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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克鲁格曼是个神一样的人物。
他是美国最受憎恨、也最受敬佩的专栏作家。
他是少有的文笔出色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有人戏称，克鲁格曼也应该获得一块诺贝尔文学奖。
克鲁格曼擅于讲经济学故事，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摆弄复杂的经济学术语，所以，“平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头衔非他莫属。
克鲁格曼在中国时不时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他的观点常常激起中国经济学家的群起而攻之，但另一方面，他毫不留情的大胆言论也赢得众多的读者和粉丝。
奉献给读者的“诺将得主克鲁格曼系列”共有四本，分别是《现在终结萧条！》、《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兜售繁荣》。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没有方程式，没有令人费解的图表，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经济学行话，这是一本所有关心世界经济走向的人都能读懂的书！
恰逢21世纪首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萧条经济学卷土重来。灾难深重的金融危机，挥之不去的萧条阴影，束手无策的政府。日本大泡沫、拉美灾难性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克鲁格曼的解读让你醍醐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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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29年股市大崩盘，拉开20世纪大萧条序幕；
1982年债务危机，第三世界国家遭遇危机后的萧条；
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至今仍在萧条中徘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诸多经济体深陷衰退；
2007年美国次贷风波愈演愈烈，经济萧条再度袭来；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前夕，克鲁格曼再次预言，21世纪严重经济衰退无法避免，世界或将遭遇“失去的十年”。经济萧条从未远离我们，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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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保罗·克鲁格曼，一个天才式的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畅销书作者、专栏作家。
克鲁格曼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理论。1991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的第五人。1994年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鲁格曼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被誉为“自凯恩斯以降，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家”。
主要作品有《现在终结萧条！》、《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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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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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1 为什么穷，为什么富：看那些挣扎在危机边缘的国家
在当今的世界上，产权和自由市场被视为基本的准则，而不是勉强为之的权宜之计，至于贫富不均、失业、不公正等市场体系令人不快的方面也都被认定是无法更改的现实，被人们所接受。
社会主义出了问题，资本主义凯歌高奏
婴儿、货币与商业周期的故事
信息科技重塑了经济
“第三世界”为什么穷，又为什么富
日本一蹶不振，欧洲仍在挣扎，美国怨恨重重
02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拉美危机给我们的启示
“龙舌兰危机”爆发14年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或地区正在经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与1994～1995年拉美的遭遇颇为相似。所以很明显的是，我们从拉美危机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为什么危机发源于墨西哥
阿根廷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多事之秋：墨西哥危机延续
从天堂跌入地狱：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灾难性危机
坚持不住了，紧急大救助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为什么我们还是栽了跟头
03 日本经济大衰退给我们的启示
与其他亚洲国家碰到的灾祸相比，日本的遭遇虽没有那么惨痛，但其持续的时间却是这么长，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先兆：如果这事能发生在日本，谁敢保证它不会发生在美国·后来果然应验了这个先兆。
“日本速度”震惊世界，却又暗藏危机
日本大泡沫是如何形成的
增长型衰退：日本真的不一样
日本跌入可怕的流动性陷阱
日本要走到穷途末路了
日本的顽疾该用什么办法解决
04 无妄之灾：亚洲金融危机始末
如果说这场危机是对亚洲各国罪孽的惩罚，为什么这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经济体在同一时间一起撞上危机呢·1997年的韩国已差不多是个发达国家，其人均收入可以与南欧各国相比，而印尼仍然是个很穷的国家，其发展程度可用民众每日摄入的卡路里来衡量。上苍为什么会把如此不般配的一对国家一起投入危机深渊呢·
繁荣的背后：暴风雨即将来临
泰国引火烧身
恐慌蔓延，信心下滑，崩溃发生
危机像疾病一样传染下去
为什么是亚洲·为什么是1997年
亚洲式的危机：2002年的阿根廷
由亚洲金融危机想到的
05 我们该听谁的：危机之后的拯救之路
自亚洲危机爆发至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一直遭到不少非议。许多人认为危机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实际上大体主宰其政策的美国财政部）造成的，或者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处理不当，以至于使危机严重到远不该有的程度。这么想对吗·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货币--球币
资本投机也有学问
荒唐的华盛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在哪
06 血雨腥风：对冲基金来了
马哈蒂尔仍然不依不饶，继续在各种新闻发布会上和演讲中抨击索罗斯，一直骂了几个月，等到马来西亚经济开始真正显得危机重重时，由于担心扰乱市场，马哈蒂尔才相对有所收敛。
对冲基金：如猛兽一般
乔治·索罗斯成名之举
马哈蒂尔大骂索罗斯
鏖战香港：对冲基金的大阴谋
俄罗斯的难言之隐
波涛汹涌：1998年大恐慌
07 大泡沫：格林斯潘究竟是对还是错
格林斯潘就像一位家长，他虽然严厉警告中学生不要纵饮狂欢，但并没有打断宴会，而是一直站在一旁等待，以在欢宴落幕时做一名清醒的司机，送他们回家。
格林斯潘做了什么
格林斯潘其实很失败
格林斯潘泡沫是如何发生的
泡沫破裂之后又是一个泡沫
08 谁是凶手：影子银行的所作所为
那些本应为影子银行系统的脆弱忧心忡忡的人却在对“金融创新”大唱赞歌。格林斯潘在2004年宣称：“不仅单个金融机构更能抵挡潜在风险因素带来的冲击，整个金融体系也变得更有弹性了。”
银行究竟是干什么的
影子银行是如何操纵市场的
漠视危机等于自杀
09 大难临头：泡沫破裂了，银行崩溃了，危机发生了
2005年秋，美国房市大繁荣已经开始衰落了，但大多数人都没有马上明白这一点。当房价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零首付、用“超优惠利率”支付贷款的房子都超过了许多美国人的购买能力时，房屋销售开始委靡不振了。我当时写道，房市泡沫开始破裂。
房市泡沫破裂了
影子银行崩溃
伯南克无力回天：美联储失去拉动力
一场新灾难：危机蔓延全球
全球大衰退
10 萧条经济学
应对衰退的传统政策似乎已经完全失效了。现在，如何创造充足的需求来利用经济产能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关键问题。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了。
什么是萧条经济学
我们该如何应对
吸取教训，金融体系一定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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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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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为什么穷，为什么富：看那些挣扎在危机边缘的国家
200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做了主席发言。卢卡斯首先阐释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然后宣布这个学科已经走到了告别过去、另辟天地的时刻。他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卢卡斯并不是声称商业周期（即至少伴随了我们150年的衰退与增长的不定期交替）一去不复返了，但他的确声称商业周期基本上已经被驯服，针对商业周期的任何进一步的举措都只会带来微不足道的益处。他认为，抚平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波澜，对公众福利而言增益少得很。所以，是时候把关注重点转向诸如长期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了。
宣称“预防萧条的问题已经解决”的人，并非只有卢卡斯一个。一年后，普林斯顿大学前教授本？伯南克发表了一篇洋溢着乐观情绪的演讲，题为“大缓和”。当时伯南克已经出任美联储理事，不久后又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他在演讲中发表的观点与卢卡斯基本相同：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解决了商业周期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商业周期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它现在基本上只能算一种小麻烦，而不再是突出的议题了。
短短几年之后，一场惨烈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便笼罩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令人恍若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头看，上述乐观的宣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夸夸其谈。而且早在20世纪90年代，类似“大萧条”的经济问题其实就曾经在一些国家上演过，包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如此一来，卢卡斯和伯南克的乐观情绪就更加令人奇怪了。
但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与萧条有关的经济问题还没有降临美国，而通货膨胀，这一20世纪70年代的噩梦似乎也终于得到了良好的控制。这些经济消息令人深感宽慰，而作为其背景的政治环境，也在激发人们的乐观情绪：在将近90年的时间里，世界似乎从未如此垂青过市场经济国家。
社会主义出了问题，资本主义凯歌高奏
本书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经济事件总是在某种政治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如果不考虑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政治事实，就无法理解几年之前的世界面貌。这个基本事实就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倾覆。社会主义不仅不再是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理念，它也失去了激荡人心的力量。
很奇怪的是，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颠覆始于中国。邓小平在1978年将中国带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而在短短的三年之前，共产党人还在越南取得了胜利，在短短的两年之前，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者才在中国国内的斗争中失败。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有些难以置信的。也许邓小平自己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条路将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变革。邓小平尚且如此，别国人就不用说了，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10亿中国人已经平静地摒弃了传统思想的禁锢。事实上，晚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聒噪阶层”还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巨变。当时的畅销书把世界经济描绘为欧洲、美国和日本“拼死相搏”的竞技场，中国充其量只被视为一个次要角色，也许只不过是崛起的日元区中的一员。
但是，人人都意识到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苏联解体。
没有人真正明白苏联政权出了什么问题。“事后诸葛亮”的我们现在意识到，当时苏联的整个体制已是问题重重，其最终的崩溃是势所必然。但这个政权曾经在内战和饥荒的威胁下维持了统治，曾经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败了纳粹，曾经动员起充足的科学与工业资源与美国的核优势相抗衡。它怎么会如此突兀地消亡，竟然没有伴随着砰然巨响，而仿佛是在一声呜咽之中倏然而去，这应该是政治经济学上最难解的谜题之一。也许苏联解体只是时间问题：革命热情似乎至多只能维持几代人的时间，尤其是时间一长，人们就不再愿意以社会公益的名义排除异己。或者也许是由于苏联宣称资本主义在走向腐朽没落，而资本主义一直都活得好好的，于是苏联政权的根基就逐渐动摇了。我个人有一个没有多少证据支持的猜测：亚洲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兴起以间接的方式深深打击了苏联政权的士气，因为苏联自称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亚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让这个说法更加站不住脚了。苏联打的阿富汗战争毫无获胜的希望，又让国家元气大伤，面对罗纳德？里根主持的军备扩张，苏联的工业也明显不是对手，这些因素显然都加速了苏联解体。不论原因如何，1989年，东欧剧变，而到了1991年，苏联也解体了。
这场瓦解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影响了全世界，而所有这些影响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宰地位。
第一个影响显然是，曾经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生活的几亿人突然变成了公民，并愿意尝试一下市场经济。但有些奇怪的是，从一些角度看，这一影响在苏联解体的诸多影响中是最不重要的。大多数人曾期待东欧的各个“转型经济体”很快成为国际市场的主力，或者成为国际投资垂青的对象。而事实却截然相反，东欧各国大都转型得十分艰难。例如，就像意大利的南部地区一样，东德变成了德国的落后地带，始终低迷不振，并不断引发各种社会与财政问题。现在，苏东剧变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波兰、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这几个国家方才有了一丝成功的样子。而且，对于全世界而言，俄罗斯本身变成了一个引发金融与政治动荡的重大源头，其破坏力惊人。但我们暂将此事留待第6章再讲。
苏联解体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那些曾经依赖苏联解囊相助的政府现在只能自食其力了。反资本主义人士曾将其中一些国家浪漫化，并将它们当成偶像崇拜，而这些国家突然陷入贫困，从而揭示了它们过去依靠苏联的实情，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声望遭到损害。古巴曾像一位英勇的斗士，单枪匹马、枕戈待旦地与美国对峙，在那时，对于拉美各地的革命者而言，古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象征，显然要比莫斯科那些老迈的官僚有吸引力得多。苏联解体之后，古巴一片凋敝，此事本身就让一些人的幻想破灭，不仅如此，这还揭示了一个痛苦的真相：恰恰是由于那些老迈官僚的巨额资助，古巴才能在过去保持那种英勇的姿态。与此类似，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激进人士（尤其是韩国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眼里，朝鲜也具有神秘的魅力。但现在，由于苏联援助的停止，朝鲜人总处在饥荒之中，当年那种震人心魄的力量也就烟消云散了。
苏联解体基本上还直接带来了另一个影响，就是许多激进运动的消失，那些运动虽然声称自己代表纯洁的革命精神，但其实只不过是由于莫斯科提供了武器、训练营地和资金，它们才能维持下去。欧洲人总喜欢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恐怖分子，如德国“赤军”和意大利“红色旅”，与那些腐败、年迈的苏联共产党人毫无瓜葛。但我们现在知道，他们都严重依赖苏联阵营的援助，一旦苏联援助消失，这些运动就无影无踪了。
最重大的影响是，苏联解体粉碎了社会主义梦想。在150年的时间里，对于那些不喜欢受市场之手摆布的人而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理念是一个思想上的集合点。奉行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会摆出各种社会主义理想，作为他们禁止外来投资、拒绝偿付外债的理由；工会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来要求加薪；就连商人在要求国家实施关税或给予补贴时，也会诉诸隐约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准则。即便那些已经基本接受自由市场的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小心谨慎，甚至有点儿羞羞答答，因为它们总是担心，彻底听任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不加干涉，会被视为一种冷酷的、不人道的、反社会的政策。
但现在，还有谁能脸不红心不跳地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呢？作为“婴儿潮”一代的一员，我还能记得在那个年代，革命理想、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理念还是很能打动人心的。但现在，宣扬革命理念已经相当于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苏联进行了多次清洗，建立了大量古拉格劳改营，但仍然一如既往的腐败、落后；经历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对经济的关注度上升。世界各地仍然有一些激进的左派，他们顽固地宣称，已经尝试过的各种社会主义实践都不算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些温和的左派，他们认为，一个人可以摒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不必因此变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与前者相比，这一观点更有道理一些。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失掉了主心骨，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在当今的世界上，产权和自由市场被视为基本的准则，而不是勉强为之的权宜之计，至于贫富不均、失业、不公正等市场体系令人不快的方面也都被认定是无法更改的现实，被人们所接受。这是自1917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就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一样，资本主义稳若磐石，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取得了诸多成就（我们很快就将看到，这些成就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因为没有人能提出一种足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道路。
这一形势不会永远延续下去，未来肯定会有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梦想。如果当前的经济危机久拖不决、持续恶化，新的意识形态和梦想将会更快涌现。但目前而言，资本主义统治着世界，这一统治地位没有遇到挑战。
婴儿、货币与商业周期的故事
威胁资本主义稳定的大敌一直是战争和萧条。不消说，战争并没有完全消失。20世纪中叶几乎毁灭资本主义的战争是大国之间的惨烈冲突，而在可预见的将来，那样的战争应该不会爆发。
那么萧条呢？“大萧条”几乎使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玉石俱焚，而且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诱因之一。但在那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工业化世界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纵使有衰退，也是短暂而温和的，而经济恢复则强劲而持久。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美国长期没有发生衰退，经济学家已经在召开诸如“商业周期过时了吗”这样的会议了。
这话讲得太早了：20世纪70年代成为“滞胀”的10年，经济低迷不振，通货膨胀飞涨。在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能源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发生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又在问那个问题了；正如我们刚刚读到的，罗伯特？卢卡斯和本？伯南克几年前在公开场合宣传，虽然世界经济仍会不时遇到波折，但创巨痛深的衰退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范围的大萧条更是绝无可能。
如果你知道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衰退，你会明白上述说法是错的。但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此事，你应该如何判断这个说法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转而探讨理论问题，并思考一下，商业周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会遭遇衰退。
无论如何，你千万别说答案显而易见，并根据自己的成见把衰退的成因解释为某种东西。事实是，如果你思考一下，你会发现衰退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尤其是，如果你理解并基本上相信市场通常会自发实现供需平衡，你就会觉得更奇怪。因为在经济萧条（特别是严重萧条）时期，供给似乎无处不在，而需求却无影无踪。愿意工作的工人到处都是，工作岗位却不够；工厂一切就绪，订单却不够；商店家家开门，顾客却不够。特定的商品会遭遇需求不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制造商生产了许多芭比娃娃，消费者却想要布拉茨娃娃，一部分芭比娃娃也许就会滞销。但对一般性商品的需求怎么会不足呢？难道人们不总是会把钱花在某些东西上面吗？
人们之所以难以清晰明了地探讨衰退问题，原因之一在于，很难以一种形象的、人性化的方式来描绘衰退。但我有个很喜爱的故事，我常用它来解释衰退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把它作为帮助自己思考的一个“直觉泵”（读过我旧作的读者听过这个故事）。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不过在第3章我将运用想象力来丰富它，用它来解释日本经济的委靡不振。
这个故事是斯威尼夫妇在一篇文章中讲的，此文发表于1978年，题为“货币理论与国会山婴儿看护合作社危机”。不要看到这个标题就不愿意往下读了，我是在谈严肃的事。
诸位想不到吧，在20世纪70年代，斯威尼夫妇竟然是一家婴儿看护合作社的成员。婴儿看护合作社是愿意彼此照顾孩子的年轻夫妇结成的一种组织。斯威尼夫妇参加的这个合作社主要是由在国会上班的人组成，而且与其他的婴儿看护合作社不同，它的规模很大，约有150对夫妇。因此在这家合作社里，愿意代人照顾婴儿的人很多，但这么大的组织管理起来也不容易，最大的难点是必须确保每对夫妇都公平地作贡献。
像许多类似机构（以及其他不使用货币的交易机制）一样，这家婴儿看护合作社以发行凭证的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它使用的凭证是一种票券，每张票券的持有者有权得到一小时的照顾婴儿服务。代人照顾婴儿的人在完成工作后，会根据工作时间从婴儿家长那里得到相应数量的票券。这一体系的构造本身就足以避免有人推卸责任。它会自动确保，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对夫妇提供的托儿服务时间恰好等于他们得到的托儿服务时间。
不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后来人们发现这一体系需要有大量的票券投入流通。连续几天晚上有空又暂时没有外出计划的夫妇会努力积累票券，以备未来之需，而在他们积累的时候，其他夫妇的票券储备肯定会相应减少。时间一长，每对夫妇一般都想保留足够多的票券储备，以便在不代人照顾婴儿的时候能够连续外出几天。婴儿看护合作社的票券发行工作也很复杂：其成员在加入时领到票券，在退出时要返还票券，还要以票券的形式支付会费，作为合作社管理者的报酬。像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关键问题在于，突然之间，票券的流通量变得不够了，少得难以满足合作社的需要了。
这一不足造成了奇怪的后果。有的夫妇觉得自己的票券储备将会不够，于是很想代人照顾婴儿，而不大愿意外出。但唯有一对夫妇决定外出，另一对夫妇才有机会帮他们照顾婴儿，于是代人照顾婴儿的机会变得稀少了，这使每对夫妇更加注意维持自己的票券储备，除非情况特殊，否则不愿意轻易使用，而这又让代人照顾婴儿的机会更为稀缺了……
一句话，这个合作社陷入了衰退。
好了，时间到。听我讲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
如果你感到困惑：这本书不是要探讨世界经济危机吗，怎么讲起照顾小孩来了？那么你没有抓住要领。要理解任何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全球气候还是全球经济，唯一的途径就是利用模型来分析。模型就是以简化的方式来呈现复杂的系统，这样的简化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系统的运行机理。有的模型是由联立方程组成的，有的是由计算机程序组成的（例如每天为你预报天气的计算机模拟图），有的模型就像是设计师在风洞中测试的模型机，那是真飞机的微缩版，用来观察和做实验更为方便。婴儿看护合作社是个微型经济体，可以说，有可能发生衰退的最小经济体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但这家合作社经历的是一场真实的衰退，正如模型机机翼推动的起飞，也是一种真正的起飞一样；模型机的飞行状况很有价值，设计师可以借助它来深入研究大型的喷气式客机将如何飞行，同理，这家合作社的发展沉浮也十分重要，我们可以借此来洞察真正的经济体为何会繁荣或衰落。
如果你不觉得困惑，倒觉得有些恼怒：我们要在这里讨论重大问题，这家伙却在讲一些华盛顿雅皮士的趣闻轶事。那么你应该感到脸红，还记得我在导言中的话吗？有一些古灵精怪的想法，愿意做一些思维游戏，这不仅会招人喜爱，而且还是如今一种必需的素质。一个不愿玩模型机的飞机设计师不值得信任，同理，一个不愿玩经济模型的经济学者也不值得信任。
你将会发现，婴儿看护合作社的故事恰恰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各国的真实经济问题，那些问题可是一点儿都不离奇。经济学家使用的以数学构想为主的理论模型听起来往往要比这个故事复杂得多，但那些模型揭示的道理通常可以用简单的故事转述出来，比如婴儿看护合作社的故事（如果不能这样转述，那往往表明模型本身有问题）。在本书中，我还将在不同的背景之下重提几次这个照顾婴儿的故事。但现在，先让我们考虑这个故事的两个重要寓意：一个与衰退的发生原因有关，另一个与衰退的应对之策有关。
首先，婴儿看护合作社为何陷入衰退？原因并不是社员们不会照顾婴儿：他们会也好，不会也罢，都与衰退无关。原因也不是合作社深受“国会山价值观”困扰，或者陷入了“裙带托儿主义”，或者未能像其竞争对手那样顺利进行调整，以适应托儿科技的日新月异。这家合作社的“产能”没有出问题，它的问题只不过是“有效需求”不足：由于人们竭力积累现金（托儿券），因而花在真实商品（托儿时间）上的消费太少了。这对现实世界的意义在于，一国容易遭受商业周期摆布的状况也许与该国根本性的经济优势与劣势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也就是说，良好的经济体也会遇上祸事。
其次，如果是这样，如何来解决衰退呢？斯威尼夫妇写道，当婴儿看护合作社出现问题时，人们很难让主要由律师组成的理事会相信，这本质上是个极易解决的技术问题。最初，合作社的管理者认为这相当于经济学家所说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以直接干预来解决。于是他们制定了一条规则，规定每对夫妇每月至少外出两次。但最终经济学家的意见占了上风，管理者增加了票券的发行量。这个措施带来了神奇的结果：有了更多的票券储备，社员变得更愿意外出，于是代人照顾婴儿的机会充裕多了，这又让社员更加愿意外出，如此循环。由于得到别人照顾的婴儿人数大大增加，这家合作社的“托儿生产总值”（GBP）突飞猛进。而且，这也不是因为社员更会照顾婴儿了，或者该组织经历了什么根本性变革，原因不过是突破了货币政策上的瓶颈。换言之，印钞票就能对抗衰退。有时候，或者说通常情况下，解决衰退的方法简单得令人吃惊。
好了，让我们回头探讨一下真实世界里的商业周期。
显然，就算是一个小国的经济也要比一家婴儿看护合作社的经济复杂得多。首先，普通大众不仅会为眼前的快乐而花钱，而且会为未来投资（例如，可以雇用合作社成员来修一个新的婴儿围栏，而不是帮着照看孩子）。另外，现实世界还有一个资本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有多余现金的人可以借钱给急需的人并收取利息。但基本道理是一样的：衰退的原因通常是，公众整体上在努力积累现金（或者说努力花费得少点儿、储蓄得多点儿，这是一回事），通常只要发行更多的票券便可以解决衰退。
现代世界里的票券发行者就是央行，如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银行等。央行的工作就是在需要时增加或者减少现金量，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但是，既然事情这样简单，我们怎么会遭遇经济萧条呢？各国央行为什么不一直印刷足够的钞票以便始终保持充分就业状态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应当怎么做。现在，除了观点最右的弗里德曼之外，几乎持任何立场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大萧条”是因为有效需求崩溃导致的，美联储本应以大规模注入货币来对抗那场萧条。但在那时这还根本不是流行的想法，相反，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都附和一种充满道学气的宿命论。这一观点认为，“大萧条”是之前经济增长过度带来的必然结果，其实是个有益的过程。熊彼特宣称，经济复苏“唯有在自然（发生）时才是健康的。因为任何仅仅由于人为刺激而产生的经济复苏，都会使萧条无法彻底实现其效果，所以会在没有调整完毕的残余失调之上增添这场复苏造成的新失调，而这种新失调又是接下来必须清除的，这就使商业面临未来另一场（更严重的）危机”。
这样的宿命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烟消云散了，而且在一代人时间里，大多数国家确实在积极努力地控制商业周期，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各次衰退都不严重，工作机会一般也很充裕。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许多人开始相信，商业周期不再是一个重大问题了，就连理查德？尼克松也承诺要“微调”美国经济。
这是一种狂妄自大的想法，充分就业政策的悲剧性缺陷也在20世纪70年代显露出来。如果央行对自己可以创造的工作机会过于自信，如果它过度增加货币流通量，通货膨胀就会发生。而一旦通货膨胀加剧的预期已在公众头脑中根深蒂固，除了维持一段时期的高失业之外，没有什么办法能让经济摆脱通货膨胀。如果这时又遭遇一些外部冲击，突然导致物价上涨，例如油价翻倍，那么经济萧条就指日可待了（虽说或许不如“大萧条”严重，但也令人极其厌恶）。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又回落到了适度的水平，石油供应充足，央行官员似乎也终于掌握了调控经济的诀窍。美国经济在80年代中期之后经历的冲击似乎也让人坚信，我们已经弄明白了萧条这回事。例如，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有一天的跌幅与1929年大崩溃首日的跌幅同样惨重，但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中注入现金，结果不但实体经济的增速没有下降，道琼斯指数也很快恢复了。20世纪80年代末，美联储官员对于通货膨胀率的轻微上升过于担心，以至于没有注意到一场衰退正在逼近，结果等他们准备对抗衰退时，为时已晚。不过，虽然这场衰退导致老布什竞选连任失败，但它还是被常用的药方治愈了，美国又步入了一段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似乎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商业周期就算没有被消除，至少也已经被决定性地驯服了。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管理者的功劳：历史上从未有哪个央行行长像格林斯潘那样，被一圈神秘的光环笼罩。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还觉得，经济的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使经济繁荣更易持久。
信息科技重塑了经济
在严格的技术意义上可以说，1971年英特尔公司发明微处理机，标志着现代信息时代的开始。微处理机把电脑的五脏六腑置于一块芯片之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十分生动的方式使用微处理机的产品，如传真机、电脑游戏和个人电脑等，变得越来越流行了。但在当时，这看起来还不像一场革命。人们大都估计，信息产业将继续被IBM等官僚气十足的庞大公司主宰。还有很多人认为，所有新科技的命运都将步传真机、录像机和电脑游戏的后尘：由有创意的美国人发明，最终却变成陌生的日本制造商的摇钱树。
但到了90年代，人们明显看到，信息科技将大大改变美国经济的面貌与气质。
对于信息科技最终将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我们仍然可以抱有疑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新科技对我们工作方式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影响都明显。现在，典型的现代美国工人大部分在办公室里工作，而且从1900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办公室的基本外观与运行方式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始终是打字机和档案柜，人们写备忘录，举行会议（没错，复印机确实取代了复写纸）。突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办公室就焕然一新了：每个办公桌上都有相互联网的个人电脑，人们使用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召开电视会议，进行远程办公。这是一种极为清楚的质变，和单纯的量变不同，它给人一种突飞猛进的感觉。伴随着这种进步感，人们又对资本主义的未来产生了一种新的乐观看法。
也许可以这么说，这些新产业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浪漫性。这种浪漫性曾表现为，一位英雄的企业家造出了一种功能更好的捕鼠器，从而得到了理所当然的回报，变得富裕。自亨利？福特时代以来，这样的英雄形象似乎已越来越少，因为美国经济日益为庞大的公司所主宰，其经营者不是浪漫的创新者，而是与政府官员没什么两样的官僚。1968年加尔布雷斯写道：“随着现代公司的兴起，随着现代科技与规划所需要的组织的出现，随着资本所有者与企业控制权的分离，在成熟的工业企业中，企业家不再作为一个单个的人而存在。”如果资本主义看上去和社会主义相差无几，又没有社会主义的公正，还有谁会为它热情洋溢呢？
但是，信息产业重塑了产业秩序。像在19世纪一样，非凡的个人又成为经济传奇的主角：那些男子（在很多情况下是女子）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在自家车库里或餐桌上完善它，然后一举成功，一夜暴富。商业杂志不再枯燥，变得真正有趣了。商业成就也显得令人尊敬了，而在之前100多年里可从不是这样。
这为自由市场理念营造了优越的环境。40年前，那些为自由市场、为无拘无束的企业家精神的优点辩护的人，总是苦于找不到动人的例证：当他们说“私人企业”时，大多数人会想到通用汽车；当他们说“商人”时，大多数人会想到一名身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富商。而在20世纪90年代，财富来源于德行或者至少来源于创造力的古老理念又复兴了。
但真正鼓舞经济乐观情绪的是经济繁荣的非凡扩展：不但发达国家经济兴旺（其实在发达国家中，经济成就惠及大众的程度并没有人们曾经希望的那么高），而且许多不久之前还被视为在经济上毫无希望、不值一提的国家也变得欣欣向荣了。
“第三世界”为什么穷，又为什么富
“第三世界”一词最初的意思是一种象征尊严的标志：尼赫鲁提出了这个词，用来指代的是那些洁身自好、既不和西方也不和苏联结盟的国家。但很快，经济现实就压倒了政治意愿，“第三世界”变成了落后、贫穷、欠发达的同义词。这个词不再让人联想到正义的呼吁，而是带有一种绝望的含义。
改变这一切的是全球化：科技和资本从高工资国家向低工资国家转移，“第三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随之增长。
我们已经不太记得在全球化兴起之前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让我们稍稍回溯一下历史，看看仅仅一代人之前的“第三世界”的面貌（在许多国家这个面貌至今未变）。在那时，虽然几个东亚小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已开始受人瞩目，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依然基本上毫无变化，一如既往地出口原材料，进口制造品。这些国家的制造业规模小、效率低，只为国内市场服务，其国内市场受到进口配额的保护，这些制造产业创造的工作机会还是很少。同时，人口压力迫使绝望的农民耕种越来越贫瘠的土地，或者尽一切可能维持生计，比如在许多“第三世界”城市附近的大垃圾场边安家落户。
由于人们没有多少生活出路，所以用微薄的工资就可以在雅加达或马尼拉雇到工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单靠廉价劳工，发展中国家还无法在国际制成品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竞争。发达国家具有一些难以撼动的优势：它们拥有基础设施与技术工艺知识，市场规模要大得多，接近关键组件的供应商，政局稳定，又拥有维持经济效益所必需的、难以名状却至关重要的各种社会习惯。在这些优势面前，发展中国家的工资率就算只有发达国家的110、120，也是无济于事的。就连激进人士似乎也意识到，逆转这些根深蒂固的优势是绝无可能的：在20世纪70年代，那些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人主要是想提升原材料的价格，而不是试图让“第三世界”国家融入现代工业世界。
但后来就出现了一些变化。关税壁垒降低、电信条件改善、廉价空运出现等因素结合起来，使得在发展中国家生产不再那么不利了。除此之外应当还有一些因素，但对整个的原因，我们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懂。现如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第一世界”生产仍是比较有利的。比如，一些公司曾经将生产移往墨西哥或东亚，但在亲身体验了“第三世界”经商环境中的种种不利之处后，又决定把生产撤回来，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但在上述那些因素出现之后，在相当多的产业里，发展中国家已经能凭借低工资获得充足的竞争优势，从而打入国际市场。于是，过去依靠出口黄麻或咖啡勉强度日的国家也转而生产衬衫和运动鞋了。
势所必然的是，在那些生产衬衫和运动鞋的工厂里，工人的报酬很低，雇主又认定他们会对严酷的工作环境忍气吞声。我之所以说“势所必然”，是因为那些雇主并不是为了自己（或其工人）的健康而办企业的，他们当然会尽可能地压低工资，而工资的最低值是由工人可以得到的其他工作机会决定的。毕竟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一贫如洗。
但在一些国家里，这些新出口产业扎下了稳固的根基，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了十分明显的改善。生活改善的原因之一是，就算只是为了吸引工人，一个成长中的产业也必须向员工提供比其他行业高一点儿的工资。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制造业发展了起来，新的出口产业又为配套产业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这在整个经济体中产生了连锁效应。土地压力有所缓解，于是农民的收入上升；急于寻找工作的城市失业人群减少，于是工厂开始为争夺工人而相互竞争，所以城市人口的工资也开始上升。在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这一过程历时已久，人们的工资也已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1975年韩国的每小时平均工资只有美国的5％，到2006年该数字已上升到62％）。
在刚刚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带给大众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仍然十分贫穷，所以其进步程度可以用普通人获得的食物量来衡量；在印度尼西亚，1968~1990年，每日人均摄入的热量从2
000卡路里上升到2
700卡路里，平均寿命从46岁上升到63岁。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甚至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进步。这些进步发生的原因并不是西方的好心人给予什么帮助，相反，西方从来就不多的对外援助在20世纪90年代缩减到几乎为零。其原因也不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实施了好多政策。我很快就会以充足的事实提醒读者，这些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冷酷无情、腐败横行。这些进步的真正源头是那些铁石心肠的跨国公司和贪得无厌的企业家，虽然他们只关心如何利用廉价劳工带来的获利良机，但他们的行动在无意间改善了大众生活。这不是什么发人深省的壮举，但不论那些人的目的是何等卑劣，数以亿计的民众毕竟因此脱离了赤贫状态，过上了新生活，这种生活条件尽管在某些方面依然恶劣，但总归要比过去好多了。
这一次，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来将功劳归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承诺要实现社会发展，在一段时间里，“第三世界”还把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当成指导一个落后国家奋发图强、融入20世纪的最佳范例。甚至在苏联已经丧失了其代表进步的光环之后，许多知识分子依然相信，贫穷国家唯有自绝于与较发达经济体的竞争，才有希望打破自身所处的牢笼。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鲜活的范例就向世人表明，贫穷国家也可以实现快速的发展，而这些模范国家取得这一成绩的途径并不是光荣孤立，而恰恰是尽可能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日本一蹶不振，欧洲仍在挣扎，美国怨恨重重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苏东剧变之后的世界经济状况感到满意。虽然一时之间美国经济十分繁荣，但其他发达国家却问题重重。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欧洲仍然深受“欧洲硬化症”困扰，具体症状是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即便在经济复苏期间也是如此。
同时，美国经济的整体繁荣也没有惠及全民。美国经济增长的好处没有被平等分享：财富与收入的不均都上升到了自《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而且以官方标准衡量，许多工人的实际工资其实下降了。就算对这些数字打一些折扣，仍然很明显的是，收入最低的至少2
000万或3 000万美国人被甩在了后面，与整体经济增长渐行渐远。
一些人不管这些，而是对另一些事义愤填膺。在“第三世界”的出口产业里，工人的工资微薄，工作环境恶劣，一些人常常为此发出道义上的大声疾呼。以“第一世界”的标准看，那些工人的确可怜，但是低工资、坏工作毕竟好过无事可做，对于这样的相反意见，那些批评者几乎毫无耐心听下去。一些人道主义者还指出，全球化的好处与世界上的大片地区擦肩而过，尤其是非洲大陆依然如故：贫困不断加剧，疾病四处蔓延，残酷的战乱频繁发生。后一种批评更有道理一些。
还有人预言灾难将临，古往今来一直有这种人。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每天都会有人预言另一场萧条即将发生，理智的观察家已经学会不把这样的警告太当回事。然而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拉美发生了一些充满不祥预兆的事件，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事件确实表明，萧条经济学有可能要回归了。但由于人们对各种警告已经麻木，所以这些事件基本未能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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