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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从来入乡随俗,怎无携俗入乡?作为移民区域性流动与生俱有的根固式携带物——民间信仰,以独特的运作方式在陌生的移入地生根发芽,并在源源不断的移民中形成巨大的吸附力。近代上海的各类民间信仰在壮大信众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城市文化习俗的建构、参与丰富城市内涵的增盈、持续更新城市空间的形塑。作为一种隐秘的社会系统,其组织逻辑对目前的基层治理实践形成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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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作为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关涉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国家层面的制度文化、西方城市建设理念等要素。民间信仰随移民的区域流动而变化,在入乡随俗和携俗入乡的碰撞、融合中,既为了存续并帮助移民适应陌生环境而进行主动调适,同时又积极参与了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工作,并逐渐融入现代城市社会。不可置否,在主动调试与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民间信仰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构建上海城市文化的肌底力量之一,也是当代城市文化的一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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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陈云霞,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发展研究院社会学博士后,现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城市文化等研究。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间信仰与近代上海城市移民社会适应研究”(已结项),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研究》《史林》《复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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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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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绪论 / 1
第一章 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的时空分异与嬗变 / 29
第一节 晚清暴力、流动下的民间信仰格局转型 / 31
一 开埠初期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的变化 (1843—1885) / 32
二 晚清上海城市的民间信仰格局 (1886—1911) / 47
第二节 移民浪潮下县城与租界民间信仰格局转换 / 57
一 民国初期神祇种类和空间分布 (1912—1927) / 57
二 寺庙登记政策下的传统民间信仰格局瓦解
(1928—1936) / 70
三 移民涌入与租界民间信仰繁荣 (1937—1948) / 80
第三节 民间信仰风气与租屋设庙盛行 / 94
一 佛店与移民异地建庙 / 95
二 市场化的信仰供给与庙产管理 / 101
第四节 是乡籍,亦是庙籍 / 110
一 住持籍贯与祠庙来源 / 110
二 会馆庙宇中的僧、俗之争到庙、神分离 / 116
三 佛、道神祇与民间信仰的转化 / 121
第二章 民间信仰媒介与移民社会网络 / 129
第一节 民间信仰与同业移民网络的组建 / 131
一 城市求职 / 134
二 寻找同业神的风气 / 139
三 迎神入会及祭神活动 / 144
第二节 同乡组织与城市乡土神 / 150
一 移民与城市的连接——同乡组织 / 151
二 迎神以 “敦乡谊” / 154
三 基于民间信仰开展的社会活动 / 160
四 会馆、同乡会组织架构与特刊的社会意义 / 164
五 行业神与乡土神混杂 / 168
第三节 “拜老头子”与移民帮派信仰 / 173
一 “拜老头子” / 174
二 帮派移民的组织形式和信仰 / 177
第四节 各地医药神的出现及转型 / 181
一 仙人治病的神通与归属 / 181
二 广东人的黄大仙 / 186
三 湖南籍的瞿真人信仰 / 190
第五节 由乡到国:乡土神与民族情结培育 / 195
一 “爱乡须爱国”,怎样走向爱国 / 196
二 乡土神与同乡组织的民族救亡运动 / 203
第三章 移民城市文化生活中的民间信仰 / 212
第一节 地方戏曲与民间信仰 / 212
一 演剧酬神 / 214
二 戏曲中的民间神祇 / 221
三 迎神赛会中的戏曲 / 226
四 移民城市的俗曲文化 / 229
第二节 民俗与民间传说中的民间信仰 / 232
一 生活习俗的演进与同乐会 / 232
二 旅沪粤人 “打地气”与 “打蘸” / 240
三 新民间传说的生产 / 246
第三节 江北人的都天会文化狂欢 / 255
一 江北都天会 / 255
二 近代上海的都天会 / 262
第四节 江淮戏在上海 / 268
一 江北小戏在沪落脚 / 269
二 淮戏院、戏园与江北人的互动 / 271
三 江淮戏里的民间信仰 / 275
第四章 民间信仰参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建构 / 280
第一节 民间信仰塑造城市社会空间属性 / 281
一 人群活动空间与祠庙分布 / 282
二 工商业布局与信仰空间 / 290
第二节 水木行业的籍贯与鲁班庙空间区分 / 302
一 水木营造业的繁荣与行业保护神 / 304
二 “神灵”的乡籍区分 / 310
三 商业活动和公共空间的形成 / 316
第三节 太阳神信仰与区域城市化 / 324
一 城市化的前提与原始动力:信仰聚集人口 / 325
二 庙产买卖与两种城市化力量 / 330
三 公共服务配套的自然形成 / 337
四 庙名向城市区域名转化 / 341
第五章 民间信仰与近代上海都市文化 “乡愁” / 347
第一节 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基层文化延续 / 348
一 《破除迷信全书》中的民间信仰 / 348
二 民间信仰市民化转向 / 351
三 乡村与都市文化的碰撞 / 360
第二节 民间信仰祠庙与现代城市文化景观 / 370
一 广场空间的缓慢替代 / 372
二 城市指南背后的城市文化逻辑 / 378
三 邑庙空间的商业化、娱乐化 / 383
第三节 民间信仰与城市精神价值选择 / 386
一 瞿真人庙增祀和走进白云观 / 386
二 黄道婆信仰的时代价值变迁 / 392
第六章 “心安处即吾乡”: 传统与现代之交融互构 / 400
一 民间信仰帮助城市重构社会秩序 / 402
二 民间信仰塑造城市社会空间 / 404
三 文化腹地滋养与城市文化反哺 / 410
四 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转型 / 414
附录 / 417
附表一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市社会局寺庙
调查情况 / 417
附表二 1929年 《申报》所载20世纪20年代上海寺庙
登记情况 / 426
附表三 上海特别市政府检送 《淫祠邪祀调查表》
(1930年) / 433
附表四 20世纪40年代上海市社会局寺庙调查
情况 / 436
参考文献 / 456
后记 /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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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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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843年11月,根据 《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正式对外开埠。两年后的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利用 《虎门条约》第七款中有关通商口岸的协定,向上海道提出要在县城北郊的黄浦滩设置英人居留地的请求,商议与胁迫的结果不仅是上海英租界的正式设立,还有可视为租界基本法的 《上海土地章程》的出台。三年后的1848年,基于同样的诉求,法租界与美租界也分别在县城北面和苏州河北面的虹口地区建立。
最初上海设立租界时,清政府本意是希望安置所有外国人,实
现华洋分离,将被迫开埠带来的影响降至最小。因此,在开埠的最初几年,租界里只有少数从事商贸、传教及行医的外侨,以及那些没有将世居产业全部出售的华人村民。尽管租界内的外侨人数从1843年的25人增长到1851年的265人,但显然还不能对上海原有的城市中心——县城构成任何威胁。然而,正是1851年这一年,太平天国运动从广西发动,迅速横扫中国东南地区,并在1853年3月攻占南京,宣布成立新的政权,以对抗日渐腐朽的清王朝。与此同时,北中国地区因气候不稳定,灾荒不断,小规模的民众骚乱此起彼伏,甚至连当时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也处于兵荒马乱之中。
1853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小刀会攻陷县城,杀死知县。混乱之中,租界的外国侨民成立民团组织——上海义勇队(又称 “万国商团”)以确保租界安全,同时小刀会也表示无意伤害外侨,上海租界从此成为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民众躲避战火的安身之地。大量中国移民的进入不仅改变了租界里原有华洋分居的状况,而且对上海城市经济腾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成就了上海租界持续数十年的繁华。
根据邹依仁的研究,1852—1950年整个上海地区的人口增长了9倍左右,净增长人口数近500万人,而且是以租界人口的增长为主。这样快速增长的情况几乎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少有。虽然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外国侨民的数量不少,但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高,上海大量增加的人口主要来自几乎全国各省份的移民,而以邻近上海的江浙居多。这些外来移民进入上海这样一个与他们家乡迥然不同的近代城市环境中,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还有整个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变迁。因此,他们不得不利用一切资源以在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而民间信仰是他们可资利用的、最重要也是最方便的社会文化资源。
美国学者韩森在 《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一书中指出,宋代以后中国的民间信仰已逐渐形成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区域性文化现象,而我本人关于陕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陈云霞进入复旦史地所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正在展开对上海近代城市文化景观的研究。当时的我并不满足于人们将上海视作中国接收西方文化的前沿、展示近代世界的窗口这样一个刻板印象,希望更多地呈现开埠后上海城市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尤其是在遭遇西方现代文明这一强势文化时,生活在上海都市中的华人是如何处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而解决这一问题,民间信仰正是一个极好的抓手。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社会中,民间信仰不仅起到安抚精神和心灵的作用,也往往是社会组织网络构建的基石,这从遍布全国各地山陕会馆中的关帝信仰就可以发现。正因为此,我在与云霞商议后,她慨然答应承担这样一个和她原来的研究旨趣不尽相同的题目。
在云霞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她表现出十分突出的学习能力,这对于一位学者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品德。民间信仰研究对当时的云霞来讲,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课题。记得云霞最初将对上海民间信仰统计表交到我的手中时,我发现她将一部分不属于民间信仰的道教内容也统计在内。虽然这部分统计工作耗费了她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但当听到我的意见时,她很快领会到问题所在,重新做表修改完成对上海民间信仰的统计工作。她的这种学习能力和谦逊的品德为她随后研究工作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云霞将民间信仰置于城市快速发展中大量上海移民的历史背景下讨论,赋予了这一研究很强的学术张力。因此,她的研究不仅推动了近代上海研究和上海历史地理研究,而且也对理解在改革开放重现勃勃生机的当代上海大有裨益。
虽然本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但经过她这些年的不断深耕、精研,我发现这本著作较博士论文有了很大的提高。她在系统梳理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时空变迁的基础上,用大量的案例详细分析了民间信仰作为媒介在外来移民建立新的社会网络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民间信仰在上海移民文化生活中的意义。我认为,她将民间信仰与近代上海移民社会秩序重建关联起来,以反映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特点是极有创见的,可以让读者深切地领会传统文化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景观建构中的作用与价值。应该说,云霞的研究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历史地理学研究这一学科在将地理学和历史学完善交叉融合后所激发出的令人惊叹的学术创造力。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希望能在陈云霞博士这一出色的研究工作带动下,未来能有更多这样扎实的研究成果面世,以推动上海历史地理研究的不断进步。
张晓虹
2024年春于浦东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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