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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并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需要不断认清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紧迫性，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沉着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挑战考验。
因此，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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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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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一书系统梳理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脉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其中的基本经验，深刻揭示延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先进性、人民性、时代性和斗争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一贯性，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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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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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军，博士，长期从事党的理论研究、宣传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工作，文章被人民网、求是网、光明网、党建网、凤凰网等众多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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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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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00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
024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
03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040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
046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
057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就
079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对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导作用
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09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科学认识
114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释
129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建设之中
必须统一在中央总的宣传政策领导之下
136 健全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是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
144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建设
164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机构及其职能
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
183 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208 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
229 加强干部教育培训
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
254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重新认识及政策调整
266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及基本特征
273 延安时期的学术研究
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
288 延安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消解
299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共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
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
320 党的抗日救亡思想对各界民众抗日救亡思潮的引领
33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引领
349 中国共产党对“中间路线”思潮的批判和引领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360 中共党史观的早期建构
379 延安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
391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和团结
403 结束语
413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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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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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是我们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根本制度确定下来， 是对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领导思想文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 守正创新、立破并举、 激浊扬清， 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 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 以抓铁有痕的毅力推动落实见效， 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 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 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 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 善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 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长期实践中， 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 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 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①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 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②
延安时期， 一般是指从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 一直到 1948 年 3 月23 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 中共中央在延安(陕北)战斗和生活的十三个春秋。这十三年， 是党的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力量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转折，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培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探索积累了局部执政的宝贵经验。正因为延安十三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宝藏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 所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从意识形态建设的角度看， 延安十三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局部执政、相对安定的环境下，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全方位加强意识形态建设， 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强的思想理论基础， 争取到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 充分发挥了党的意识形态引领扩大政治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建立统一战线、整合社会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大作用， 也为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打造了基本范式。因此， 系统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脉络，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其中的基本经验， 深刻揭示延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先进性、人民性、时代性和斗争性， 彰显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一贯性， 意义重大。
当前， 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 从延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汲取智慧和经验， 对于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
延安时期跨越了中国革命的三个阶段: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防御阶段一直到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无论是从世界政治环境来看， 还是从中国政治或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来看， 延安时期都是一个国际国内形势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 在社会矛盾复杂交织的中国社会， 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其意识形态必须有强大的公信力吸引力感召力才能聚人心、汇力量， 引领中国发展方向和进程。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 也必然面临复杂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在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 中国政治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复杂形态， 国内思想环境也随之空前复杂
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延安时期，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 中日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并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 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主要矛盾， 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理论和命运问题， 是延安时期党的意识形 态建设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和热河之后， 于1935 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面对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的认识就是清醒的。1935 年 8 月 1 日，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尚在长征时，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0 月 1 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指出: “近年来，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 不抗日则死， 抗日救国， 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①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对日作战。
民族矛盾的上升使得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大的变动。 延安时期， 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 阶层， 政党， 以及武装势力， 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①。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国内思想舆论环境复杂多变。
第一， 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变化使两党意识形态斗争更为尖锐。中国共产党为了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 积极主动地进行政策和制度调整。 在政策调整方面，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初期基本上就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化， 把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作为新的政治任务提了出来。 在制度调整方面， 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政治形势发展， 逐步完成了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制度转型。 特别是在1937 年 2 月，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提出“五项要求、 四项保证” ②， 对国民党作出了重大让步。在各种压力下， 国民党也开始缓慢被动地进行政策调整。 1937 年 2 月，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激烈争论， 否决了汪精卫提出的“剿共”的政治方案， 通过了宋庆龄等人提出的联共抗战的主张。9 月 22 日， 国民 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 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 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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