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施罗德政府又一改科索沃战争中的态度，首次对美国“说不”，拒绝参战。这也凸显出德国开始从自身利益出发，自主进行外交决策。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合政府”后半期，德国外交关于统一和正常化的两大目标均已实现，目标已更新。正如连玉如所说：“新世纪德国外交政策的新任务已转向所谓的‘国际秩序政策’，除继续深化欧洲一体化、与美国进行紧密但不是无条件的合作外，德国还致力于参与完善区域或全球性的合作机制，斡旋和参与解决冲突、危机，维护公正和平的国际秩序。” 连玉如：《新的国际形势下德国的大国作用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14页。这要求德国解锁外交自我限制，更积极地投身于全球外交当中。这主要在默克尔任内得以推动。第三节默克尔时代“有为外交”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来看，战后德国大致上重新经历了一次“崛起”历程，外交上由弱到强、由点及面、由依赖到自主、由被动到积极，这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默克尔时代，德国已基本扫清了外部限制因素，外交上的自主空间明显增大，外界又对实力强大的德国有所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有为外交”顺势而来，成长为“领导与塑造者”也显得自然而然。当然，这里所说德国作为领导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言九鼎”或“德国说了算”，更多是西方联盟内的“领导”和更广泛国际层面的“塑造”。“领导”是一种宽泛、概括性的表述，其动力源来自默克尔奉行的“有为外交”。不过德国外交转向“积极有为”也并非一蹴而就，仔细观察，“有为外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积蓄期（2005—2012年）德国外交政策转变并非一夜之功。默克尔就任总理初期，对于全球外交还没有成熟的想法，其首先将外交政策重心置于欧盟内部，通过塑造欧盟来赢得信任。2005年底，默克尔参加任内第一次欧盟峰会，就遇到了成员国就2007—2013年财政预算的激烈争执，默克尔迅速向成员国释放信号，表示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面对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德国将“承担起特殊责任，为联盟服务”。 Wolfram Hilz，“Perspektiven der ‘neuen’ deutsch-franzsischen Beziehunge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57 (38) 2007，S25-32对于因《欧盟宪法条约》批准受阻而带来的政治僵局，欧盟在默克尔主导下宣布2006年为“考虑期”，直至2007年德国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才予以续推。此时，德国展现了强大的谈判和协调能力，促成成员国就《欧盟宪法条约》中最重要的原则达成了共识。通过争取新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支持，强化了与法国的团结，并从机制上初步理顺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来，并且引发了对欧盟国家影响更为直接的债务危机，或称欧元危机。在应对两大危机的过程中，德国在二战后第一次有了可以对另一个国家生存与命运施加重大影响的可能。 Eric THansen，Die ngstliche Supermacht: Warum Deutschland endlich erwachsen werden muss，Kln: Bastei Lübbe GmbH，2013，S8德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经济优势，其经济财政政策很大程度外化为外交影响力，奠定了领导欧盟的基础。一是保持自身经济稳定。受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德国经济衰退54%，但2010年即实现正增长4%，已基本恢复了金融危机初期水平，增速为西方发达国家之首。在债务危机蔓延的几年，德国也一直保持1%—2%的稳定增长。在他国经济普遍复苏乏力的条件下，德国成为整个欧盟的“稳定锚”。二是强化财政纪律。无论是政界学界，大家对于欧元作为“早产儿”存在“制度性缺陷”没有争议，但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如何让其渡过危机并能最大程度修正不足，这是德国在主导应对欧债危机中的最大贡献。德国对于紧缩、结构性改革、减债降赤的严苛要求最终被运用于整个欧元区，对于从根本上提升欧盟竞争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应对危机出台的“欧洲稳定机制”等客观上推进了一体化。三是出手援助。德国是各类危机应对机制的最大出资国，承担了约1/4的救助责任。尽管条件苛刻，但若没有德国的财力支持，欧元区难免解体。默克尔执政前半段的外交经历主要用在解决经济问题上，在外交安全领域成果不多，这主要是缘于德国还没有放弃“克制政策”的传统，在重大事务上坚持保持低姿态，将法国推向前台，例如支持法国主推的二十国集团机制。2007年德国轮值欧盟主席国期间，主导欧盟推出首份“中亚战略”，希望从能源与安全战略高度提升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但后续措施乏力。2008年下半年法国轮值期间，欧盟外交重心完全转到“地中海联盟”，“中亚战略”可谓“半途而废”。在2011年中东乱局中，德国政府更是犹豫不决、进退失据，还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首次“背离西方盟友”，针对军事行动投了弃权票。在重大问题上的不一致态度至今仍制约着欧盟对中东北非影响力的提升。 Anja Zorob，“Sanktionen gegen Syrien: Was haben sie bewirkt? ”，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66 (8) 2016，S14-22二、践行期（2013—2017年）本来实力上升将自然而然带来外交上的积极进取，但德国外交在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象：一方面，经过欧债危机的洗礼，德国在欧盟内话语权大增，在欧盟体制机制特别是财经政策制定上基本确立了“事实上的领导者”地位；另一方面，在外交与安全事务上德国依然充当“小学生”，不敢也不愿积极作为。与此同时，从外界的观感上看，对德国实力上升也有两方面不同认知：一方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有问题找德国”一定程度上成为欧盟内解决危机的不二法门；各国虽对德国制定严格的条条框框感到不悦，但若想摆脱危机，又不得不依靠德国的实力，希望德国“出钱出力”，因此对德国的期望值在升高；另一方面，“德国问题”并没有完全随着一体化深入而消亡，特别是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德国不免显现出“单边主义”的一面，其他成员国不能够“违逆”德国的主张。尽管德国一再声称将竭尽所能挽救欧元，他国还是对其方式方法乃至方向产生怀疑，甚至担心就此再次产生所谓的“德国霸权”。这在当时被称为“新‘德国问题’”。 Ulrike Guérot，Mark Leonard，The new German question: How Europe can get the Germany it needs，ECFR Policy Brief，April 2011，p1这两大悖论促使德国更加紧迫地思考其外交政策转型的问题。在默克尔开启第三任期前，德国战略界、外交界机构对德国外交展开了密集讨论和调研，在准确研判外界对德国外交调整的预期和态度后，终于作出了外交转向积极有为的决策。我们可以从三份重要研究成果中看出外界对德国外交转型的呼声，从而理解默克尔时代德国转向积极有为的必然性。2012年11月—2013年9月，由德国外交部资助，德国最著名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类智库——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又称“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与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共同主持完成一项课题，出台重磅报告《新力量、新责任：变革世界中的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元素》，这份报告评估了德国面临的全新国际战略环境，指出德国外交的“克制政策”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德国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应当调整为“保持并继续发展自由、和平与开放的世界秩序”。为此，德国应展现更多的塑造意愿，提出更多创意和提案，频繁、坚定地发挥领导作用。 Markus Keim et al，Neue Macht Neue Verantwortung，Elemente einer deutschen Au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für eine Welt im Umbruch，Berlin: SWP und GMF，2013该报告还对德国如何塑造世界秩序提出了具体建议，后来均体现在政府的外交实践中。2014年，时任德国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亲自主持了一项历时一年、吸纳全球主要欧洲问题学者、官员的名为“回顾2014：对外交政策的远瞻”的研讨项目，以“德国外交问题何在，如何改变”为核心问题，征求意见。各方对于德国必须发挥更大作用没有异议，均认为“一味克制”既不符合德国自身利益，也不能为欧洲和世界贡献和平。各方对于德国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讨论，呼吁德国处理好“德国与欧洲”的关系，更加灵活主动地参与到世界事务当中。 Review 2014-Auenpolitik weiter denken，Berlin: Auswrtiges Amt，2014著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大使于2019年主编重磅论文集《德国的新责任》，汇集150篇来自德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关于德国地位和作用的论文。该论文集出版较晚，更能从全面视角提供外界审视德国外交转向的态度。论文集的核心观点是全球进入大变局，冲突频繁、发展受限，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遭遇危机，而德国独特的讲道德、有韧性、重规则、求团结等外交特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德国发挥领导作用是众望所归，论文集的作者们一致呼吁继续挖掘德国外交政策潜力，进一步拓展外交思维，提升全球政策塑造力。 Wolfgang Ischinger und Dirk Messner，Deutschlands Neue Verantwortung，München: Econ，2019从上述研究报告可以看出，战略界和学界对德国外交转型几乎是“一边倒”支持的，国际社会也没有对可能产生“德国霸权”表现出过多疑虑，反而均主张德国有更多作为。这一“共识”最终体现在2014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被称为“慕尼黑共识”。在为期两天的会期上，时任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先后就德国将奉行“有为外交”展开阐释。高克称，“目前是迄今以来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德国，德国有能力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保护和帮助塑造基于欧盟、北约和联合国的国际秩序”。 “Das ist das beste Deutschland，das wir je hatten”，Focus，31Januar 2014，http://wwwfocusde/politik/deutschland/sicherheitskonferenz-in-muenchen-joachim-gauck-das-beste-deutschland-das-wir-jemals-hatten_id_3582953html施泰因迈尔对未来德国外交的行为方式提出了“更及时、更坚决、采取更为实质性措施参与国际事务”的具体要求。 “Konferenz in München: Steinmeier verspricht aktivere deutsche Sicherheitspolitik”，Der Spiegel，1Februar 2014，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sicherheitskonferenz-steinmeier-will-aktivere-deutsche-aussenpolitik-a-950518html冯德莱恩则从军事角度出发，指出“至少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德国也应该更积极地向危机地区派兵……一味保持军事克制，就会在国际力量角逐中落败”。 “Militrpolitik: Von der Leyen will Bundeswehr verstrkt im Ausland einsetzen”，Der Spiegel，26Januar 2014，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von-der-leyen-fuer-staerkeres-engagement-der-bundeswehr-im-ausland-a-945568html而在此之前的1月29日，默克尔已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强调：“德国政府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承担欧洲和世界的责任。德国长期在国际事务中‘缺位’，不仅损害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也不利于伙伴国政治、经济发展。” Angela Merkel，“Wir gestalten Deutschlands Zukunft，Regierungserklrung der Bundeskanzlerin bei der 10Sitzung des 18Deutschen Bundestages”，Das Parlament，29Januar 2014接踵而至的乌克兰危机立即为德国政府提供了实践其“有为外交”的机会。从实际行动上来看，默克尔政府很好地利用了自身与俄罗斯、美国之间的桥梁关系，积极充当乌克兰危机的协调人和斡旋者；在局势未能缓解时，又支持并推动欧盟开展制裁，展现了一定的强硬态度。时至今日德国仍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对比此前的中东变局，德国几乎无所作为，在欧盟内只见法国主导、意大利等国参与，在“有为外交”出台之后，德国明显加大了对中东地区的介入力度，主动召集叙利亚、利比亚等问题国际会议，在促成伊核协议达成方面也成为重要一方，逐渐在国际上形成了解决冲突的“P5 1 X”（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德国 当事国）模式。这一时期德国外交有了许多重大突破，例如，一再派出“史上最大海外参战部队”，向伊拉克北部佩什默加地区的库尔德人提供武器（突破向战争地区出口武器的限制），增加军费开支等。在欧盟内，德国也更加积极地按自己意愿和利益塑造内外政策。默克尔不顾英国、匈牙利等国反对，主导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对让-克洛德·容克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在人事问题上首次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主导对英国脱欧谈判中保持适度强硬，避免出现扩散效应；难民危机及由此衍生的欧盟内民粹主义上升等均为德国外交提供了拓展空间。德国不仅在欧盟内部建设上担当“领导”，也主导着欧盟对外事务，并开始对国际重大问题产生重要影响，积极地参与塑造国际秩序。三、优化期（2018—2021年）默克尔进入第四个任期后，外界对其产生一定“审美疲劳”，加之危机叠加，全球冲突加剧，德国政府“有为外交”又面临不少新的挑战。例如，在跨大西洋关系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提出关于加强欧盟战略自主的一系列主张，但因涉及一些原则问题，德国方面很难全面支持，默克尔表达了原则上的支持，但回避了难点。德国与脱欧后的英国关系，与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围绕法治问题和难民问题的争端，与南欧国家围绕预算和经济发展问题的争端都有激化趋势，维护欧盟团结更加困难。在处理大国关系问题上，德国也有一些不适应之处，例如，在对美合作与战略自主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在对俄缓和与安抚中东欧之间如何平衡，加大对非投入与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如何破解，等等。为此，德国外交又进入了优化重塑的阶段，致力于更好地塑造欧盟和世界秩序。首先还是聚焦欧盟建设，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与成员国间的矛盾以及欧盟对外行动力的问题。在与法国关系上，出台了新时期促进德法合作的《亚琛条约》，对法国一些倡议给予了更为积极的回应，推动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项目步入实操。对法国、意大利等国放松财政纪律的期望予以理解，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迅速允许各国突破财政契约规定，相关支出不计入预算标准内。德国尝试尽可能慎重地指责他国，例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在疫情初期无限期延长了国家“紧急状态”，被指“随意扩大自身权力”，德国虽也有所反对，但没有过多表态。时任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还专门解释说：“我们要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团结在一起。” Christiane Hoffmann，“ Wir brauchen rasche Hilfe ohne Folterwerkzeuge”，Der Spiegel，Nr18，2Mai 2020，S22此外，德国在欧盟内率先倡议提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继续对西巴尔干国家提供财政支持，极力推动开启与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谈判，从情感上拉拢东部伙伴国。国际事务则略显复杂，德国虽有意承担更多责任，但必须承认自身能力还有待提升，特别是作为非地缘政治大国，在许多问题上有无力的一面。对默克尔政府而言，重点着力的领域有：重新调试与美国的关系，准确评估“美国优先”与“美国回归”的动态变化，在适当时间、空间、领域内保持对美合作和战略自主的平衡；倡导“有选择性”的多边主义，确保其坚守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始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同样分领域建立起多边合作机制；继续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发声，参与危机管控、冲突化解、谈判促和等行动，在全球治理问题上贡献德国智慧。总体而言，联邦德国成立后的外交政策总原则一以贯之，就是实现“自主、自强”。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着眼于破除各个时期的各种外部制约，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推进外交政策的正常化。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后，德国基本实现了成为“正常国家”的目标，遂开始适应新形势，外交政策的积极性逐步提升。默克尔时代德国国力达到战后最高点，又面临“后冷战时代”接踵而至的全球性危机，其“大国雄心”在应对危机的刺激下进一步展露，于是步入“有所作为”的全新阶段。德国的“有所作为”不同于其他西方大国，有其独特的一面，不是为有为而有为，也不是一味蛮干，而是将一些软性元素融入“积极有为”的外交实践当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多展现德国理念和德国判断，以此来带动其他国家并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成为21世纪全球舞台上一支重要的“领导与塑造”的力量。这正是默克尔时代德国外交中值得仔细品味和研究之处。第二章德国何以领导与塑造第二章德国何以领导与塑造历史唯物主义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国外交在默克尔时代走向“领导与塑造”，归根结底是由其自身实力和外部环境变化所决定的，其主动顺应这种变化，从而走向了积极有为。综观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外交，从国内看，这一时期德国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国家实力不断上升，加上两德统一后一直追求外交正常化的进程已经走到关键“质变”阶段，内生动力推动德国有更多的能力和意愿在外交上承担更多责任；从国际看，百年变局加速推进，“东升西降”“欧美疏离”，加上地缘冲突频发、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德国自身利益难保，所能依赖的外部力量又渐次减少，必须“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外交的自主性、积极性被迫提升，在一定范围成为“领导与塑造者”。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肯定杰出个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在默克尔时代这个大背景下，德国外交的重大决策、行为走向，很大程度上都与默克尔个人紧密相关。可以说，默克尔个人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以其独特的性格、理念及执政方式，带领德国发挥其独特领导力，成为一支有潜力的国际秩序“塑造者”。第一节“时势造英雄”综合来看，我们认为，默克尔时代德国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实力提升与外交保守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众所周知，二战后德国长期是“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在默克尔时代这一矛盾更为突出：一是德国实力实现了重大飞跃；二是政治精英以及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对德国外交有了新的认知和规划，对德国在全球的作用有了不同于历史的理解；三是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对于德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发挥更多“大国作用”的呼声和期待不断升高。正是德国自身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造就了德国这个“领导与塑造者”，也成就了默克尔本人，可谓“时势造英雄”。一、德国实力储备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一切外交行动，归根结底，一要服务于内政，二要以国内资源和力量为依托。脱离国内发展和需要搞外交，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考察默克尔时代德国外交政策走向，必须首先考察这一时期德国国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于此分析其国民心态的变化及赋予外交政策的目标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主张“内因决定论”，默克尔时代德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逐渐由国际公共外交产品的“消费者”转向“提供者”，归根结底是由其国内力量和国民心态变化所驱动的。（一）经济实力的积累是根本德国经济稳定增长是促进积极外交最主要的因素。默克尔上任后很快就经历了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欧盟内其他成员国深受打击，而在外部经济环境脆弱、世界贸易相对乏力的背景下，德国的经济始终保持稳健增长，金融危机以来平均增速达13%，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西方阵营中相对实力明显上升。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刚过去的几年，德国经济增速高达3%—4%，可谓“一枝独秀”，为其引领欧盟乃至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相比施罗德时代的德国一度成为“欧洲病夫”，默克尔时代的德国经济达到冷战后最佳水平，甚至被誉为“第二次经济奇迹”， Kurt Huebner，“German Crisis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Asia Europe Journal， Vol9，Issue 2-4，2012，p160这是德国发挥外交引领作用的根本。一是财政连年盈余。德国自2014年起就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截至新冠疫情前实现连续六年盈余，2018年财政盈余达创纪录的620亿欧元，接近占国内生产总值2%。德国奉行平衡偏紧的财政政策，2015年起就停增新债，直至新冠疫情期间才打破所谓的“黑零”原则。 “黑零”是公共预算的一种通俗表达，指规划或计算的公共预算基本达到收支平衡。这是德国政府多年来坚持追求的公共预算目标，在此指导下，德国财政实现了多年轻微盈余。新冠疫情前其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降至欧盟规定的60%以内，远低于美日及欧元区平均水平（约90%）。这与法国、南欧等国家和地区一直艰难奋战在减债减赤道路上形成鲜明对比，也使得德国在财政货币政策上拥有说硬话的底气。二是外贸顺差“惊人”。2009年德国贸易顺差为1389亿欧元，2019年升至2236亿欧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为主要经济体所罕见。美国政府多次就贸易失衡问题对德国发难，威胁征收高关税，恰恰说明德国外向型经济模式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帮助其提升了军事以外的另一种硬实力。三是就业表现“抢眼”。施罗德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一大目标就是降低高企的失业率。默克尔继承了施罗德改革的衣钵，在短时工、灵活就业等制度的加持下，德国虽经历两场危机，失业率始终保持较低水平，多年来保持在4%上下，几乎实现“充分就业”。 以上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统计局网站：https://wwwdestatisde。虽然国内也屡屡发生劳工争端，但相比法国“黄马甲”等抗议活动，劳动法改革举步维艰而言，德国劳工纠纷烈度总体较低，社会总体稳定。德国强势经济实力储备有多方面原因，很多与历史传统和制度安排有关，较为关键的，例如，坚持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反对放任市场野蛮发展；重视职业教育，执行“双元制职教制度”，将在校学习与工厂实习结合起来，高端技术人才培养相对成熟；及时推行改革，施罗德政府率先推出“2010议程”改革，一方面限制过高福利，另一方面引入灵活就业方式，打破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失业率及劳动成本，为默克尔时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根本性基础，等等。学界研究已十分充分，这里不作赘述。单从默克尔主政期间看，有两条措施特别值得一提。一是巩固制造业之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兴国家崛起，西方发达工业国普遍经历了“去工业化”进程，大搞金融业，德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有波动，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明显下滑。但默克尔领导的历届政府视制造业为经济之本，尽力维持其占国内生产总值20%以上，在全球发达工业国中仍属最高之列，约与日本持平，远超美国、英国、法国（11%—13%）。2019年德国制定《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要将制造业占比恢复提升至25%的目标。 Industriestrategie 2030Leitlinien für eine deutsche und europische Industriepolitik，Berlin: 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November 2019，S10德国于2013年正式出台了“工业40”战略，力推物联网技术和制造业服务化，是德国版的“再工业化”计划。 丁纯、李君扬：《德国“工业40”：内容、动因与前景及其启示》，《德国研究》，2014年第4期，第50页。这一战略所蕴含的数字化、智能化思维当前成为全球热点，虽然德国受制于自身数字产业发展滞后的制约，执行起来并不顺利，但这一新时代制造业发展方向始终为德国政府所坚持。图2-1两德统一后德国制造业（不含建筑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MANF.ZS?end=2020&locations=DE&start=1991&view=chart。（%）
二是坚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德国对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有着教条式的坚持，主要源于德国社会对“魏玛时期”及二战后恶性通货膨胀的集体恐惧，因而有深厚民意基础。德国反对货币财政，马克时代，德国央行具有高度独立性；欧洲央行基本按德国央行模式运行，以控制通货膨胀率为唯一政策目标，是西方独立性最强的央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并非默克尔首创，但在默克尔时代得到全面彻底的贯彻并予以发扬光大。德国于2009年就率先将控制财赤目标写入宪法，并规定“各州2020年起实现零赤字”，力推德式财政纪律成为欧盟标准。默克尔领导下的政府始终毫不含糊地将削减资产负债作为复苏的前提条件。 \\[德\\]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著，晏小宝译：《未来必须节制：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2页。即使与默克尔搭档并继任其总理职位的社会民主党人奥拉夫·朔尔茨，在默克尔眼中也“不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 Cerstin Gammelin，Nico Fried，Wolfgang Krach，“ Ich wei，was wir geschafft haben”，Süddeutsche Zeitung，22Oktober 2021，https://wwwsueddeutschede/projekte/artikel/politik/das-grosse-abschiedsinterview-mit-angela-merkel-e623201/?reduced=true这一纪律约束确保了德国能够在危机中率先恢复过来，赢得发展先机。与此同时，时代变迁带来的一些具有偶然性质的因素也为德国积累实力贡献了契机：一是从欧债危机中获利。引入欧元后，强势的“德马克”相当于被变相贬值，反而便利德国扩大出口。欧债危机期间，欧元兑美元曾大幅贬值，2010年下半年较2008年贬值达20%以上，这对本来就具有竞争优势的德国出口产品而言更是“福音”。由于经济稳健，资本不断由危机国逃至德国，德国国债收益率极低，这等于良性循环，更助力德国增强优势。二是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融合。历史上德国就与中东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德统一后，德国企业更方便利用民主德国时期的关系网络发展商务活动。经过十余年积累，默克尔时代，德国更为充分地利用中东欧及当地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帮助德企生产、组装，大幅降低了德国产品的成本。2005年起，德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对法国的投资，从中东欧进口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统一之初的11%上升至45%。\\[法\\]纪尧姆·杜瓦尔著，杨凌艺译：《德国模式为什么看起来更成功》，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187页。三是发展中国家需求的高速膨胀。默克尔时代正值新兴经济体数量快速增长的时代，其对高端制造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德国的经济结构中，这一部分产品恰为主流，于是助力德国出口经历“黄金时期”。德国从欧盟外获得的贸易顺差占比越来越高，已是从欧盟内获得顺差的3倍多。（二）政治稳定为经济实力储备保驾护航德国的政治生态与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不同，稳定性相对较强。首先是小党受到较大的限制。二战后德国从制度上就加强了设计，未获5%以上选票的政党基本被阻挡在联邦议院之外，避免了法国那样议会内党派林立的局面。德国政党间意识形态分歧较小，很少为反对而反对，更多以国家利益决定政策取向，容易相互妥协，中左翼的社民党与中右翼的联盟党（基民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在联邦议院的联合政党）两大主流政党政策趋同。默克尔执政16年中，有12年是左右最大两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左右共治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往往意味着矛盾多、执政难，但在德国却十分稳固，两党相互补台，执政效率颇高。欧债危机中，默克尔领导右翼政府（联盟党 自民党）以紧缩和结构性改革换救助，得到反对党社民党大力支持。绿党和自民党虽有“小众”诉求，但大多数时间作为反对党，掣肘作用相对有限。抛开默克尔执政后期民众诟病的“改革动力不足”外，政党间相对和谐的合作关系，对于减少内耗、“团结办大事”有着重要的意义。默克尔执政后期，欧盟多数国家排外的极右势力上升，英国有独立党、法国有国民阵线（后改名为“国民联盟”），对主流政党构成较大压力，但德国的极右组织被严密管控，最重要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虽然一度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党、最大的反对党，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并没有实现其“围剿政府”的宣言，并未对政府形成明显的压力，政府能够较为高效地运作。（三）社会思潮和民众心态变化推动德国有所作为德国强势的经济实力赋予政府对外发挥“保护性作用”的基础，例如维护和平与安全、保护人权等，当然是以“德国思维”来发挥这一作用，这得到其国内主流舆论以及民众的广泛支持。由于历史原因以及长期作为“非正常国家”存在，德国民众很长时间都处在追寻其民族身份认同的痛苦过程中，在对外发声甚至发挥作用的问题上，民众难免感到犹豫、彷徨。前文已述，默克尔时代，德国基本解决了国家“正常化”的问题，德国实现了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自信的民族国家的崛起，故而德国民众对于其所承担的国际角色又有了新的认知，不再畏惧于对外表达和对外行动，更加支持将自身影响力投射到国际层面。从德国人的国民性来看，有两方面特点：一是求稳。与法国热衷于革命不同，对于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而言，追求稳定、秩序成为新时代压倒一切的重任。近几十年来，德国虽也偶有游行示威乃至一些骚乱，但类似法国“黄马甲”运动规模的街头运动却很罕见。一旦秩序被破坏，德国人的焦虑感就明显上升，督促政府维护秩序的一面就会凸显出来。特别是默克尔时代的社会主流人群，大多成长于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对于全球普遍的相互依赖、和平共处有着更深的情感依赖和现实需求，随着危机频发，全球秩序被打乱，威胁到德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德国舆论明显开始支持德国政府有所作为。二是自信甚至自负。德国人坚信自身所坚持的理念、规则观、价值观就是“最优方案”，理应得到推广。二战后数十年来，德国民众一直保持低调、在外交上蛰伏，但其建构和强化自身观念的过程并未停止。默克尔时代，德国基本解决了历史问题，其对于以“德式智慧”塑造外部秩序的意愿大大提升。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德国所强调的这种规则观背后，还有着深刻的价值观意涵。二战后很长时间，德国都处在构建自身新的价值观认同的过程中，在突出自身“西方属性”的同时，弱化了价值观的“民族性”，即追求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普世价值观”。这推动德国政府在外交行动上更突出一种“道德感”，即在维护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超越实力政治，以“价值观的是非曲直”来评判和塑造外部事务。在“路遇不平”的时候，民众支持政府及时坚决“出手”。总的来说，经济实力上升是德国发挥“领导与塑造”作用的基础，政治稳定和社会舆论趋于积极都从不同侧面推动德国积聚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实力的积累逐渐转化为外交力量，不断推升德国在全球外交舞台上有所作为。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身实力的增长为德国外交转向积极有为提供了内生动力，使其有能力承担更多外部责任；而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变革也是德国转变外交思维的重要推动力和参考要素，使其在意愿上更有动力有所作为。从默克尔时代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来看，冷战后20年的相对平静期逐渐结束，国际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和变革期，而这一轮变革烈度并不亚于一个世纪前，可谓百年未有。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德国外交基本完成“正常化”的重要阶段，必须要经受住新一轮全球权力格局洗牌的考验，并展现自身能力，捍卫自身利益，避免在新时代掉队。这也是默克尔时代德国外交的最主要任务。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再到雅尔塔体系及漫长的冷战和后冷战时代，21世纪后，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第四次历史性变迁，人们所见证的是一个旧秩序濒临坍塌，新秩序面临重构的阶段，可谓百年未见。 袁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XI—XII页。默克尔时代，德国不断被呼唤在这一秩序重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作用。在中国视角下，百年变局是说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简言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东升西降”。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2—44页。与英美国家相比，德国对世界处于“变局”的感知更为强烈，其焦虑感也更为突出。在英美媒体中，我们其实较少见到“大变局”的说法，但在德国政界和舆论界语境中，“变局”一词出现的频率就要高很多，显示德国对世界之变有着更多关注。从字面上看，德语所谓的“变局”直译过来是“时代转折”，更强调“转折”，有着对于全球秩序与格局发生“质变”的内涵，比英文“大变局”所使用的词汇“change”更接近中文语境中的“变局”。2021年，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办方发布重磅研究报告《时代转折、转折的时代》，该报告详细论述了德国政治家眼中的世界变在哪里，我们姑且将其翻译成德国版的《大变局》。德国眼中的“大变局”与中国所强调的“东升西降”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其认为，“大变局”最突出的特征是过去数十年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遭到削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强权政治重新回归，国际规则和规范遭到无视。关于其背后的推动力，该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崛起”，并暗指“美国退群”。此外，地缘竞争、气候变化、突破性的科技进步等带来的影响也加速了世界变局。 Wolfgang Ischinger，Boris Ruge，Benedikt Franke (Hrsg)，Zeitenwende，Wendezeiten，München: MSC，2020，S11这是默克尔时代德国外交转型最主要的外部推动因素。（一）“西方缺失”德国硬实力不强，树立并遵守规则是其在国际上安身立命之本。而德国所认可的规则，也是在二战后70余年的历程中，在西方联盟共同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和集团性质。由于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是长期维系西方团结的最主要精神力量，故而德国认可的是“西方主导下基于资本主义民主观念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有赖于美国提供强大的军事硬实力，欧盟等“价值观同盟”提供意识形态软实力，共同维护、共同约束、共同获益。但步入21世纪以来，德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现实，西方作为维护国际秩序的一个整体已经难以维系。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国之变。事实上，“9·11”事件之后，冷战后逐渐形成的“美国独大”的体制就逐渐开始瓦解，到默克尔时代更是有所加速。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就将战略重心转移到本国及周边，作为“世界警察”的角色明显减弱，这本身就是美国基于自身相对实力下滑的一种现实的政策调整。尽管至今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并不比其他国家强大千百倍，默克尔时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告诉德国，美国并非不可战胜，在国际格局剧烈变革的时代，完全依赖美国已经变得不再现实。更为关键的是，默克尔时代中后期，跨大西洋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此前一直坚持的重民主、重盟友等战略路线发生偏移，不再是西方秩序的守护者，有时甚至成为破坏者，大大加剧了国际秩序承受的压力。美国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一种“以进为退”的策略，在既有国际格局中西方力量下降，不足以满足美国获取西方主导下国际秩序所带来的红利，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更显得咄咄逼人、蛮横霸道，甚至对盟友也不惜动用“蛮力”，实际上是想以此掩盖自身实力的下降，制造“失序”，打乱原有的世界发展秩序，进而重塑于己有利的新规则。然而这不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一来崛起中的新兴国家不可能再度臣服于美国，二来作为“小伙伴”的欧洲也不愿牺牲自身利益服务于美国战略。美国之变是西方联盟走向衰弱的一个外在因素。更令西方反思的是百余年来维持其繁荣和扩张的一些内在因素，正在逐渐消失。一方面，经济、技术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优势不再。近代以来，西方通过扩张和殖民政策获得原始积累，又靠着较早开启工业革命积累了技术优势，一步步转化为经济和社会优势，全球形成西强东弱的格局。但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高技术已经不再被西方所垄断，西方也不再是全球地理上的“中心”，维持其经济优势的各种红利正在消减； 冯仲平：《关于西方困境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0期，第1—2页。另一方面，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下降。随着21世纪以来西方一次次经历危机，民众对西方体制日益产生前所未有的怀疑，环视西方各国，政治生态恶化，政府频繁更迭，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共识减少，安全形势堪忧……这些问题无一不刺激着民粹主义、分离势力的兴起，西方社会内部的自信心强烈受挫。而美国则一味强行向外推行西方体制，无论在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西方体制不断遭遇水土不服的状况，进一步侵蚀其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接受度。2020年德国主办慕尼黑安全会议，主题设定为“西方缺失”。德国政治家普遍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已经弱化，在内部分裂和外部冲击下，西方无力应对挑战，正经历衰落。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抨击美国“背离西方”，政策自私，“牺牲伙伴的利益”。 Frank-Walter Steinmeier，“Erffnung der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14.Februar 2020，http://wwwbundespraesidentde/SharedDocs/Reden/DE/Frank-Walter-Steinmeier/Reden/2020/02/200214-MueSiKohtml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西方之中的第二大力量，欧盟本应当接过指挥棒，自主维护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但现实中，英国脱欧在财力和军力上大大削弱了欧盟，法国成为欧盟唯一的拥核国；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无一不困扰欧盟发展，加上外部危机不断，欧盟对外发挥“榜样”和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式微。德国如果不弥补自身政治体量的“赤字”，西方必将彻底衰弱。奥巴马卸任前最后一次访问德国，对德国寄予厚望，默克尔甚至被美国媒体形容为“自由西方最后的守护者”， Konstantin Richter，“Angela Merkels new job: global savior”，Politico，November 17，2016，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angela-merkel-the-last-leader-of-the-free-world/显示出西方精英阶层对德国发挥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的一种期待之情。（二）中国崛起1990年两德统一时，中国占世界经济产出的比重为17%，那时德国占68%，美国占254%，西方阵营联合起来的力量远高于中国。到2020年，美国占248%，基本上维持其份额；德国略有下降，占45%；中国则飙升至163%。中国在经济上对西方的赶超毋庸置疑，不少西方国家因此感受到压力。就德国来说，过去中德关系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德国对华出口前三大类产品为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占总出口的近八成；自中国进口的主要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杂项制品，占总进口的2/3；此外，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光学钟表医疗设备等也是德国进口量较大的产品。 商务部：《2019年德国货物贸易及中德双边贸易概况》，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8206。德国出口产品以高技术工业制成品为主，进口产品以中低端和初级制成品为主，符合双方经济结构的对比。但综观默克尔时代，正值中国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的时代，高铁、基建都成为“中国制造”的国际名片。在此带动下，中德贸易结构总体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移动。分析2000—2016年中德贸易数据，中高技术产业占比从54%提升到61%，其主导地位更突出；资本货物、零部件贸易占比显著提升，从40%升至50%，显示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贸易主导态势逐渐上升。从贸易竞争力变化来看，中高技术产业中，中国绝大多数行业竞争力提升明显，特别是轨道交通行业由进口转为出口优势，例如自2015年起，德铁集团扩大从中国中车集团采购列车，此前多从西门子集团采购。从中欧乃至全球层面看，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提升，对德国竞争力造成一定冲击。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2021年报告称，2020年中国出口的机械和系统产品约1650亿欧元，约占全球158%的市场份额，超过德国的155%，中国首次成为全球最大机械出口国； “Deutschland nicht mehr Exportweltmeister im Maschinenbau”，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7Juli 2021，https://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vdma-deutschland-nicht-mehr-exportweltmeister-im-maschinenbau-17426062html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2021年8月发布报告显示，2000—2019年，中国对欧出口中，非初级产品占比由507%增长到682%，中国高技术产品不断进入欧洲本土市场； Jürgen Matthes，Konkurrenzdruck durch China auf dem EU Markt: Ein tiefer Blick in Auenhandelsstatistik und Industriebranchen，Kln: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22.August 2021，S3德国汽车工业经济研究所2021年8月发布的汽车工业创新排行榜，前十名中已有三家来自中国，该所所长施特凡·布拉策尔称，“德国汽车工业面临来自中国的创新竞争”。 Carrie Hampel，“Volkswagen tops CAM innovation rankings”，August 25，2021，https://wwwelectrivecom/2021/08/25/volkswagen-tops-cam-innovation-rankings/再从依赖度来看，21世纪以来，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的比重飞速上升，由21世纪初的32%升至2019年的108%，而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占比或维持不变，或持续下降。在欧盟、德国的进口来源地中，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欧盟国家从中国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从21世纪初的27%上升到2019年的76%。另外，在中国带领下，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已呈现难以阻挡的势头，这些国家过去曾遭受过侵略，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亦遭不平等待遇，因而在改革不合理的多边秩序方面有共同诉求。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改革中，新兴经济体抱团发起倡议，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冲击。德国认为，这都是时代转折的重要表现，德国要力争维护西方的优势，延缓东方的集体崛起。图2-2主要大国占世界货物出口的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9年统计。转引自：Jürgen Matthes，Konkurrenzdruck durch China auf dem EU Markt: Ein tiefer Blick in Auenhandelsstatistik und Industriebranchen，S5（%）
图2-3欧盟国家从中国、德国进口占总进口比重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9年统计。转引自：Jürgen Matthes，Konkurrenzdruck durch China auf dem EU Markt: Ein tiefer Blick in Auenhandelsstatistik und Industriebranchen，S6（%）
（三）强权政治回归德国认为，大国争斗、强权政治再度回潮，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造成重大损害，已经开始威胁德国等“文明力量”的所谓“正当利益”。默克尔时代，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加剧之势；中国崛起令西方国家相对优势下降；俄罗斯则“一直制造安全威胁”。与此同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五眼联盟”等具有军事、情报性质的小多边机制层出不穷，这都将整个国际格局再度拉回到大国集团对抗当中。从历史上看，德国或是大国争斗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或是关键受害者，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着强烈的反感。冷战期间，德国处于东西方集团对抗的最前沿，安全和发展利益深受威胁，对地缘局势紧张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有着切肤之痛。如今又出现了与历史类似的局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国博弈的“中间地带”，关于“选边站”的问题一度成为德媒乃至欧媒热议的话题。从政治现实上来看，德国存有矛盾心态。一方面，若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博弈烈度过高，势必影响全球稳定，而德国这样的“文明国家”“贸易国家”的发展与福祉完全依赖外部环境的稳定、自由、可流动，对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尤为敏感；另一方面，若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搞“越顶外交”，就某些问题达成妥协，那么又很可能牺牲力量薄弱的欧盟利益。2021年11月，西门子公司总裁兼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主席博乐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直言，如果德国没有自己的政策方针，就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的“皮球”。“西门子公司总裁：德国应制定自己的方针，才不会成为中美国之间的‘皮球’”，观察者网，2021年11月12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11_12_614527shtml。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说过，“欧盟要成为大国争斗的参与者，而非角逐场”。 Carl Bildt，“Which Way for Europe on China?”December 12，2019，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u-strategic-engagement-china-by-carl-bildt-2019-12自然，作为欧盟中实力最强的德国，必须在带领欧盟参与或平息大国争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四）全球化加速调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二战后新自由主义蓬勃发展，强调相互依存，认为其意味着和平与合作，而全球化恰属于广泛意义上全球层面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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