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约翰·伯格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之一，他所参与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在英国收获不俗的反响。在片中，约翰·伯格以朴实的姿态、直白的表达，直指艺术观看行为中的诸多问题。伯格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犀利而尖锐的批判，在当时的学界引发热议。这种影响力甚至渗透到艺术类人才培养环节，基于纪录片改编而成的同名书籍——《观看之道》成为大学课堂上辅助教师教学的重要参考书。对于国内学界而言，约翰·伯格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199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新知译丛”中的《视觉艺术鉴赏》便是《观看之道》的最早中文译本。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约翰·伯格作品”丛书，批量翻译伯格的著述，约翰·伯格及其观点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不过此时，伯格提出的观点的影响力依旧十分有限，这种局限性对于一名艺术批评家的声誉及其观点的学术价值而言，显然是致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究其原因是因为伯格是一名艺术批评家，更准确地说，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艺术批评作为“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三位一体结构中的重要环节，指向了艺术生产与传播路径的出口与反馈。就社会影响力而言，一位优秀的批评家可以深入影响大众的看法；一篇优秀的艺术批评文章，不仅可以重塑观看者的认知，提升审美鉴赏力，还可以引发社会热议，敦促人们对严肃议题进行反思和自省。无论是从学科架构的功能性考虑，还是从社会影响力层面考虑，艺术批评都是如此重要。但从宏观视野来看，发展最为茁壮的是艺术史学科，而艺术批评学科的边界存疑，国内外学科发展均趋于沉寂，这显然不能满足日渐增长的社会需求。针对前述问题，约翰·伯格作为20世纪极具代表性的一位艺术批评家，引介并分析他的观点及著述显然是十分有益的。然而伯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他大众而非精英式的追求与批评话语风格，使得伯格在英国学界被视为学术异端。在这种境况之下，伯格的特点、优势变成了某种原罪，影响了大众对伯格艺术批评价值的客观评判。这个矛盾伴随着国内译介被引入，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干扰了有效信息的传达。因此我们需要对约翰·伯格的艺术批评进行更为客观、全面的审视。本书以伯格的理论为中心，在结合具体作品的基础上描摹其理念架构的基本轮廓，着重讨论伯格的艺术批评与视觉理念的生发与形成。本书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1）导论。导论以伯格人物小传为引，对伯格的个人生平、代表著述、学术定位等方面进行综合概述，力求全面、完整地还原一个鲜活、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2）现代艺术批评及其发展。在深入讨论伯格的贡献之前，就艺术批评的学科发展现状及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整理和回顾。随着新艺术史的崛起以及学科交叉日趋明确，艺术批评家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伯格恰好是活跃于此时期的极具代表性的艺术批评家。因此，第一章聚焦于西方现代艺术批评，艺术批评与艺术史、艺术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3）社会语境与资本主义批判。伯格理念生发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中叶由新左派推动的文化大讨论，在这场文化讨论中马克思主义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左派的崛起一方面出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内社会情境与讨论氛围的反抗，另一方面则应上溯来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异议传统。因此，第二章着力围绕三方面议题展开：20世纪中叶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境遇，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异议传统，英国艺术批评写作。通过对上述议题的讨论，试图揭示社会情境、异议传统与艺术写作三个层面的交错影响。（4）伯格的学术立场与态度。英国的艺术史写作根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稍显薄弱。英国的艺术写作传统，更偏向于鉴赏与批评的综合。在现代艺术批评家、理论家罗杰·弗莱赢得社会声望之后，形式主义理论成为英国艺术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总体而言，传统的艺术写作主要关注艺术品本身，忽视艺术品的生产环境。正如理论家格里塞尔达·波洛克所言，艺术写作只描述艺术品的美好，而不去解释艺术品是怎样产生的。这种写作方式为艺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立场的艺术史写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伯格，从绘画与艺术家两个方向对上述问题进行批判。因此，第三章以伯格的批判立场为出发点，结合具体作品从三个方向展开论述：①伯格对于油画本质的揭示，指明其艺术批评的基本立场；②伯格对不同阵营的艺术家（如毕加索、波洛克、涅伊兹维斯特内等）的看法，展现其艺术批评的辩证精神；③伯格在《观看之道》中对女性主义艺术研究的贡献以及局限性。伯格在《观看之道》中突出体现的观看理念，在其摄影理论中得到了集中运用。（5）影像与视觉文化批判。第四章分两个层面讨论伯格对于摄影的看法，其一是本雅明、罗兰·巴特、苏珊·桑塔格等人的摄影理论对伯格的影响；其二是伯格的摄影理念与实践。通过以上研究明确伯格艺术批评的生发语境，并检验其视觉理念在今天艺术研究中的价值与定位。通过上述分析，回溯一位马克思主艺术批评家的理论贡献。2014年，正在读研究生的我在 “视觉文化研究”的课上第一次触及这位批评家及其著述。对于一个普通的艺术史论研究生而言，约翰·伯格的名字就像是无数撰写在书籍上的名家一样，只是一个抽象的名称符号，代表着一系列需要记忆的理论阐释。然而伴随着课外阅读的深入，这个抽象符号逐渐鲜活起来。一个富有激情、充满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跃然纸上，他没有佶屈聱牙的语言表达，也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构筑，更没有故作高深的专家姿态。他指出的问题是如此实在，足够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艺术为何以此种状态呈现？是创作者的问题？是作品形式呈现的问题？还是观看者的问题？如果是观看者的问题，那会是怎样的问题？如果观看者没有问题，那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思维惯性与沉默呢？这些简洁、直白的发问，通俗易懂，拨云见雾。与此同时，我对这位艺术批评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识？这些观点的背后，是怎样的历史与社会图景？于是我便以伯格的个案为切入点，对20世纪中叶的理论发展进行再梳理。我发现名为“新艺术史”的新兴概念背后，实际上是理论方法与研究方向的变革，是新的学术谱系构建。而还原这样的宏观图谱，似乎超出了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多而庞杂，就像当今多学科交叉现状一样，而我又有太多的话没有说完。于是我仓促结尾，带着更多的问题来到了博士生涯。我本以为博士论文可以为该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没想这并不是结尾，而仅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汇总。在撰写的过程中，我又产生了许多疑问。这也使我逐渐意识到博士学业的本质，是学术生活、研究工作的真正开端，而不是荣誉性的收尾。该书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仍旧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是纰漏，但基于工作压力又不得已出版。在大家具体阅读之中，如若对伯格的学术贡献及理论价值认知不当、观感失调，大抵是我文笔拙劣、能力有限导致的。如果基于文中论述，能产生思考和质疑，则希望大家能够转过头阅读约翰·伯格的著述，加深对经典的认识。最后，感谢在撰写过程中给予帮助的老师、同学与编辑。我也由衷感谢约翰·伯格先生，这并非因为他的批评是这篇文字的研究对象，而是因为深入了解伯格的视觉观念、政治立场，整理分析伯格的理论生发路径之后，我清楚地明白了一个有立场、有坚持、有战斗力的批评家应当是什么样子。他的批评文字质朴平实，他的观点立场发人深省。我想，这些品质在当下纷繁复杂的艺术生态圈中更显得弥足珍贵。
对约翰·伯格的艺术批评及视觉理念展开研究，存在以下三点重要意义。
第一，完善对约翰·伯格的认识。近几年，国内对伯格的作品进行了一系列的译介，这从客观层面说明伯格的理念及思考愈发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从译介的整体状况来看，我们对伯格的艺术批评与视觉理念的认识还不够完善。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野依旧局限在《观看之道》，并以这部纪录片来概括伯格的全部贡献。然而，仅以其早年的一部脍炙人口的书籍对其进行盖棺论定，显然是不全面的。
第二，伯格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支撑伯格不断进行创作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他作为一个艺术批评家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来自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性与抗争性。前者使他长久以来保持着对图像的敏感和进行生活化的素描，后者使他致力于图文批评。伯格早期为《新政治家》与《论坛报》撰写艺术批评时，便时常因为言辞犀利而激起部分读者的不满。这种不满产生的源头之一，便是他激进的左翼思路。
“The Many Faces of John Berger”，Ratik Asokan，The New Republic，December 30，2015.伯格赞赏莱热、科柯施卡（Oskar Kokoschka，1886—1980）、米勒和库尔贝，而对于亨利·摩尔、弗朗西斯·培根和毕加索等名家，伯格则认为他们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了。伯格的这种观点，展现了其政治身份的深刻影响，当然也定会招致反对的声音。另外，伯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与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这也影响了公众对他本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认识。而我们在今天谈论这个问题时，是从来不会考虑“左翼”与“右翼”的定位的。甚至对于当今青年人来说，这些概念已经逐渐丧失原有语境的意义与内涵。然而这却是研究欧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发展的关键词之一，是那个时代引发激烈争论的典型立场与标志性身份。只有明确这个概念，才能更深入认清伯格理念的意义与价值。伯格早期的批评是十分有力的例证，应当尽量还原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语境，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伯格移民前后的思想转折问题。
第三，伯格是一个社会艺术批评家，而非学院的理论研究者。笔者无意将艺术理论、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相互对立，但不能否认，直到现在这三者间的话语权也并不完全对等。毫无疑问，艺术史、艺术批评与艺术理论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但是依旧有一种挑衅的理念徘徊在研究者们的思绪之上。美国艺术史研究者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在《判断缺席的艺术批评》（On the Absence of Judgment in Art Criticism）中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学院中的艺术史学者倾向于更具历史信息及学术背景的批评，而对报纸上的评论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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