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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纪实文学，也是一个编辑兼出版人的职业历程和人生之路，更是一部人生经验和生活智慧的启迪之书。
说它是自传，因为它以第一人称方式，站在个人角度对过去的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进行了梳理。说它是纪实文学，基于其所述之事皆是亲身经历，亲力亲为而来，书中大量照片和往来书信显示作者掌握第一手资料。说它是职业历程和人生之路，源于书中作者披露了大量出版行业知识和技巧，将此书作为一本行业内的编辑学教科书亦不为过。说它是启迪之书，旨在说明它字里行间透露的人生智慧和生活经验是如此睿智。
总之，这本书记载了一个人，四十年，四段编辑生涯。文字平实，故事生动，人物鲜活，可读性强，正如刘梦溪所评价的那样:“自传性的纪实文字，写得像章回小说一样好看。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余波后面还有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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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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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原三联书店（香港）总编辑、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的自传。书中讲述了作者从业数十年的经历，遇到的众多作家、专家，以及面对出版业兴衰潮浪的感悟。在李昕身上，除了三联传统的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理念之外，还有道义与担当的底色，一起融入他的四十年家国情怀，三千部天禄琳琅。一生一事，端赖理想与激情，这本书是李昕的回忆录，更是传世可期的当代出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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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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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男，祖籍四川邻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中长大。1969年北大附中初中毕业后赴吉林省白城地区插队务农，在农村担任过生产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团委副书记。1976年毕业于吉林省哲里木盟师范学校中文专业，在哲里木盟教育局任干事。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同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任校对员，次年起历任助理编辑、文艺理论组副组长、当代文学第二编辑室副主任、综合第一编辑室主任、社长助理兼当代文学第二编辑室主任，《中华散文》副主编、副编审。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有文学评论、散文、随笔、中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学会理事。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1996年12月被派赴香港工作，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后任执行总编辑、总编辑。2005年初奉调回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编审，2010年12月任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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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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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梦公序
上篇：人文社十四年（1982-1996）
一、走上出版道路
二、初入“人文社”
三、进入角色
四、几套理论丛书
五、《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
六、四位学者型作家
七、参与管理，关注文坛
八、四位畅销书作家
九、书缘：两位钱先生
十、不同类型的选题策划
十一、四部非虚构作品
十二、两场版权官司
十三、人情与原则
十四、人生选择
中篇：香港三联八年（1996-2004）
赴港之前从头学起语言关在香港认识三联传统回归前后两个主题：香港和中国文学热退潮之后蚂蚁战术：小书的生意经开发新的产品线王世襄与一份“无奈的合约”设计领先的原创画册和图文书几场版权纠纷深井中游泳的感悟
下篇：北京三联九年（2005-2014）
一，“地震”之后
二，我和北京三联“对表”
三，不可获缺的两种“关怀”
四，杨振宁先生的两次新书发布会
五，鸡肋：LP旅行指南在三联
六，丛书，丛书！
七，谁是顶尖学者？
八，李泽厚先生与我的三联往事
九，纪实类作品：亮点与难点
十，审稿背后的故事
十一，资源来自点滴积累
十二，三联可以出版大众读物吗？
十三，台湾女作家齐邦媛
十四，陈乐民与资中筠两位先生的三联缘
十五，陆键东先生和他的两本书
十六，王鼎钧先生和他的《回忆录四部曲》
十七，《邓小平时代》的出版前后
十八，生活书店的重生
十九，告别三联
尾声：商务印书馆八年（2014-2022）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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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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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人文社”十四年
一、走上出版道路
1982年7月，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那时，国家还在实行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国家把编制好的用人计划下发给大学，由大学根据计划中的用人指标派遣学生。因为“文革”十年，高等教育先是中断，继而办学不正规，造成国内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人才稀缺。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届和第二届毕业生非常抢手。我是78级毕业生，算是第二届。我们中文系的毕业分配指标，中央和湖北省以及其他省份的行政和文化单位的用人名额非常多，大约可以占到95%以上的比例。我们全年级60名同学，北京的分配名额有16个，其中行政和新闻单位居多，其他如教学、科研、出版单位都有。同学中湖北人居多，占半数左右，他们大多希望留在武汉，其他如家在湖南、河南的同学等，也大多关注本省的用人单位，而家在北京的同学只有我一人，所以在毕业分配时，我基本没有遇到竞争。
我大学四年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年级里排名第二，拿下过毕业论文演讲和答辩比赛的一等奖。当时系里的领导可能觉得我有点口才，适合留校当教师，于是找我谈话。我知道本科生留校，这学历是不够的，而且系里说要留我教外国文学，我在这方面的训练更是达不到要求。但系主任张广明先生对我说，准备留校后第二年就送我去美国读研究生，还举例说七七级有一位现已留校的同学，他们就是这样安排的。但我略为考虑了一下，还是婉拒了，因为我那时太想回北京了。
我自从1969年4月从北大附中初中毕业后到吉林省洮安县农村插队，到此时已经13年了。一个人漂泊在外，很有几分想家。当年和我一起下乡的中学同学，十之八九都以各种理由陆陆续续回到了北京。我父母也非常希望我赶快回来。那时他们都已年近七旬，身体也都有多种疾病。对我的毕业分配，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回北京与他们团聚。何况，那时我的女朋友在北京，我们已经准备结婚。她虽然不介意我留在武汉，但是终究也认为，我还是回北京更好。
婉拒留校以后，就需要填报志愿:地点和职业。我选择了北京和出版。为什么选择出版？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党政工作，尽管我在学校已经是党员，而且担任班长，但是我不喜欢政治性的活动，对机关事务没有兴趣，而一脑门子希望搞业务工作。若是去当记者，倒是有多个单位可以选择，例如中国新闻社、中国财贸报（今《经济日报》）等，但是我认为自己和一些同学相比，笔头不算灵敏，才气并不突出，恐怕很难一辈子靠写文章吃饭。至于去科研单位，我又感到自己在“文革”中被耽误得太多，学术根基不牢，很难做起大学问。我当时就想到，古人强调的“才学识”，我除了有一点“识”以外，别无所长。所谓“识”，就是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见识，我因为上大学前下乡当了几年知青，社会经验比起那些从校门到校门的年轻同学丰富一些，所以写起文艺评论来比较得心应手，在学生时代就曾经发表过评论文章。大家对我这方面的才能也比较肯定，所以毕业前夕我们面对社会招生，举办“武汉大学中文系优秀毕业生写作讲习班”，开设七八门课程，其中的《文学概论》课程，就是由我主讲的。这种情况，使我自我评估，觉得自己大约比较适合做文学类图书的编辑。正巧，我打听到北京的出版单位来武大招收毕业生的名额，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的编辑岗位。于是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它。
我对文艺评论最初的感觉，以及我对编辑工作和“人文社”的最初的认知，也部分地来源于我的父亲。家父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解放初期曾经担任苏联塔斯社在中国创办的时代出版社的兼职编辑，此时期他翻译过不少研究苏俄文学的文艺评论类著作，其中有两本，就是在“人文社”出版的。家父那时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翻译能力，大量阅读中外小说，所以我们家里的藏书，也有相当的比例，是“人文社”的出版物。我可以说从小便懵懵懂懂地跟着家父读了多部“人文社”出版的图书，那时就知道这是一家权威性很高的文学专业出版机构。更为巧合的是，大约50年代中期，家父工作的时代出版社被合并到“人文社”，家父虽然解除了他与时代社的兼职关系，但是他当年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如孙绳武、许磊然、刘辽逸等，都成了“人文社”的编辑。所以家父和这家出版社算是有缘分，也有感情，他听说我申请到这家出版社工作，当然非常支持。
因为没有人和我竞争，所以我非常顺利，如愿以偿。在同学们普遍焦虑，不知毕业去向的时候，我已经早早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工作岗位。7月放暑假，许多同学不敢离校，我则按时回到北京，和女友结婚，在青岛和上海旅行了半个多月。8月回到武汉，拿到了派遣证。
虽然被分配到“人文社”并不像被派遣到中央部委那么牛气，但是武大的老师们却似乎对我去“人文社”格外重视。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专业机构，对于学中文的学生来说，仍然是去做业务工作，而不是去当官、当公务员。而且，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有条件为武大中文系做贡献的岗位，将来中文系的老师要在“人文社”出版自己的著作，就更加方便了。此前，武大中文系已经有两个校友在“人文社”，现在都已经是骨干中的骨干（即陈早春和何启治，他们后来分别担任的“人文社”的社长和副总编辑），如果我再进入“人文社”，就自然成了那两个校友的接班人。所以，听到我的毕业分配消息，不少老师向我表示祝贺。特别是现代文学专家陆耀东教授，在校期间他和我接触不多，他大概知道我学习成绩不错，虽然在现代文学方面从没有专门向他请教过什么。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选择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题目，也并非由他指导，可是这时他特地把我叫到他家里，对我耳提面命，告诉我，一定要珍惜这次分配带来的机会，一定要在“人文社”站住，做好。他说“人文社”名家多，专家多，对青年人选用很严格，人才竞争也非常激烈。他们是要“抽底板”的，做得不好的人，最终会从底板上漏下去，就是被淘汰，在社里待不住。所以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要事事谨慎，特别注意编辑稿件不要留硬伤。要想不留硬伤，唯一的方法是多看资料，多查字典，切切不可自以为是。然后他写了一封信，向当时已是“人文社”资深编辑的陈早春推荐了我。
这是我走上编辑岗位之前的重要一课。陆老师的话，我真是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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