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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北宋党争研究的经典之作，张希清、何冠环、包伟民等宋史名家一致推荐。本书与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被誉为北宋党争研究的双璧，时至今日仍是了解、研究宋代党争者不可绕过的专著。
2.一部全面研究北宋党争的著作，全方位梳理其时间线、人物与事件。本书对宋代党争的梳理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起点，至南宋初年结束，接近六十年，时间线完整清晰；广泛涉及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曾布、宋徽宗、蔡京等党争中的重要人物；清楚地梳理了王安石与吕慧卿关系恶化、洛党与蜀党之争等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3.一扇通往北宋政治真相的大门。书中对于北宋中后期政治史的多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让我们看到党争之下，北宋王朝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军事政策不稳定，如复役法、对西夏政策的反复；官员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多以保全自身为重……北宋统治根基在强调君子小人之辨的党争中日益动摇。
4.不拘成说，创见迭出。在宋朝政治史研究中，本书多有创见，如北宋朋党之争的恶化源于“元祐更化”，并导致了北宋政治发展的严重后果；将宋徽宗、蔡京借推行新法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的党禁，不称为党争而称为党祸等。
5.史料扎实，考证严谨。除宋史正史史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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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朋党”之zheng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新旧党zheng，zheng的是什么？为何北宋的朋党屡禁不绝？激化的党zheng之下，朝野之上受害最大的又是谁？
本书是一部北宋党zheng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以王安石变法为关键节点，立足于神宗熙宁以来的新旧党zheng，聚焦庆历至靖康近八十年间的党zheng历史，关注其政治侧重、人事变动以及对政局的即时因应，细致分析了北宋中晚期政治人物、统治集团的作为以及政局对王朝统治根基的影响，解释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士大夫政治的异化，揭示了士大夫政治为何走向僵局的某种必然性。全书史料扎实，考证严谨，作者文笔颇具感染力，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可作为理解北宋党zheng的重要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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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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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祥，湖北天门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3—199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入选2005—2006年度中美富布莱特学者，并应邀赴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侧重于宋代政治史和学术文化史。代表作有《朋党之zheng与北宋政治》《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等，并主编有《华中国学》1—1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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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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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僚士大夫的朋党理论（代绪论）
第一章 北宋政治的发展演变与北宋党争的产生
第二章 熙宁、元丰时期的党争问题
第三章 元祐新、旧党之争
第四章 元祐时期的洛、蜀、朔党争
第五章 从哲宗“绍述”到“建中靖国”
——新、旧党争的发展演变
第六章 “崇宁党禁”与北宋晚期政局
第七章 靖康党论与党争的流播
征引文献目录
附录
不朽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
——纪念先师邓广铭教授诞辰115周年
深切缅怀先师王瑞明教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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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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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得以再版，首先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张洁编辑。
我与张洁编辑素昧平生，但却于今年（2023年）5月29日意外收到了她发给我的一封邮件，非常抱歉的是，我因故未能及时查阅邮箱，直到6月7日才给她回复。她在邮件中详细介绍了她们出版社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的构想，也列举了她们出版社近年来业已出版的若干历史文化类的重要学术著作，最后希望我能将这部书稿修订后交由她们出版社再版。后来通过微信、短信沟通时，她还问我是否保存有该稿的电子版，如没有，也可由她们重新录入；同时，她也为本稿的修订工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她对出版事业的认真负责、对学术文化的挚爱和真诚深深打动了我，感动之余，唯有应命而已。
坦率而言，我对自己的一些文字是从来都不满意的，虽然对一些课题展开思考和撰写时似乎也煞费苦心，也常为查询一些材料、构思和在文字表述方面费尽心机，但事毕之后便不想回头再看第二遍，每次收到出版物后也只是随意放置一边，更绝无“敝帚自珍”的一丝想法。但这次要重新审读和修订这部稿子，对我来说，确实也算经历了又一次的磨砺。如果拙稿再版后能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我将感激不尽！
在修订过程中，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框架，个人原有的一些想法、观点和结论也没有做太大的改动，因为岁月的流转和时光的流逝并未改变我对本研究课题的所有结论，我想这样也许更方便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因此，这次的修订工作主要侧重于史料重新核对查证、论证过程力求更加科学完善、文中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力求更加严谨通透、文字表达力求更加准确得体，等等。令我稍感高兴和欣慰的是，通过这次的努力，可能这部稿子从形式到内容、从史料到表述等诸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确实得到了改正，当然，其中仍然存在的各类错误一定还有不少。
这次修订工作也有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要面对如何处理各类文献的版本问题。毕竟，这部稿子距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大陆博士文库”的初版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如加上撰写时间，可能还要上推几年。那时节，正如傅斯年先生所云，史料的搜集和各种文献资料的查阅只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和当时其他前辈学者和学界同仁的工作方式一样，本稿绝大部分史料的搜集都是通过翻检查阅线装书或古籍影印本、以抄录卡片的形式完成的，且当时在注释规范和参考文献罗列方面也并没有统一的“行规”，只能以约定俗成或者学界认可的方式进行。
30多年来，随着国力的强盛、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和出版界不断创新突破，不仅各种文献典籍的点校本、笺注本大量涌现，即令是同一种文献，也有不同的点校本、笺注本和校补本，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思维敏锐的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还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开发出非常便捷实用的文献检索工具，这些都为如今的科研工作提供了莫大方便。本稿是30多年前的产物，因而作者在修订时对各条史料的逐一核对，对页下注格式和参考文献的胪列方式等均颇费踌躇。不过，为编辑先生和读者方便查找所引史料的出处，作者在顾及本稿历史原貌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后来陆续点校出版的有关版本，重新核对了文中引用的史料，并尽可能按现在的学术规范注明了页码；对文末的“参考文献”，作者有意将将综合性文献置于最前端，大致依据文献出现的历史顺序列出，但并未严格按照拼音、笔画笔顺等方式重新排列，更未细分“古籍文献”“今人论著”等。这一点，敬请各位读者谅解为感！
另外，为了缅怀和纪念我的两位恩师——邓广铭先生和王瑞明先生，借本书稿再版的机会，我在文末附上了有关他们的两篇纪念文章，以彰显前辈学者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风范，表达对两位恩师的永远怀念之情，这是我最感欣慰的事情。
最后，我要再一次感谢张洁编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其在出版界的卓越贡献，早已蜚声中外，可以预期，有众多像张洁、吴楠楠女士这样的优秀编辑的辛勤付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宋哲宗绍圣年间，曾布以大公至正的多面形象，在与新党章惇、蔡卞、吕惠卿以及旧党诸人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在皇权面前，则竭力将自身塑造成忠贞不二之臣、孤立不党之士，在适度保持政治张力的基础上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
——编者按
多面曾布——党争“不倒翁”的“政治哲学”
绍圣初，无论是从言论还是从行动来看，曾布的政治态度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给旧党以坚决打击，并努力绍述神宗政事。但没过多久，曾布的政治活动与政治态度却表现得极为矛盾和乖戾。一方面，他力主打击元祐党人，绍述神宗政事，旧党诸人遭黜责后，他认为：“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以此鼓动宋哲宗严厉惩处元祐党人。《宋史》卷319《刘奉世传》：
绍圣元年，……（刘奉世）过都入觐，欲述朋党倾邪之状。帝将听其来，曾布曰：“元祐变先朝法，无一当者，奉世有力焉，最为漏网，恐不足见。”
此记载也足可看出曾布对旧党严密防范的政治态度。又绍圣四年五月文彦博去世时，曾布对哲宗云“老而不死，终被谪命乃即世”“臣常以为背负先帝，莫如此人”，此语也不可谓不刻薄。《长编纪事本末》卷101《逐元祐党人上》：
(绍圣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辈，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
曾布的意思，即是将漏网者清查出来，予以治罪。是时，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三省与枢密院一并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之议，布实为始作俑者之一。绍圣三年四月中，曾布对宋哲宗云：“司马光之徒，内怀怨望，每事志于必改，先帝以纯臣之礼待之，而用心如此，其为背负先帝，情最可诛。”以上都足以证明，曾布对旧党打击毫不手软。
但在另一方面，曾布又往往貌似大公至正，发出与章惇等人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论调。上引材料说明，绍圣时期的编类元祐臣僚章疏，曾布实为主要策划者之一，但在另外的场合，他又说“施行元祐之人，殊无伦理”，“方今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表示出与前述完全不同的态度。绍圣四年五月，曾布又以“爱惜人材”为由，要将旧党分子孙觉、李常荐入朝廷。吕大防、刘挚南贬，曾布还曾提出要“稍徙近地”，以“感召和气”。绍圣四年十月，建议将陈瓘用为台谏或侍从官。降至元符之末，曾布则干脆直接建议哲宗引用元祐党人。
与之同时，在一些场合、尤其是与宋哲宗单独交谈时，又屡屡对章惇、蔡卞、蔡京以及新党中其他人表示不满乃至直接进行抨击。绍圣四年九月，曾布独对事，称“臣度章惇、蔡卞，必不能为陛下更修政事，进退人材”。稍后又说“与章惇、蔡卞议论不同之人，便指为异论”，攻击章、 蔡二人动辄以朋附元祐党人之名排斥异己。又据《长编》卷498元符二年五月癸酉条：
布曰：“陛下睿明天纵，士类之福。若以一言之差，便废一人，则何可胜废?章惇实有此议论，如与司马光争免役事，为天下所称，然其言亦未尝以免役为是，但云当徐议改更，不当暴废尔!”
上云：“方泽诚可罪，只是惇门下人，故主张他。”
布曰：“泽本惠卿亲党，然惇于惠卿亲党过于己亲党，无不主张者。”
上曰：“何故?”
布曰：“此陛下所素知，惠卿作执政时，惇乃门下士……”
以上的事实表明，随着元祐旧党被贬逐殆尽，曾布与章惇、蔡卞、吕惠卿等人之间也逐渐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在与哲宗的对话中，曾布则隐伏着深刻的言外之意。元符二年二月，曾布还对哲宗云：“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众论皆以为过当，然此岂为诋訾先朝，大抵多报私怨耳！”这里，曾布则完全将自己置于新党之外，俨然以中立不党之面目对章惇、蔡卞进行指责。
曾布的这些矛盾表现，招来了后世的不同评价。如缪荃孙认为“其论至公”，“较之惇、卞之徒，究属天良未昧”，给予一定程度的好评；而另则有人认为“绍圣初，元祐党祸起，布知公论所在，故对上之语，多持两端”，意在说明其恶不减章、蔡，只是善于文饰，城府更深。如何正确地评价曾布，不仅涉及到曾布个人的功过是非，而且还涉及一系列事件的性质判断。
笔者认为，在曾布的政治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其一套独创的官场哲学，即在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始终适度地保持一定的政治张力，并不断地随政治环境的变化加以调整，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兼而达到个人政治上的目的。他的所有矛盾表现，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中，曾布之弟曾肇曾给时为宰相的曾布修书一封，信中首先肯定了“兄与惇、卞异趋，众所周知”的事实，要求他引用善人（按指元祐党人），扶助正道，并指出如若不然，“曾氏之祸”将不可逃。曾布在复信中谈了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并告知自己何以能在政局迭变、朋党相倾的复杂形势中成为不倒翁的奥秘：
自熙宁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惟其不雷同熙宁、元丰之人，故免元祐之祸；惟其不附会元祐，故免绍圣之中伤，坐视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独泰然自若，真自处亦必粗有义理，以至处今风波之中，毅然自立……元祐及惇、卞之党，亦何能加祸于我哉!恐未至贻家族之祸，为祖宗之辱，而累及亲友也。
曾布这一篇不可多得的道白，为我们通过现象了解曾布其人，了解当时的仕风，不啻提供了一把钥匙。曾布所说的处乱世而不败的“义理”，即是那一套官场哲学、为官之道。由于遵循了这一套“义理”和官场哲学，因此，曾布力主打击元祐党人，却又在打击的程度和方式上提出不同意见；力主绍述神宗政事，却又保留因时“损益”的观点；无数次在哲宗面前巧言诋毁章惇等人，离间章惇与哲宗之间的关系，却又时或对章惇有一两句公道之语。曾布力主“绍述”和打击旧党，是为了迎合哲宗，得到重用；而在其间所发的异论，则是为日后的“毅然而立”作准备。我们固然不能抹煞曾布的某些“公允”言行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必须看到，曾布这些行为的根本目的，只不过是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所党同、无所依附的中正不倚之士，“坐视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独泰然自若”而已!
“中正不倚”只是相对于新、旧两党而言，而对于皇权，曾布却是挖空心思委身于斯、竭力效忠的。曾布深知君臣相处之三味，故而处心积虑要使哲宗相信他是忠贞不贰之臣，孤立不党之士，试看曾布与哲宗的如下一段对话：
上曰：“大臣所见，岂可不言? 言之何害?”
布曰：“臣每蒙陛下开纳如此，益不敢循默，然愿陛下更赐采纳。臣自初秉政，即尝奏陈以谓先帝听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当时大臣，异论者不一，终不斥逐者，盖恐上下之人与安石为一，则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矣，此何可忽也。”
上曰：“冯京辈皆是。”
布曰：“非独京辈，先帝曾谕臣：王珪虽不言，亦未必不腹诽也。今三省无一人敢与惇、卞异论者。”
在以上对话中，他反复告诫哲宗“以先帝御安石之术为意”。向哲宗进此君人南面之术，无疑是曾布委身于哲宗的最佳方式，此种方式可谓一举三得：可获得哲宗的充分依赖；可以客观上收到离间哲宗与惇、卞关系之效；可为自己仕途的进一步通显打下基础。曾布的这种用意极为明显。
曾布既然想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他也就必然在新党内部寻找矛盾，偶尔制造矛盾而与其他新党官员处于若即若离，甚至敌对状态。至哲宗去世，曾布与章惇之间的矛盾终于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据曾布自己的记载，向太后垂帘之后，他曾与向太后论及章惇数事，认为：“今日事不成，惇与(梁)从政皆怀家族之忧，惇为首相从政握亲兵，内怀反侧，但无能为尔！”曾布此语的用意异常卑劣。“今日事不成”，系指章惇曾反对立端王赵佶为帝而未成功；“内怀反侧”，即是认为章惇有不臣之心。曾布能以此中伤、谄诬章惇，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冲突已是异常尖锐、激烈。曾布与蔡京、蔡卞之间的关系，也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所以向太后垂帘之后，他一再要求将蔡京、蔡卞逐出朝廷。
——选自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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