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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编辑推荐：
◎著名经济学家赖建诚、陈强、陆铭、吕冰洋，著名历史作家吴钩、杜君立、郭灿金联袂推荐
◎经济暗流托起的中华民族交融史，看先辈们是如何求生存，谋发展的
◎以经济学的逻辑，解开长城内外千年政治的运行密码，撇开传统历史观，打开东亚大文明演进的另一扇大门
◎本书是一本历史学和经济学跨界之作，经济学思维渗透入或宏达或微观的史实中，赋予了本书与众不同的气质。
◎本书游走在象牙塔内外，追求逻辑与语言的双重美感，深入而浅出，雅俗而共赏。
本书特色：
◎作者选取关系到中国华夏文明融合过程中，几个关键的问题，关键的事件，关键的人物，分析其背后的底层逻辑，为作者提供一个思考华夏文明形成的宏观角度。
◎本书运用经济学思维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与同类书籍相比，本书的视角更加独特。
◎华夏文明形成的过程是草原、东北和中原冲突融合的过程，本书紧紧围绕三个地域之间的文化、文明的冲突融合的，展开叙述。充满问题意识，读者将在文字背后，在认知层面和思维层面拥有很强的获得感。
◎本书在吸收和整合近年来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部分问题也有独特发现，能够满足相关领域的读者求新、求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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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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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历经千年的演进，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克服“熵增”的过程。对中原王朝既有系统的冲击大部分来自长城以北的草原和东北地区，这些冲击为中原王朝带来活力，也最终重塑了华夏文明。如何解释从失序到有序、从混乱到均衡的内在机理，可以有很多角度，但从经济学入手是本书选取的角度。本书并没有系统地展现出这些冲击如何塑造中原王朝，而是选择了几个特殊事件，如耶律德光为什么入主中原后会很快狼狈北逃？为什么会有“澶渊之盟”？郑和为什么下西洋？等等。也选择了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长城究竟具有怎样的经济价值？草原民族为什么总是南下劫掠中原王朝？等等。这些是透析中原王朝在完成自我更新和蜕变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和关键问题。本书在整合和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将给出独居特色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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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文剑：经济学博士，供职于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文汇》《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期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已出版有《西汉往事》《不一样的楚汉相争》《大分流重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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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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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修筑长城的经济账
第２章 “等降水量线”下的困局
第３章 外强内虚的草原
第４章 衣冠南渡
第５章 骑兵经济学
第６章 迷失在长城边的人们
第７章 困扰草原的千年难题
第８章 “天可汗”李世民
第９章 澶渊之盟：宋辽和平背后的较量
第10 章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
第11 章 一个强悍王朝的死亡危机
第12 章 危险的都城和僵化的制度
第13 章 危险的辽东
第14 章 明成祖与郑和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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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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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熵增理论指出，在一个孤立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做功，其总混乱度（熵）会不断增大，无效的能量会滋生，逐渐侵蚀掉活力，并最终导致系统进入死寂。如果把中华文明看成一个系统的话，从演进的路径看，她从来都不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完成的。相反，她始终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在外部力量冲击下，通过不断吸纳外部资源和文化，完成了一次次自我更替和重塑。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存续和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克服“熵增”的过程。
春秋战国的长久混乱终结于秦朝。秦始皇治下的秦朝加修长城，连绵万里的长城把草原部落挡在了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北。同时，秦军挥师南下，征服百越，秦始皇在有生之年，初步勾画了中原王朝的地理轮廓。在他的主导下，一个大一统的中原王朝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整修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驿道。按照他的设想，中国将进入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系统，在他的视野所及范围内，秦朝将从此进入长盛不衰、延续万年的轨道。然而，这种设想过于一厢情愿，秦朝所打造的看似稳定而有序的统治系统，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土崩瓦解了。秦朝改变了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秩序，而它的瞬间崩溃也导致了权力真空，由此催生出一个质朴且充满野性的汉朝。
初创的汉朝承袭秦朝的统治系统，面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鉴于经济凋敝、军力较弱的国情，与秦朝不同，对内对外，汉朝选择守雌的国家战略。这一国家战略的转型倒逼出有别于秦朝的统治模式。汉朝时期，经济得到发展。在汉武帝的主导下，汉朝与草原势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全方位对抗。为了在对抗中赢得最终胜利，汉朝在社会经济结构、国家组织形态等方面，发生了从内到外的变革。比如，汉武帝为筹集足够的军费，改革财政体制、货币制度和土地制度，构建新的文化意识形态体系，从而提升了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财富重新分配，阶层重新划分，权力结构重新组合。在汉武帝之后，汉朝逐渐出现了大量的门阀士族。碎片化的社会组织形态被终结，客观上看，正是因为草原势力的存在，才导致汉朝形成这样的统治系统，或者说，汉朝的统治系统是在和草原势力不断对抗和融合中形成的。
西晋时期，世界进入小冰河期，草原人为躲避日趋恶劣的生存环境，纷纷南下，进入中原。之后，在战乱中，胡汉之间逐渐融合。鲜卑人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是这一融合的阶段性成果。北魏到之后的隋唐，在血缘、文化上与草原完全融合在了一起，而长城作为王朝的藩篱，其防御价值虽依然存在，但已明显下降。这个时期的王朝注定具有更高的开放性。隋唐时期，万国来朝的气象是这个时期高度开放的必然结果，由此催生出了绚丽多姿的文化。在开放的隋唐基础上，宋朝迎来一个文明高峰。这种高度文明既源于承接了隋唐传承下来的开放系统，也因为宋朝始终承受着来自外部的压力，主动和被动地吸纳外部元素，社会由此保持着商业、文化活力。
随着衣冠南渡，晋王朝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入南方，两百多年后，中国南方既有的文化和生态系统被彻底重塑，使南方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持续加深，南方的经济和文化逐渐超过北方。从南宋开始，在北方各政权的压力下，偏安的南宋朝廷被迫开拓海外贸易，以扩大朝廷收入，增加军费，维护王朝的存续。在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背景下，元、明、清三朝，南方开放的经济系统始终存在着，并最终通过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洋强国，实现了与世界的对接。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他们没有步其他草原势力的后尘，避免了被中原王朝彻底同化。元朝较为完整地保持了草原民族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的原因在于：蒙古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王朝，作为继承它一部分的元朝，相较于隋唐，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蒙古人的崛起过程，始终是不断吸纳外部资源和重塑自己的过程。元朝源源不断地吸纳来自陆地和海洋的新资源、新能量，并将游牧、农耕、商业等思维模式杂糅凝练，为中原带来了新秩序、新模式和新体系。然而，元朝上层的保守性，导致元朝统治者与百姓产生了长期的疏离。王朝的统治系统在“熵增”中逐渐走向混乱和无序。14 世纪，饥荒与瘟疫席卷中原，陷入混乱的元朝高层，无法有效调动资源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危机。虽然元朝最终崩溃了，但它的基因被保存了下来，渗透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
明朝在继承元朝的遗产时，并没有照单全收，也继承了一部分汉、唐和宋的遗产，所以明朝是一个融合性的新式王朝。其全面转向内向和保守，显得非常突兀。这种转向既有悖于隋唐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轨道，更有悖于当时的世界发展大势。万历年间是明朝彻底走下坡路的转折点。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强人主导的改革，因为缺乏开放系统的支持，最终在权力秩序重建后毁于一旦。万历中后期，保守、僵化的明朝一步步把崛起于辽东的女真人打造成能够毁灭明朝的“杀手”。此时，明朝内部系统能量依然无可救药地耗散着，已经无法解决危机四伏的辽东了。17 世纪 40年代，明朝在最后时刻，仿佛变成一头陷入泥潭的困兽，所有挣扎都无济于事，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可以说，当系统内部能量过度消耗后，任何抵抗“熵增”的举措都无法阻挡王朝走向倾覆。
华文明的千年演进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克服“熵增”的过程。对中原王朝既有系统的冲击大部分来自长城以北的草原和东北地区，但这些冲击也为中原王朝带来了活力。
如何解释从失序到有序、从混乱到均衡的内在机理，可以有很多角度，从经济学入手是本书选取的角度。本书并没有系统地展现出这些冲击如何塑造中原王朝，而是选择了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如耶律德光为什么入主中原后会很快狼狈北逃？为什么会有“澶渊之盟”？郑和为什么下西洋？长城究竟具有怎样的经济价值？草原民族为什么总是南下劫掠中原王朝？等等。这些是分析中原王朝在完成自我更新和变革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和关键问题。希望本书的观点能够引起读者思考并有所启发。
最后，我非常感谢小马过河（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本书得以出版离不开小马 BOOK 团队的支持和帮助，能够受到他们的青睐，我倍感荣幸。在对这本书的修改和增删过程中，我的母亲、爱人和女儿给予了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使我最终完成此书。这本书是我的努力和她们的支持的共同结晶。在此，对她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是为序。
王文剑
2022 年 3 月 18 日
一、修筑长城的经济账
一
秦朝以后，汉朝、明朝等中原王朝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在北部边疆修筑长城、抵御草原民族的侵袭，但从实际效果看，我们却很难评价。
表面上看，长城对处于防守一方的中原王朝非常有利。大家可以想象，中原王朝派出数量不多的兵将，站到城墙上，驰弓拉箭，以逸待劳，在冷兵器时代或半冷兵器时代，这种打法确实又省力又省事，防守效率奇高。守卫长城的部队万一被草原军团搞了偷袭，也没啥可怕的。可以依靠长城上的烽火台，传送消息，瞬间召集各地人马，齐聚一起，打好了，来个反偷袭，全歼敌人，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大家知道，抵御敌人进攻，最好的部署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建立多道防线，形成防守的纵深。如果只靠一道防线抵御敌人，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原因很简单。这条防线一旦在一点上被敌人突破了，远处的援军看到烽烟，没来得及跑过来，对敌人围追堵截，那么，整个长城防线在瞬间就可能崩盘。等大家紧赶慢赶跑来，草原军团的主力可能已越过长城，直奔长安，找皇帝喝茶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城即使修得再牢固、再漫长，其实际用处也是极为有限的。从历史记载看，长城也确实从未真正把骑马呼啸、弯弓射雕的草原军团挡在墙外。长城的军事价值并未大家普遍理解的那样强。
黄河、长江这类号称“天堑”的防御屏障，肯定有利于防守，但仅指望这两条河流把敌人挡住，则显得非常一厢情愿了。懂点军事的人都知道，要想守住长江，必须守住淮河以及淮河到长江之间的平原。一旦敌人突破淮河，而且还攻占江淮平原，长江也就成了“摆设”。
那些守长江的江南政权，比如，东晋、南宋，在江淮地区投入的军力往往都要远高于沿江布置的。而争夺江南政权的决定性之战，也很少发生在长江沿岸，大概赤壁之战和忽必烈攻打鄂州的战斗等为数不多的战例，长江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防御功能。
既然实际功效被打了折扣，那么，修长城还是不修长城，就成为始终困扰中原王朝的一个问题了。
从秦以后，真正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中原王朝其实并不多。汉朝在其建国初期算是勉强地使用过长城，曾对秦朝留下的长城打了很多“补丁”。然而，汉朝后来真正能抵御住草原民族的侵扰，其实与长城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匈奴南侵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大力发展骑兵部队，采取主动出击的作战方式，举倾国之力，最终把匈奴打残。在汉军压力下，这支草原民族一部分北迁，一部分西逃，而另一小部分则南附，投降汉朝，做起了汉家臣民。
虽然汉武帝终其一生，也没有彻底解决匈奴南侵的问题。但他死之后，匈奴那种不把汉朝当回事儿的嚣张气焰，确实被打压了下去。在他身后的岁月里，汉朝打出“战争”、“和亲”和贸易等一系列组合拳后，因匈奴侵扰而带来的损失，则被降到了相当低的程度。
和草原帝国对抗，无论从财政能力，还是从军事实力，晋朝都不算是一个太有成色的中原王朝。虽然也对长城做了很多次修补，但规模和秦汉相比，还是相当逊色的，也就是晋武帝时，监幽州诸军事的护乌桓校尉唐彬重修了3000多里秦代长城和城塞，实际效果却不好说。毕竟，国内一团乱麻，“八王之乱”已经把晋朝搞得一脸死样，即使草原民族不来打它，它其实也是很难活下去。因此，长城的功效在晋朝很难评估。
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长城南北都算是鲜卑民族的势力范围，但长城却被大规模修葺了三次。北魏虽然也来自草原，但自从孝文帝力排众议，带着大家伙儿把家搬到中原后，鲜卑人的势力也逐渐南移，原来被他们极度看不起的柔然民族抓住机会，鸠占鹊巢，在草原地区崛起。从此，北魏帝国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麻烦，经常被柔然骚扰、偷袭和抢掠，倍受折磨。这个在草原上起家，靠弓马闯天下的草原帝国竟然也不得不打起长城的主意。不过，因为北魏把长城防线修成一条单一的防线，缺乏弹性防御设施和城垒，长城在北魏的手上实际上没发挥出太大的防御功能，其军事价值非常有限。
唐朝建国之时，唐太宗李世民就以皇帝兼“天可汗”的双重身份，成为中原王朝和草原民族共同尊奉的“一把手”。终唐一朝，基本没听说过，有哪个皇帝动过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念头。在安禄山造反之前，在河北、山西等传统的汉族积聚区，实际上早已呈现出“胡汉混居、不分彼此”的生活场景。这时候，即使有人提出修筑长城，大家也会感到很莫名其妙，会自然而然地觉得，“俺们都是唐王朝的子民，修长城，你皇帝是想防备谁呢？”。
二
如果宋朝不是在建国之初，燕云十六州被沙陀人石敬瑭送给辽国，考虑到宋朝具有非常内向的性格，不用想也知道，它一定会毫不吝啬地拿出大把银子，跑到北部边疆，把长城修个结结实实。很可惜，它没这个机会。
说起来，宋朝也曾拿出大把银子，修了长城，但它所修的长城并不是在绵长的山脉上依山势而建的，也不是由砖石构成的，而是在今天的河北省中北部的平原地带建成的。所谓的“长城”其实就是国家有目的、有策划地大面积种植的树林和挖掘的河汊沟壑以及地下通道。这些地下通道过了1000多年，其中被保留下来的那部分，用来对付日本鬼子了。看过电影《地道战》的人想必对其功效会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很显然，树林、河汊以及地下通道对防御步兵，效果可能会有限，但对抵御北部草原来的骑兵，则另当别论了。据说草原骑兵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这种把绿化地球的事业和以杀人为目的的战争结合起来，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人类创举。
后来，金国被蒙古人从草原驱赶出来，也学着中原王朝，很认真地修起长城，而且把长城修到了大兴安岭地区。由此可见，金朝相当重视自己中原王朝的身份，也决心把自己打造出标准的中原王朝。但它的防御非常被动，完全躲在长城后面，等着蒙古骑兵冲击。在野狐岭之战中，金军为自己的僵化防御，付出惨不忍睹的代价。最终，蒙古人不但最终几乎不费什么大力气就杀过长城，而且还一路追杀到河南，和南宋联手。最后，因为大概不没太注意和邻居宋朝搞好关系，金朝已无招架之力时，南宋却趁火打劫。金朝的最后那点家底，被蒙古和南宋联手在一个不算大的城池——蔡州城里彻底消灭了。与其他中原王朝相比，金朝死亡姿势确实显得非常狼狈。
虽然宋朝没条件在北部崇山峻岭中修砖石结构的长城，但在和西夏作战时，倒是修了大量的军事要塞和城堡。从功效上看，这些要塞和城堡与长城是一样的，都是用来防守的，只是比长城的防守更厉害。
城堡修在各个关键地段，而且互为犄角。如果西夏兵拍马杀来，各个城堡和山寨之间则可以实施很有效的动态支援，与在长城上相对被动的防守相比，这种静态加动态的防守，效果自然要强得多了。即使这些要塞和堡垒经常会被西夏军攻下后强拆，但西夏人的攻城器械也并不富裕，更不先进。在攻城拔寨上不占任何优势，经常为了攻下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堡垒要塞，而付出尸山血海的代价。里外一算，西夏人吃了相当大的亏。
范仲淹从镇守西北边陲开始，就打定注意修这种到处漏风、但效率极高的“长城”，他希望通过不断把城堡向西夏腹地推进，最终把西夏人压扁后，活活地把它困死。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如果这一策略坚持下去，西夏国大概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被敌国玩弄且折磨而死的国家。这种死法难看不说，更谈不上尊严。
纵观中原王朝实施的长城战略，应该说宋朝这次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西北为西夏国量身打造的长城，既有在“一条线”的横向防御，又有纵深上的分层次防御设施，更有“面”上的整体防御。保守中更显进攻，守雌中更见凶狠，以柔克刚，以雌克雄。在战场上拼国力、拼技术，西夏的国力、科技和宋朝没法比，自然是陷入极度被动而无力的惨境。
要是说宋军总是这么有耐心地和西夏国周旋，也是不对的，有时候也会雄起一把，杀出营寨城堡，主动出击。比如说，宋神宗曾主持“熙河之役”，从战役开始，宋朝就拉出灭人国祚的架势。既然是准备在短时期内不让西夏再活下去了，宋军当然要主动离开城池和堡垒，到西夏国的地面上搞大规模的破坏。从战役之处的情形看，这次大规模浩大的主动出击，效果还是相当抢眼和令人振奋的，连续进攻得手，西夏军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如果不出意外，西夏被连根拔起，打包扔进历史的垃圾桶，是非常可能的。
可是，最终的结果却非常让人失望，以至于令人痛心疾首。因为宋军各路人马配合不到位，将官之间不默契，还争风吃醋，明里暗里互相拆台，见死不救，关键时刻给战友使倒劲儿，一场轰轰烈烈的灭国战役打得丢人现眼、大败亏输。
宋朝之所以敢于打这场战役，一方面是王安石变法后，朝廷腰包确实鼓起来了，手上掌握的财政资源能够支撑这场大战役，另一方面，也是宋朝长期执行长城战略，导致西夏国力和民力大不如之前。如果宋神宗能够有点耐心，在有生之年，还是有些希望看到西夏国正式向宋朝认怂的。即便“熙河之役”失败，只要痛定思痛，重新回到原来的长城战略上，也没什么大不了，西夏被打残了，短期内也不敢、更没能力向宋朝做大规模的反攻倒算。
可是，这一毁人于无形的战略被宋神宗亲手破坏后，宋朝却逐渐陷入乱哄哄的党派之争，在朝堂之上，再也没有实权派人物拿出心思认真关照西北战略了。西夏借助上帝之手，躲过了亡国灭种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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