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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师友感旧录》对于北大的文史流脉、精神高地、治学乐趣、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与功过得失，有平易精深的叙说。
文中配有多幅图片；内文双色印刷；软精装，封面印银压凸，裸脊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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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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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学者温儒敏的随笔小品。分三辑：第一辑回忆师友，大都是笔者曾聆教或共事过的北大学者，虽是印象片段，也可见个性、生活与学问的某些侧面。第二辑讲述北大传统与校园轶闻趣事。第三辑是自叙，叙说笔者求学与治学的经历。书中呈现数十年来学界与北大的某些光影，文字简朴质直，刻写生动传神，别有一种冲淡隽永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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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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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学者温儒敏的随笔小品。分三辑：第一辑回忆师友，大都是笔者曾聆教或共事过的北大学者，虽是印象片段，也可见个性、生活与学问的某些侧面。第二辑讲述北大传统与校园轶闻趣事。第三辑是自叙，叙说笔者求学与治学的经历。书中呈现数十年来学界与北大的某些光影，文字简朴质直，刻写生动传神，别有一种冲淡隽永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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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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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林庚：仙风道骨一诗家
坦诚傲气的小说家吴组缃
名士派陈贻焮
语言学大师王力
中文系的“老主任”杨晦
“甩手掌柜”季镇淮
写出与写不出的
王瑶先生的三大贡献
语言学领域的“通才”岑麒祥
朱德熙与北大古文字学“三剑客”
古代音乐研究的翘楚阴法鲁
林焘：语言学家与昆曲“票友”
“学术警察”吴小如
语文教学研究的元老冯钟芸
樊骏：一个“有故事”时代的消歇
九十沧桑乐黛云
“严上加严”的严家炎
“可爱的老头”谢冕
袁行霈学问的气度与格局
飘逸才子褚斌杰
“王门”大弟子孙玉石
费振刚：“一史三皮”成佳话
“跨界”学问家金开诚
钱理群的脾气与学问
吴福辉：犹念旧日芳满庭
周先慎教授二三事
妙趣横生的“跬步斋主”严绍璗
蒋绍愚与《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曹文轩的“古典追求”
龚鹏程真是“读书种子”
有清介“高士”气的李零
陈平原的学者人间情怀
孟二冬：虽不能偃仰啸歌，心亦陶然
“课比天大”的李小凡
杨义：身居学术重镇，却又总在学术圈外
陈新与《全宋诗》
作为“第二代学者”的张恩和
朱德发与山师的学术团队
王富仁的“独往”
也斯：城市人的感怀、恋情与困惑
批评家萧殷的锐气和胆识
一位教语文的乡村诗人
怀念我的中学校长叶启青
辑二
北大中文系诞生一百年摭谈
书香五院
北大初期的桐城派与章门学派
北大中文系的“系格”
北大清华人大三校比较论
北大为何没有校训？
北大语文研究所的二十年
辑三
我的“阿孊”
星花碎影少年时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北大“三窟”
今夜清辉“师门”聚
我当北大出版社总编辑
我与人教社的三度合作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往事
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旅
编教材是我一生做过最难的事
我在山东大学的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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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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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趣横生的“跬步斋主”严绍璗
严绍璗（1940—2022），上海人。著名古典文献学家，中国日本学家，比较文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
私下里，我们给严绍璗教授起了个外号叫“小广播”。这其实没有贬义。在网络还不发达的时代，信息稀缺，而严老师朋友多，管道多，“小道消息”也多，我们都喜欢从他那里听到某些秘闻。严老师记性特别好，关于北大和中文系的许多掌故、轶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能随时绘声绘色翻出来，侃大山。十多年前，我和严老师都住蓝旗营，同一栋楼，彼此打头碰脸的，见他总是热情地和人打招呼，说不定又有什么秘闻。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严老师生气绷脸，若给他画一幅漫画像，就是西装领带，头发蓬松，咧着嘴，乐呵呵的。他喜乐和善的样子与诙谐幽默的话语，能瞬间把快乐传给人。
用不着预约，我便敲开“跬步斋”的门，那是严绍璗先生的家。客厅凌乱，到处堆满书、杂志和卡片。我在沙发上随便坐下，他端来两杯清茶，毫无客套，故事便开讲。我建议他把北大严趣闻或故人旧事写下来，也是“野史”一种，肯定畅销。他连说好好好，可是始终没动笔。我为北大出版社策划主持过一套“名家通识讲座”大型丛书（即“十五讲系列”），请了许多学界的“大咖”来参与，也想请严绍璗写一本《日本文化十五讲》。他是“日本通”，这个选题对他再合适不过，他也很高兴答应下来了，可是等了十多年，稿子还没有开写。再后来，便不了了之。
其实，严绍璗老师那时正埋头撰写他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呢，这是个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哪里还会有余兴去写我建议的那些书？
看来，快快乐乐只是严绍璗老师生活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却是非常辛苦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学问中去了，而且做的是很枯燥的学术。趣闻和喜乐，只是他那艰涩学术的调剂品罢了。
严绍璗教授的专长是目录学，主要探寻、搜罗、整理那些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书。一千多年以来，我国大量古籍传入日本，亦有一部分是战争时期被掠夺过去的，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国内已经失传的“善本”，包括一些极其珍贵的国宝级宋元刻本。严绍璗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三十多次到日本，去追踪调查这些“日藏汉籍”。这是需要扎实的古典文献专业能力支撑的工作。严绍璗是北大也是全国首届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曾问学魏建功、邓广铭等著名学者的门下，自然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调查“日藏汉籍”，先要大致了解哪些可能是“善本”，包括唐以后日本人的抄本、佚存本，现在收藏在哪里，然后顺藤摸瓜，想办法看到这些古书的“真容”。他几乎跑遍了日本藏有汉籍的图书馆、大学、寺院和某些私人藏书机构，一本一本去追寻查访。好在当时中日关系还比较友好，严绍璗又广交朋友，他的治学精神得到日本汉学家的理解与赞佩，因而能接触到一般读者难于一见的“善本”。
严老师的工作是寂寞、烦琐，而且旷日持久的。他从日本各个公私藏书机构的书库中借到古书，只能在限定时间里当场看完归还。要一本本翻阅，记下其书名、卷数、署名、内容、序跋、题签、款式、版本，等等。那时电脑还不普及，全靠手工劳作，逐一用卡片记录，有的还要复印、拍照。因为是“善本”，很珍贵，每借阅一种，都只能在工作人员监视下翻看，中间不能吃饭、喝水、休息。多么艰难辛劳！有人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严绍璗何止十年？他锲而不舍，一坐就是二十多年！一共收集整理了一万多种相关的文本资料，约占日本汉籍“善本”百分之七八十。
在二十多年访书调查的基础上，严绍璗还要再整理、加工和研究。每一种书都撰有正题（版本情况和藏书处）、按语（版式、题跋、刻工、印玺等）和附录（古籍流传的相关文献）。后来，连他自己都感慨走过来确实不容易：“一个人有了明确的理念和目标之后，往往会有连自己都释然的精力去面对困难。”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严绍璗先生为何把自己住家起名为“跬步斋”了。“不积跬步何以行千里。”严老师做学问就是有这样的耐心、恒心和毅力。
2007年7月，《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终于出版，两大册，共2336页，名副其实的皇皇巨著。与此同时，严老师还出版了《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和《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等著作。他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
严绍璗不但善于“讲古”，他本身也有许多故事。这里说一个。他在日本汉学界名声大，以至明仁天皇和皇后都曾约见过他。那是1994年11月某一天。天皇问：“先生喜欢读什么书？”答：“因为研究的关系，常看《古事记》《万叶集》等。”天皇问：“这些书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也是很难的，先生以为如何？”答：“正是这样。但是，因为这些书中事实上隐含着一些中国文化的因素，从这方面说，中国人有理解方便的一面。”天皇略显愧赧说：“是的，正是这样。”
这也可见严绍璗教授的善谈与情趣。
我和严绍璗老师认识很早，记得在1983年，还和他一起代表季羡林、乐黛云两位教授到沈阳，祝贺辽宁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其实不在行。而严老师精通日本文化，已经在中日文学比较方面写过几种论作，他是以文献学为基础做比较文学的，很实在，不是空头比较文学家。记得当年去沈阳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途中聊天，我问严绍璗为何一边做文献一边做比较文学。他说文献是基础，也很想“做出去”，人文学科是可以“融通”与“越界”的。可见他治学的路子不但精细扎实，视野也很开阔。后来，他干脆从古典文献教研室转到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在乐黛云教授退休后，就接任比较所的所长。那也顺理成章。
1999年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严绍璗老师是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就更加频繁。有时碰到比较棘手的事情，比如教研室彼此“争夺”职称晋升名额，等等，严绍璗老师都用他“三寸不烂之舌”，努力去协调说项，化解矛盾，老师们也都认可。严老师在文献学、比较文学方面杰出的学术成就，以及对北大中文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有口皆碑。
严绍璗老师晚年患阿尔茨海默症，被疾病折磨，又碰上倒霉的新冠疫情，于2022年8月6日过世了。一年多过去，痛定思痛，到如今我才动笔写点有关他的回忆。昨天，我把严绍璗先生当年送我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找出来看，沉甸甸的，还特地抱去称重，竟有十二斤。真是巨著！打开书，扉页上赫然几个大字，“谨呈儒敏教授雅正学友严绍璗敬赠2007年5月初夏”。严绍璗先生自称“学友”，未免太过谦逊，他是我的老师呀。合上书，仿佛又在北大静园五院，在蓝旗营，见到了这位文献学家乐呵呵的妙趣横生的样子。
2023年11月5日
北大“三窟”
这个标题有些费解，所谓“三窟”，是指我这几十年在北大校园的几个住处。不是同时拥有的所谓“狡兔三窟”，而是先后三个“定居”点。时过境迁，这些地方都变化很大，人事的变异更多，写下来也是一种念旧吧。
1981年我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起先被安排住到南门内的25楼学生宿舍，说是临时的，和李家浩（后来成了著名的战国文字研究专家）共处一室。李兄人极好，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除了看书就是睡觉，偶尔用很重的湖北腔说些我不怎么明白的“文字学”。我们倒是相安无事。住25楼的都是“文革”后毕业的第一届研究生，多数拖家带小的，老住单身宿舍不方便。大约住了快一年吧，这些“老童生”就集体到朗润园当时北大党委书记家里“请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果然奏效，不久，就都从25楼搬到教工宿舍。1982年我住进21楼103室。本来两人一间，系里很照顾，安排和我合住的是对外汉语的一位老师，还没有结婚，可以把他打发到办公室去住，这样我就“独享”一间，有了在北大的家，妻子带着女儿可以从北京东郊娘家那里搬过来了。
这算是我在北大的第一“窟”。
21楼位于燕园南边的教工宿舍区，类似的楼有9座，每3座成一品字形院落。东边紧挨着北大的南北主干道，西边是学生宿舍区，往北就是人来人往的三角地。全是筒子楼，灰色，砖木结构，3层，共六十多个房间。这个宿舍群建于1950年代，本来是单身教工宿舍，可是单身汉结婚后没有办法搬出去，而我们这些有家室的又陆续搬了进来，实际上就成了家属宿舍了。每家一间房子，12平方米左右，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床（一般都是碌架床），一张桌，做饭的煤炉或煤气罐就只能放在楼道里，加上煤饼杂物之类，黑压压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电影《邻居》，演的那种杂乱情景差不多。每到做饭的时候，楼道烟熏火燎，很热闹，谁家炒萝卜还是焖羊肉，香味飘散全楼，大家都能“分享”。缺个葱少个姜的，彼此也互通有无。自然还可以互相观摩，交流厨艺，我妻子就是从隔壁闫云翔（后来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的太太那里学会熘肝尖的。有时谁家有事外出，孩子也可以交给邻居照看。曹文轩老师（如今是知名作家）住在我对门，他经常不在，钥匙就给我，正好可以“空间利用”，在他屋里看书。21楼原“定位”是男宿舍，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女的有需要还得走过院子到对面19楼去解决。（19楼是女教工宿舍，也一家一家的住有许多男士。陈平原与夏晓虹结婚后，就曾作为“家属”在19楼住过。）水房是共用的，每层一间。夏天夜晚总有一些男士在水房一边洗冷水澡，一边放声歌唱。当时人的物质需求不大，人际关系也好，生活还是充实而不乏乐趣的。那几年我正处于学术的摸索期也是生长期，我和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最早一稿，就是在21楼写成的。
不过还是有许多头疼的事。那时一些年轻老师好不容易结束两地分居，家属调进北京了，可是21楼是单身宿舍，不是正式的家属楼，公安局不给办理入户。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那时我是集体户口，孩子的户口没法落在北大，要上学了，也不能进附小。又是系里出面周旋，花了很多精力才解决。连煤气供应也要凭本，集体户口没有本，每到应急，只好去借人家的本买气。诸如此类的大小麻烦事真是一桩接一桩，要花很大精力去应对。钱理群和我是研究生同学，同一年留校，又同住在21楼，他更惨，和另一老师被安排在一层的一间潮湿的房子（原是水房或者厕所），没法子住，要求换，便一次次向有关机构申请，拖了很久，受尽冷遇，才从一楼搬到二楼。我开玩笑说，老钱文章有时火气大，恐怕就跟这段遭遇有关。有时我也实在觉得太苦，想挪动一下，甚至考虑过是否要回南方去。当时那边正在招兵买马，去了怎么说也有个套间住吧。可是夜深人静，看书写字累了，走出21楼，在校园里活动活动，又会感觉北大这里毕竟那么自由，舍不得离开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大中文系老师起码三分之一在19、20或21楼住过。与我几乎同时住21楼的也很多，如段宝林(民间文学家)、钱理群（文学史家）、曹文轩（作家）、董学文（文艺学家）、李小凡（方言学家）、张剑福（中文系副主任）、郭锐（语言学家），等等。其他院系的如罗芃（法国文学学者）、李贵连（法学家）、张国有（经济学家、北大副校长）、朱善璐（北京市委常委），等等，当初都是21楼的居民，彼此“混得”很熟。20多年过去，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各个领域的名家或者要人，21楼的那段生活体验，一定已在大家的人生中沉淀下来了。
我在21楼住了三年，到1986年，搬到畅春园51楼316室。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二“窟”。
畅春园在北大西门对过，东是蔚秀园，西是承泽园，连片都是北大家属宿舍区。畅春园可是个有来历的地方。据说清代这里是皇家园林别墅，有诗称“西岭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归御园，随景结蓬壶”（清代吴长元《宸垣识略》），可见此地当时水系发达，秀润富贵。康熙皇帝曾在此接见西洋传教士，听讲数学、天文、地理等现代知识。乾隆、雍正等皇帝也曾在此游玩、休憩。如今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只在北大西门马路边遗存恩佑寺和恩慕寺两座山门，也快要湮没在灯红酒绿与车水马龙之中了。1980年代初北大在畅春园新建了多座宿舍，每套90平米左右，三房一厅，当时算是最好的居室，要有相当资历的教授或者领导才能入住。为了满足部分年轻教工需要，在畅春园南端又建了一座大型的筒子楼，绿色铁皮外墙，5层，共一百多间，每间15平米，比21楼要大一些。我决定搬去畅春园51楼，不因为这里房子稍大，而是为这里是正式的宿舍，可以入户口，不用再借用煤气本。
毕竟都是筒子楼，这里和21楼没有多大差别，也是公共厕所，也不用在楼道里做饭了，平均五六家合用一间厨房。房子还是很不够用，女儿要做作业，我就没有地方写字了。那时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非常紧张，家里挤不下，每天晚上只好到校内五院中文系教研室用功。51楼东边新建了北大二附中，当时中学的操场还没有围墙，我常常一个人进去散步，一边构思我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生活是艰苦的，可是那时“出活”也最多，每年都有不少论作发表，我的学业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那几年打下的。51楼的居民比21楼要杂一些，各个院系的都有，不少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海归”。如刘伟（经济学家，现北大经济学院院长）、曾毅（人口学家）都是邻居，我在这里又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这里还有难忘的风景。我们住房靠南，居然还有一个不小的阳台，往外观望，就是大片稻田，一年四季可看到不同的劳作和变换的景色。后来，稻田改成了农贸市场，再后来，农贸市场又改成了公园，那时我们已经离开畅春园。偶尔路过51楼跟前，想象自己还站在三层的阳台上朝外观望，看到的公园虽然漂亮，可是不会有稻田那样富于生命的变化，也没有那样令人心旷神怡。还是要看心境，稻田之美是和二十多年前的心绪有关吧。
后来我又搬到镜春园82号，那是1988年冬天。镜春园82号
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三“窟”。
镜春园在北大校园的北部，东侧是五四操场，西侧是鸣鹤园和塞克勒博物馆，南边紧靠有名的未名湖。这里原为圆明园的附属园子之一，乾隆年间是大学士和珅私家花园的一部分，后来和珅被治罪，园子赐给嘉庆四女庄静公主居住，改名为镜春园。据史料记载，昔日镜春园有多组建筑群，中为歇山顶殿堂七楹，前廊后厦，东西附属配殿与别院，复道四通于树石之际，飞楼杰阁，朱舍丹书，甚为壮观。（据焦熊《北京西郊宅园记》）后历沧桑之变，皇家庭院多化为断壁残垣，不过也还可以找到某些遗迹。过去常见到有清华建筑系学生来这里寻觅旧物，写生作画。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修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人还从残破旧建筑的屋顶发现皇家院落的牌匾。六七十年前，这里是燕京大学教员宿舍，包括孙楷第、唐辟黄等不少名流，寓居于此。50年代之后成为北京大学宿舍区，不过大都是四合院，逐步加盖，成一个个大杂院。其中比较完整的院落，一处是76号，原为王瑶教授寓所（曾为北洋政府黎元洪的公馆，现为北大基金会所在）；另一处就是我搬进的镜春园82号。
这个小院坐北朝南，院墙虎皮石垒砌，两进，正北和东、西各有一厢房，院内两棵古柏，一丛青竹，再进去，后院还有几间平房，十分幽静。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著名小说家和红学专家吴组缃先生的寓所，后来让出东厢，住进了古典文学家陈贻焮教授。再后来是“文革”，吴先生被赶出院门，这里的北屋和西屋分别给了一位干部和一位工人。陈贻焮教授年岁大了，嫌这里冬天阴冷，于1988年搬到朗润园楼房住，而我则接替陈先生，住进82号东屋。虽然面积不大，但有一个厅可以作书房，一条过道连接两个小房间，还有独立的厨房与卫生间。这一年我42岁，终于熬到有一个“有厕所的家”了。
我对新居很满意，一是院子相对独立，书房被松柏翠竹掩映，非常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就是在这里磨成的。二是靠近未名湖，我喜欢晚上绕湖一周散步。三是和邻居关系融洽，也很安全，我们的窗门没有加任何防盗设施，晚上不锁门也不要紧，从来没有丢失过东西。四是这里离76号王瑶先生家只有五六百米，我可以有更多机会向王先生聆教。在未名湖畔镜春园82号
寓所门前（1988年）
缺点是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炉子，买煤也非易事，入冬前就得东奔西跑准备，把蜂窝煤买来摞到屋檐下，得全家总动员。搬来不久就装上了电话，那时电话不普及，装机费很贵，得五六百元，等于我一个多月的工资，确实有点奢侈。我还在院子里开出一块地，用篱笆隔离，种过月季、芍药等许多花木，可是土地太阴，不会侍候，总长不好。唯独有一年我和妻子从圆明园找来菊花种子，第二年秋天就满院出彩，香气袭人，过客都被吸引进来观看。院子里那丛竹子是陈贻焮先生手栽，我特别费心维护，不时还从厨房里接出水管浇水，春天等候竹笋冒出，是一乐事。陈贻焮先生显然对82号有很深的感情，他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杜甫评传》这本大书，就诞生于此。搬出之后，陈先生常回来看看。还在院墙外边，就开始大声呼叫“老温老温”，推开柴门，进来就坐，聊天喝茶。因为离学生宿舍区近，学生来访也很频繁，无须电话预约，一天接待七八人是常有的。我在镜春园一住就是十三年，这期间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也经历了北大的许多变迁，我在这里读书思考，写作研究，接待师友，有艰难、辛苦也有欢乐。这里留下我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前不久我陪台湾来的龚鹏程先生去过镜春园，82号已人去楼空，大门紧闭，门口贴了一张纸，写着“拆迁办”。从门缝往里看，我住过的东厢檐下煤炉还在，而窗后那片竹子已经枯萎凋残。据说82号以东的大片院落都要拆掉改建，建成现代数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室了。报纸上还有人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保留燕园老建筑。但最终还是要拆迁的。我一时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我是2001年冬天搬出镜春园，到蓝旗营小区的。小区在清华南边，是北大、清华共有的教师公寓。这是第四次乔迁，可是已经迁出了北大校园，不能算是北大第四“窟”了。蓝旗营寓所是塔楼，很宽敞，推窗可以饱览颐和园和圆明园的美景，但我似乎总还是很留恋校园里的那“三窟”。我的许多流年碎影，都融汇在“三窟”之中了。
200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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