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在我坚持下外研所让我回到历史系。系总支书记景存玉同志要我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去,理由是该室既缺人,我又懂英语(其实我的英语水平只能勉强阅读)。我说:“我的专业是明清史,如果系里一定要我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那我还不如留在外研所。”她见我态度坚决就笑着说:“你就说你的兴趣是明清史,不要说专业。”意思是我并没有专业,只是勉强同意我到中古史教研室工作。为了证明自己在明清史方面有一点基础,立即动手把我在李岩问题上探讨的结果写成文章,这就是《李岩质疑》。77年底把稿子送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发表在1978年5月号上。当时刊物不多,研究成果也不多,文章发表后反映颇为强烈,支持的人不少,反对者甚多。因为历来都认为李岩确有其人(只是清初河南文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中以亲身见闻指出李岩为乌有先生;康熙《杞县志》和康熙《开封府志》里收有《李公子辩》一文坚决否认杞县有李岩。但是即使在清初各种更加著名的相关史籍里还是有多少不等的李岩“事迹”,可以说这是当时人的共识。到乾隆四年钦定《明史》颁布以后,李岩的“事迹”被采入李自成传,遂成定论。1944年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以大量篇幅叙述李岩,且给以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在延安被定为整风文献,解放区各级干部都得认真学习,李岩的故事得到了空前的传布。
1964-1965年学术界曾就李岩评价问题展开过讨论,一时颇为热烈,发表的文章不少,一派认为李岩是李自成起义军中正确路线的代表,另一派则认为李岩是地主阶级分子,在起义军中起了破坏作用;自然也有些折中的意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都发表了综合报道,后来在香港结集出版,书名就叫《李岩评价问题讨论集》。我的文章基本论点正是根本否定李自成起义军中有过李岩这个人物,所谓的评价自然就毫无意义。我发表这样的惊人之文,决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仅据郑廉和《杞县志》的旧说;而是花费了大量时间查阅过有关史料,其中仅地方志就多达千部以上,何况还有时人文集、档案等资料;数量相当庞大,可是就是没有一条能证明李岩存在的确切材料。1984年出版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的附表前面有一段话“过去在一篇关于李岩的拙稿中谈到,我们现在对许多职位很低的大顺政权文武官员都查得了可信的史料,为什么名声仅次于李自成的‘核心人物李岩’却始终未能找到一条真实材料?我愿意借此机会建议对李岩问题关心的同志多做一些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工作,不要在不分真伪的‘有史料依据’的水平上停滞不前。”现在,又过了十几年,查阅的书更多,仍然没有发现李岩的可靠材料。请同行学者想想,按通常的说法,李岩是崇祯十三年参加起义的,这正是李自成起义大发展时期,起义军先后攻克的大城市就有洛阳、襄阳、西安、太原、大同、北京等地,李岩既是制将军又是主要谋士,当时各方面的人都密切关注李自成起义军的情况,再说李自成军在北京停留了四十三天,在京的明朝官员就有两千多人,其他识字的人还多得很,为什么就没有人见过李岩并留下哪怕一条记载呢?至于野史中出现的大量李岩“事迹”,我在《李岩质疑》一文里已经作了论证,是由小说的虚构情节混入史籍的。明朝后期党争和绅衿纷斗非常激烈,编写小说和传奇作为斗争手段是常见的事,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初。由“葫芦道人”、“懒道人”编写的《剿闯小史》在1644年秋天就已经在江南书店内发买了,这时弘光帝已经即位,所以书中寄希望于弘光中兴,而且李自成也还在世,小说的编者除了收集一些广为人知的大事外,还杜撰了不少情节以增加趣味并弥补自己见闻的不足,其中就包括了有关李岩的创作。入清以后,《剿闯小史》曾多次改名,如《定鼎奇闻》、《新世宏勋》。康熙十年计六奇编成《明季北略》,其第二十三卷补遗就是以《新世宏勋》为底本删改而成。此后人们以《明季北略》为史书加以引用,并未想到其中竟有小说家之虚构;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大量采用了《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以至李岩其人其事广为传播。1978年5月《李岩质疑》发表后,7月1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夫妇和美国耶鲁大学郑培凯先生来我校访问,由何兹全教授和我接待。当时,我很少说话,到上午快结束的时候,郑先生问我:“顾先生发表了什么文章?”我回答:“最近在《历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他突然想起来问道:“是不是《李岩质疑》?”我说:“是的。”他回到美国后立即告诉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Buffalo)分校的戴福士教授Prof.
Des
Forges。戴福士教授研究的重点是河南省(史学界的一种分区研究方法),他阅读过郑廉《豫变纪略》等书后也对李岩的真实性表示怀疑,1977年冬曾来过中国访问,找到上海的杨宽教授等人交换意见,可是这些人谈的都是对李岩的评价,同他的本意不一致。于是,他回国后自己继续研究,正在这时他因郑培凯的推荐读了我的《李岩质疑》,立即来信表示同意。不久,他就寄来了自己的长篇打字文稿The
Puzzle of Li-Yen(李岩之谜),此文后来在美国刊物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