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一：
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生于澳大利亚，是二十世纪中叶欧洲最重要的史前学家。他一生功业触动了很多人，革新了对人类过去的研究。他出版的五部著作——《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1925）、《雅利安人》（The Aryans 1926）、《远古东方》（The Most Ancient East 1928）、《史前多瑙河》（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1929）和《青铜年代》（The Bronze Age1930）——风靡考古学界，在一些年内奠定了他作为史前学家的学术声誉。柴尔德无疑对史前学科的建立起到了开创作用，然而在其身后，其对考古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贡献却被认为与当代考古学研究基本无关。所幸过去十年间，至少有三部长篇专著和二十几篇文章发表，试图探讨其对考古学方法和理论的贡献。鲁思·特林厄姆（Ruth Tringham）将这些与柴尔德有关的专著和文章总结为“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柴尔德运动”，这表明对这门学科史的书写方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具体而言，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在从辉格式历史转向语境式研究，后者试图将开创性的人物和理论置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乔治·斯多金（George Stocking）和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尤其呼吁对考古学进行批判性史撰研究，并在尽可能全面的背景中揭示有关过去的细节。考古学史拓宽和发展的结果是，它不仅包含对伟大个人和关键事件的叙述，还包含并整合了经济史、社会史和知识史，也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基本背景。这是因为学界尽管对柴尔德的学术研究很感兴趣，却还没有一位作者对柴尔德的考古学方法和理论的影响做过全面阐释，也没有一位学者充分揭示过当代事件影响柴尔德工作的程度。
承认彼时的社会政治事件影响了诸如柴尔德这样学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需要的不仅是阅读柴尔德的全部著作，还要基于新的信息来源对其人生所处的背景进行描述。这些新信息包括同代人的回忆录和书信，柴尔德本人的书评、短文和写给报纸的信，以及个人访谈。我将从以上资料出发，对柴尔德的智识和政治发展做出富有社会学意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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