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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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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学者阮炜教授全新力作考察各大文明的古与今，索解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展现今日之中国全新的世界角色与担当，塑造的崭新历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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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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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文明”成为一个高频词。而讲到文明，又很难避开“文明的冲突”这个话题。古与今，中与西，文明研究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或文化研究等，而是一种跨学科和比较性、综合性的学问。它是长时段的，考察从古到今各大文明的历史、哲学、社会、文学艺术等的总体状况，或者说，基于既有的理念框架，对这一切加以总体性的分析、鉴别和评判，包括价值评判，是有着更宽广的视野与格局的研究。《文明的命运》一书借由中与西、古与今的对比和观照，展示出今日之中国全新的世界角色与担当，塑造了崭新的历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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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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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深圳大学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阮炜，博士，湖南师大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语文学、中西文明文化比较、西方古典学。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兼任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讲座教授、上海三联书店《西方古典学译丛》主编、商务印书馆《西方古典学译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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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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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01 释义
004 绪言
上编 当东方遇到西方
017 文明的命运
030 文明的兴衰：从边缘至中心
035 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
076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文明的表现
下编 古代文明的当代观照
087 西方文明前传
113 希腊往事
186 罗马兴衰
196 犹太小史
210 印度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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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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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格拉底之死
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声固然是由柏拉图一类拥虿构建起来的，但在文明史上，一个大哲人竟然被国家法庭判刑处死，终究还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苏格拉底究竟是因何罪名被判死刑？是因“不敬神”和“败坏青年”？如果是，则“不敬神”“败坏青年”是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如此重罪？如果不是，他究竟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因何种言行而获死刑？他的死可以避免吗？若不深究，大可人云亦云说他是因“不敬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处死的。但这并不等于弄清了事实真相。“不敬神”的罪名或许来自他的哲学家或智术师的名声，而当时无论哲学家还是智术师对诸神都不那么恭敬了，他们都在进行“古代启蒙”，宣扬新潮哲学和“科学”思想，故“不敬神”的指控并不冤枉他们。问题是，不那么敬神的哲学家和智术师比比皆是，为何非把苏格拉底揪出来不可？看来“不敬神”即使可作罪名，却可能不具有太大的杀伤力。那么“败坏青年”何指？这不大像是一个“合适”的罪名。但恰恰是它，才真正置苏格拉底于死地。“败坏”绝非简单的道德腐蚀，而有致命的政治后果。
看来，不讲政治，是不可能探知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正原因的。文献表明，苏格拉底不仅是个哲学家、道德家，多少也是个政治人。他被判刑处死，是在公元前 399 年，即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投降后的第五年。此时，激进民主派与贵族寡头派的冲突主导着整个希腊世界，数百个城邦可大致划分为民主制与寡头制两大类政体。而所谓寡头制，按现代标准仍是民主制，或不那么激进的民主制，斯巴达政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柏拉图、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激进民主总是不屑甚至讥讽有加来看，苏格拉底的政治立场显然与寡头派相同或者相近。这个派别里虽有少量中产分子，但其核心却是部落贵族。苏格拉底本人虽出身平民，父亲为石雕师，但其弟子和朋友却属于贵族寡头派，如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苏格拉底的仰慕者亚西比得，以及柏拉图本人、色诺芬、柏拉图的哥哥阿迪曼托和格劳孔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西比得。此人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能言善辩、精通音律，为当时雅典城的头号酷哥，粉丝无数，连口齿不清的毛病都有人模仿。坊间流言，说他与苏格拉底关系暧昧。这在柏拉图的著述里不难找到证明。在《会饮》中，亚西比得夸耀他与身材矮小、鼻子扁塌、皮肤黝黑，但与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的苏格拉底在练身馆里调过情！他甚至当众色诱苏格拉底，无奈后者并不领情，使其阳谋未遂。但亚西比得是一个野心勃勃、富于攻击性的家伙。正是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公民大会上煽动、忽悠群众，使其所提远征西西里的动议在“公投”中获得通过，本人也被任命为远征军总指挥之一。但远征军离港后不久，他便因故叛逃到斯巴达，为高层出谋划策，给雅典造成了重大伤害。
这些部落精英都是苏格拉底朋友圈的重要人物。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让我们回到公元前 404 年。是年，雅典在持续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投降，斯巴达军队进驻雅典，雅典人被迫拆毁防御性“长墙”和数百艘战舰。接下来，斯巴达在寡头派中指定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为战后雅典制定法律法规。但这些人组成小集团，大搞恐怖政治，不经审判便对民主派大开杀戒，抄没其财产，并将很多人放逐。把民主派赶尽杀绝后，他们便在自伙儿内部杀起温和派来。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暴政，首脑人物正是克里提亚，柏拉图的另一个亲戚卡尔米德则为其帮凶。
僭主统治激起了强烈反弹，流亡的民主派积蓄力量，卷土重来，与寡头派在雅典城郊展开激战，寡头派败北，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战死。这时，斯巴达见寡头派不得人心，也出于牵制正迅速崛起的底比斯的考虑，没进行干预，而是默许雅典恢复民主制，民主派遂得以复辟。僭主暴政虽只持续了八个月，但其间以种种罪名杀害的雅典人竟高达一千五百人，几乎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十年战死的人数相当。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虽写下大量有关苏格拉底的文字，但仅仅在《第七封书信》里顺带提及“三十僭主”；虽提到克里提亚，但对其罪行轻描淡写，对亚西比得更是一字未著。不仅如此，此两人还被安排为大量哲学对话的主人公。同样，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也仅一次间接提到雅典人对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得等人的怨恨。不难想见，柏拉图、色诺芬是想要让苏格拉底与其贵族弟子脱钩，以证明其清白无辜。这些人的确犯了罪，但那是其秉性使然，与苏格拉底的熏染无关。问题是，为何柏拉图和色诺芬在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得等人问题上如此讳莫如深？二人到底有何难言之隐？
要解开谜团，还得对雅典民主作一个考察。事实上，公元前 5 至公元前 4 世纪的激进民主是苏格拉底审判的一个极关键的因素。何谓“激进民主”？即 Democratia。从字面上看，它很像 democracy，内涵也确有相同之处，却又不尽相同。这是一种由群众通过公民大会、公民法庭等直接行使军事、政治、外交、法律和祭祀大权的氏族民主。其与西方现代民主的最大区别是：公民不仅参与军政首脑的选举，而且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在西方现代民主中，公民只是选举出自己选区的议员和行政首脑，让他们替自己行使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并不参与也不可能直接参与立法和行政活动。换句话说，希腊民主是直接民主，西方现代民主是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只有在共同体规模很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众所周知，17 世纪以降，古希腊的民主开始受到推崇，至 19 世纪后期，甚至被知识分子大大拔高，以至于今天很多人以为，西方现代民主的源头就是希腊民主。但其并非起源于希腊，而是发端于基督教的平等理念和中世纪的议会制度和法律观念。事实上两种民主在源起、规模、形式和程序上都有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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