起保王党民团。
由于大陆会议不顾华盛顿的反对，任命萨拉托加大捷的英雄霍雷肖·盖茨将军指挥刚刚成立的南方兵团，战局变得对英国人更为有利。1780年8月16日，这支部队在距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不远处遭遇康华里部，英国正规军尚未发起进攻，民兵便慌乱的放弃阵地，落荒而逃，结果被打得溃不成军。
就在战事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从新英格兰到佐治亚的地区如火如荼展开的这些年里，战火同样在第二战场——从纽约直至佛罗里达边界的边疆地区——熊熊燃烧。英国人在这些地方与各印第安部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殖民地叛军。这些印第安部落长期以来对移民侵犯其领地恨之入骨。在纽约至费城一带，战争使易洛魁联盟分裂。奥内达人和塔斯卡诺拉人（Tuscaroras）加入美国一方，另外四个部落则和英国人站在一起。1778年，莫霍克人在酋长约瑟夫·布兰特（Joseph
Brant）的带领下，和亲英盟友一道从位于尼亚加拉堡的根据地出发，对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边界地区的定居点发起多次进攻，沿途一路烧杀抢掠，由此引起了第二年的讨伐远征。远征军由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将军率领，由4200名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组成。沙利文经过一番交战，成功击败保王党骑兵和易洛魁人，为美国消除了易洛魁地区的威胁，并随后与华盛顿的主力部队会师。不过在北部边界地区，保王党人和爱国者们以及各自印第安盟友之间的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在西部，英国驻底特律代理总督亨利·汉密尔顿（Henry
Hamilton）中校（人称“买头发的将军”）①于1777年和1778年先后两次派遣袭击队从底特律进入肯塔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解除这一威胁，弗吉尼亚州长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和州议会于1778年派遣25岁的乔治·罗杰斯·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中校攻打卡斯卡斯基亚和温森斯（今伊利诺伊州与印第安纳州境内）。克拉克随后准备继续进攻底特律，但是汉密尔顿重新占领了温森斯，并且坚守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直到克拉克将其夺回。克拉克虽然同时俘虏了汉密尔顿，但由于兵力实在有限，始终无法夺取英军在印第安人地区的作战中心底特律，因此战事在这一边界地区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在南部，切罗基人在1776年发生反美暴乱，不过随后被从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诸州赶来的民兵镇压。由于英国人在南部内陆地位日渐不保，使得印第安人在战争期间不敢有所妄为，即使切罗基人于1780年再次暴动也无济于事——暴动再一次遭到残忍镇压。与北部同西部的情形相似，和得到英国人支持的印第安人作战虽然不时给南部边区带来暂时的恐慌，但这些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这些只不过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的白人利用土著谋取自身利益的边界策略的延续）对战略与战争最终结局的影响微乎其微。
1780年，战局完全扭转。在北部，一支5000人的法国部队在罗尚博伯爵的率领下驰援纽波特，保卫港口，确保新英格兰万无一失。在南部，保王党民团在重新得势后，针对爱国同胞进行大肆迫害，迫使美国游击队继续战斗，许多原先保持中立的南方人纷纷加入义军队伍。在“沼泽之狐”弗朗西斯·马里恩（Francis
Marion）、固执的安德鲁·皮肯斯（Andrew Pickens）和“斗鸡”托马斯·萨姆特（Thomas
Sumter）等人指挥之下，针对英国正规军和保王党民团的游击战在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等地开展得如火如荼。抵抗运动的高潮是1780年10月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金斯芒廷战役。此役，来自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1700名美国非正规军将千余名深入内地、招募更多保王党支持者的保王党民兵全部歼灭。大陆会议派遣纳撒尼尔·格里恩前往南部，接替碌碌无为的霍雷肖·盖茨领导抵抗运动，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准将很快与之会合。尽管交战双方此时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但美国独立战争的大戏已经进入最后一幕。
格里恩大胆地兵分两路，由他和摩根各率一队，迫使康华里将部队同样一分为二。这位英国将军派遣令人痛恨的塔尔顿率1100多名步兵追击摩根，而他本人则缓慢向前推进，试图切断摩根的退路。不料，摩根却在1781年1月在南卡罗来纳的考彭斯停下脚步，将塔尔顿引入包围圈，全歼来犯之敌。摩根诱敌深入，令人不禁想起公元前216年迦太基人在坎尼大胜罗马人的一幕，在歼敌时又充分展示了正规军与民兵出色的作战能力，宛如一支联合部队一般，令人啧啧称奇。英军伤亡超过900人，这对康华里来说无异于一记重击。
格里恩在与摩根部重新会合后，任由康华里在身后尾随北上（这样，南卡罗来纳的游击队便可放心作战），最终横穿进入弗吉尼亚，然后折回北卡罗来纳。1781年3月15日，格里恩指挥大陆军及民兵4500余人与康华里的1900名正规军在北卡罗来纳州吉尔福德县城遭遇。英国人虽然经过一番苦战，赢得了胜利，但康华里却损失了14的兵力，被迫退回威尔明顿，等待海上后续补给。康华里手下虽然尚有9500余兵力，但其中8000人分散在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等地。如果从前哨撤回部队，势必要丧失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若是任由兵力分散在各个哨所，手头人手又捉襟见肘，无法使叛军陷入困境。而每当英军试图深入内地，后勤问题则始终困扰着他们在南部开展绥靖战争。
康华里很快再次出动，进攻弗吉尼亚。他将弗吉尼亚视为南部抵抗力量的心脏。格里恩趁康华里北上之际挥师南下，进入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地。9月，格里恩率正规军与民兵部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尤托斯普林重创英军，有效控制了除威尔明顿、萨凡纳和查尔斯顿以外的所有南部地区。英国人步步为营的绥靖措施注定归于徒劳，其薄弱之处一方面在于缺乏足够的正规部队，无法在追击叛军的同时有效控制占领区；另一方面则在于英国人依赖保王党民兵来控制和安抚这些被占领的地区——这些民兵骄横跋扈，有时甚至复仇心切。除此之外，一旦离开海边的补给基地，英国人还要受到后勤问题的掣肘。
1781年初，英国已经派遣本尼迪克特·阿诺德（阿诺德此时已成为一名英军准将）率1600人奔赴弗吉尼亚；华盛顿派拉法耶特率1200人应战。康华里从南部来到弗吉尼亚，却没能迫使美军在内地决一死战。这位英国司令官现在已经指挥着弗吉尼亚境内的全部英军（约7000人左右）。康华里把阿诺德派往纽约（英国人对后者并无好感），然后按照克林顿从纽约发来的命令（克林顿意识到一旦两支派往美国的法国舰队合兵一处，切断康华里与外界的联系，康华里的处境将岌岌可危），于1781年8月1日移师位于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约克河畔的约克敦。在这里他可以等待后续补给，必要时亦可沿海上生命线退至纽约或查尔斯顿。
华盛顿得知法国海军少将弗朗索瓦·德·格拉斯伯爵（Francois the Count de
Grass）（在罗尚博的建议下）正指挥法国舰队向切萨皮克湾进发，于是立即采取行动，改变原定法美联合海陆进攻纽约的计划，命令手下在纽约的8000人部队（其中包括从纽波特赶来的罗尚博部）经切萨皮克湾南下（纽约以北只留下2000人，以分散克林顿的注意力），与拉法耶特会师，对康华里形成围攻之势。华盛顿同时命令法国海军准将路易斯·德·巴拉斯伯爵（Louis
the Count de Barras）指挥在纽波特港待命的法国海军中队运载大炮给养，起航前往约克敦。
德·格拉斯指挥着24艘军舰抵达切萨皮克湾，随后立即派遣3000士兵登陆与拉法耶特会合，自己则在湾口驻守。格拉斯在1781年9月5日的弗吉尼亚海角战役中挫败了英国海军少将托马斯·格拉夫斯（Thomas
Graves）的企图。后者指挥舰队从纽约赶来，试图进入海湾解救被困的地面部队。9月10日，德·格拉斯与巴拉斯的舰队会合。格拉夫斯寡不敌众，只能退回纽约。康华里被华盛顿、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和法国工程师指挥修建的平行堑壕团团围困，面对7000名法军、5700名大陆军和3000名民兵的层层包围，他别无选择，只能投降。
1781年10月19日，英军从小村约克敦的防御工事中列队走出，缴械投降。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尽管还要在战场上浴血拼杀两年多的时间，但美国义军已经赢得了胜利。随着法国人在加勒比海节节取胜，西班牙占领西佛罗里达，直布罗陀陷入重围，英国对印度的控制正在渐渐失去，英国人在世界各地陷入焦头烂额的苦战，英国的政治舆论在约克敦惨败之后产生了根本转变。英国人感到恐慌，担心大英帝国在1689—1763年间的苦心积累将在这场旷日持久、输赢难定的北美殖民地战争中损失殆尽。现任政府在压力下垮台，主张媾和的新内阁上台执政，英国人的斗志终于崩溃。
1783年9月，随着《巴黎和约》的签订，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终于缔结和平。美国为避免重大失败而尽量拖延战争，同时寻求他国援助的综合战略终于取得成功。而英国人一开始试图将法律与秩序强加于新英格兰之上，随后企图通过常规战争击败叛军，最后又指望利用绥靖策略平定南部，这种举棋不定的综合策略最终宣告失败。美国争取独立的第一场战争——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政治意义，依靠平民军人打赢的战争，宣告了18世纪依靠职业士兵进行有限战争的模式已经开始走向尾声。在这场战争中2.5万多名美国军民被夺去了生命，同样是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展现出了自身在战略战术上灵活多变的卓越才能——终于赢得了胜利！
2.5 海上交锋
独立战争爆发伊始，揭竿而起的各殖民地根本没有海军。虽然大陆海军和十一个州的海军随后相继成立，但是由于无论就数量还是装备而言都难以与英国皇家海军匹敌，无法打破敌军对美国沿岸和北大西洋水域的控制，因此绝大多数时间只能在码头附近游弋，对战争结局的影响微乎其微。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大陆海军仅仅派遣了60艘战船出海，俘获、击沉了大概200艘敌船。然而，美国的战时武装民船却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此外，1778年后法国海军参战对殖民地最终取胜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英军在1775年10月破坏了缅因法尔茅斯港，出于对此的担心，大陆海军直至当月13日才宣告成立。从成立之初开始，这支海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由大陆会议委员会管辖，完全不受华盛顿的控制。委员会在任命舰队指挥官上表现得尤为任人唯亲，如毫无作战经验的埃塞克·霍普金斯（Esek
Hopkins）被授命指挥装有24门大炮的快速帆船“阿尔弗雷德”（Alfred）号。1776年2月，霍普金斯指挥“阿尔弗雷德”号和另外七艘军舰离开特拉华，前往弗吉尼亚，奉命扫清集结在切萨皮克湾的英国船只。谁知竟然完全绕过了海湾，反而占领了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在返航途中，霍普金斯在康涅狄格的新伦敦附近水域与吨位较小的英国快速帆船“格拉斯哥”（Glasgow）号展开对决，结果演变为一场噩梦般的惨败。霍普金斯后来被送上军事法庭，他的舰队也再未出航。1776年9月6日夜，由戴维·布什内尔（David
Bushnell）制造的仅能容纳一人的潜艇“海龟”（The Turtle）号——尽管其唯一的操纵人员陆军上士埃斯拉·李（Ezra
Lee）胆气过人，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样未能击沉其目标：海军上将豪的英国皇家海军旗舰“老鹰”（Eagle）号。
两年后的1778年3月17日，由尼古拉斯·彼德尔（Nicholas
Biddle）指挥的装有32门大炮的快速帆船“伦道夫”（Randolph）号在巴巴多斯附近海域被装有64门大炮的英国皇家海军“雅茅斯”（Yarmouth）号击沉。1779年夏，达德利·索尔顿斯塔尔（Dudley
Saltonstall）舰长指挥一支颇具规模的美军海军中队进攻缅因州佩诺布斯科特河（Penobscot
River）河口一个正在修建中的英军基地，结果被赶来的一只小规模英国舰队打得落荒而逃。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就在同一年，1779年，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指挥着“好人理查德”（Bonhomme
Richard）号（原“杜拉斯公爵”[Duc de Duras]号商船）在英国约克郡沿岸弗兰伯勒角（Flamborough
Head）外海击败了装有44门大炮的英国皇家海军“塞拉皮斯”（Serapis）号。美国人从此终于有了一位真正的海战英雄。琼斯在战斗中途拒绝对手提出的投降要求时曾说道：“我才刚刚开始战斗。”这番藐视敌人的豪言壮语极大地鼓舞了美国军民，象征着美国军民在持久斗争中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
不过，如果说美国的海上舰队在战争中并未留下令人艳羡的成绩的话，那么美国私掠船却立下了赫赫战功。私掠船船长或船主持有捕押许可证（合法许可），可以夺取英国商船和补给船只。所有船只（单桅帆船、纵帆船和经过改装的渔船）在战争中都被当作私掠船大显身手。这些私掠船最喜欢出没的地方包括北美沿岸、圣劳伦斯湾一带和加勒比海，有些甚至跑到欧洲海域活动。
作为作战武器，私掠船表现得相当管用。大约2000艘美国私掠船总共俘获了超过2200艘英国船只，迫使英国皇家海军为了保护英国商船，不得不承担起护航的责任，弄得筋疲力尽。得到大陆会议或各州议会授权的美国私掠船尽管无法赢得战争，但是不断骚扰英国商船，迫使皇家海军将其作为对英王通往叛乱殖民地补给生命线的持续威胁而认真对待，从而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美国获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法国海军。的确，如果没有法国海军在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签订之后的鼎力相助，美国人不大可能取得像在约克敦那样的决定性胜利。法国参战时，其海军刚刚经历重建，恢复活力，拥有桅帆战列舰80艘，水兵6.7万人。不过，法国海军第一次出动作战却令人大失所望。1778年4月，就在《美法同盟条约》签订两个月之后，法国海军上将查尔斯·赫克托（Charles
Hector）与德斯坦伯爵率领舰队抵达纽约港外，支援华盛顿进攻纽约城。谁知德斯坦以船吃水过深为理由，拒绝入港挑战海军上将理查德·豪的舰队，反而驶离纽约，开至纽波特港外，炮轰港口，在沙利文将军发起地面进攻的同时把英国舰队封锁在这个罗得岛州的港口之内。然而，当豪指挥舰队北上向其发起挑战时，这两位海军上将都不愿应战。一场风暴随后将双方舰队吹散，于是豪指挥舰队返回纽约，德斯坦则驶往波士顿，然后进入加勒比海。德斯坦在北美海域的出现对爱国者的作战努力根本毫无帮助，只剩下沙利文在纽波特的阵地岌岌可危。
次年，1779年10月，德斯坦协同本杰明·林肯将军及其麾下南方兵团1350人，动用20艘军舰和5000多兵力进攻英国人在萨凡纳的主基地。但是，由于正值飓风季节，在该地区无法进行任何大范围军事行动，二人因此并未围攻基地，而是发起直接进攻，结果一败涂地。德斯坦只好驶往西印度群岛。第二次美法联合冒险行动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法国舰队终于开始使战争朝着对义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到1780年，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已经控制了加勒比海水域。同年7月，德斯坦在英国人放弃纽波特之后占领了这座港口。英国人此时在世界各地已是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这座重要的新英格兰港口落入法国人之手也无暇抽身作出回应。
最终，当康华里将军1781年移师约克敦，等待后续补给或班师撤军之际，法国舰队的出现终于为美法联军带来了胜利。正如我们所见，随着华盛顿亲率部下以及从纽波特赶来的罗尚博部从纽约南下进入弗吉尼亚，法国海军上将德格拉斯（de
Grass）从加勒比海北上，将舰队停泊在切萨皮克湾入口的亨利角（Cape Henry）与查尔斯角（Cape
Charles）之间。英国舰队司令托马斯·格拉夫斯指挥舰队赶到现场，试图增援康华里却无法攻入海湾，并在弗吉尼亚海角战役中遭受大败。这位法国海军上将还成功地将格拉夫斯的舰队引开，争取到五天的关键时间，好让带着攻城所需大炮与口粮、从纽波特赶来的巴拉斯（Barras），以及华盛顿指挥的大陆军和罗尚博的法军趁机从埃尔克角（Head
of
Elk）沿切萨皮克湾南下溜走。格拉夫斯对此无计可施，只得返回纽约；康华里别无选择，被迫弃城投降。尽管英、法两国海军次年在史称“桑特群岛战役”的加勒比海海战中仍然缠斗不休，但康华里的投降实际上已经宣告北美大陆战事以义军的胜利而告终。不过，英军依旧控制着纽约和查尔斯顿，并且继续在边境地区骚扰美军，直到两年后签订和约方才结束。
法国海军已经证明了他们是这场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斗争中最具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在其独立与国家权利得到欧洲列强最终认可之前还必须被迫再打两场战争。
第3章 美国军事发展：1815—1860
1812年美英战争见证了美国正规军与民兵的辉煌胜利，同样也记录下了他们的惨痛失利。至少，这场美国争取独立的最后一战教会了美国人民拥有足够的陆上与海上军事防御必不可少。然而，对于一个以爱好和平为骄傲，为听到召唤、挺身而战时所展现的勇猛军威以及平民军人的优良传统而备感自豪的国家而言，该如何恰当处理正规军与志愿军之间的平衡关系这一点尚未明确，并且在此后几十年里将依然如此。
战争结束后常备军的地位问题终于以1815年3月国会通过的一纸法令得以澄清。按照该法令，允许陆军人数最多可达一万人，较之战前地位已有相当改观。法令同时将陆军分为两个平等的防区：雅各布·布朗少将下辖的北方防区和安德鲁·杰克逊少将下辖的南方防区。不过并未设立总司令负责协调，由此引发不少麻烦。新成立的参谋部由陆军各部门首脑组成。虽然陆军部长约翰·C·卡尔霍恩在1818年增设其他部门予以补充，但是参谋部不但没有产生更好的协调与合作，反而增添了更多混乱。
陆军在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存在而得到全面认可，并达到其正式地位所要求的职业水准这两点上仍然面临着不计其数的问题急需解决。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年里，陆军向着实现这两个目标大步迈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3.1 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近代军事思想的共同奠基人
从科西嘉的炮兵上尉到独裁者，再到加冕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用自己的军事胜利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到1812年，拿破仑的大军已经征服了欧洲大陆，即使后来屡次被多国联盟联手击败，也无法掩盖他在战场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拿破仑通过两种手段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伟大胜利。这两种手段永远改变了战争的性质。首先，拿破仑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能量积聚在战旗之下，为己所用。他采用了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的国家战时总动员策略（该策略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让每一个法国人（无论男女老幼）都积极支持他的战争。正如美国独立战争所预示的那样，战争不再是士兵和政客们的事情。拿破仑采用的参战国概念使法国在军事战役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此后必将为他国所效仿。18世纪依靠职业士兵进行有限的人性化战争的过时概念从此成为拿破仑战场胜利的牺牲品。
其次，拿破仑将他在欧洲战场上指挥军队的战略能力——有人甚至将之称为军事天才——通过其颇具天赋的部下使人们目光的焦点集中在了灵活性与机动能力之上。此前，从未有人做到过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与灵活应变。无论拿破仑的指挥调度是出自他本人无懈可击的战前准备还是灵光乍现的即兴发挥，其用兵之道使他不但可以攻城略地，而且能够俘获或歼灭大量敌军。这无疑为单纯将夺取城池和切断补给线路作为军事取胜关键的过时理念敲响了丧钟。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拿破仑用兵制胜之道所闪耀出的夺目光芒，从而引发了对行军作战新的系统性研究，并由此奠定了近代军事思想的基础。近代根据理性分析对战争进行研究的两位理论奠基人分别是安托瓦·亨利·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虽然，这两位天才巨匠就用兵作战得出的结论因各自对拿破仑成功之道的研究方法不同而有所分歧，但为19世纪逐渐成型的战争方法（或者说战争技巧）奠定了基础。若米尼的思想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占据主导地位，而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则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通过埃默里·厄普顿（Emory
Upton）的著作风行一时。
安托瓦·亨利·若米尼少将是法籍瑞士人，出生于1779年，拿破仑时代曾在法军服役。若米尼虽然从未获得过独立指挥权，却担任过高级参谋。这一职位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经验，懂得如何在战场上以及混乱的战斗局面中行军用兵，如何透过战争的重重迷雾和战役进入白热化时真假难辨的情报疑云调度作战。1813年，若米尼加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俄国军队，并谋得将军一职。他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在自己人生余下的五十四年里，既是一名军事顾问又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截至1869年去世，若米尼共写下了27本关于腓特烈大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鸿篇巨著①，此外还包括1804—1805年间完成的《论大规模军事行动》（Traite
des grande operations
militaires）一文。不过，这位兼士兵、学者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兵法巨匠最为伟大、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却是1838年出版的两卷本《战争艺术概论》（Pre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在《战争艺术概论》中，若米尼认为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则是可以发现的。在他看来，这些原则不受时间、地点和武器装备的影响。不过，他同时提醒这些规律并非数学变量或如菜谱中的原料一般，按照适当的比例调和便可产生一定的效果。相反，这些规律作为一般准则，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被人理解，并且适用于任何战争场面。
例如，若米尼在谈到战略时列举了四条原则：
1. 实施机动，投入我军主力部队，对敌军决定性要地与交通系统发起进攻，同时避免我方要地与交通系统受敌攻击；
2. 实施机动，投入我军主力部队，只对部分敌军部队发起进攻；
3. 实施机动，投入我军主力部队，对战场或敌军战线的决定性要地发起进攻；
4. 实施机动，集中兵力、迅速一致的发起进攻。
若米尼认为只要事先为战役制订好完善的计划和正确的作战线（如果两条作战线可以迅速重合的话，也可采用双线，不过通常情况下最好采用一条单一内线）便可实现这些行动。在若米尼看来，迅速赢得军事胜利的关键在于将具体的战役计划与正确的作战线相结合（内线总是优于外线），从而在正确的时间与地点投入兵力、发动进攻。
因此，一位出色的将军必须拥有一份完备的战役计划和安全可靠的作战线来统治作战区。若米尼还补充道，正确的战役计划应该包括调遣部队，使我军能够成功从三面控制被敌军占据的矩形作战区。如果这位将军能够将一个矩形作战区的三面成功控制，那么敌人要么将被击败，要么被迫放弃阵地。无论何种情形，他都将赢得领土，而这正是战争的目的。
因此，对若米尼来说，战争主要关系到调兵遣将、攻城略地，而非消灭敌军，只要时刻保持战略主动权，如果可能的话控制战局（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采取“攻势防御”），就能赢得战争。
批评家们声称若米尼更多是从腓特烈大帝而非拿破仑的用兵作战中吸取经验，并且指出无论如何精心设计或严格监督，战争都有其自身的动态变化，足以打破和分解作战计划与军队调动，从而导致若米尼式的指挥才能失去效力。这些批判或许言之有理，但毋庸置疑的是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阐释了成功作战的原则，该书对19世纪上半叶西方大国日益壮大的职业军官队伍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的军官们也不例外，他们同样试图将18世纪绅士般的统御之道转变为一种讲求严格训练与敏锐洞察力的方法或技巧。若米尼的军事原则通过丹尼斯·哈特·马汉（Dennis
Hart Mahan）、亨利·哈勒克（Henry
Halleck）和其他军事理论家的讲座与编写的讲义教材，被日后成为美国军官基干的西点学员们间接学习和吸收。在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这座以工程学为重点的军事学府，若米尼从正规角度研究战争的方法终于觅到了知音与听众。
19世纪的另一位兵法巨匠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少将，不过其影响力直至19世纪更晚一些时候才得以体现。克劳塞维茨生于1780年，后被柏林军事学院录取作为青年军官培养，很快受到著名普鲁士陆军改革家格尔哈德·约翰·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Scharnhorst）的影响。克劳塞维茨此后参加了拿破仑战争，为俄国和祖国普鲁士效力。1818—1830年，克劳塞维茨一直担任军事学院的行政校长。这一职位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撰写其鸿篇巨著《战争论》（Vom
Kriege）。该书虽然出版于1831年，却迟至1873年才被译成英文。克劳塞维茨坚信人类的理性能够发现战争的控制理念，并为拿破仑的胜利所深深吸引。他在著作中将理论与经验相结合，探寻普遍有效的原则，使之成为一本论述战争性质的专著。
克劳塞维茨的第一条原则在于战争在本质上是暴力的行为，决定其结果的并非精确计算，而是精神与道德因素。例如，将才是一种洞察时势的天赋，并非对有效战略与战术原则的效仿。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通过暴力手段强迫对手屈服于自己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通常通过消灭对方武装力量即可，而无需攻占对方的领土或战略要地。因此，消灭敌人的军队是“战争的长子”。
其次，由于战争受到人们选择（正确或错误）或行为（有效或有缺陷）的影响，因此，引导战争进程的必然是概率，而非精确计算。易言之，一切冲突都会因某些因素（人的错觉、失误、疏忽和其他诸如此类经常在战斗中出现的因素）而改变。这些因素被克劳塞维茨称作“战争中的摩擦”，将使战争结果变得难以把握，而非一成不变。
第三，战争本身还取决于交战者为之效力的国家的政治目的。战争永远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正如克劳塞维茨在他常为人所引用的一句名言中说的那样，“战争不过是国家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句话表明战争背后的动机越强，交战国之间的仇恨越深，受到的或得到怂恿的暴力程度就会越大（言下之意，冲突就将愈加接近全面或绝对战争）。
因此，真实战争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解释：真实战争=绝对战争×摩擦×政治（真实战争等于绝对战争受到摩擦[机会]与政治[参战国的政治目标与态度]因素的限定）。这一公式不但可以使人更好的理解一切真实战争，还能够让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领导能力、突发事件以及政策制定在战争中的重要位置。对于军事领导人来说，这一公式则揭示了自身在战争期间军事行动的限定因素。
其他相应原则均可由该公式推导而出。在克劳塞维茨看来，首先，基本战略必须针对敌方重心。这一最薄弱点有可能会千差万别，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重心应当是敌人的武装部队（敌人武装部队的斗志必须被击垮）；而在某些战争中，敌国的民意才是战斗必须对准的真正重点（美国在独立战争中的战略便是利用该原则的绝佳例子，而越战失利则是反例）。
其次，由于保持比取得更为容易，因此防御性的战略态势可能会更加强大，但是这种态势只具有消极目的——避免失败。因此，在可能取胜的情况下采取迅速、猛烈的进攻姿态将重新获得主动权，并能导致敌人斗志瓦解。
第三，由于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机会及精神或道德因素，因此伟大的将才在于能够激发部队的最大作战潜能并拒绝失败。此外还在于能够对包含物质与精神要素在内的全局进行冷静的判断与分析。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伟大将领的）坚强心智即使在最为剧烈的情绪波动中亦能保持平衡。因此，纵使心中波澜起伏，洞察力与判断力依然可以发挥自如，正如惊涛骇浪中颠簸起伏的航船上的指南针指针一般”。
从19世纪70年代之前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再到其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两位兵法巨匠的思想在美国军事院校的课堂上为人广泛阅读，教授学习；被军官们如饥似渴的消化吸收，并在此后成为美国军事原则发展的催化剂和19世纪在这个国家逐步展露的军事职业化的精神食粮。
3.2 西点军校、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与军事职业化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坐落在哈德逊河上游，位于纽约州西点。学校成立于1802年。当时被派往军校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一小批工程兵军官和军校学员。尽管军校草创之初，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学员要求标准松散，但89名毕业生中有65人参加了1812年美英战争。学员们指导修筑的堡垒和土木工事没有一座在战争中落入敌手，证明了自身无愧为优秀的工程兵。
战争期间，军校学员们正式成为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成员。军校校长（军校1802年首届毕业生）约瑟夫·G·斯威夫特（Joseph G.
Swift）上校采取了一些措施完善军校教学与军事制度。然而，斯威夫特因公务繁忙，经常无法身在军校，军校在1810—1815年期间实际上由奥尔登·帕特里奇（Alden
Partridge）上尉管理，1815—1817年更由其担任总监。在此期间，军校纲纪废弛，学员纪律散漫。无论是学业还是其他方面，各项校纪规章时常遭到学员无视与违反（不过，正是在帕特里奇任内，军校学员穿上了灰色的制服。这一传统据说是为了纪念奇帕瓦河战役和兰迪小道战役中的正规军。他们当时由于找不到正式的蓝色军装，才穿上了灰色的克尔赛呢制军装），直到1817年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视察西点军校，得知情形后方才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临危受命、整顿乱局的是名誉少校希尔瓦努斯·塞耶（Sylvanus
Thayer）。塞耶于1817年7月结束在法国为期两年有关军事学校与防御工事的进修，刚一回国便被任命为总监。摆在塞耶面前的任务可谓极其艰巨，但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其改革计划，将那些分配来军校、人浮于事的教官士兵予以撤换，组织起一套以四年学制为中心、严格固定的教学大纲，制定出严格的军事行为准则，并将自身的坚定信念灌输给教官与学员，使之相信西点毕业生在任何方面都应该成为一名军官、绅士和专家。
不幸的是，塞耶在西点军校的工作仅仅维持了十六年便宣告结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听从了其外甥——助理参谋的意见（总统的这位外甥正是由于不服管教，违反军令才遭到军校开除），加之总统本人对军事学院的特权习气深恶痛绝，于是开始公然推翻军校规章制度，甚至让被开除和受到军事法庭处罚的学员重新入学。塞耶迫于杰克逊的高压手段，于1833年辞职。塞耶作为一名陆军军官和工程兵，延续着自己辉煌的军人生涯，但他在西点打下的坚实基础已经不可动摇。军校历经艰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全国一流的军事与工程兵学校。截至1846年，毕业学员已近千人。到1860年，超过76%的美国陆军军官为西点毕业生。塞耶在军校那些年的改革使之踏上了职业化的道路，而职业化正是19世纪军官的标志。
由于海军历来具有舰上训练的传统，加上国会自民兵时代便已形成对建立职业海军根深蒂固的反对态度，海军向军事训练职业化迈进的步伐因此被大大延误。虽然改革派几十年来一直大声疾呼对军官进行更为常规、更加广泛的训练，哪怕这意味着为此建立一所有悖民主原则的精英式学校，但局面依旧毫无改观。当时，海军已经开始使用蒸汽驱动的军舰，这样的军舰需要更多技术培训。此外在1842年，陆军部长的儿子菲利普·斯宾塞（Philip
Spencer）和另外两名在“萨默斯”（Somers）号军舰上服役的军官被控兵变，未经审判便被处以绞刑。船长亚历山大·S·麦肯齐（Alexander
S.
Mackenzie）擅自决定绞死三人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议论纷纷，即便是最为顽固的保守派也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提升海军军官素质。1845年，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被任命为海军部长，此后不久便率先开始实行改革。
班克罗夫特对西点军校的运作模式进行了仔细研究。他对迟迟未获国会批准备感失望，于是通过陆军部将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塞文堡由陆军移交给海军，并在那里建起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军校首任校长是海军中校富兰克林·布坎南（Franklin
Buchanan）。教学大纲按2-3-1的基础制订（两年在安纳波利斯军校学习，三年海上培训，最后一年在教练船上实习）。五年之内，共有90名毕业生获得海军委任状。1851年，军校又制订了一份为期四年、附带夏季巡航的常规教学计划。和陆军军官学校一样，海军军官学校代表了海军军官职业化发展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19世纪40年代，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海军军官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追溯至1815年，由三位高级军官组成，负责为海军部长出谋划策）在1842年被五个海军局（军械与水文局，医药与军医局，船坞与码头局，建筑、设备与维修局以及给养与衣物局）外加一支（专门负责汽船的）工程兵部队取代，以使海军事务管理实现专门化，变得更加职业。
不少建国以来一直阻碍军事发展的政策被陆续废除，这对1815年后职业军官部队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意义。1783年之后，国内就军队应当具备何等规模，以及在战时该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并没有明确共识。这一点在印第安人战争和1812年美英战争中一再体现。不仅如此，任命军职在当时成为一种纯粹寻求政治庇护的行为。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民主共和党人，各政治派别为了扩张势力，将军职任命与晋升变成了拉拢政治关系的公开闹剧。侧面任命（将青睐的非军职人员直接任命高级职务）的现象比比皆是。军官们出于生存需要，变得高度政治化，职业素养反倒无足轻重。
不过，情况从1815年开始好转。首先，当时的军官队伍中并没有严重缩编的真实威胁；其次，侧面任命的现象也开始减少。军官们可以对作为军事专业人员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有所期盼（尽管待遇低下，晋升缓慢），并且开始养成针对这一角色所必须具备的态度。军官们开始学习一技之长，这些技术不仅对他们自身，亦对其所在军种有所帮助。此外，他们还学会将政治与军事生活区分开来。正因为如此，军官们变得对自己所在军种和国家，而非自身政治盟友或个人所在地更加负责。他们体现出一种自豪感，将自己视为具备军事技巧的内行专家，履行国家赋予的神圣职责。西点校徽上镌刻的文字——责任、荣誉、国家——由此成为军官们的座右铭。
随着为所在军种及国家奉献精神的不断提升，美国的军官们在与军队关系并不密切的事情上对政治越来越不闻不问。换句话说，军事领导人已经开始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因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所以必须置身于政治党争之外。他们意识到职业化需要的是一支听命于宪法的军队，既要服从政治权威，又要兼具技术能力。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军官们不再利用政治影响获取个人职业升迁机会或为各自所在军种谋取利益。其真正意义在于军官们将保持听命于文职指挥官，绝不允许军队被当作阴谋工具，为企图推行某种政策的政客所利用。
因此，军事职业化正是从西点军校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还有当时稳定的军事局面开始逐步发展，并且使军事学术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军事职业化同样代表了军队服从美国国民及其民选领袖意愿的姿态。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成为1815—1860年间职业军官意识的一部分。这种职业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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