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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卖点
北师大教授、著名评论家、诗人张清华，从“历史叙事”这一角度切入，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做了全景式观照，将新时期文学放在“历史叙事”的框架上加以研究，并注重学理分析，结合个案研究，多有新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对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为张清华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讲稿，主题聚焦，较系统地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观念与历史叙事的溯源与演变发展，并结合格非、莫言、余华等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作者对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系统观察与纵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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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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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为北师大教授张清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讲学期间的讲稿，课题名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本书系统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历史观念与叙事的变革，从“革命历史叙事”到 “启蒙历史叙事”，再到“新历史主义叙事”的这一变化过程。作者对历史叙事及其中蕴含的历史意识的演变，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作者还对典范作家作品逐一细读分析。作者张清华是莫言、余华、苏童等当代作家的长期研究者，对他们的创作风格有极为深入的认识，其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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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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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1963年生，山东博兴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时间的美学》等学术著作15部。学术编著有《百年中国新诗编年》等10 余种；曾获省部级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北师大教学名师奖等；曾讲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另外涉猎诗歌散文写作，出版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散文集《海德堡笔记》《春梦六解》等7 部，获多种创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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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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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章 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传统 003
第二章 当代红色叙事中的历史观 023
第三章 启蒙历史叙事的重现与转型 057
第四章 新历史主义叙事的现象与特征 097
II
第五章 余华的历史叙事 139
第六章 苏童小说中的新历史主义意识 171
第七章 格非小说中的新历史主义意识 199
第八章 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叙事 223
第九章 作为新历史主义叙事的《长恨歌》 251
Ⅲ
第十章 由语言通向历史：王朔的意义 279
第十一章 当代小说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307
第十二章 民间理念在当代的流变及其形态 339
第十三章 历史的回声：关于张炜的《家族》375
第十四章 《乡村温柔》中的乡村历史叙事391
后记 411
又版后记 415
参考文献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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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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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 关于题目
苏姗妮·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教授和安德丽娅·雷曼施乃特（Andrea M. Riemenschnitter）研究员为我出的课程题目，叫作“新历史主义文学在中国”，我想这种理解角度可能是比较“西方化”了一些。它的含义应该是——当代中国具有某种“新历史主义”倾向的文学，或者更委婉一点，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及新历史主义意识”。我非常喜欢这样一个题目，不仅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内容，更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理念特别发达的国度，文学中的历史因素特别强大，而且当代文学中也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要素。了解这一题目，不但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学特征，而且还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诗学和美学，更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
中国当代文学中能够与“新历史主义”发生关系的，大约有这样两类：一是比较明显地瓦解和拆除“旧历史主义”（指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的文学；二是吸收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方法与观念的历史叙事的文学。前者是因为对旧式历史叙事的拆解，而不自觉地变成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解构实践，因为实际上在中国，更“旧”的传统的历史叙事观念中，反而蕴含了更多与当代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相沟通的东西，这是一种“暗合”；后者更容易理解些，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这些东西从80年代就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了，像诗歌中的“非非主义”就是一个例证。非非主义在1986年前后，就已经是非常成熟和典范的结构主义文学实践，但那时在中国的学界，结构主义还是让人感到很陌生的“知识”。像非非主义一样，当代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实践，很可能就在学界还不知其为何物的情况下，提前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叙事中“自动”生成了。这也并非令人不可思议。
这一题目所指涉的文学现象主要有：寻根小说、寻根诗歌——这是新历史主义意识萌发的源头，我把产生这些文学现象的时期，即80年代中期，叫作“启蒙历史主义阶段”；新潮小说、先锋小说、第三代诗歌中有关历史叙事的部分——这是新历史主义写作的核心部分，产生和持续发生的时间是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我称之为“新历史主义时期”；再者是先锋小说的末流——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因为原来觉得它已经是“末流”了，可还是有新的优秀作品出现，只是不那么集中而已，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个“新历史主义的衰变期或余绪期”。另外，在一些并未“划归”到先锋文学范围之内的作家作品中，也隐含了某些解构原有的陈旧历史叙事的因素，也接近于一种历史叙述中的解构主义。上述它们共同汇成了当代中国的一股“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
二 相关概念
新历史主义来源于结构/后结构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启示，这已属常识，它本身是一种“文本理论”，但正像萨特曾强调“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样，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对历史“文本”的怀疑、对历史主体的追问、对“边缘化”“个人性”“民间化”“反宏大叙事”的历史叙述的追求，也同样是一种新的人文思想的闪耀——形象一点说，它是在历史领域的一种真正的“人本主义”和“民主化思想”的体现。我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意义上确立我们这一学术课题的。
在任何一个时代，对历史的重新叙述，都是对现实的一种重新命名和改造的努力，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真正用意，应该是在这里。虽然不能肯定在当代中国，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和意识一定是首先出现在文学叙事中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而是在文学的叙事中，首先出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实践。或者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叙述最先承担了“变革历史意识”的重任，体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与启蒙主义的思想倾向。
后记
1999年9月的某天，我在济南接待了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德国籍的学者安德丽娅·雷曼施乃特女士，那时她还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研究员，现在已经是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教授了。她的中文名字叫洪安瑞，是一位非常认真和博学的学者，汉语也说得极好。大概是看了我在《钟山》上的一篇题为《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的文章，也许还有作家莫言的推荐——因为她此前在北京访问了莫言——这个话题与她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显然有些关系，出于德国人特有的“认真”，她专程来与我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彼此的理论旨趣当然是有差别的，但因为对作品的阅读和理论背景方面都有很多共同东西，所以我们的讨论非常深入和融洽。她在济南过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冒着滂沱的秋雨，又乘车去南京造访作家苏童去了。
然后在1999年的年底，我突然接到了她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海德堡大学讲一个学期的课，我感到意外，兴奋之余也颇有些茫然，因为说实话此前我没有一点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经验，对能否成行，一直将信将疑。但我终于领教了德国人的认真，在她的促成下，我在次年的7月份终于接到了海德堡大学的副校长、古代学与东方学学院的主任苏姗妮·魏格林教授的正式邀请，是用授予我一笔学术奖学金的形式，请我到海德堡讲授一个学期的题为“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课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折，在德方住北京的中德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帮助下才办理了快速签证，并于10月份“迟到”德国海德堡。
我关注当代的“新历史小说”大约是从1993年前后开始的，但最初的几年中，并没有对这些现象做出比较整体和“学术”视点的研究，只是在其间的一些文章中顺便有一些粗浅的提及。直到1996年写《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时，才真正结合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出现的大量的新历史小说做了比较全面的研读，在此书中专门设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一章。内容主要包括“第三代诗歌”中的新历史主义意识、新历史小说思潮的现象与脉络，还有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特征三部分。当时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对贸然提出“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这一说法，也有些不踏实，所以直到1997年才将这一部分内容做了一些推敲修改，先后投寄了两家重要的杂志，结果先遭拒，后被拖延。到1998年春时才忽然注意到《钟山》杂志当年正以“思潮反思录”的栏目发表系列文章，觉得正好合适，就投寄了该刊，结果很快在第4期就发出了。
至今我也不觉得这篇粗糙的文章有多么成功，但是作为一种提法，它的确引起了一些反响。后来我在网上读到了莫言的一篇大约是在台湾举行的两岸作家大会上的演讲，叫作《我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其中戏引了关于评价他的作品的一些段落，后来又陆续有其他一些引用或诘问。这篇文章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特别是在海德堡大学给我提出了课程的题目之后，更不得不做了进一步的系统阅读，欧洲学者，特别是洪安瑞女士对新历史主义与叙事学问题的一些研究思想，也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启示。在为期四个多月的授课过程中，我陆续写下了一些讲义，对有些问题也有了重新的认识。回国后，又蒙友人和兄长李延青先生的敦促和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厚爱，陆续对这些讲稿做了整理。成文之时不免诚惶诚恐，期待读者对此进行鉴定和批评。
我很难说对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有多少深入的研究，但我确信在中国人的经验和学理中早即富含着类似的因素。我不是一个历史的虚无主义论者，但却对历史的文本与书写方式怀着深深的疑虑，这样我相信对自己的东西也应该抱有反思和警惕，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历史的存在去做执着的追寻，对于一个现今的学人来说，这样的一个理性意识是应该坚持的。在这样的研究中，与其是在思考某些文学问题，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意识，甚至是人生的记忆进行检视，它给我的思想与精神的滋养可以说是良多的。我由此能够对过去的很多知识进行一次重新梳理，同时我也坚信，任何的“方法”在本质上都不应当仅仅从方法的层面上去理解，它的真髓其实都是一种理想和情怀，不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那都是舍本求末。
因此，我试图把我的研究变成一个精神的实践，一个在文学、美学和历史领域中贯穿着的人文理想与情怀的活动。但能否变成现实，我则完全没有把握了，只能让读者去检验。
在最后，我要再次对促成这本书诞生和出版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现在的这些文字。
2002年冬日
于济南舜耕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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