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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这是历史专业学者写给大众的历史普及丛书《简明中国通史》中的一册；2.通俗而雅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语言浅白，书写严谨；3.资料详实，旁征博引，资料涉及传世文献、学术论著、考古文物等；4.图文并茂，本书配有150多幅精美插图，起到以图佐史和图文互证的作用。
1.时间为线，勾勒成画：以时间为线索，详细介绍了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剖析纷繁复杂的政治格局和历史暗涌，展示了一幅别开生面的明代社会图景。
2.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作者对明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既作深入浅出的解读，又带有一定程度的理论思考，同时对明代历史上重要的事件、人物以及历史疑案作相应的通俗考释与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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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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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洪武开国”讲起，以明朝的政治演变为主线，对明朝的治乱兴衰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阐述了严刑重典、宦官干政、内阁倾轧、倭寇之乱、皇帝荒政、晚明党争、农民起义、明清鼎革等影响明朝衰亡的重要事件，对明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关键人物以及历史疑案做了通俗的考释与解说。最后，对明代的文学、思想、科技等也做了简明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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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主编之一李学勤（1933—2019）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教育家，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与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18年被聘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和“孔子文化奖”，2014年获首届国学大典“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甲骨学研究、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等多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学术主张，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出版了《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新出青铜器研究》《比较考古学随笔》《走出疑古时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重写学术史》《中国古史寻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清华简及古代文明》等学术著作40多部。
主编之一郭志坤
出版家，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被出版界称为“学者型编辑”。曾担任文汇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荣获首届上海出版人金奖和“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策划了《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和“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主编了《贤哲自述丛书》《香港全纪录》《澳门全纪录》，并著有《秦始皇大传》、《隋炀帝大传》、《荀学论稿》、《成语里的中国通史》（与陈雪良合著）、《提问诸子丛书》（与陈雪良合著）等。
著者张海英
历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明清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工作，讲授《中国古代史》《明清史》等课程。已出版《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等学术专著。在《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学术月刊》《社会科学》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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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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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导言 / 001
第一章?大明王朝建立
元末群雄并起 / 007
朱元璋的崛起 / 010
削平群雄，统一中国 / 014
“大明”国号的由来 / 017
大权独揽的洪武皇帝 / 020
第二章?严刑重典，以猛治国
特务政治与文字狱 / 029
发展经济，奖励农桑 / 032
胡蓝之狱，整肃群臣 / 036
严刑重法，惩奸治贪 / 047
洪武年间科场案 / 052
明初大臣的悲剧 / 056
第三章?燕王夺皇位
明初的分封及隐患 / 071
昙花一现的建文新政 / 075
靖难之役 / 079
“诛十族”与“瓜蔓抄” / 083
朱棣削藩，加强皇权 / 087
第四章?永宣治世
设立内阁与创设东厂 / 093
永乐治绩 / 097
郑和七下西洋 / 109
仁宣之治 / 117
第五章?宦官干政
英宗朝王振专权 / 127
土木之变 / 130
北京保卫战与英宗南归 / 135
南宫之变及影响 / 141
宪宗朝汪直跋扈 / 146
弘治中兴 / 151
正德朝刘瑾乱政 / 155
第六章?多事之秋
民变蜂起 / 165
宁王之乱 / 167
嘉靖革新 / 170
大礼议之争 / 174
嘉靖大倭寇 / 178
第七章?嘉隆乱象
首辅迭换 / 189
严嵩柄权 / 193
内阁倾轧与首辅之争 / 197
隆庆议和 / 200
嘉隆时期的政策调整 / 205
第八章?十年新政与短暂的辉煌
张居正蒙恩佐帝 / 211
万历新政 / 216
人亡政息的悲剧 / 221
万历三大征 / 227
国本之争 / 235
第九章?王朝危机
万历怠政 / 241
矿监税使与民变 / 244
晚明宫闱疑案 / 250
东林书院与晚明党争 / 257
阉党误国 / 262
第十章?后金的崛起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 269
明军兵败萨尔浒 / 273
辽沈失陷，孤守宁远 / 276
君臣猜忌，痛失良将 / 280
清兵虎视中原 / 284
第十一章?崇祯帝无力回天
思宗励精图治 / 291
明末农民战争 / 293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 299
明王朝沉疴难起 / 303
崇祯帝的悲剧 / 307
转瞬即逝的大顺政权 / 311
短暂的南明朝廷 / 314
第十二章?明代文化
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 / 321
心学的兴起 / 325
四大奇书 / 330
明代科技 / 335
结束语 / 347
主要参考书目 / 349
附录一：明朝大事记 / 351
附录二：明朝皇帝世系表 / 356
重版后记 /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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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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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这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给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阅读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语言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原则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所撰讲义（出版后书名《国史大纲》）一开头便标举：“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增强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词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上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吗？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才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８月17日
序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回忆起吴晗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编纂这样一套书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做。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做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阶层、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为相关历史表述提供佐证。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套书的作者团队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产生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的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读者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她在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人们对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的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令读者通过目录就能够对书中的大概内容一目了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本丛书注重以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予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提供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让读者对本段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让读者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君的传承有所知晓。另外，所列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相关资料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８月19日
万历三大征
万历三大征是指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1600）间，先后在明王朝西北、朝鲜和西南边疆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三次战役分别为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明朝三战大获全胜，国力亦蒙受重大耗损。
宁夏之役
宁夏是明代边陲九个军事重镇之一，主要是防御蒙古人。洪武五年（1372）废府置卫，始终实行卫所制度。这里的情况较之其他地区有些特殊：军多民少，以军代政。统治机构也不同于其他地区，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混合体，由宗室王公、镇守太监、巡抚、总兵等构成。
叛乱的哱拜本是蒙古鞑靼人，明嘉靖年间因得罪酋长，父兄被杀，他投奔了明军。哱拜降明的嘉靖末期，正是明朝与蒙古兵连祸结、战争不已的时候。哱拜降明之后，便以其勇武善战、熟悉蒙古情况受到了明廷的重用，历游击、参将，万历十七
年（1589），哱拜被提为副总兵，致仕后，其子哱承恩袭位。
哱拜以蒙古降人归附明朝，他久经战阵，在宁夏颇具威望，因而也积蓄了相当可观的力量。但是，作为出身异族的将领，哱拜在明廷任职也不是事事如意的。由于明朝廷臣受到“夷夏有别”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哱拜也不时遭受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他身上似乎总是潜伏着一种不被信任的危险。王崇古、萧大亨、梁梦龙等人均久历边镇，熟悉哱拜这样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较少偏见，哱拜在他们手下往往受到信用，得展其才。但是，一旦封疆大吏换成了“夷夏有别”观念很深的人，情况就不同了。万历十七年（1589），党馨任宁夏巡抚，便疑哱拜“势重难制，每事裁抑之”，终于酿成大变。
万历十八年（1590），被封为顺义王的蒙古鞑靼部首领扯力克借口赴青海礼佛兵犯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明政府任命戎政尚书兼右都御史郑洛为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及宣府、大同、山西等七镇经略，前往剿抚。万历十九年（1591）春，明政府又任命已经致仕的魏学曾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四镇军务。哱拜统宁夏镇兵随郑洛赴青海作战，奏凯而还。回师后，宁夏巡抚党馨不但不奖励，反而竭力追究其“虚冒钱粮”之罪，哱拜子承恩因强娶民女罪被杖责二十，其义子哱云、指挥土文秀也被裁抑，不予升迁。党馨甚至停发士兵的冬衣布花，减克月粮，终于激起了哱拜及其部下的反抗。
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哱拜纠合哱承恩、哱云及土文秀等，联合军锋刘东旸、许朝叛乱，擒杀了党馨和宁夏督粮道兵备副使石继芳，纵火焚烧了公署，收回符印，释放囚犯，胁迫总兵官张维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张维忠被挟制，交出敕印后自杀。此后刘东旸自称总兵，以哱拜为谋主，以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哱云、土文秀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
哱拜起兵后，四处攻城略地，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攻下河西四十七堡，控制了北至平虏、西至贺兰山、东至灵武的广大地区。但哱拜毕竟势单力薄，在明政府各路大军的围攻下，四十七堡尽失，困于宁夏镇孤城之中。在此情势下，哱拜决定赂以重贿，向蒙古军求援。蒙古袄儿都司部首领著力兔欣然答应，至此，哱拜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
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蒙古支持，势力甚强。此后，明朝特调麻贵驰援，一边攻城，一边阻击蒙古部军，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同时对蒙古各部也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对那些没有参与哱拜叛乱的蒙古部予以安抚，对于参加叛乱的蒙古军则毫不手软地派兵捣毁其大营，并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这一策略果然奏效，哱拜一失蒙古之援，宁夏镇城即成孤城，被明军团团包围。城内矢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刘东旸、土文秀、哱承恩等互相残杀，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哱拜阖门自尽，哱承恩等人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哱拜是出身于蒙古族的明朝将领，此次事变的发生、发展及结局，自始至终都和明朝的对蒙政策及其与蒙古袄儿都司部的关系紧密相连。哱拜之乱就其本身而言，只是一次兵变。但这次兵变实际上并不是哱拜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在宁夏镇兵中经过充分酝酿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哱拜之乱之所以发展到这样大的规模，关键在于蒙古的介入，明朝动用如此大的力量剿而不抚，原因也在于此。
这次兵变震动西北，波及蒙古，使明朝西北边陲一度处于混乱之中。明廷先后调七镇兵马进剿，两易总督，历时九月余，攻破了宁夏镇城，平定了这次兵变。虽然这场战争以明朝的胜利告终，但在平定兵变的过程中，明政府的边政弊端和腐败明显地暴露出来。战争极大地削弱了明朝西北边防的战略防御功能，同时也给宁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朝鲜之役
明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明朝皇帝应朝鲜国王的请求，出兵援助，当时称为东征御倭援朝。朝鲜称为“壬辰、丁酉之战”，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这是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也是中朝第一次联合反侵略战争。明朝援救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决策，不仅有着扶危字小、保护藩属国家的因素，也有着维护辽东边疆安全利益的
动机。
万历二十年（1592），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
汉城（今韩国首尔）。当时形势十分严峻。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政治腐败，军队望风而溃。二十天后王京汉城沦陷，两名王子被俘。国王逃往开城，在日军迫近后，又北渡大同江，逃往平壤。至此，朝鲜八道几乎尽遭沦陷。朝鲜国王向明朝皇帝求援。万历皇帝决定东征御倭援朝，接纳朝鲜国王避难。
兵部遵旨出兵，但是对敌情估计过低，只派游击史儒率少量兵马前往平壤。由于不熟悉地理，又遭连日淫雨，史儒兵败阵亡。副总兵祖承训随后统兵三千增援，又遭挫败，几乎全军覆没。
明廷得败讯后，举朝震动，京师戒严。随即决定以宋应昌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蓟、辽、山东、保定等处防海御倭军务，出师征讨。同时任命正在宁夏平叛战场的总兵李如松为军务提督，克期东征。李如松是辽东名将李成梁之子，从小跟随父亲征战，深谙兵机韬略，又熟悉朝鲜情况，朝廷对他寄予厚望，期以必胜。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在平壤展开决战，明军取得大胜，一气收复开城、黄海、京畿、江源等地，日军退守王京汉城。李如松获胜后显然轻敌，仅率轻骑向碧蹄馆进发。结果兵败，李如松险些阵亡，明朝军队锐气受挫。
三月，刘、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其时，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
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军再次发动进攻，万历帝朱翊钧下令革去隐瞒事实的兵部尚书石星的官职，任命邢玠以兵部尚书出任蓟辽总督，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事务，以麻贵为提督，东征援朝。此时，明政府对日本的领土野心已有所认识，援朝兵力明显增加。明军兵分四路，中路董一元、东路麻贵、西路刘、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阵脚大乱，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露梁海之战中阵亡。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这场战争虽然明政府取得了胜利，但自身也是实力大伤。特别是在战争过程中明朝政治的腐败暴露无遗，成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
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为了霸占朝鲜，而且意欲以此为跳板，“假道入明”，进而实现其“大东亚构想”，甚至妄想把日本天皇的首都搬到北京，建立大东亚帝国。明朝当局对此估计不足，以为只要答应日本方面的“封贡”要求，便会天下太平。其实不然。就在明朝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不久，丰臣秀吉立即重开战端。在战争的相持阶段，丰臣秀吉突然死亡，日军不得不仓皇撤退。这场战争暴露了日本统治者妄图称霸东亚的野心，丰臣秀吉的后继者们始终没有放弃这种野心，因此，这段历史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播州之役
播州即今贵州遵义地区，明时地属四川，其地势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作为土司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王朝任命。明洪武五年（1372），杨铿归顺明王朝，此时杨氏家族在播州已传至二十一世。朱元璋赐杨铿衣币，仍由杨铿任播州宣慰使。
隆庆时，杨应龙袭任播州宣慰使，他骄横跋扈，极为残暴，作恶多端，激起民愤。重庆府将杨应龙逮至官府问罪。恰逢倭寇侵朝，明政府要各地出兵援朝，杨应龙谎称可出兵征倭赎罪，于是被放回播州。但他归去后并未兑现诺言，反而更加嚣张跋扈，并暗中积蓄军事力量，欲做“半壁天子”，当西南王。
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军三路进攻杨应龙，结果在娄山关大败。后来明政府忙于抗倭援朝，无暇解决杨应龙的问题，只能实行招抚，杨应龙趁机扩充实力。万历二十七年（1599）五月，杨应龙以“朝廷不容我，只得舍命出綦江”为借口，打着“擒王剿叛”的旗号，起兵反叛，进犯綦江城。当时綦江守军只有三千，寡不敌众，綦江失守。綦江是入播州的通道，占领綦江，就能随时出入川、贵地区。且綦江以下，没有雄关险隘，綦江一破，重庆危急。而此时的明政府，此前在西北平定了宁夏副总兵哱拜之乱，在东北刚刚结束长达六年的援朝战争。长期的东征西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政空虚。客观情况不容明政府有任何幻想，必须速战速决，尽快平定。
得知杨应龙再次起兵的消息，明政府急调四川巡抚李化龙兼兵部侍郎，总督川、湖、贵三省兵事大权，前往平叛。同时，经过几个月的调整，从陕西、甘肃、浙江、云南等省，调集二十万军队，号称五十万，开到川贵边境。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李化龙兵分八路进攻围歼杨应龙。经过三个多月的征讨，杨应龙被困海龙囤（今遵义西北）。囤破时，杨应龙与其爱妾“自焚而死”。其子杨朝栋、杨以栋，弟杨世龙等人被俘。至此，杨应龙起兵叛乱，以被讨平而结束，用时恰一年。
杨应龙统治播州的二十八年中，前期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土司地位，在处理与中央王朝、周边土司、内部土官及辖地百姓的关系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最终随着中央王朝“改土归流”的推行、杨应龙个人野心的膨胀，内外矛盾不断恶化，直接导致平播战争的发生和播州土司的灭亡。杨氏统治结束后，明王朝在此改土归流，设置流官，加强了明朝对边远地区的统治，促进了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
到了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又将四川所属之遵义府，包括所有之属县，改隶贵州布政司，由贵州省管辖。此后，与四川有密切关系的遵义地区，便成为贵州省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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