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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近年来在书法史研究前沿十分活跃的优秀中青年学人,撰有多部有影响的研究专著。其在文献和图像资料的使用上颇有突破,尤以清人尺牍、碑刻书迹的整理与运用见长。
本书挖掘书法史内在脉络的深入思考发人所未发,有独见之明,对于当下清代碑学和古代书法艺术史的研究,颇具耳目一新的启发作用。
“知二王之外有书,斯可与论书”,晚清碑学学人叶昌炽的话,道尽了中国书界在19世纪所历经的碑学大革命。此后,学书之人便在二王之外找到一个广大的新世界。其发展可谓中国晚期文化史中的大事,书人中几乎无人不知,然而关于它的历史思考,却远远不及在书法上的具体实践。
叶昌炽的《语石》初序于1901年,距今已超过一个世纪。在这期间,书界的论述集中于类似《广艺舟双楫》的理论文字,却少见像本书作者所提供的“实践者的观察”。诸如王铎、周亮工的字体杂糅、乾嘉以来碑版双钩成为学书范本的现象,皆直指碑学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表现,发人所未发,实在非空言理论者所能望其项背。
石守谦(台湾中研院院士)
本书具有鲜明的特点:对原作深切的关注,对技法、形式、材质、趣味的敏锐,对微末现象潜在意义的发覆。
作者从人们熟视无睹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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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书名取自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二王之外有书,斯可与论书”,此话被后人看作“碑学”与“帖学”分庭抗礼的标志性宣言。作者通过对碑学历史反思性的研究,深度梳理了清代“碑学”的脉络、旨趣与实践。
清初以来,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从汉隶到楷书的石刻文字书体(铭石书),被视为古代书法学习的新资源,进入学者、书家等文化精英的视野,甚至成为经典。包世臣、康有为的鼓噪下,用“碑学”来笼统地指称石刻书迹的学习,风气渐盛,并与“帖学”对举。而“碑学”的含义涉及书体的演变,书法观念、趣味的异同等等,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作者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描述代表人物的书法活动,通过揭橥“碑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细节,深化了我们将碑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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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薛龙春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主要从事16—18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与金石文化的研究,著有:《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王铎年谱长编》《王铎四题》《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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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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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致谢
彩版
导言
第一章 王铎、周亮工与清代碑学的“字体杂糅”
第二章 古还是不古:郑簠隶书的遭遇
第三章 阮元“南北二论”非关提倡北碑
第四章 当双钩本成为范本:乾嘉以后古碑的双钩、刊印与取法
第五章 康有为与民国书学的“集大成”
第六章 掌指之法与提按用笔
图版目录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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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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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学大革命,来自实践者的观察
薛龙春
(本文节选自《二王以外》,引用请以原书为准)
我对书法史研究的兴趣,首先来自于写字。虽然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可临习的资源与可阅读的书籍远不如今日丰富,但我的大学老师华人德先生是一位博学而有成就的碑学书家,他的言传身教向我展示了一个我完全无知的书法世界,金石拓本、汉魏碑刻、长锋羊毫、高古稚拙,对于当时只知道颜筋柳骨的年轻学子而言,这一切陌生而新奇。
华老师的取径是碑学的路子,他擅长隶书,行书亦自汉魏碑刻化出,而不遵循传统的二王苏米的路径。在这方面,他深受顾炎武“采铜于山”治学观念的影响,以为学名家书法如同鼓铸旧钱,而学汉魏碑刻,则如同披沙拣金。在东台下放时,他的老师王能父先生曾建议他写两手字,一手是自己喜欢的汉碑,一手是人见人爱的文徵明体,但他并未接受,坚决不学唐以下的名家书法。在他的影响下,大学四年之中,我所临写的都是汉魏碑,行草基本没有学过,不会写也写不像。
大学毕业之后,我到了南京工作,业余虽继续临写汉魏碑,但南京的书法风气和苏州迥然不同,那里有不少擅长行草的书家,他们的书作潇洒灵动,让我很是歆慕。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对二王一脉的旨趣与用笔逐渐有了深入的理解,临写《阁帖》与唐宋名家也愈益自信。
可以说,在碑学与帖学两种取径的实践中,我都幸运地得到了最好的指导,但我同时也处于巨大的矛盾之中。碑学和帖学,不仅范本与美学趣味不同,在工具、材料与书写技巧上也截然相左。我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游戏,除了都是写字以外。一个成功的碑学书家可以一生无视二王,而一个帖学名家于篆隶完全可能是一个外行——有趣的是,他们写的字都被称为书法。
就创作活动而言,艺术家当然拥有百分百的自由,帖学也好,碑学也好,碑帖结合也好,都完全可行。但是一旦要将这些主张理论化,比如提倡帖学而否定碑学,提倡碑学而否定帖学,或是提倡碑帖结合,都会难以自洽。清代三百年中,已经出现了众多碑学名家,认为粗率的造像题记不可取法的陈词滥调,早已为人摈弃;碑学书派认为,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大坏,但自从有了摄影制版技术,不仅善本法帖易得,前人墨迹也化身千万,其立论的基础也不复存在;而碑帖结合始终都是援碑入帖,不闻援帖入碑,因此这种结合仍是碑学,碑帖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难以真正融合。
就范本而言,碑学与帖学所崇尚的分别是铭石体与手写体。这里所说的铭石体,又特指唐以前镌铸的铭文,在唐代以前,字体仍处演变之中,演变未终结所带来的“新理异态”是碑学审美的核心之一。为了表现这种新理异态,清代书家在不断探索中揣摩、整理出一套中锋、 藏锋、中实、迟涩的书写技巧,而新技巧的运用又藉生宣与长锋羊毫而如虎添翼。但这套技巧,与帖学的一拓直下、发而中节、八面出锋、钩锁连环风马牛不相及。在20世纪以来发现的古物中,并非没有唐以前的手写体,如战国简牍、汉代简帛、六朝写经等,大多用笔迅疾连贯,点画狼藉,二王笔法呼之欲出。碑学取法二王以上,其意图之一正是追溯其笔法的源头,但当这个源头清晰再现的时候,碑学家却不置一词,他们甚至在临写简牍时,主张以碑学的用笔方法对之加以改造。也就是说,因为一种新的审美与技巧的成熟,碑学回避了其最初溯源笔法的意图,而将这种带有“返祖”性质的审美与技巧视为“历史的真实”,并认为比帖学更具合法性。事实上,在清代碑学的推进过程中,即使是一些传统的帖学家,其工具、技巧也多少打上碑学的烙印,而与明以前书家的实践有着明显的区别,最典型的体现,是羊毫的广泛使用与提按笔法的流行。
可见,碑学不再如此前屡屡发生的复古运动,意在调整传统帖学,并延展出传统的新脉络。它是反帖学传统的。正因为如此,正统之争在晚清民国之后愈演愈烈,直到今天它仍是一个无解的话题。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无解而对这一重大问题视而不见,或者沿袭碑帖之争的习惯论述。倘若我们将目光转向碑学的历史形成,借助于文献与图像资料,梳理脉络,廓清误解,聚焦困境,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也会引发更多的思考:原本只是字体与使用场合的差异,如何酿成了审美的对立和实现技巧的判若江河?
碑学给我带来的思考,源于书法实践中的困惑。我常常会想,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研究者会不会有我同样的困惑,尤其在艺术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与文化转向之后?因为研究范式的转换,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不断为文化意义所取代,在品质的分野被打破之后,艺术史的研究重心必然不再是艺术品的美学意义,而转向艺术的生产、消费、功能及其文化意义,包括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艺术史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对话,并促进艺术史研究日渐成为显学。
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转向中,理论成为研究者的救命稻草,“艺术”这个价值主体却越来越被边缘化,研究者对艺术形式的感知力、对品位优劣的判断力急遽下降。有人甚至扬言抛弃传统研究中的“鉴定学”,认为鉴定的结论不过是一种建构而非历史事实,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力不能逮的一种托词。艺术史不是哲学与社会学,艺术史也不是思想史,深入到历史情境之中来解释复杂的艺术现象与艺术品,仍是这个学科最为核心的任务。就书法而言,判断一件作品所使用的毛笔与纸张的性能,分析书写过程以明了其运动的节奏、笔法的特点,乃至墨色的层次,并准确揭示其形式传统与象征意义,这些技巧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这些也可以说是书法史研究“自己的方法”。如白谦慎在《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一书中,提出“不规整有意趣”“无古无今”等重要的概念,与他对进入楷书系统之后大量素人之书的形式特征的观察有关,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才能够发问:为什么我们将古人奉若神明,却对当代同样性质的书写不闻不问?这本书所展现的文化反思的力度,正建立于作者对于书写趣味与技巧所形成的错位的深刻认知之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有成就的书法史学者往往具有很强的实践能力与鉴赏眼光,像傅申、曹宝麟、朱关田、丛文俊、刘涛、华人德、黄惇、白谦慎、刘恒等人,原本都不是学艺术史的,都因爱好写字而兼善研究。但随着高校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分离,书法史研究主体的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受西方艺术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影响,很多年轻学子热衷于理论、方法与跨学科的对话,而不暇训练自己的手眼,让自己首先成为艺术的内行。换言之,一个对艺术有着相似赏鉴经验的学术共同体的缺席,将成为这个领域的常态。但是,仅有理论的关怀,我们的解释力真的能够获得提升吗?起码我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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