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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克莱·舍基说，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2 000亿个小时，而这几乎是2
000个维基百科项目一年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我们将每个人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大？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自由时间始终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消费它们，创造它们和分享它们，我们可以通过积累将平庸变成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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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克莱·舍基
克莱·舍基 （Clay Shirky）1964年－
研究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美国作家，顾问和老师。近年来，舍基在纽约大学的NYU
互动电信项目中任教，其咨询客户包括诺基亚、宝洁、BBC、美国海军和乐高公司等。此外，舍基的课程报告还包括社会性网络和技术网络的拓扑结构之间相互关联的影响，以及网络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从1996年起，舍基开始撰写关于互联网的报道，其专栏文章和著作刊登在 Business
2.0《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评论》和《连线》杂志等多家媒体。
其代表作《未来是湿的》在中国读者中亦深受好评。
[译者简介]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央电视台《我们》总策划。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
洞察数字社会的重要性并将其引入中国人生活的第一人，也是中国企业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著作包括《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等，译作包括《未来是湿的》、《数字化生存》、《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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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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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互联网时代的晨光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马化腾
译者序 认知盈余作为一种可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介批评者 胡泳
第1章 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
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为2000亿个小时，这几乎是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每年所需要的时间。想像一下，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大？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自由时间始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消费它们，我们可以通过积累将平庸变成优秀，而真正的鸿沟在于什么都不做和做一些事情。
第2章 工具赋予的可能性
当韩国民众在首尔市中心展开轰轰烈烈的的示威游行时，谁也不会想到，在游行中，一半以上的参与者，竟然都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儿。是什么让这些年幼到连选举权都没有的小姑娘接连数周，夜以继日地出现在公园里抗议？对认知盈余的利用使人们得以用更慷慨、更公开、更加社会化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现在，除了时间，我们还拥有任由我们支配的工具，并不是我们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行为发生的可能。
第3章 分享，无酬的动机
为什么“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的参与者不仅没有报酬，还会搭上自己的钱，却乐此不疲？为什么一群业余爱好者做的连专业设计师的作品的边儿都够不着的网站，会风靡美国？网络意味着我们最终发现，人们真正感兴趣的领域是如此之广阔，广阔到疯狂的地步。数字网络让分享变得廉价，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为潜在的参与者。想要分享的动机才是驱动力，而技术仅仅是一种方法。
第4章 “我们”为“我们”创造机会
20世纪70年代，一群自称“西风少年”的滑板玩家，创造了现代滑板文化；19世纪70年代，印象派画家的团体聚在一起，通过互动产生出新洞见；音乐分享软件Napster的发明，既不是因为青年们比老一辈更加有犯罪倾向，也不仅是因为他们胸怀分享的伟大精神。将我们的自由时间和特殊才能汇聚在一起，共同创造，做有益之事，构成了这个时代巨大的新机遇之一。谁能充分利用这一机遇，谁就能就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第5章 创造慷慨的共享文化
当日托中心对接孩子迟到的家长增加了罚金，迟到的家长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同样靠酒精灯和天平起步，“无形学院”却能从炼金术飞跃到正儿八经的化学学科；“同病相怜”网站不再是医务人员单方持有信息，不让病人知道，而是让患有相同慢性病的病友分享信息，人人受益。有些价值是市场创造不出来的，这些价值的创造只能靠一系列分享和相互协调性的假设，当更多人开始期待业余参与作为一种开放的选择时，这些期待就会改变文化。
第6章 从公用价值到公民价值
一个是“沙发旅行”网站，一个是“粉色内衣”运动，前者为寄宿在他人家中的女士提供参考，后者则以一种公开的女权姿态保护妇女的利益。从面向参与者的公用价值，到受益对象是所有女性的公民价值，两者大不相同。作为人类，无可救药地既想满足个人的需求，又想实现集体的效率，全心全意致力于为社会或公众服务的团体很难长久维持。从个人、群体到公众、社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利用认知盈余来创造真正的公民价值？
第7章 寻找鼠标，世界是“闲”的
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在看DVD，突然她毫无征兆地从沙发上跳起来，围着屏幕背后的电线绕来绕去。爸爸问：“你在做什么？”小姑娘从屏幕后方探出头来说，“我在找鼠标。”
“我们在寻找鼠标”，后来成了我的座右铭。我们四处寻找读者、观众、患者或者市民，他们有的被锁在创造和分享之外，有的享受着消极的或被禁锢的经验，我们发出叩问：如果我们能开凿出一点点认知盈余，加以利用，我们能让好事发生吗？我敢打赌，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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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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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解决老问题
交通问题，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时段的交通问题，是现在亟待以社会方式解决的现实问题。上下班都要历尽一番周折，更有千百万的人一周有5天都要忍受这样的折磨。乍看之下这个问题似乎和媒体毫无关联，但有效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合伙搭车（carpooling），合伙搭车的关键并不在于汽车本身，而在于协调。合伙用车并不需要新车，需要的仅仅是现有汽车的最新消息。
PickupPal.com是众多新消息渠道之一，它是一个为协调路线相同的司机和乘客而设计的合伙搭车网站。司机提供报价，如果乘客同意的话，系统就会让司机和乘客彼此联系。就像任何一份一句话商业计划书一样，有太多的细节藏在后面，大到如何找出相近路线、相同时间以达成一宗可接受的组合，小到如何在最少泄露个人信息的前提下令让司机和乘客相互联系。
PickupPal同样面临着规模的问题——当司机和乘客的数量处于某一临界数字以下时，系统很难运行，当然超过临界数字越多则越好。同样是使用该系统的两个人，一个三次中配对成功了一次，另一个十次中配对成功了九次，这两者对该系统的认可程度一定截然不同。三中一是备选方案，而十中九则变成了常规。解决PickupPal规模问题的最基本方法是从社交可能性较高的地方着手，再向其周边扩展。由于该系统对大城市周边通勤最有效，与PickupPal合作的是可以向员工或成员发布拼车信息（该策略亦能协助增强使用者之间的信任感）的公司和组织。PickupPal同样整合了像facebook这样的现有社交工具，以便尽可能容易地找到合适的拼车伙伴。上述这些策略显得很有效：到2009年底，PickupPal?com已经拥有了107个国家的超过140
000的用户。
PickupPal提供的服务和我们所知的认知盈余大致相似。当每个人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上下班高峰的拥堵问题时，办法只能是每个人买辆车自己开。然而这样的“解决方式”无疑只能使问题雪上加霜。一旦我们把上下班高峰问题当做协调问题来看，我们便能想到不仅是一两个而且是一大堆解决办法。在合伙用车的情景中，马路上的汽车数量会演变成一种机会，因为每一辆有空位的汽车都有可能找到同路人。PickupPal将过剩的汽车和驾驶员重新整合，把他们当做潜在的共享资源。只要能使用允许群组交流的媒体，人们就可以依赖司机和乘客间的信息变化寻求解决交通问题的新方法，此一方法使人人都受益。
对大多数人都有益，却未见得对公交公司也有益。2008年5月，位于安大略湖区的汽车公司Trentway-Wagar聘请了一位私家侦探来使用PickupPal；侦探确认了PickupPal的运营方式如广告所述，并以书面文字陈述了他支付司机60美元搭车到蒙特利尔的事实。凭借这一证据，Trentway-Wagar向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Ontario
Highway Transport Board,
OHTB）请愿，要求关闭PickupPal网站，理由是PickupPal以帮助协调司机和乘客的名义启动，但它运作得太好了，已经不像一个合伙搭车网站了。Trentway-Wagar引用了《安大略公用机动车条例》（Ontario
Public Vehicles
Act）第11章，其中规定合伙搭车只能发生在家庭和工作两种情况下（学校和医院除外），并须在政府规定的线路内。同时，每天的司机必须是同一个人。此外，汽油和途中的开支应按周支付。
Trentway-Wagar主张鉴于合伙用车曾经很不方便，因此应当一如既往地不便，一旦这种不便消失，就应当有法令重新介入。奇怪的是，一个机构在担负起协助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责任的同时，亦扮演着保护该问题的角色，因为这种机构的存在是以社会对其管理行为的持续需求为前提的。公交公司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服务——公共交通运输，然而它们亦放纵自己去限制竞争，阻止把旅客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的替代性方式，就像Trentway-Wagar所做的那样。
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支持Trentway-Wagar公交车公司的诉讼，下令禁止PickupPal在安大略的营运。PickupPal决定就此事进行抗辩——但在听证会上失败了。然而公众开始关注此事，在油价飙升、重视环境、财政缩减的年代，几乎没有人站在Trentway-Wagar一边。从在线请愿书到T恤销售，公众从各种渠道的回应都传递着同一个信息：保护PickupPal。人们对于无法享受PickupPal网络服务所带来的不便讨论激烈到令政府无法回避。在Trentway-Wagar赢得了短暂几周的胜利之后，安大略立法机关修改了公用机动车条例的相关规定使PickupPal重新合法化。
PickupPal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利用社会化媒体：
首先，PickupPal能够迅速为其用户提供充足的信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PickupPal无法在缺少令潜在司机和乘客共享其各自路线的信息交流媒介的条件下独立存在。
其次，它创造了集合价值（aggregate
value）——用户越多，匹配的可能性就越大。原有的逻辑，如电视逻辑，仅仅把观众当作个体的集合。每个个体都无法为彼此创造真正的价值。而数字媒体的逻辑则不同，它承认这些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每天都可以为彼此创造价值。
同时，PickupPal依赖摒除网络媒体和“现实生活”的隔阂而存在。PickupPal以一种极端琐碎的方式提供网络服务——它通过把用户配对而创造价值。但这种价值只能通过真实存在的司机和真实存在的乘客在真实存在的高速公路上驾驶着真实存在的汽车体现出来。
PickupPal是社会化媒体作为现实社会一部分而真实存在，同时又在改进而不是脱离现实的一个例子。对为千万普通市民提供协调性资源的公共媒体的利用，标志着现代媒体已经和我们熟悉的媒体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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