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在2010年的中国之行中，我有幸为南京大学英语系的师生们做了一次讲座。 中国知名学者刘海平教授请我谈谈《声誉经济》(The Economy of Prestige)。我想在讲座中展示更多图片，于是重点选择了大名鼎鼎的文化奖通常颁发给获奖者的奖品，如金牌、水晶制品、小雕像等。我展示了一些著名奖章和雕像的照片，并介绍了在它们的制造和流通过程中人们特别考虑之处：选择艺术家设计奖品时，要优先考虑奖品的哪些工艺或特征，制造过程中要使用多少黄金或贵重材料，销售和交易奖品时要设计哪些合同条款予以限制。我讲述了这些奖品被伪造、盗窃和破坏性使用的故事，描述了它们的可收藏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增值或贬值的趋势，以及收藏者们不同的收藏动机，也就是说人们想要得到别人成就的象征物品的不同理由。当我结束讲座时，会场鸦雀无声，似乎无人愿意第一个提问。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研究生举手了。 “谢谢您，教授，”他礼貌地问道，“但这与文学有什么关系？”
这可是个好问题！事实上，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们在我撰写这部书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的shou部专著是有关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吉姆爷》(Lord Jim)等英国小说名著的解读，我作为20世纪小说专家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聘任，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开始研究颁奖活动这个文化游戏，以及所有相关的不体面的丑闻和令人尴尬的审美评判失误。一个文学学者去研究文化领域里的“光荣的奖杯”，到底能研究出什么名堂？
如果想找到这个问题的全面答案，请阅读本书。在此对这个问题的简要回答如下：文学奖或艺术奖并非文化的边缘或派生物，而是文化生产的典型机制。人们要认可某种东西是“文学”，乃至是一部文学杰作，必须经过一个集体的来回拉扯和争夺，这个认可过程可以被广义地描述为一种经济行为。它涉及个人、团体和机构之间为争夺稀缺的回报而进行的交易：这种回报当然包括图书销量和利润，但也包括相关的消费者（观众）、持久的认可（不朽）、公众的关注（名气）、同行之间的联系和友谊（社会关系）、未来的工作前景（职业发展）、在个人领域中的权威（影响力）等，还有更多诸如此类的回报。文化奖只不过是最突出和最恶名远扬的世俗文化交易场所，文学价值是通过文化奖这一文化交易场所并在其中生产、流通和维持的。所有的艺术和高级娱乐领域都是如此，为多集电视剧设立的文化奖和为多卷本诗歌设立的文化奖，其运作方式基本相同。对文化奖所有显而易见的不完善之处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文化经济，以及我们作为读者、作家或文学评论家在利用自身的品位和偏好时所遵循的艺术规则。
我们运用这些经济术语来思考文学和艺术，这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社会学视角。本书的方法植根于法国的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国的理查德·彼德森（Richard Peterson）以及20世纪80—90年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们的研究，他们奠定并发展了有关文化生产的社会学模式。不过，问题是当我撰写《声誉经济》时，这项研究与美国文学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关联。 1993年，约翰·杰洛瑞（John Guillory）在《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一书中对文学研究和品位标准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尽管该书得到广泛赞赏，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但它并未引发文学和文化研究普遍转向社会学的方法。21世纪初，“文学社会学”对文学研究者来说还不是一个活跃的子领域。当我2010年在中国访学时，中国的文学研究可能也是如此。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学术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追踪学界一些变化的景象并鼓励进一步的研究，丽塔·科普兰（Rita Copeland）和我在2010年共同编辑了《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杂志特刊，专门讨论“文学的新社会学研究”（New Sociologies of Literature）问题。丽塔和我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研究生，当时文学和文化社会学在批评理论的课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其核心是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托恩·贝内特(Tong Bennett)以及从事跨学科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的一系列著作。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曾经显赫一时但现在似乎陷入沉寂的研究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在《新文学史》特刊的导言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人文主义者对扩大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的不满，以及他们对定量方法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传播的敌意，导致“文学社会学”研究倒退，并且文学社会学旗下一些最知名的研究项目也被取消了。但丽塔和我也注意到，与此同时，特别是在书史（book history）、电影和媒体研究、人文教育的历史和理论，以及数字人文等领域，新的知识形态已经出现并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在与社会学进行交流和合作。《新文学史》的《文学的新社会学研究》特刊重点刊发了一些新研究，包括资深学者托恩·贝内特和约翰·弗罗（John Frow）的研究成果，他们在2008年出版了《文化分析手册》（Handbook of Cultural Analysis）；阿托·奎森（Ato Quayson）正处于其学术生涯成熟期，他在《校正：为社会阅读》（Calibrations： Reading for the Social，2003）一书中提出了颇具个性和高度跨学科的新方式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系奎森教授使用一种他称之为“校正”的阅读方法：用文学之外的东西来解读文学，例如，他研究的文本包括黑人流行乐歌手鲍勃·马利（Bob Marley）的歌词等。——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马克·麦格尔（Mark McGurl）的《项目时代》（Program Era，2009）对创意写作及其对“二战”后美国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行了一种修正式的社会学分析；大卫·奥尔沃斯（David Alworth）的《现场阅读》（Site Reading，2015）则对文学小说和装置艺术做了创新性的研究，其研究深受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影响；希瑟·乐福（Heather Love）为特刊撰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描述转向”（descriptive turn）趋势，接下来的十年里，她发表一系列文章来挖掘文学研究的社会学根源，其在2021年出版的著作《失败者：社会越轨与酷儿理论》（Underdogs: Social Deviance and Queer Theory）标志着该研究达到了顶峰。
2013年，《N 1》杂志指出，关于文化的社会学思考已经成为“主流”研究，在布迪厄“半社会学”（semisociological）研究的启发下，出现了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和我的《声誉经济》这类研究著作。现在出现了“过多的社会学”研究，不仅见于人文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也见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研究中。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毫无疑问，在社会学与人文学科各研究领域之间，包括电影研究、流行音乐研究和文学研究等，相互交换概念和共同创新研究方法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时至今日这种交流还在加深。文学、艺术史或电影研究者们研究文化价值的生产体系和机制已经不会再让人感到奇怪或意外了。社会学与艺术研究和人文学科研究的这种相关性现在已被广泛认可。
作为《声誉经济》一书的作者，我并不觉得是我激发了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研究模式的新活力，但我力图为文学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并为有更多研究者与我对话而感到高兴。出乎我的意料，在这种从社会学、经济学和机构研究的视角对文化领域进行分析的大趋势下，学者们对文化奖的兴趣越来越大。几乎可以说，在过去十年间，“文化奖研究”已成为文化奖的一个子领域。长期以来，文化奖一直被严肃的学者们所忽视，但最近它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仅2010年以来就有数百篇相关的学术文章发表，数十种学术著作出版。就连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学术研讨会就召开了多次，与会者于2022年在诺贝尔奖研讨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即将发表在文学研究期刊《世界文学杂志》（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和社会学研究期刊《诗学》（Poetics）的特刊上。
对于欣欣向荣的文化奖子领域以及我个人几乎处于这一领域的中心位置，我有一些复杂的感受。我在《声誉经济》中提出，文化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让我们特别关注到，我们对文化评价天生的缺陷和不纯粹的性质感受到焦虑。文化奖对价值的评价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可靠，并且是非常公开的、可耻的妥协的结果，于是我们把文化奖当作其他更值得尊敬但同样不纯粹的文化评价不在场的证明，比如那些在大学里产生并通过大学传播的文化评价，或者经过所谓公平的“时间的考验”的文化评价。想要理解文化奖如何发挥功能，我们需要将它们视为与上述这些更受人尊敬的、有来历的文化评价一脉相承，也与我们作为文化奖研究者的文化评价研究一脉相承。我们把文化奖变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孤立地进行研究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只是落实了把文化奖当作一种文化缺场的证明，来强化我们高高在上地认可真正的文化价值时，与文化奖及其所代表的劣币划清界限的感受。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研究文化奖，但这种研究只有在我们最终更清楚自己是作为文化声誉的经纪人在发挥支持作用时才值得拥有，也就是说，这种研究产生一种本身更具有反思性的文化社会学。
我对下面这类有关文化奖的学术研究也有一些复杂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促进了这类研究。近年来，文化奖在学者们采用数据驱动模式和计算方法研究文化史方面发挥了其特殊的作用。学者们将获得著名的文学奖或电影奖，或入围这些奖项的小说或电影作为受人尊敬的文学或电影的代表，这已经成为数字人文学科的一个标准步骤。通过算法，人们能把获奖小说的数字化语料库（甚至只是关于它们的相关信息，也就是它们的元数据）与同年度那些或多或少随机挑选的或有着类似篇幅的小说进行比较，以找出著名小说和普通小说之间的差异，或者把它们与畅销书做一番比较，以揭示那些被评论界视为成功的小说与那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小说之间的差异，或者拿它们与浪漫小说和惊险小说进行比较，以揭示文艺小说和通俗小说之间的不同。我在2016年发表了一篇有关此类研究的文章，揭示了当代英语小说大约从1980年开始发生的重大转变，转变涉及小说时间背景的设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畅销小说和获奖小说都倾向于描述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和行为，而描写历史事件的小说却显得违反了常规。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过去为背景的小说开始在重大年度小说奖的竞争中占比越来越大，而在最畅销小说榜单中的占比却越来越小。到21世纪初，只有12%的畅销小说以过去时代为背景，而以过去时代为背景的小说则占获奖小说总数的一半多。于是，在文学的商业化和文学声誉之间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分岔口，这可以用来界定“当代”英语文学时期开始的时间。当我们再次把获奖电影与票房最高的电影进行比较时，却并未发现类似的趋势。金钱和声誉之间的关系在电影史上有着不同的呈现。
一些前沿的数字人文学者也沿着这个思路展开了系列研究，他们是安德鲁·派珀（Andrew Piper）、理查德·让·苏（Richard Jean So）、J.D.波特（J. D. Porter）和桑德·曼谢尔（Xander Manshel）等。其研究往往比我的简单统计研究有着更复杂的计算，因而能够辨识出不同模式间更微妙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例如，在《文化资本如何运作：获奖小说、畅销书和阅读时间》（“How Cultural Capital Works: Prize winning Novels， Bestsellers， and the Time of Reading”， 2016）一文中，安德鲁·派珀和伊娃·波特兰斯（Eva Portelance）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发现了当代小说的文化地位与这些小说对“怀旧叙事”的依赖性之间的关联。通过算法，他们发现，获奖小说（处于文学地位等级的顶端）中“怀旧的”语言段落比畅销小说多出50%，而畅销小说中的“怀旧的”语言段落比科幻小说和浪漫小说等这些文学地位较低的通俗小说要多。这项研究表明，人们并不只是倾向于把文学声誉赋予那些将人物行动设定在过去背景的小说上，而是倾向于赋予人们以“怀旧心态”塑造的小说。他们还简单分析了近期的奥斯卡获奖电影，认为这可能也是美国电影的实际情况。
文化奖的数字人文研究成果非常令人鼓舞，可以引导我们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和具体的艺术作品提出新的问题。这些研究与学者们最近对文化领域里持续存在的有关性别和种族偏见的研究相吻合，在文化领域里，人们赋予白人男性艺术家及其作品声誉的比例仍然很高。我认为，在设计这类研究时，我们可能对奖项与文化地位之间的关系过于想当然了，获奖名单可为学者们提供一个可利用的、大致能代表优秀文学或艺术作品的名单，但获奖和文学品质两者并不完全等同。我们需要对所谓“真正的”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主张不受文化奖活动的影响持怀疑态度。他们的主张还远远未构成批判文化奖的基础，而是为文化奖提供了一线生机：文化奖若不是因对艺术品的价值问题进行了错误的评判和错误的计算而受到诋毁，就无法实现其最重要的目的。为了成功地成为声誉经济中最不可或缺的工具，文化奖必须经常公开且可耻地经受不住高雅文化的纯艺术性标准的考验。必须有人不断地站在公认的权威的位置上断言，文化奖是一种贬值的文化货币，文化奖所传播的声誉是一种劣币。如果我们把文化奖当作高度的文化声誉的标志，就不能认识到文化奖的这个性质。我的确觉得获奖的书籍、戏剧或电影可以为那些在当代文化领域里采用计算模式的学者们提供有用的数据。但是，这些学者们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就是如何深度处理盛行的高雅文化对立低俗文化的模式，以便把对获奖者的文化地位的疑虑考虑在内，并考虑到为难以获得主流认可的作品和艺术家保留特殊类型的声誉奖励，人们可能觉得这些作品太难懂、太狂野或太任性，或是这些艺术家们太难缠、太讨厌、太猥琐、太小众。本书的主题之一是，文化声誉对其拥有者来说，总是一种混合的货币和喜忧参半的事。 文化声誉是一种价值形式，但除非它带着污迹，否则无法保持较高的文化地位，而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把它的这种双重性转化为数据记录下来。
《声誉经济》一书全面讨论了文化奖的形式和功能，讨论虽然涉及所有的艺术和娱乐领域，但还是明显倾向于文学和电影奖的案例研究，这是因为文学和电影是我的专业研究方向，而且因为多种原因，研究文学和电影奖项的文章要远多于关于古典音乐、芭蕾舞、摄影、绘画、建筑等奖项的研究，至少在英语世界如此。本书也比较强烈地倾向于英语世界，对诸如“世界音乐”“世界文学”和“世界电影”等影响全球趋势和潮流的领域进行了论证，而相关案例大多来自欧美各国。有关“全球文化声誉经济”的研究更多强调美国和欧洲文化奖的国际影响，而不是处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地区和国家文化奖的运作情况。我对这方面的研究采用了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一书中所采用的世界体系方法，她的这项研究颇有影响力，但其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也引起颇多争议，并受到一些批评，可能我的研究也难免会受到类似的批评。
以上两个缺陷反映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局限性，可能很难补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是今天撰写这本书，我会更加努力地把我的文化舒适区以外的现代文化奖项的历史和功能纳入研究范围，而采用更广泛的视角将有赖于我对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奖的学者们的了解。虽然文化奖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进行这种综合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其他国家、其他大陆的文化奖符合我在书里所描述的一般模式和趋势？本书中文版的读者可能会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化奖的问题。在欧美，执迷于唯一的获奖者、杰出艺术家个人是文化奖的基本特征，而在中国，这些并不那么重要。中国同一奖项通常会下设多个类别的获奖者。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奖往往更像我们国家的研究基金项目。如果仔细探究，无疑会发现许多中国文化奖的独特之处，有些可能完全是中国独有的，有些则与一些地理上、语言上或政治上有联系的国家所共有。每个国家的文化声誉经济本身就很有趣，但更有趣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异同，以及各个国家的声誉市场如何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范围更大的区域的文化竞争和地位交流，甚至可能形成文化竞争和地位交流的世界体系的相关问题。我希望《声誉经济》中文版可以为从事这一比较研究的中国学者们提供有益的参考。对本书的翻译，我很感谢两位译者芮小河和党争胜，他们精通文化和语言，胜任了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艰巨任务，本书的语言在英文学术术语和独特的美国习语之间来回切换，本书提出的严肃问题可能很难离开文化奖所根植的那些笑话和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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