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世界，本书就是希望去理解这一世界而写就的。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什么时候应该借钱？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会对借贷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什么经济活动总是如此频繁地出现大起大落？面对不同的冲击，相对价格是怎样做出调整的？价格是如何对货币贬值做出反应的？贸易条件的改变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资本流入又会引起怎样的宏观后果？为了解决这些后果又需要使用怎样的政策工具？最优的汇率机制是怎样决定的？为什么新兴经济体基本执行顺周期的财政政策？中央银行为了捍卫本国货币而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这一政策一般应实施多久？它的代价是什么？为什么金融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总是会同时出现？这些问题——其实，在后雷曼时代的许多发达国家也同样非常重要——仅仅是本书要回答的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
现实世界是如此复杂，没有理论模型的指引，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它。但是，如果理论模型过于复杂，它对我们理解世界的帮助就如同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指出的那样，与我们使用一张一比一地图的“帮助程度”是一样的。地图之所以对我们有帮助是因为它抽象掉大量无关紧要的琐碎的东西，而把核心的东西简明扼要地呈现出来。我们只需要看到森林，而不需要看到树木。地图的例子是我们构建有用模型的最好参照。
建构经济模型与绘制地图是类似的。我们建立一个模型的出发点是简化现实、以便关注研究者认为是该问题最为关键的那些因素。非常不幸，当前的国际金融研究领域正越来越依赖于数量模型，她们没有把教学的重心放在如何利用简单的模型来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的现实问题进而把握住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理念。毫无疑问，一些复杂的标准模型已经成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基础工具。运用这些模型，我们可以评估不同政策的定量效果。在大多数场合，这类技术性工具是强大而有用的。但如果我们仅仅教会我们的研究生如何使用这种技术性的工具，而不引导他们去探讨这些理论模型背后的经济学含义，就恰如直接把一把AK-47手枪交到小孩的手中，悲剧发生的概率将会是非常高的。轻一点的话，他们可以用它射杀飞鸟；重一点的话，他们会漫无目的地射杀任何目标。我经常发现有许多非常聪明的学生，他们能在电脑上解答许多非常复杂的模型，但非常遗憾，他们对模型背后的含义、模型所蕴含的传导机制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道做这种练习的目的所在。一个个聪明的头脑就这样被白白浪费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本着这一精神，本书提供了一些非常简单基础的开放经济模型，并向大家展示了这些简单的模型是非常容易被扩展到用于解释一些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出现的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只有当我们需要对一个新问题作出解释时，我们才会引入新的变量。每一个变量的引进都确实对我们理解某个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绝不会为了使模型看起来“更现实”而有意地复杂化它，这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我们构建的模型通常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它简单并有用。模型的假定是否合理不是通过“真实”性而是要通过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对某个问题的探究来判定。例如，对于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活动，我们假设要受现金先行的约束显然是“不真实”的，因为这假设暗含着零利率弹性的推论，而这显然是不符合关于利率弹性的估算结论的。但是，如果利率弹性在理解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时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引入现金先行约束就可以大大简化我们的模型，因此，采用这一假定就是合理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脱离要研究的问题去判定一个假定是否合理。相反，如果我们观察到名义汇率总是会对货币供给的增加产生过度的反应，并试图理解利率弹性在这一过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那么，现金先行的假定就必然是一个非常槽糕的假设。
当然，本书不是第一本尝试着发展一个严谨的分析工具去理解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生教科书。奥伯斯费尔德和罗戈夫（Obstfeld and Rogoff，1996）的经典教材可以视为本领域的最佳标准。像奥伯斯费尔德和罗戈夫教材一样，本书也用基本的小型开放经济作为我们知识之旅的起点。但接下来，我们会快速转向不同的领域，因为我们的目的是用扩展的或者修正的基本模型去理解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问题，而不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国际金融基础知识的详尽回顾。而且，在货币和汇率领域，本书还发展了一个新的分析范式去分析处理有关利率的问题。因此，本教材可以被看作是对国际金融的理论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在奥伯斯费尔德和罗戈夫的教材中看到——在几个重要方向上进行的扩展，并把这些扩展应用于分析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问题。
这也不是第一本内容覆盖了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宏观经济问题的教科书。阿格诺尔和蒙梯尔（Agenor and Montiel，1999）的教材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应该是该领域的一本主要的参考书。本书所关注的问题要更集中一些——主要是关注货币、财政和汇率的政策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政策问题会更重要，而且也希望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对这些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在本书的酝酿写作过程中，我欠下了大量智力上的债务：
◆吉列尔莫·卡尔沃先生是我在智力上亏欠最多的一位。熟悉他研究工作的人可以发现，他对我的影响贯穿全书。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吉列尔莫先生是一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门的年轻人组成的研究团队的知识领袖（非常幸运，我也是其中一员，其他成员还包括巴勃罗·圭多蒂、恩里克·门多萨以及卡门·莱恩哈特等人）。通过合作写论文以及无数次的交流，他的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打下了烙印。在我看来，吉列尔莫的观念是如下一个理念的最好例子——经济学思维应适合于所有领域。他的那种对重要问题天生具有的敏感性是令人敬畏的。一旦锁定问题，他会剥离掉所有无关的细节，以牺牲这些无关的因素为代价而专注于最为核心的因素。吉列尔莫教会我简单是生存的第一法则。现在，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把模型复杂化是容易的，而要把模型简单化是非常有挑战的。
◆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芝加哥大学的教授——Jacob Frenkel， Michael Mussa， Joshua Aizenman， and Bob Lucas——毫无疑问影响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部门，Mohsin Khan也为我提供了一个相似的研究环境，Stanley Fischer成为了我们永不枯竭的智力源泉并第一次让我与MIT出版社的Elizabeth Murry建立了联系。
◆本书的很多部分都从这些年来我与我的合作者的研究成果中吸收了养分，这些合作研究者分别是Michael Bordo， Guillermo Calvo， Sebastian Edwards， Stanley Fischer， Josede Gregorio， Pablo Guidotti， Graciela Kaminsky， Anton Korinek， Amartya Lahiri， Sergio Rebelo， Carmen Reinhart， Ratna Sahay， Agustin Roitman， Ernesto Talvi， and Rajesh Singh.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马里兰大学工作期间，非常幸运地能碰到一批聪明并富有洞察力的学生，可以说，他们为本书的最终完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为本书在时间和精力上的付出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他们真的是我信心的主要源泉——特别是在我思绪枯竭的时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Pablo Lopez Murphy（现在IMT任职）怀着极大的热情说服我去写这本书，帮助我做计划，早期书稿的有些章节也是由他编写的。在马里兰大学，Guillermo Vuletin（现在科尔比学院）花费了很多时间帮助我做本书后面几章的经验研究以及编MATLAB编码。Guillermo离开以后，Agustin Roitman（现在IMT任职）接手了任务，一直持续到本书完稿。他花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帮助我处理书本后几章的模型、MATLAB编码以及无数其他的任务。Rajesh Singh（从UCLA转过来，现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任职）对本书的每一章都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并协助我完成书中很多模型的推导，直到本书完稿，他都是我的一个固定的求助对象。最后需要提及的是，Igor Zuccardi仔细认真地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章节，检查了所有的数学推导，并帮助我完善了书中的模型和习题。Daniel Hernaiz and Maria Belen Sbrancia总是耐心地容忍我一遍又一遍更新数据、修改图表的要求，Hyunsoo Joo一次又一次地通读了我所提供的所谓的“最终”版书稿，并帮助我润色了最终版的书稿。
◆书稿中涉及到的图表的绘制总是既耗费时间又相当困难的，Daniel Hernaiz， Fernando Im， Rong Qiang， Maria Belen Sbrancia， Agustin Roitman， and Guillermo Tolosa等诸人以娴熟的技巧帮助处理了这项棘手的任务。Juliana Araujo， Carlos Garcia， Pablo Lopez Murphy， Nicolas Magud， and Jorge Restrepo等人也非常友善地帮助绘制了属于他们专业技术领域的相关图表。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在UCLA、马里兰大学以及其他地方的很多学生对本书提出了很多非常有帮助的评论，也通过问问题的方式，促使我不断清理自己的思路并提高自己的表述技巧。由于人数实在太多，我无法一一提及，在这里，我愿意特感谢如下学生：Gustavo Adler， Ari Aisen， Laura Alfaro， Francisco Arizala， Julien Bengui， Javier Bianchi， Marcelo Catena， Sebastian Claro， Pablo Federico， Eduardo Ganapolsky， Inci Gumus， Ho Chi Pui， Fabio Kanzcuk， Ruy Lama， Eduardo Olaberria， Alvaro Riascos， and Yossi Yakhim.
◆我在马里兰大学的同事Anton Korinek，自愿地帮助我完善了书本第17章中的模型。Ed Buffie对书稿前面许多章节的内容都提出了有用的评论。Leonardo Auernheimer， Jorge Baldrich， Anton Korinek， Alessandro Rebucci， and Ratna Sahay等人对书稿的各个章节都提出了有意义的评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部大方地为我提供了200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中涉及资本流入的数据。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Elizabeth Murry， Jane MacDonald， and Emily Taber为我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而在书稿编辑方面的支持尤其巨大。整个书稿的编辑过程都得到了编辑者Dana Andrus高效的指导。
◆这些年，除了不断鼓励我以外，我的父亲——Alejandro——还始终是一个在真实世界不断贯彻经济思维的活生生的例子。
◆我的妻子Ratna，我的继女Maansi以及我的母亲Susan，始终是我整个写作过程中动力、力量和勇气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为了完成这本教材，无数个夜晚和周末我都不得不待在家中的书房工作，他们对此毫无怨言。
对所有上述提及的人士，我愿意对他们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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