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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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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克鲁格曼是个神一样的人物。
他是美国最受憎恨、也最受敬佩的专栏作家。
他是少有的文笔出色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有人戏称，克鲁格曼也应该获得一块诺贝尔文学奖。
克鲁格曼擅于讲经济学故事，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摆弄复杂的经济学术语，所以，“平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头衔非他莫属。
克鲁格曼在中国时不时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他的观点常常激起中国经济学家的群起而攻之，但另一方面，他毫不留情的大胆言论也赢得众多的读者和粉丝。
奉献给读者的“诺将得主克鲁格曼系列”共有四本，分别是《现在终结萧条！》、《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兜售繁荣》。
其中，《现在终结萧条！》是他的最新作品，这是一本在美国和欧洲登上畅销书榜的作品。全书依然不改克鲁格曼特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盛赞此书，克鲁格曼的这本书，为终结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政策建议，为我们把握全球经济走势、并相应采取对策提供了一个参照，同时也为中国应对危机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参照，我认为是很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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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谁说2007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已经成为历史了？
看一看美国——2400万美国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经济增长异常乏力；再观察一下欧洲——欧债危机如毒瘤一般四处蔓延，欧洲央行政策错误百出，从国家对民众信心备受打击……
克鲁格曼把当前的经济环境比作希特勒执政时期！这一切无疑都是悲剧，但是难道我们就只能接受这种状况？
“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振臂高喊出他对这些困境的回答。我们曾经见证过这种场景，也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缺乏的是采取切实行动的意愿。
克鲁格曼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详细阐述了应对这场危机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我们该如何看待通货膨胀？我们的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了吗？我们需要放松金融机构的管制吗？房地产问题如何解决？需求问题如何应对？
作者信心百倍地指出，我们前面的道路非常明确——必须优先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我们每滞后于正常生产力水平一天，就会为这场经济衰退增加天文数字的损失。现在，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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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保罗·克鲁格曼
一个天才式的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畅销书作者、专栏作家。
克鲁格曼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理论。1991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的第五人。1994年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鲁格曼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被誉为“自凯恩斯以降，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家”。
主要作品有《现在终结萧条！》、《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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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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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前言
01 经济究竟糟糕到什么程度
对于未来的风险，我们是否应该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了以前的金融危机给一些国家带来的后果，研究结果令人不安：这些国家不仅遭受了严重的短期损害，而且伴随着增长和就业持续地走下坡，似乎也带来了长期而巨大的负面影响。
失业的谎言：不是不想找工作
生不逢时：危机中的艰难生活
美元和美分：我们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打破长期经济的神话
欧洲和美国一样痛苦
令人绝望的政策：堪比希特勒时期
我们有能力终结萧条
02 萧条经济学
当所有人都突然发现债务水平太高，债务人被迫减少支出，但债权人也不愿意增加消费，结果就造成了经济萧条—不是“大萧条”时期，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一切都与需求有关
流动性陷阱
这是结构上的问题吗
要想繁荣，先消费吧
03 明斯基：这个世界最清醒的一个人
很多经济学家（还有很多商人）估计美国在战后又会陷入经济衰退，然而实际发生的却是个人消费（尤其是房产消费）的大繁荣。这使得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大萧条”成了遥远的记忆。
重读明斯基：早点儿读到就好了
明斯基时刻
镜子经济学：收入减少是因为消费太少
04 疯狂的银行家：谁是危机的罪魁祸首
说到底，银行到底是什么？传统的说法是，银行是存款机构，是你可以在一个窗口存款也可以从同一个窗口取款的地方。但是在经济学家眼中，银行是一个短借长贷的机构，就算是银行把大部分的资金都用于投资而不能在短期内转换为现金，也要保证人们能够轻易地取到他们的存款。
不受约束的银行家
大谎言
不景气的那些年
05 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第二个镀金时代
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影响力。顶级银行家能够进入白宫或参议院办公室，这不是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就能办到的。只要他们进入了办公室，他们就能发挥自己出色的游说本领，这不仅取决于他送礼多少，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份。
为什么富者越富
不平等与潜藏的危机
精英人群和糟糕的政策
06 经济学的黑暗时代
对于格林斯潘或法玛来说，承认金融理论远远脱离正轨，无异于承认他们的事业生涯这么多年来都在奔向一个死胡同。这对某些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花费了几十年所证明的经济该如何运行的理论被近期的事件击得粉碎，这让他们怎么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判断呢？
他们为什么要封杀凯恩斯
极为罕见的例外
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蹩脚的经济学家
07 糟糕的奥巴马政府，糟糕的应对措施
没有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仅靠稳定金融体系，经济是无法繁荣的。美国需要的是对生产和就业等实体经济的救助计划—跟金融救助计划一样有力且充分的行动，在实现这个目标上，美国实际上做得远远不够。
危机来了
刺激不足
奥巴马拙劣的救助
崩溃的房地产业
未曾选择的路
08 赤字问题：对美国来说不是问题
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应该把焦点从就业转移到赤字问题上。工作机会缺乏造成的伤害是真实又糟糕的，而以当前的情况来看，赤字对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造成的伤害很大程度上是假设出来的。
无形的债券警卫
了解利率：尼尔?弗格森为什么错了
巨额债务，不用担心
关注短期赤字是一种愚蠢行为
用债务解决债务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担心赤字
09 通货膨胀：是福而不是祸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因令人沮丧的通胀危险的警告而裹足不前。然而对那些理解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低迷状态的人来说，这些警告都是多余的。并且可以肯定的是，通胀的加剧仍然不会发生。真实的情况是，我们的通胀率太低了。
美国为什么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钞票、需求和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水平
通胀率上升的原因
1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欧洲面临希腊化？
欧洲决策层大多习惯将问题“希腊化”，认为不仅希腊，其他欧洲国家的问题也都是由财政不负责行为引起的。对局势的错误判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错误的对策：既然问题出自财政上的浪费，那么就应该推行清廉的财政行为。实质上，这是用道德的视角审视经济的问题，殊不知被惩之“恶”大部分是子虚乌有，只存在于幻想中。
单一货币的缺陷
欧元泡沫
欧洲的大误解
欧洲问题的实质
拯救欧元
11 荒谬的神话，荒谬的紧缩政策
紧缩主义者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仍然希望政府减少开支、削减赤字，实在是执迷不悟。实际上我认为这是极具破坏性的，同时它又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赤字持续累积确实会造成现实问题。对比起来，他们关于提高利率的主张更让人费解。事实上，当2010年5月经合组织号召提高利率时，我大吃一惊。至今我仍然觉得这个号召极为荒谬。
恐惧缘何而来
信心神话：紧缩主义的荒唐言论
英国的实验：紧缩政策的失败结局
欧洲央行为什么要将错误进行到底
将社会的残忍和不公现象合理化
12 解决经济难题的灵丹妙药
缩小收入差距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可能会是长期工作。确实，在“大萧条”时期，收入不平等问题很快得到改善。但是，既然我们不会很快迎来受到全面束缚的战争经济（至少我不希望这样），期望快速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想法就不太现实。
形势不容乐观
私营部门不愿花钱，政府来帮忙
可悲的美联储，可悲的伯南克
房地产问题如何解决
踩油门，别踩刹车
13 让人失望的政治，充满期待的经济
事实上我们有知识和工具摆脱这场经济萧条。的确，通过运用古老的经济学原理，这些经济学原理对于最近发生的事情显得十分有效，我们可以借此或多或少地恢复到充分就业，所需时间也许不超过两年。
选民、美国政府与经济战略
2012，美国总统大选抢先看
经济复苏并不困难
后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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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中寻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突破路径
从全球经济史以及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看，经济危机往往会引发对现有经济理论与政策体系的激烈争论，其中既可能有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猛烈批评，也可能是原有理论体系对批评的回应和改进，还可能是尝试提出新的分析框架。由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经济理论体系的影响也同样显著。本书可以视为此次危机中关于凯恩斯主义争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作者则是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
在经济学界，克鲁格曼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著名学者，他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200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因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的突出研究而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他，同时他也撰写了大量财经专栏文章。早在1991年，年仅38年的克鲁格曼就获得了被视为诺贝尔奖重要指针的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时，他就偏好历史和社会学，经济学的专业课反而修得不多，这也形成了他独有的分析视角和行文风格，克鲁格曼更被誉为自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他曾经直接参与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研究，而不仅仅是一位书斋中的学者，1983年美国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更让克鲁格曼获得巨大声望的是，他1996年出版《流行的国际主义》并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他在书中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无非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很难说是什么奇迹。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克鲁格曼依然十分活跃，就金融危机的应对进行了一系列理论研究，并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其中有不少就体现在这本书中。
作为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的克鲁格曼：大胆预言亚洲金融危机而声名鹊起，此次全球危机中的分析和建议同样引人注目
人们常常会将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与“大萧条”相比。1933年，英国和美国的失业率分别高达22.5%和25%，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当时传统的古典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也无法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凯恩斯认为，在经济体系中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市场是非出清的，失业和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只有政府干预才能消除生产过剩和失业。这样，凯恩斯在当时的环境下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发展演进，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学界形成了两大主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分支：一支是以美国为主的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的“新古典综合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强调收入分配政策的“新剑桥学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他们认为，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经济中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短期内，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量具有更大的效应。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这些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特别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对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为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经济基础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工资与价格的黏性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工资和价格刚性假定；以工资与价格的黏性与非市场出清假定代替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工资和价格弹性与市场出清假设，并将其与宏观层次上的产量和就业量问题相结合，尝试建立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尽管新凯恩斯主义尝试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扩展，以使之能克服各种局限性，但仍有很多学者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批评。
作为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克鲁格曼强烈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克鲁格曼认为，市场并不完善，因此政府干预是必要的。金融危机和大衰退造成了产出缺口，即经济的潜力和实际产出之间的差额，正是需求的巨大短缺使然。他认为，当消费和企业开支难以前进，就只剩下了一种填补缺口的办法：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进行刺激性开支，美联储必须推行指向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
克鲁格曼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特别是国际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大量富有影响力的研究。在国际贸易方面，他建立了新贸易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尤其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的同类产品的贸易，代表了这些国家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与国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关系不大；在经济活动区位方面，他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他的核心—外围模型，把厂商和消费者的区位选择内生于模型中，较好地解释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如何形成工业核心和农业边缘区模式；在国际金融方面，他建立了一个汇率目标区理论的规范模型，使汇率目标区超出原来仅作为汇制改革方案而存在的范畴，形成一个有特色的理论框架；在宏观经济方面，他提出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对1998年俄罗斯货币危机也有一定的解释力。2008年，克鲁格曼因创立新贸易理论和开创新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界的争议永远存在，一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理论和观点一直就有质疑。例如，克鲁格曼认为当前的美国失业并非结构性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研究报告则认为美国的长期失业人口中有40%属于结构性失业。克鲁格曼认为是经济增长迟缓导致了债务水平升高，而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达到或者超过90%），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缓。尽管在一些观点上有不同的质疑，但克鲁格曼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在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方面所做的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克鲁格曼在财经媒体领域也十分活跃，在一些财经媒体经常撰写专栏来呼吁自己的政策建议，并有不少广受关注的著作出版，本书就是克鲁格曼对应对当前危机的一系列带有十分鲜明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建议和看法。
寻找金融危机中的免费午餐：当前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凯恩斯主义及其争议
在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在克鲁格曼看来，在大衰退和金融危机冲击下，“只要我们伸出手，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这是典型的克鲁格曼的政策基调。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积极应对，大致看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是出台金融救助方案。如美国最早强调购买不良资产，美联储还推出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先后采取了量化宽松和扭曲操作等措施；欧洲则在尝试降息等政策刺激的同时尝试通过注资获得金融机构股权来稳定金融体系；在问题更严重的冰岛和瑞典，政府甚至直接接管金融机构，实施完全的国有化；日本也采取了收购不良资产、注资等方式帮助出问题的金融机构，但规模相对较小。
二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的刺激方案主要包括减税和扩大公共支出，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方面。欧洲的财政刺激措施主要包括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对弱势群体的补贴三个方面。日本出台多个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国家庭发放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学校建筑防震、环境保护、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社会福利计划。
三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另一方面，当利率进入零利率区域后，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以不同方式采取了“数量宽松”政策，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四是产业发展政策。美国在新能源、环保政策等方面较为高调。欧洲提出发展“绿色经济”。日本重点发展商业航天、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医疗与护理、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
总体来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程度不同地在凯恩斯主义旗帜的影响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对于这些凯恩斯主义色彩鲜明的危机应对措施，各种批评也一直不断，本书就可以视为克鲁格曼对这些批评的回应。
例如，有批评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促进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难以起到明显效果，因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公共投资的机会相对较少；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持续处于高位，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日益悲观，减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刺激计划还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政府开支可能导致资源从私营企业流出，而且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导致各国财政赤字继续增加，从而增大债务危机的压力。
同样广受关注的是，有批评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抬头。从短期来看，数量宽松政策没有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基础货币大量增加，但货币乘数在下降，所以广义货币并没有明显增加。但长期来看，许多研究者担心应对危机中显著超发的货币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另外，也有研究者批评发达国家陆续推出的各种产业发展政策的效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例如，新能源的发展受到传统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一旦石油价格下跌，对新能源的投资将是明显的打击。而环境保护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均依赖技术标准、消费者偏好、法律体系、国际合作等方面出现实质性的变革，短期内商业前景并不乐观。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互动更为紧密，在危机冲击下，除了推出一系列应对危机、刺激内需的政策举措外，更为关键的还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转型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主导下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平衡性逐步显现，全球资源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源源不断流入美国，而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以资本项目顺差的形式持续流向全世界。特别是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一方面，美英等发达国家加速推进全球化进程和资本输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美国为刺激经济长期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高杠杆、高风险、低透明度且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导致本国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扩张、金融体系的杠杆水平显著提高。2005年以来，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全球资源供应格局打破，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直接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正式爆发。本次危机爆发不仅是国际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集中反映，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和金融监管缺失的必然结果。危机打破了原有经济金融结构和格局，美欧等经济体或经济区域面临巨大的调整成本，经济陷入衰退或缓慢复苏；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胀高企—政策收缩—经济放缓的调整时期。可见，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关联性日趋紧密，相互影响加大。
当前全球经济和各国国际收支面临再平衡的过程；“去美元化”、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议题也被提上日程；国际金融监管架构和制度在压力下正在经历大刀阔斧的修改和重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面临重大变革。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评估本次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影响，如何准确把握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结构变化的趋势、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处理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关系，对于迅速崛起并处于转型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种调整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环境，关注着类似的矛盾和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的决策应注重体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内部经济增长回落等压力下，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中枢或已阶段性下移；内部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内需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转型，促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将转向内生性，制度性红利的释放和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转变。大致来说，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始终面临资本、土地、能源、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长期管制的瓶颈，由此造成了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高成本，并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推动要素价格改革，即从管制下扭曲、低估的价格转变为市场均衡价格，将使投资和生产的成本和回报更真实、国民财富的分配更合理，市场机制的合理运用将进一步激励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二是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改革的方向通过减税、完善社保等举措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加大对社保、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其次，投融资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对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打破垄断，促进社会要素不同行业的市场化流动。最后，推进结构性减税，逐步降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引导经济结构的优化，释放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意愿和提高居民和企业的消费能力。
三是劳动生产率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推动。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内生的增长必然会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题，同时要重点鼓励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市场化企业的成长，通过放松管制促使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克鲁格曼的这本书为终结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政策建议，为我们把握全球经济走势并相应采取对策提供了一个参照，同时也为中国应对危机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参照，我认为是很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
是为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前言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本书研究的是正折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衰退。衰退虽已进入第五年，却还未看到任何将要结束的征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经济衰退的开始，不用说，许多讨论金融危机的书已经出版，更多相关书籍无疑即将面世。我相信，本书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图书，因为本书试图回答另一个问题。关于我们面临的经济灾难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大部分问的是：“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则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虽然这两个问题多少是有关联的，但并不一样。知道心脏病的病因与知道治疗方法根本不是一回事，对于经济危机也是这个道理。当前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解决危机的办法。我看了很多探讨如何预防将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学术文章和个人观点，每次都有点儿不耐烦。这当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我们还没从上一次的危机中复苏，难道经济复苏不是我们的首要问题吗？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生活在四年前袭击欧洲和美国的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下。通常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几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现在，即使是经济复苏势头相对强劲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是勉强超过金融危机前的峰值，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呈两位数百分点下降。与此同时，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失业率之高，在金融危机前是无法想象的。
我认为，讨论经济持续低迷，最好是接受我们处于经济萧条时期这一事实。当然，这不同于1929年的“大萧条”，至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的（但对于希腊人、爱尔兰人甚至西班牙人而言，失业率达到23％，年轻人中几乎达到50％），但本质上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情形是一样的：“经济活动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无任何走向复苏或完全崩溃的明显迹象。”
这样的形势无法让人接受，可仍有一些经济学家或决策者似乎对经济还没走向“完全崩溃”感到满意。事实是，“经济活动长期低于正常水平”，首先反映在工作机会的欠缺上，日积月累，给人们带来巨大损害。
因此，采取行动推动经济真正、全面复苏至关重要，关键在于：我们知道如何做，或者至少知道应该如何做。我们现在经历的苦难显然与20世纪30年代相似，而一些具体的差异都源自这75年来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变迁。根据凯恩斯和其他人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以及后来的研究和分析，我们知道决策者当时应该怎么做。基于同样的分析，我们知道面对当前的困境应该怎么做。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运用掌握的知识，因为大批重量级人物（政治家、政府官员、学者和演讲者）宣扬传统观点，出于种种原因，选择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忘记几代人通过经济分析得出的结论，用符合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偏见代替这来之不易的知识沉淀。我们中的一些人习惯于将这类人讽刺为“正人君子”，他们所推崇的传统观点完全摒弃了凯恩斯的中心思想：“经济过热而不是疲软，才是实施紧缩政策的时候。”现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增加支出而不是减少支出，直到私营部门有能力再次引领经济复苏。可现在，导致就业机会减少的紧缩政策却大行其道。
本书试图打破这种消极的传统观点的统治地位，提出刺激经济扩张、创造就业机会的方针，这才是我们应该始终遵循的政策。要阐明理由需要提供证据，因此书中附有图表。但我希望这不会使本书显得太过专业，让有悟性的非专业读者也能理解，即使经济学不是他们日常考虑的问题。我写作本书是从本质上剖析那些“正人君子”的观点，无论其说出何种理由，总是把我们引向错误的道路，使经济和社会付出巨大代价。同时，我也呼吁有见地的公众，让我们一起做出正确的判断。
在本书面世之际，我们的经济可能（仅仅是可能）会迅速走向真正的复苏之路，那我的呼吁就是多余的了。我当然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但对此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实际上，所有迹象表明，经济低迷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除非决策者改变路线。本书旨在使公众知悉情况，从而一起给决策者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方针，结束经济萧条。
01 经济究竟糟糕到什么程度
随着各地市场萌发嫩绿的新芽，人们开始重拾信心，我认为活力将随之而来，引领经济复苏。
“您看见嫩绿的新芽了吗？”
是的，我看到了。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
2009年3月15日《60分钟》节目访谈
平常不苟言笑、出言谨慎的本·伯南克却在2009年3月用充满诗意的语言乐观地谈论起经济前景。就在六个月前，雷曼兄弟破产，美国经济急转直下，人心惶惶，但在《60分钟》节目中，这位美联储主席宣称美国经济的春天即将到来。
他的话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电影《妙人奇迹》（Being
There）中钱斯的话语如出一辙。钱斯又被称做昌西·加德纳，这名头脑简单的园丁被误以为充满智慧。其中一幕是，当被问及对当前的经济政策有何看法，钱斯向总统断言：“只要根系没断，就相安无事，园子里一切都会好起来……春天就会长出草木。”尽管只是说笑，伯南克的乐观却感染了很多人。2009年年末，伯南克当选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可时运不济，园子里并非一切都好，草木并没有发芽，预言落空了。
平心而论，伯南克说得没错，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笼罩金融市场的恐慌正渐渐消退，经济衰退也开始减缓。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官方数据显示，始于2007年12月的所谓“经济大衰退”于2009年6月结束，随后经济开始复苏。但就算其能被称为经济复苏，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也没能带来多少帮助。工作机会依然稀缺，越来越多的家庭耗尽积蓄、失去住房，最糟糕的是失去了希望。当然，与2009年10月达到顶峰时相比，失业率的确有所下降，但下降速度如蜗牛般迟缓，这些年来，我们依然在等待伯南克所说的“活力”的出现。
可这毕竟发生在美国，至少从数据统计来看，经济在复苏。其他国家甚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在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务问题和旨在重塑国民信心的经济紧缩计划不但扼杀了所有形式的经济复苏，而且造成了新的经济疲软和高涨的失业率。
痛苦仍在继续。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距伯克南自认为看到那些绿芽已经三年了，距雷曼兄弟破产也有三年半，距经济大衰退的爆发四年有余。充足的资源、才干和知识—美国具备了国家繁荣昌盛、国民生活富足的一切要素，可就在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度，民众仍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
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将用事实阐述痛苦的一些主要方面。重点将放在美国，因为我生长于此，对它最为了解。本书的后面部分将讨论其他国家的情况。首先，从最重要、我们却表现得最糟的一项—失业说起。
失业的谎言：不是不想找工作
俗话说，经济学家清楚每样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它们的价值。你知道吗？这一指责很有道理：由于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货币流通、原材料的生产和消耗，自然倾向于认为货币和原材料至关重要。尽管如此，经济学中有一个领域，它主要研究诸如快乐或者称之为“生活满意度”等幸福的自陈式标准与生活的其他方面有何关联。是的，这被称做“幸福研究”。2010年，伯南克甚至发表了题为“幸福经济学”的演讲。这一研究对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来说非常重要。
的确，幸福研究告诉我们，一旦达到有能力负担生活必需品的程度，金钱并不是那么重要。当然，变得更富有也并非毫无回报：与不那么富裕的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民众通常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更为满意。而且，拿自己与他人比较，无论是贫是富，都是个麻烦事。这就是为何极端贫富不均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如此之大。归根结底，金钱并没有那些赤裸裸的物质主义者（和许多经济学家）想象的那么重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经济事务无关紧要。一件对人的幸福举足轻重的事情就是由经济驱动的：拥有一份工作。想工作却找不到工作的人受尽煎熬，不仅失去收入来源，自我价值感亦随之削弱。大规模的失业（笼罩美国已经四年）如此悲惨，这就是主因。
失业的问题有多严峻？这需要好好谈论一番。
当然，我们要讨论的是非自愿失业，不算那些主动选择不工作（乐意退休）或者至少不在市场经济下工作（选择做全职太太或全职先生）的人。无工作能力的残疾人也不算在内，他们虽然不幸，但这不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
现在，总有人声称没有非自愿失业这回事，只要愿意工作又不对工资和工作条件太挑剔，都能找到工作。这些人中，有竞选参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莎伦·安格尔（Sharron
Angle），她在2010年称，失业者被“宠坏”了，他们不去工作，选择靠失业救济金过日子；有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员工，2011年10月他们向反不平等示威者大量派发麦当劳工作申请表，以此取笑示威者；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像芝加哥大学的凯西·马利根（Casey
Mulligan），他为《纽约时报》网站撰写多篇文章，坚持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就业率的猛跌不是由于工作机会缺乏，而是工作意愿消退。
对于持上述看法者，小说《浴血金沙》（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1948年改编成著名电影，由亨弗莱·鲍嘉和沃尔特·休斯顿主演）开头部分的一段话做出了精彩回答：“愿意工作并坚持求职的人最终肯定会找到工作。可说这话的人却帮不了你，因为他并不能提供工作机会，大概也不认识知道职位空缺消息的人。因此，出于兄弟之情，他才如此慷慨建议，恰也说明他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
那些麦当劳工作申请表也做出了同样的诠释：麦当劳恰巧在2011年4月宣布了5万个新工作机会，而申请者约达百万！
总之，若对这个世界有些了解，就会明白非自愿失业的确存在，而且还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非自愿失业有多严重？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
新闻中常引用的失业评判标准基于对美国成年人的一项调查：他们是否有工作或正在积极寻找工作。只有那些没有工作但在寻找工作的人才被算做失业者。美国的失业人数从2007年的680万攀升至2011年12月的1
300多万。
但仔细想想会发现，这一对失业者的常规界定漏掉了许多深陷痛苦之人。那些愿意工作但由于没有工作机会或多次求职未果而丧失信心才不再积极找工作的人是否算失业者呢？那些希望全职工作却只能找到兼职工作的人是否算失业者呢？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将这类人群列入更广义的失业范畴—U6，其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广义失业人口达2
400万（约占美国劳动力的15％），较金融危机之前约翻了一番。
但广义失业率也难以反映出受害程度。现代美国大多数家庭夫妻双方都要工作，若其中一人失业，家庭将会受到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有些职员为了平衡家庭开支而从事两份工作，现在却只剩下一份；有的靠加班费过日子，现在却连加班费也没了着落；有的私营企业主发现自己的收入在缩水；技术工人习惯于挑好工作干，现在却不得不接受与自己的专长毫不相干的工作，如此等等。
官方没有估算有多少美国人受到失业气氛的影响。民意调查机构“民主团”2011年6月对要去投票的人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人的境况可能比大多数人要好，但调查结果显示，13的美国人自己或家庭成员失业，另有13的人有认识的人失业，此外，几乎40％的家庭工作时间、工资或津贴在缩水。
痛苦仍在蔓延，问题也并没有到此为止，千百万民众面对的是：进一步恶化的糟糕的经济引发的危机。
生不逢时：危机中的艰难生活
像现代美国这样复杂多样、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总会存在失业，每天有企业倒闭、员工失业，也有一些企业发展壮大、需要更多员工，又有工作者因为各种原因辞职或被解雇，老板则招人代替。2007年就业市场被看好，仍有2
000多万人辞职或被解雇，也有更多的人找到了工作。
失业与就业的如此反复说明，即使在经济状况好的时期也有失业，因为找到或接受一份新工作总得花些时间。2007年秋，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也有约700万人失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鼎盛时期，美国人中流传着一个笑话，凡是通过“雾镜测试”（吹一口气，镜面上蒙上雾，证明你还有生气）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可彼时失业人数亦达数百万。
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大多是暂时的。在光景好的时候，找工作的人数与招聘人数基本持平，因此大多数失业者能很快找到工作。金融危机前，美国700万失业人口中，不到15失业超过半年，不到110失业超过一年。
金融危机爆发后，情况完全改变。现在是四个人竞争一个工作岗位，可见失业者找份新工作相当困难。现在有600万美国人失业超过半年，几乎是2007年的5倍，失业超过一年的人数从危机前的70万上升到现在的400万。
美国人几乎从未经历这样的情况，我说“几乎”是因为在“大萧条”时期，长期失业在美国是十分普遍的。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还没有过如此多的美国人发现自己身陷长期失业的状态。
长期失业对于任何地方的工作者来说都是备受打击的事。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在美国长期失业简直是个可怕的梦魇。丢了工作意味着同时丢了医疗保险，仅仅能补偿大约13经济损失的失业救济金也越发紧张。2010~2011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有小幅下降，但是大量失业的美国人却没有收到双倍的失业救济金。失业还导致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家庭储蓄被耗尽，债务无法偿还，住房也没了。
糟糕的情况还不止这些。长期失业明显是宏观经济事件和政策失败这些非个人所能控制的因素造成的，但个人也难逃一劫。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是否真的会腐蚀工作技能，使人成为廉价的雇佣工人？成为长期失业者的事实是否暗示着你首先是个失败者？也许并非如此，但许多招聘者就是这样认为的，对于工作者来说更是如此。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丢了工作，再找一份工作是十分困难的，而失业的时间太长又会使人误解你不具备被聘用的能力。
种种这些加大了对美国人心灵的伤害。如果你认识某个长期失业者，那么你一定理解我的意思。即使他还没有陷入财务危机，长期失业对他的尊严和自尊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当然，如果他已经陷入了财务危机，那么情况更加糟糕。
伯南克有关“幸福研究”的发言强调，幸福感极大地依赖于生活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感觉。试想一下，当你想要找工作，几个月过去了仍没有成功，你亲手打造的生活正在因为资金短缺而崩塌，还谈什么掌控自己的生活？因此，长期失业会引发焦虑和忧郁的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时，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刚迈入社会而找不到工作。的确，年轻在这个时候可不是优势。
和其他年龄段相同，年轻失业者的人数在危机刚结束时大约翻了一番，然后略微减少。但是，即使在经济状况好的时期，年轻人的失业率仍比年长者高得多，这意味着失业率的大幅度增长是与劳动力紧密相关的。
期待找个好工作、安然渡过危机的年轻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现代经济形势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以前是绝不会四处碰壁的，可现在，大概14的应届毕业生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只能做兼职。全职工作的工资也明显减少，大概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做一些用不上自己专业知识的低报酬工作。
另外，和父母一起生活的24~34岁年龄段的美国人急剧增加。这并不代表人们突然崇尚孝道，而是离开家这个避风港的机会减少了。
这个情况不免令年轻人备感沮丧。他们本应继续自己的生活，却发现自己停滞不前，对生活的担忧实属情理之中。当前的问题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阴影？他们何时才能从毕业遭遇经济苦难时期的坏运气中完全恢复过来？
基本上，答案是永远不会。来自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莉萨·卡恩（Lisa
Kahn）将高失业率时期大学毕业生的事业与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毕业的学生做比较，发现“生不逢时”的毕业生表现差得多，不仅仅是毕业后的那几年，他们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如此。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相比，过去的高失业率时期相对短暂，可见这一次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将遭受更大的长期伤害。
美元和美分：我们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钱？有人提到了钱吗？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至少没那么直接。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我们正在经历的灾难绝大部分是关于市场和金钱的故事，关于赚钱与消费出了差错的事，但使之变成灾难的还是人类自身的因素，而非金钱损失。
说了那么多，我们一直在讨论着金钱的损失。
追踪总体经济表现的最常用衡量指标就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它是一个经济体调节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后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价值总和。更概括地说，它是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所产出商品（包括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收入来自商品销售，因此它也是所得收入的总值，决定了由工资、利润和税收构成的“蛋糕”能做到多大。
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2%~2.5%的速度增长。那是因为生产能力在随着时间增长：每年愿意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更多的机器和更多的建筑物供工人使用，更加精良的技术投入应用。偶尔也有挫折，经济变得不景气，出现短暂缩减而不是增长。但是这些挫折一般都持续不久且伤害不大，并且当经济损失得到弥补后，随之出现爆发性增长。
此次危机之前，美国经济自“大萧条”以来经历过的最大挫折是1979~1982年的“双底衰退”—一次经济衰退紧接着另一次经济衰退。到了1982年年末，经济已经跌到谷底，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之前的顶峰低了两个百分点。不过，接着又出现了巨大的反弹，接下来的两年以7%的速度增长—这被称为“美国的黎明”，然后又恢复到了正常的增长速度。
萧条时期—在2007年年末到2009年年中经济稳定时期的猛跌，伴随着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18个月内降低了5%，情况显得更为严峻。然而更重要的是，后来没有出现有力的反弹。萧条结束后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了，后果是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远远低于它所应该承担的。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提出了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概念—“潜在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可供利用的经济资源在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动机正在全速运转却不会过热—这是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到的估计，将会有什么结果？这就好像用2007年美国的经济状况计划在增长速度保持长期稳定的前提下经济体的生产情况。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估计是带有误导性的，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已经遭受很大的打击。在第2章我将会解释我不同意的原因，但现在，让我们来说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于面值的估算。这意味着，在我写下这些话的同时，美国经济正在以低于它的潜在速度7%的速度运行着。或者用稍微不同的说法，我们现在每年生产的总值比我们能够且应该达到的总值低了１万亿美元。
这是以每年的数目计算的。如果加上自衰退以来的价值损失，那将不止3万亿美元。由于经济的持续疲软，这个数目必将增大。当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产出的累计损失“仅仅”是5万亿美元，我们就感到庆幸了。
这像互联网或房产泡沫破灭时的虚拟账面损失，我们在此谈论的是那些本来应该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商品，以及那些本应得到却从未实现的工资和利润。我们损失的资金高达5万亿美元或者7万亿美元，甚至更多。人们希望经济最终会实现复苏，但这个希望充其量只能是回归原来的趋向线，对这些年来低于趋向线的损失无法做出补偿。
我特意强调“充其量”，是因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长期的经济低谷会对潜能造成负面影响。
打破长期经济的神话
在你听过的所有不采取措施终止经济衰退的借口中，有一个经常被重复用来道歉：我们要关注长期，而非短期。
这句话在许多层面上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本书中将会弄明白。此外，这是一种智力的衰退，拒绝在意识到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承担责任；把这些烦恼抛在脑后，然后轻描淡写地谈长期当然轻而易举。但这是懒惰和懦弱的表现，凯恩斯在其特别著名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点：“‘长期’对当前的情况是一种误导。就长期来说，我们已经死了。经济学家给自己设立了太容易、太无用的任务，就是在多飓风暴雨的季节里，他们只能在暴风雨早过了才告诉我们海上又风平浪静了。”
只关注长期意味着忽视了当前的经济衰退造成的巨大困难，在你阅读本书的同时，生活正在遭受不可挽回的毁灭。但这还不是全部，我们的短期问题（如果你可以把已经持续了五年的衰退称为“短期”的话）正在从许多渠道伤害着我们的长期展望。
我提到过一些渠道，其中之一就是长期失业的腐蚀作用：工作者如果失业时间太长会被认为不可聘用，这将会造成经济体的有效人力长期减少，由此也对生产能力造成影响。大学毕业生被迫干一些用不上他们技能的工作也是一样的道理：时间长了，他们会发现自己被降级了，至少在那些潜在的招聘者眼里，他们被降级为低技术工人，这意味着他们所受的教育都白费了。
经济衰退渐渐侵蚀我们未来的另一个途径是低企业投资。企业并没有投资很多在扩大产量上，事实上，企业拆除了老旧的机器却还没有安装新的，从萧条开始，生产量已经降低了5%。关于低企业投资有很多神话：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它是对白宫里的社会学家的一种恐惧！但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低投资是因为企业相对于它们现有的生产能力的销售不足。
问题是，如果长期的低迷使得未来的企业投资停止的话，那么当经济最终真正复苏的时候，它也会比预期更快地遇到产能限制和生产瓶颈。
最后，（错误地）处理经济危机意味着服务于未来的公共项目正变得野蛮。
21世纪，对年轻人的教育至关重要—政客和权威们如是说。但是持续的经济低迷使各州和地方政府遭遇了财政危机，导致大约30万名中小学教师被解雇。同样，财政危机还导致了各州和地方政府推迟或取消了对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的投资。比如急需完工的哈得孙河的水下第二隧道，还有被取消的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的高速铁路工程，以及许多城市被取消的轻轨工程，等等。为了调整通货膨胀，从经济衰退一开始，公共投资就急剧减少。这再次说明如果经济最终复苏，我们会很快遇到瓶颈。
对于未来的风险，我们是否应该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了以前的金融危机给一些国家带来的后果，研究结果令人不安：这些国家不仅遭受了严重的短期损害，而且伴随着增长和就业持续地走下坡，似乎也带来了长期而巨大的负面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有证据表明，在金融危机后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衰退的深度和缩短持续期可以减少长期伤害。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样不采取上述措施的话，未来将会希望渺茫、令人痛苦。
欧洲和美国一样痛苦
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谈美国，明显有两个原因：祖国的伤痛最令我心痛，我对它最为了解。但是，美国的苦难绝不是独一无二的。
欧洲的经济景象也不容乐观。总的来说，欧洲遭受的就业减少不如美国严重，但也十分糟糕。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欧洲比美国更糟。而且在欧洲，不同国家的人经历迥然不同。尽管德国相对安然无恙（就目前而言，接下来我们静观其变），但是欧洲外围区正面临着巨大的灾难。如果美国25岁人群的失业率达到17%对美国年轻人来说是个糟糕的时代，那么意大利25岁人群的失业率为28%，对意大利年轻人来说真是梦魇，更别提爱尔兰30%、西班牙43%的失业率了。
好消息是，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比美国要强大得多，失业造成的直接后果也小得多。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意味着在欧洲丢了工作并不会同时失去医疗保险。相当慷慨的失业补贴也避免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无家可归。
但是欧洲统一与不统一的尴尬组合（大多数国家采用了统一货币而没有按统一货币的要求加入政治和经济联盟）成为经济疲软和危机再起的重要因素。
在欧洲，和美国一样，衰退对不同地区的打击程度是参差不齐的。危机爆发前泡沫最严重的地区遭遇了最严重的衰退，西班牙就如同欧洲的佛罗里达州，爱尔兰就如同欧洲的内华达州。但佛罗里达州的立法机构不用担心医疗和社会保障的资金问题，因为联邦政府会为之付款。西班牙、希腊、葡萄牙还有爱尔兰则要自力更生。欧洲的经济衰退引发了财政危机，因此私人投资者再也不愿意借钱给这些国家。而对于财政危机的回应—简单粗暴地缩减开支，使全欧洲的失业率激增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而且在本书撰写期间，似乎正将欧洲推向全面的衰退。
令人绝望的政策：堪比希特勒时期
“大萧条”的最终代价远远不止是经济损失，也不止是大规模失业带来的苦难。“大萧条”也会对政治产生灾难性影响。具体来说，现在人们普遍把希特勒的崛起和1923年德国的高度通货膨胀联系起来，但真正使他掌权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的经济衰退。由于时任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的通货紧缩政策，德国那次所经历的经济衰退比欧洲其他国家严重得多。
今天，类似的事情会再发生吗？凡是跟纳粹相似的事物早已背负了抹不掉的骂名（参见“高德温法则”），如此糟糕的事情也很难在21世纪发生。然而低估长期经济衰退给民主观念和制度带来的危害是愚蠢的。实际上，西方世界的极端政治已经明显增加：激进的排外运动，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所有的示威游行都体现了独裁主义倾向。匈牙利似乎正在走上一条回归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部分地区所实行的独裁政权的
道路。
美国也不例外。有谁能否认共和党在过去几年里变得越来越极端吗？尽管共和党表现出的是一种激进主义，但在民众受苦之时，尊敬的决策者却没有给出任何解决之道，这必然导致共和党内极端主义的蓬勃发展，这可是今年晚些时候共和党接管国会和白宫的好机会。
我们有能力终结萧条
我刚刚描绘了一场巨大的人为灾难的巨幅画像。灾难的确时有发生，历史上人类经历了许多洪水、饥荒、地震和海啸。但令人气愤的是，这次经济灾难本不必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这不是蝗灾，我们也没有丢失专业技能，美国和欧洲应该变得比五年前更加富裕而不是贫穷。这次灾难的本质也不难理解。在“大萧条”时期，领导者总有借口：没有人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或是应该怎么解决。但今天的领导者没有这样的借口，我们有知识和工具结束这样的苦难。
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会解释缘由：自我利益和扭曲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妨碍我们解决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的。不得不承认，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能够做好的事情上一败涂地常常让我感到绝望。
但是，这是错误的反应。
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我发现自己常听一首动人的歌曲，最早由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和凯特·布什（Kate
Bush）在20世纪80年代演唱。这首歌以大规模失业为背景，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不详。那个男声唱出了他的绝望：“每一份工作，都有那么多人竞争。”而那个女声鼓励他：“不要放弃。”
这是形势严峻的时期，由于这一切本不必发生，就更显得糟糕透顶。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只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意志，我们就一定能结束经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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