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裴斯泰洛齐：从启蒙主义到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话语转向》 - 徐平利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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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寻找裴斯泰洛齐：从启蒙主义到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话语转向

書城自編碼： 398355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教育
作者：徐平利
國際書號(ISBN)： 9787108077868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2024-05-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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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2022年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职普通融”政策提出后，职业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对职业教育存在“培养工具”的认识误区。本书作者深刻地指出，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误区来自过时了的“工业效率主义”话语体系。在数字化时代，“工业效率主义”话语体系不仅加剧了社会身份焦虑，也严重阻碍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健康发展。基于此，作者追根溯源，通过还原职业教育之父裴斯泰洛齐创办第一所职业学校的生命历程，追问职业教育的本质，提出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话语转向，以回应时代和社会的新要求。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摒弃了学术著作过于严肃、古板的表达方式，以优美的文笔讲述了裴斯泰洛齐的生平故事，让普通读者也能轻松阅读。

內容簡介：

本书是关于职业教育思维范式转型的探索之作，把职业教育看作一种“生命”现象，从世界职业教育历史发展的视角审视职业教育的生长与变化，追寻职业教育的生命主义本质，探讨生命主义本质之下的职业教育的价值理性主义思维范式。
书稿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叙述性的语言回顾了现代职业教育之父裴斯泰洛齐创办世界上第一所职业学校的“生命历程”，分析了启蒙主义时代职业教育的生命现象，得出了生命主义特征原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规定性的结论，这种规定性在工业效率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被规模化和标准化人力资源需求掩盖，而在数字化时代又必须以“生态—生长”的特征彰显。下篇探讨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职业教育的历史发展，审视职业教育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研究了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和生命主义特征等基本问题。

關於作者：

徐平利，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会学术委员、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是比较教育学、职业教育学。已出版学术专著《浮躁与焦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的陷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素质教育实验纪实》（广东教育出版社）等九部。

上篇　生命启蒙：重温职业教育的本来样子
第一章　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
第二章　关于第一所职业学校的围炉夜话
第三章　职业教育之父和平民英雄
第四章　爱的联锁与“心手脑和谐”
第五章　职业教育关乎国家存亡
第六章　歌德家里的审美启蒙主义对话
第七章　职业教育生命启蒙的临终追问
下篇　话语转向：追寻职业教育的生命话语
第一章　人的生命、意义选择与教育话语
第二章　从“有教无类”到“教育分类”：职业教育政治史
第三章　职业解放、教育启蒙和职业教育“话语”的生成
第四章　从裴斯泰洛齐到黄炎培：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移植”
第五章　给工作赋予生命意义：职业教育话语建构的哲学基础
第六章　职业学校教育的话语涂层和身份焦虑
第七章　生命主义职业教育话语转向
后记

內容試閱：

促使我写作和完成本书的根本原因，当然是我国炽烈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但其重要触发点是笔者曾在乡下教书时的一个老同事。他是乡村社会最热忱的教育实践家，也是民间社会最纯朴的教育思想家，他对乡村教育事业有非同寻常的热情，对美好乡村建设有极大的事业心。然而，举办义务教育学校永远需要投入和奉献，尽管有政策支持和企业捐赠，尽管他把自家将要盖新房的材料用于学校，尽管全家人住进学校做志愿者，这所乡村小学的最大难题始终都是经费不足。他办学30年，可谓倾家荡产，不久前听闻他因积劳成疾而突然去世，未竟事业又面临困境，震撼而又错愕。在中国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教育实践家？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这样的纯朴思想家？一定有很多，只是他们默默奉献，众所未闻而已。他们举办的是什么教育？民办教育？国民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他们自己从不去命名和定义，他们只是纯朴地举办“生命”的教育。
什么是“生命”？这个问题亘古长存，研究成果海量而莫测。今天，这个问题显得尤为严峻，因为人工智能“介入”进来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泰格马克在《生命3.0》这部书中把生命定义为“一种自我复制的信息处理系统”，并且据此把生命分作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生命1.0阶段（层次），生命软硬件全靠进化获得；生命2.0阶段（人的生命存在阶段），生命硬件靠进化获得，但大部分软件由人“自己设计”；生命3.0阶段，泰格马克认为这是科技创造美好生活的最高层次，生命将自此脱离“进化的束缚”，一种“友好的”通用人工智能全面接管生命的软硬件设计。泰格马克乐观地预测，生命3.0可能会在一个世纪之内降临，甚至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泰格马克的身份是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他创立了未来生命研究所，在当下这个咄咄逼人的人工智能时代备受推崇。然而，我却产生了一种关于生命设计的乔治·奥威尔式的悲凉情绪。在人类历史上，生命这个需要敬畏的奥秘已经被形形色色的文化设计得层层叠叠，普通人的命运在这种设计战争中一文不值，只要软件程序员敲击一下键盘就瞬间没了痕迹。这是“文化生命”的歧视吗？是的，它在我们的人之为人的生活中时时处处发生，当下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以教育为例，即使那些整天把“公平”“爱”“消除歧视”诉诸笔端的“教育学家”也逃不出“鄙视链”。在我个人的工作感受中，职业教育处于“教育鄙视链”底端，一个游走在底端的职业教育从业者如果逾越层次，并且试图和学术教育平起平坐，马上就会体验到强烈的边缘感和屈辱感。那么，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的同等重要地位是怎么出现的呢？按照人的生命的文化设计理论，它是由“职业教育人”自己设计出来的，却也在根本上是“普通教育人”在长期的生命歧视中隔离出来的。请问，“职普融通”难上加难，“消除类型”有可能吗？也许有可能吧。庄子说，倏忽是生命，混沌也是生命，无论美丑或开窍，都是完整和自然的。如今，我们也仿佛的确希望看到，闲暇与忙碌、劳心与劳力、思想与技术、教育与工作、学校与社会的界域之冰慢慢消融，整个教育在数字技术新场景中似乎即将无“界”可“跨”，而且似乎即将无“类”可“型”。不过，我们所看到的也许并非真相。真相是，在10万年前那场认知革命中，人类就已经被大自然赋予了“设计”或“虚构”的本能，它的底色是分类分层及其爱恨情仇。不可避免地，人类社会分工文化体系总是要用某种身份标识把人的生命割裂开来，与之相应的知识分科工程也总是要用某些符号（比如考试分数）把教育的界限划分出来——其实是在制造新的趋同。应当承认，职业教育的所谓“边界”和“类型”就是用考试分数设计的“文化趋同”，而进入其中的职业教育人则在攀附心理作用下不断强化这种趋同，企图把自己的事业描述得“高大上”一些。于是，一套工具，几种体系，不同身份，竞相表演，我们每天生活其中，似乎习以为常，然而思想之域正在被技术侵占，热闹之后的孤独悄然袭来，浮躁与焦虑缠绕蒸腾，灵便的手和脚不断萎缩，人的全生命功能正在退化和异化，真善美和爱正在浑然不觉的强力抚摸中慢慢钝化。
自从人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把“经济效率主义”推上明堂宝座以来，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类型”的趋同性文化设计就粉墨登场了，一种依附于经济效率主义的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就此建立起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变化清晰可见：数字化技术正在以高效率的竞争态势抢跑推进，新经济形态的不确定性、技能知识的复杂性和职场生活的非连续性大大增强，一技之长和终身职业无以为继，善于应变的通用生活技能正在不断挤压特定岗位的专业工作技能。许多人担心，“机器取代人”带来的就业市场被挤压的后果正在显现，数以亿计的劳动者何去何从？与之相应，职业教育从业者担心，职业教育何去何从？答案是，这取决于效率之域被技术占领之后，人去干什么。可以预测，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形形色色的数字化平台，几乎所有人都在事实上变成互联网制造出来的符号化劳动者，几乎所有人都在大融通的世界中竭力寻找和创造有利于生命幸福的职业，几乎所有人都渴望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获得一种美学生存的体验。就此而言，在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中，“机器取代人”的担心是必要的；但是，在生命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中，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阿喀琉斯之踵没有思想，当然不可能有人类生命的丰富情感，凡是被注入思想情感的职业都会在大变局中获得新生。简言之，机器取代的是工作，而不是人！对于有爱心、有思想的人来说，新工作永远都在创造的路上。
可惜，对于这种巨变背后的生命主义逻辑，那些深陷经济效率主义思维惯性的职业教育从业者并未理解，他们通常不假思索地以“职业教育适应性”理论来应对变化。比如，当他们看到直播产业如火如荼，“网红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做的，往往是热血沸腾地计算直播市场有多大、直播人才有多缺等等，然后可能会急急忙忙地组建“电商直播学院”，理直气壮地开设“直播带货课程”，并且据此申请经费，打造标准化、高端化、持证上岗的“一流直播人才实训室”。乍一看，非常与时俱进；仔细想，实在是与时作对！试问，一流的（有生命力的）直播人才是从实训室制造出来的吗？如果不是，那该怎么办？
本书想表达以下观点：
第一，曾经行之有效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必须实现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新转向，否则我们将无力应对数字经济的新挑战，这不仅是理性逻辑的选择，也是感性经验的选择。试看，职业教育在我国当下很热闹，但是职业学校却没有吸引力，何也？因为职业学校把教育封闭在经济效率主义的边界文化趋同中，既制造身份焦虑，又标榜独树一帜。然而，技术在发展，经济在发展，教育在发展，大众对于职业生活的诉求在发展，原来的话语不灵了，老式的口号不响了。近些年来，“社畜”“裸辞”“蚂蚁族”等职场网络词语流行，就是主体感增强的青年人对于充当“工具人”表示愤懑的生动体现。那么，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话语体系是什么？一词以蔽之：生命主义。数字时代特别呼唤生命，有生命才会有创造进化的冲力，才会有人的存在和尊严。过去，生命冲力往往被效率主义文化设计机械化、工具化和外在化，就像亨利·柏格森所说，生命作为一个整体的高涨流动“被物质转变为一种涡流”是必然的，尽管会给它的自由增加负担和障碍，却终将无法阻挡生命冲力的不断向前。（《创造进化论》，新星出版社，2013）当我们把职业教育作为生命现象看待的时候，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就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从人本逻辑出发，体现职业教育的生命整体理念和“生态-生长”特征。特别是，当职业教育生命真相及其价值得到彰显的时候，职业教育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并且“关心自己”；反过来，只有当职业教育认识并关心自己的时候，职业教育才不至于在行为上依附，在心理上浮躁和焦虑，也不会被类型和层次问题所围困，而是持续专注于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因此赢得尊重。最终，职业教育只是手段，目的是找出职业教育背后的那些人和事，使他们、我们以及所有人都能够认识自己，然后关心自己（懂得什么是关心、如何关心和有能力关心），赢得尊重。
第二，曾经以职业学校为中心、以“重类跨界”为标识的职业教育“学校主义”（或可称之为“学历主义”“身份主义”）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必须基于知识大融通和终身学习机制，实现职业学校治理模式的新转向，建立“技能型社会”的一种“下沉式教育公共服务生态”。职业教育不能无人理睬却孤芳自赏，而要带着关怀走进平民世界；职业教育不能根基不牢“向上浮”，而要扎牢根基“向下沉”；职业教育不能强化工具理性的“外依附”，而要关心生命世界的“致良知”；职业学校不能招生困难却“高筑墙”，而要“拆除围墙通四方”；职业学校不能制造“类型趋同”和身份焦虑，而要体验“和而不同”与职业幸福。总之，职业教育需要带着全新的生命主义话语体系，带着“多重技艺”“爱心奉献”和“教育救助”，像“善利万物”的流水一样，到平民世界去，到乡村世界去，到田野世界去，到小人物世界去，到中小微企业的困境世界去，到“众人之所恶”的真实场景中去。毫无疑问，所有投入“生命”的教育都难言效率主义的张扬与豪迈。笔者曾经在大城市充满豪情地投入过两年素质教育实验，尽管不缺物质条件，却体验了每月都要去医院挂吊针的理想主义者超负荷工作的折磨。
第三，若要实现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和职业学校治理模式的新转向，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转向“人的生命本身”，并由此去追寻职业教育“生命话语”，例如回到职业教育“启蒙时代”，重温职业教育“爱的初心”。职业教育源自人的“生命启蒙”，包括思想启蒙和技术启蒙两个浑然一体的方面。人的生命本质是“思想”，也是“技术”，人类是思想和技术的综合体，“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而且“无可挽回地与技术联结在一起”，技术是围绕思想的技术，思想是围绕技术的思想。因此，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职业教育生成于思想启蒙运动时代，也生成于工业技术革命时代，成为人的生命自由、权利平等和教育解放的象征。职业教育的初心是启蒙、救助、爱，职业教育培养平民英雄；职业教育初始话语体系是审美的启蒙主义，其目的不是隔离于普通教育和服务于工厂就业的工具主义、效率主义，而是全体国民教育、基本义务教育、技能谋生教育、启蒙救助教育。
第四，承接第三点，笔者想进一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职业教育为什么特别需要裴斯泰洛齐？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以下理由：一是很多教育人自身的工具化理性太多、圈子意识太浓，而教育激情过少，教育信仰缺乏；二是很多职业教育工作者名利心太重、庸俗气太重，却认识自己不够，关心自己不多，缺乏自主性和英雄气概；三是很多职业院校嫌贫爱富思想严重，仁爱心太少，教育救助缺乏；四是很多县域职业高中把自己和普通高中“位隔”开来，在另一赛道“往城里跑”，结果连自己也跑丢了；五是教育系统的“条块分割”比较严重，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之间有排斥，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不相容，各种教育名称、概念、提法之间谁也不服谁。笔者想到了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在周围人眼中，裴斯泰洛齐是个又丑又笨又纯粹又热情的怪人，他放弃了当时被人羡慕的城市公民特权身份，从大城市前往小乡村办学。他招收流浪孩童，把自己全部生命奉献出去，遭受无尽挫折仍矢志不移。然而，如今有多少教育工作者知道裴斯泰洛齐是谁呢？裴斯泰洛齐是职业教育思想家吗？当然，在教育史专业研究中，裴斯泰洛齐必有一席之地，有人说他是国民教育之父，有人说他是学前教育之父，有人说他是教育心理学之父，也有人说他是师范教育之父……可是有很多职业教育研究者谈论裴斯泰洛齐，却并不承认他是什么职业教育思想家，这并不奇怪，因为裴斯泰洛齐的事业很难用现行的技术性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去界定。但是，今天面对新技术、新工具和新职业的颠覆性挑战，我们郑重提出：职业教育要回到裴斯泰洛齐，回到这位为职业教育生命赢得尊重的使者，目的是重新认识和关心“自己的职业教育”，以焕发自尊、奉献、启蒙和救赎的教育生命力。
本书的关键词有：职业教育、裴斯泰洛齐、寻找、生命、启蒙、话语、转向。本书主题源自历史逻辑赋予职业教育的时代命题，是对作为“生命”现象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审思、转向和建构，围绕两个核心点（职业教育的“生命”价值与启蒙，职业教育的“生命”话语与转向）和三条“话语”线（审美的启蒙主义职业教育，工业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未来的生命主义职业教育）展开。
何为“话语”？话语是一种系统存在，决定身份建构，只有被诠释才能体现价值。何为“转向”？即历史性的探究、审思和建构，包含话语本源的探究、话语价值的审思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海德格尔说，只有顺应思之本有，才能转向话语本质。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成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诠释；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及其生成过程是一种诠释存在、价值存在和历史存在。
本研究以主体诠释学作为方法论，意在使职业教育研究从自我认识和自我关心的生命体验出发，强调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不存在与我们的生命体验无关的“客观”理解。因此，本研究不去解释制度文本和各种理论，更不罗列有关技术知识的论述并进行资料汇编，而主要关心本文作者所开启的生命世界。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生命启蒙：重温职业教育的本来样子”，主要是通过分析裴斯泰洛齐的教育论著、教育行为和心理状态（重视“进入作者的原始决定和基本动机”），讲述审美的启蒙主义职业教育话语的生成故事。第二部分是“话语转向：追寻职业教育的生命话语”，主要是通过“视域融合”“语言转换”和“精神相遇”的主体性诠释，在文本阅读、历史想象和意义分析中打开一个与职业教育精神相遇的历史新视域，其间不断追寻职业教育“为什么”，进而思考现代汉语如何诠释基于西方话语体系建构起来的职业教育思想，用以激活职业教育生命主义的“血液循环”。

这是1780年深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雪山、荒原、农场闪烁着柔和的金光。距瑞士苏黎世城郊约2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比尔（Birr）的小村庄。村庄旁边有个遭受了挫败的实验农场，农场主人称它为“新庄”（Neuhof）。
可以感受到整个新庄都笼罩在静谧而忧伤的气氛中，零零散散的红豆草在农场干旱的土壤上顽强地生长着，几头奶牛悠闲地吃着枯草，两个小孩在不远处打着雪仗。进入一栋新葺的简陋农舍，燃烧的木柴混杂着牛粪的气味弥漫在屋内，简陋的火炉并没有抵挡多少寒气。美丽的女主人和她那善良的女仆正在忙碌，一个人整理衣物，一个人做早餐，她们要给出远门的男主人准备行囊。
男主人正是后来被称作“职业教育之父”的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此时他在整理一部刚刚完成的新作，他要把这个心爱的“孩子”送给远在百里之外的好朋友伊塞林先生阅读和评价。

一百年前，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提供了追求真理的路径：给工作赋予意义，坚守生命价值，努力工作，用行动去创造和完成自我革命。在这条路径上，实用主义强调效用而非权威，强调实践而非理念，强调科学而非人文，强调专业而非博雅。但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在“技能型社会”的理想话语建构机制中，劳动者能否获得“适从其业、乐从其性”的“人的解放”？历史地看，实用主义哲学像其他新生科学一样，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启蒙主义成果之上，而实用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也必然带有启蒙主义职业教育话语特征，但是对裴斯泰洛齐职业教育的“审美”二字有所忽视。因此，在多样化、非平衡、非线性、非确定的数字时代，实用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必须转向。
今天，人类的制造文明已经让位给数字文明。一眼望去，整个社会都是数字的狂欢，无论什么职业，都主动或被动地涌进狂欢的队伍，网络流量和网民点评如同海啸一样倾轧过来，真善美、假恶丑以及历史和传统都被击得粉碎。也许是“产销一体”的经济形态为张扬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舞台中央孤芳自闻香的人越来越多，人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追逐与“存在意义”相伴而行，难以消除。所有人试图竭力证明，他是最具有存在意义的那一位；所有职业都在竭力昭示，它是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最好方式。没有相同的人，也没有相同的职业，变动不羁的文化意义在人与职业之间穿梭往复，不断构建新异的排列组合。显然，当教育与职业“一起摇摆”，纷纷扬扬的教育碎片弥漫天空、模糊一片的时候，当人类思想与技术的互动在数字文明时代出现从未有过的非确定性的“经验知识”的时候，如果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还是老旧的岗位技能训练那一套，肯定是要被淘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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