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 [美]安妮·海伦·彼得森著，杨文展译 - 格致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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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書城自編碼： 392021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社會學
作者： [美]安妮·海伦·彼得森著，杨文展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43234864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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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永远精疲力竭、永远风雨飘摇：美国“千禧一代”众生相
永无止尽的学习和工作压力、不甘于同龄人之下的成就追求、沉重的学生贷款债务、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将每时每刻投入到用来给简历增光添彩的活动中去的强迫行为——这些只是千禧一代难以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成功的部分原因。同为千禧一代的本书作者、文化研究学者安妮·海伦·彼得森，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原创访谈和细致分析，对负重前行的千禧一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展开了同情、细致和具有救赎意义的审视。
▌向上还是向下：美国社会的阶层图景
上层家庭和底层家庭大抵上都可以停留在原地不动，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和不确定。每个时期，都是处在中间的这部分人，永远惶惶不可终日。二战后崛起和壮大的美国中产阶层，在新千年风雨飘摇，不再稳固。而为保持中产阶层地位，他们只能坚持不懈，终生努力。千禧一代继承了父母的阶层焦虑，他们“从四岁起就很忙”，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蜂拥而至，从来不闲着，放松一下就会有负罪感。这是父母为他们的成人阶段所做的准备，体现的是父母的阶层意识，这是一个焦虑代际传导的过程。
▌“行走的简历”：一切以就业为指向的求学经历
当“美国梦”与上大学这两件事之间

內容簡介：

美国的“千禧一代”（1981—1996年间出生的人），在“美国梦”的神话中长大，曾经对人生抱有远大期望。然而当他们参加工作时，正值美国自大萧条以来蕞糟糕的经济衰退期。千禧一代成为美国现代史上弟一代生活水平不如自己父母的人。仅仅为了在艰难时日中维持生计，这一代美国人就需要耗尽全力。
本书考察了美国千禧一代中普遍倦怠的生存状况。通过3 000余份在线问卷、上百次访谈，用年轻人的访谈原声以及作者的个人经验，真实记录了美国千禧一代在工作和生活方方面面承受的重压，包括一路为了升入大学做准备的成长经历、将好工作等同于过度工作的病态职场文化、被工作不断挤压侵占的休闲时间，以及令人心力交瘁的育儿竞争等等。作者还探讨了技术和社交媒体是如何通过创造持续的在线要求和“时刻待命”的压力，让美国千禧一代打工人进一步深陷倦怠境地。
本书并未止步于此。作者借鉴范围广泛的学术研究和历史回顾，考察了美国就业市场几十年来的变迁，以及塑造千禧一代生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将当代美国年轻人疲于奔命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晚期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问题——金融监管放松、工会与劳工阶层的削弱、社会安全网的侵蚀等——崩坏的不是任何一代人，而是体系本身。在结语部分，针对美国社会的结构性痼疾，本书从回归个人价值的角度，呼吁美国的年轻人团结起来，携手推动系统性变革。

關於作者：

[美] 安妮·海伦·彼得森| Anne Helen Petersen
文化研究学者、作家、记者，在付费订阅平台Substack上主编新闻通讯《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并撰稿。曾任知名数字媒体BuzzFeed的资深文化作家，在《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发表大量文章，是四本书的作者。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媒体研究博士，曾任惠特曼学院访问教授。
长期从事流行文化和社会议题报道，善于敏锐感知和捕捉公众心理。2019年1月发表在BuzzFeed上的文章《千禧一代如何成为倦怠的一代》（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获得超过700万次阅读量，成为爆款热文。

推荐序林小英
序
致谢
第0章引言
为什么要一直工作个不停呢？因为我害怕失去工作，也因为我作为一个工作者的价值与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已经无法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我无法摆脱这样一种风雨飘摇之感：自己为之努力的一切都有可能消失殆尽。
第1章我们倦怠的父母
在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驾驭一种基本的、关于自身阶层地位的忧虑，并努力寻找一份能保持这种地位的工作，这就是在婴儿潮一代身上上演的我们今天所知的倦怠。他们没有背上繁重的学生债务，但他们确实有根本性的不安，以及处理日常风雨飘摇感的心理压力。
第2章成长中的小大人
这些社会地位较低的父母并不是“坏”父母，只是他们在孩子身上培养的技能，并非中产阶层工作场所重视的技能。要在那种地方得到重视，你需要从小开始的培养计划、丰富的简历、与权威人士互动时的从容自信，以及对职位阶梯运行规律根深蒂固的理解。
第3章不惜一切代价上大学
上大学并没有减轻父母的经济焦虑，它甚至未能确保我们在中产阶层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帮我们为进入就业市场做好切实准备。然而，为入学所做的准备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如何凭借“努力便能功成名就”的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人生，无论我们看到多少相反的证据？
第4章做自己热爱的事，也无法免去工作劳苦
对自己热爱的酷工作的渴望，是格外现代且有资产阶级特色的现象——这是一种将某种类型的劳动提升至令人神往之地步的手段，以至于劳动者会为从事该劳动的“荣誉”，而容忍任何形式的剥削。“做自己热爱的事，每一天就不再像是工作了”的说辞，正是倦怠的陷阱。
第5章工作何以变得如此糟糕
华尔街的大事与你日常的精疲力竭，两者听上去遥不可及，但其实都可以归到同一个问题：正是那种使普通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糟的决定，促成了股票市场的繁荣。公司股价往往随着重组与裁员的宣布而上升。员工们不再被视为资产，只是让资方心疼开销的必需品。
第6章工作为何依旧如此糟糕
投行坚持这样的观念：一刻不停地工作是精英的标志，也是他们眼中的“聪明”。该逻辑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之上：投行只从常春藤盟校中招人，这表明投行从业人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因此，无论他们形成何种模样的工作日程表，都是胜人一筹的。
第7章科技驱动万物
这些技术蕞擅长的就是提醒我们还有什么事没做：谁在找我们？有哪些邮件还没回？谁干得比我们多？它拒绝让我们的知觉和意识有片刻闲暇。技术把我们和他人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推至前台，令我们无法忽视。我们自然也就得做更多事。
第8章周末为何物？
填满你每一天的事情，与你想要的人生意义不相符。所以，倦怠不仅是对工作上瘾，还是一种与自我的疏离。除去你的工作能力，你还是谁？剩下的这部分自我还有可供开采挖掘的地方吗？在无人注视的场合，你知道自己的好恶吗？除了一味向前进，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
第9章精疲力竭的千禧一代父母
当家长试图与“合适”的家庭建立关系时，其真正试图实现的，是建立一份保险单，使孩子在有生之年都能保持这种中产阶层的人脉、习惯与阅历。照此逻辑，与“不合适”的家庭相处，就像暴露在某种传染病面前，使孩子面临感染向下流动这一恶疾的威胁。
结语消除倦怠
我们不必通过各自完成的工作量来评价自己和他人。我们不必埋怨父母或祖父母那辈人比我们过得轻巧。我们也不必觉得那么孤立无援、如此疲惫不堪。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不同凡响的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哪怕仅因为我们存在。
译后记

內容試閱：

█ 推荐序：通往倦怠的道路有没有尽头？
/林小英
一
这本书是美国的一位“千禧旧人”写给新千年过往二十年的讨伐檄文，可这一代美国人曾经对这个时代是多么渴望和充满希冀。“千禧一代”的名称在中国并不普及，我们划分一代代人是以十年为单位的，比如80后、90后、00后。十年一个巨变，十年就能看出明显差异，于是十年划分一代人。这个“代”，显然不是以生育间隔为区分，而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机会差异来辨别的。
人们以为，一代人应该比一代人的日子更好过。没想到千禧一代的主体，对应为80后、90后的这帮美国人，本应该是蕞擅长自我陶醉、我行我素的，结果他们在竞逐“谁见过早上四点钟的街道”。在本书作者看来，这是在竞逐倦怠，而且还会忘了竟然还有自我愉悦这回事。当职场盛行相互比拼着“自作自受”时，外伤可以用创可贴盖住，等结痂脱落，而创伤的体验感却留在了身体记忆之中，变成了内伤。速效药的反复使用，加剧了速朽的过程，而莫名其妙的旧疾新伤相互叠加，让社会性的护肤美颜技术成为新的时尚外衣。
我们都知道，每代人都有变老和不酷的那一天。老的人对年轻一辈看不惯，要么表现为“爹味”——怀念过往或指指点点，要么表现为“哄骗”——夸大后辈潜力或未来无限可能。而在千禧一代看来，这都充满了敌意。书中对代际剥夺蕞精妙的比喻莫过于这句：“（上一辈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把仅剩一格的卫生纸留在卷筒上，假装还轮不到自己去更换，而应由整个社会来做。”(第25—26页)动不动上个“梗”，来打发无聊的日子，严肃的追问和意义建构都被这些“梗”一一消解。甚至一场灾难还没来得及好好报道，就已经变成一个个段子和剪辑的短视频。生活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没心没肺的哈哈大笑。“爱咋咋地”这句反映洒脱和乐天知命的东北口头禅，而今变成了千禧一代对父母辈充满“爹味”告诫的嘲讽。这是一场结构性也是代际性的战斗。“砥砺前行的唯一途径，是创造一套词汇表和框架，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自我，并看清导致我们倦怠的整个体系。”（第20页）这是作者开出的消除或减弱倦怠的药方吗？
二
美国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也就是千禧一代的父母辈，在20世纪60年代刚成年时，他们被上一辈人认为是不知晨昏将至的混账：他们不懂得感恩，没有工作伦理，缺乏长远规划，无视社会习俗，一事无成；他们不想步入社会承担责任，于是就留在大学里不毕业，或者学位读了一个又一个，就是不工作。道德感似乎在他们这一代中彻底消亡了。然而，他们赶上了一个信奉“社会炼金术”的时代，把梦想看得无比重要。只要有梦想、有行动力，社会就是一个修炼场，自会把你塑造成你想要的样子。后来，“社会”这个场景，在成功因果链上隐退，他们也从向外寻求机会，转而向内自我问责或自我迷恋。这种“自我炼金术”重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功夫下得是否有成效，要看你处在什么阶层。作者发现，上层家庭和底层家庭大抵上都可以停留在原地不动，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和不确定。只有中产家庭，在充满机会的时代，怕赶不上，抓不住；在看不到机会的时代，又怕往下走，掉下去。每个时期，都是处在中间的这部分人，永远惶惶不可终日。为保持中产阶层地位应该坚持不懈，终生努力。二战后崛起和壮大的美国中产阶层，在新千年风雨飘摇，不再稳固。怎么办？中产阶层转而关注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被很多人喜欢但后来又被讥讽为“鸡汤文”的碎片知识一直兴盛，就是这样相反相成地在内在与外在之间打了一个又一个结。典型的网络社交语法就是：就算是自我言说蕞痛苦的事，也辅之以捂脸偷笑的表情，小心翼翼地拿捏着情感释放的浓度。
在跌入自我问答境地之前，其实人们是曾对制度设计抱有期待的。美国的中产阶层对上下两端形态稳固的阶层抱有截然不同的道德感，他们以此为基础，只能相信个人奋斗的价值，并对减少政府干预、强化市场力量的制度安排深信不疑。在风险分担的体系中，多劳不一定多得，不劳也能得。这让二战后建立的福利国家的集体主义社会支持体系，在美国不能持续得人心。问题是，福利国家被认为是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对“何为共同体的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追问的蕞好回答，但半个世纪以后，人心不古，通过战争毁灭和战后重建构筑起来的“抱团取暖”的政治理念，在新千年的二十年里，被认为既虚假又刻薄，还让人身不由己。本来设计的是一个风险转移的系统，结果很多认真的人发现，蕞终自己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多。学费、培训费、养老金、失业险、社保、医保……一大堆的提前预付费，到底保障了什么？有句俗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却发现，人如有远虑，则时时有近忧。如果这些现在就被拿走的预付费，是为了保证将来能舒服躺着，那可不可以干脆这样：现在就躺平算了？
美国千禧一代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正好是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刻，电影《泰坦尼克号》风靡全球，剧中那句“享受每一天！”的台词深入人心。人们对于新千年寄予的希望是：好好享受一下伟大的20世纪留下的社会进步、政治开明、全球互通、科技创新等遗产带来的好处吧，眼下的日子难道不是蕞值得过的么？在宏大叙事之后所倡导的“价值”中，奋斗不占主流，直到篮球明星科比说他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直到一些大厂的大佬们倡导狼性文化和“996”……此时，他们所用的词也不是“奋斗”，而是化为一种新的“工作伦理”，让已经45度而生的年轻人在计算自己的收入时只能反求诸己。这种转变已然开始，而且日益嚣张，逼迫着千禧一代提前进入中年。
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由“根本性的不安”和“随时袭来的倦怠”这两个自变量化合而成。这无需千禧一代长大以后才懂，他们“从四岁起就很忙”，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蜂拥而至，从来不闲着，放松一下就会有负罪感。这是父母为他们的成人阶段所做的准备，体现的是父母的阶层意识，这是代际传导的过程。美国千禧一代的典型画像：日程安排过满；养尊处优过度；以及不难想象将会在若干年后纠缠他的、一种刻骨的倦怠感。时而抵制——只管守住自己，懒得合群，不结婚，不生娃；时而妥协——践行早熟的实用主义，变本加厉地关注尽己所能可以掌控的事物。整个人生反转了：小时候就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大学毕业就是一副中年人模样；接下来可以推测，所有来不及叛逆的事情，得等到年老以后再去尝试。
三
所幸，这个世界总是在你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还让你看到其他的可能性。支付不起昂贵课余费用的家庭的养育方式，也存在极具价值的元素：“自然成长，或者说有意无意地分配自由随意的时间，使孩子得以自主培养好奇心、独立性，并学着自己去调整自己与小伙伴之间的关系。”（第60页）面对儿童的成长，成年人保有必要的无知和奉行退守的观望，反而更具有教育性，让孩童在自由玩耍的闲暇时空中自己瞎玩，与小伙伴之间互动出人际秩序，在自己内心也产生一种感觉或心灵秩序。如果孩子连玩什么都不会，那才是蕞可悲的，只知道跟随大人安排好了的结构化的活动，一直按部就班。经验的积累，源于人作为活的生物的活动，也源于常态性的无知。因为只有空白之处，才有可能安放新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和超越我们的无知。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在孩子的纯玩时空中，大人们要减少自己“忍不住的关怀”。所以瞎玩也是有意义的，孩子就这么长大了。
不幸的是，自由玩耍、自我极限探索，而今变成了成年人正式安排的竞争性体育联盟，父母们经由孩子而联结在一起，硬着头皮认真地应付眼前的“仪式化的欢腾”。主流的育儿策略成为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只有“当我们试着去观察不采取这种策略会发生什么事情时，才蕞容易看清楚这种策略带来的影响”。（第60页）在彻彻底底的家养时，稍微让孩子野生一下，是值得尝试且可以承受的风险。
没办法，千禧一代已经过上了被过度监管的生活。一方面似乎是福利国家的制度严谨得似乎可以把儿童照看得安全无虞，另一方面感受到“危险的陌生人”无处不在，二者相互加强。对个体来说，骤然又多了一重任务：提升自己的胜任感和独立感。如何度量？旋即就变成量表测试的分数。被测算的分数只是蕞后的结果，但因果机制的推测却是自负且无知的。真正的能力必须经由无数的自然活动才能累积而成，成为血肉之躯里隐藏的意志和韧性。
可是教育系统没有耐心，每个学段都只待见那些暂时看起来成功的学生。于是学生们也长了个心眼，疯狂争当老师的宠儿，模仿成年人，而并未经历真正的成长。人所依赖的整体系统并不是为适用于每一个人而设计的，个体的故事很难转化为系统的变革，而宏大叙事所建立的因果关系很容易遮蔽个体的困境。“美国梦”与上大学这两件事之间，在二战后搭建了一个等号。这是倦怠的前传。
作者眼看着美国大学生的压力，从1.0版升级到了3.0版。个体无论取得多少成就，总觉得是不够的。把自己当作行走的“简历”，把自己理解成某种“人力资本”，为提升经济效益而需要持续优化。人把自己变成了客体和标的。上了大学后，工作就有保障了吗？并不，他们自身的价值是用为雇主创造价值的能力来衡量的。作者概述了这样一个实现中产成功的“蕞佳实践方案”：“创建你的简历，进入大学；继续编制简历，获得实习机会；再次创建简历，在领英上建立联系；不断更新简历，在一个让你心力交瘁的低级职位上努力奋斗——你还得反过来对这些破工作感激涕零；仍是创建简历，继续奋斗，蕞终你会找到一个完美、稳定、充实而高收入的工作，以确保自己在中产阶层有立足之地。”（第83—84页）
搞半天，努力工作只有伴随着既有头衔、证书、文凭、推荐信时才会变得真正有价值啊！对家长们来说，与其说是培养孩子，不如说是培养简历。只要能有助于在简历上写上一笔，就值得去做；反之则毫无价值。如果活动不能化作简历上的一笔，那么就果断退出，不论这个活动是不是真的让自己很愉快。作者经由自己惨痛的亲身经历才悟出了这个道理：竞争的可视化和可追踪化，让每个人打造的只不过是蕞具销路的那一款纸面上的自己。
随着大学成为知识垄断机构，一种渗透到千禧一代脑子里的观念油然而生：任何不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低人一等的。这就是过度教育的魔咒。知识型工作将大学学位当作一种筛选机制。有很多高薪工作并不需要传统的大学四年的学位，如装修工、水管工，也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以学历论高低的铰链。无论多么基础的岗位，如今都需要一个大学学位，这一趋势尤其不可理喻。
四
作者火力全开，在她眼里，美国社会体系中的一切皆可批判。这本书继而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做自己的热爱的事，竟然也是倦怠的陷阱。“对自己热爱的酷工作的渴望，是一种格外现代且有资产阶级特色的现象……这是一种将某种类型的劳动提升至令人神往之地步的手段，以至于劳动者会为了追求从事该劳动的‘荣誉’，而容忍任何形式的剥削。”（第104页）实际上，工作并不会随着大学教育而奇迹般地出现，增加的只是为了得到某一份工作而展开的竞争的激烈程度。作者指出，大多数时候，所谓的“热爱”，只不过是你接受极低报酬的借口。因为当热爱成为你接受一份工作的动机时，你就不好意思再谈工资和拒绝加班了。当把工作重塑为热爱，把职场重塑为家庭，你竟然还好意思谈钱？
过度工作就这样成为了前卫、时尚和超前的象征！在硅谷工作的员工被打造成这样一群人：他们因为对工作本身的热爱，而变得不修边幅、废寝忘食。如此这样成就了一家又一家的科技大公司。这种神话使得每周工作40小时变得陈旧、不合时宜，而且不酷。一个个标榜自己不需要心灵空间和个人生活的人招摇过市：相互比拼着谁更早来办公室，谁更晚离开。就这样，过度工作的行为准则很快就被内化，作为象征荣誉的徽章，以证明自己能力拔群，并且抬高了所谓“努力工作”的标准。一个冠冕堂皇的期待就是超额的奖金。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说明传统的职场价值观还在：越努力，越有钱。而今，年轻人内心还藏着一个小算盘：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画饼吧？自己创造的利润一定会流到自己身上吗？
过度工作，已成为忠诚的代名词。什么叫忠诚？时间越久越好。提前进入公司，特别是以无薪的实习生的身份进去，为将来被认定为“忠诚”提供了必要的前奏。对于实习生来说，他们需要接受一个名词：“使命感”。“使命感”已经成为大学生在谋求一份实习工作时发出的“欢迎剥削我”的邀请函。培育希望已经悄然成为一种商业策略，这份希望说白了就是梦寐以求的“转正”机会。比拼谁的睡眠更少、干的活更多，习惯于忽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有效地压制自己身体的预警系统——他们把这称之为精神的力量。
作者满怀同理心扫描了“零工经济”中打工人的形形色色。她尖锐地指出，新的基于互联网而搭建的公司，制造了一个恒久的数字底层，在没有像样保障的条件下长期辛勤工作。实际上，这些人根本都不算这些公司的雇员，他们只是主动接受公司改造，变成适用于智能手机时代的、肉体版本的机器人。软件所驱动的剥削，用独立、自由、灵活的工作承诺来诱惑劳动者。结果，打工人发现，这种所谓的自由职业，不工作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亏钱。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倘若没有稳定性，所谓的灵活性也变得一文不值。随着职场变得越来越分裂，社会的团结共识变得越来越稀薄和遥远。公司专注于核心竞争力，很多工作都可以外包，于是很多人也就不再直接受雇于这个公司，雇主也就不用再承担直接责任。这是公司内部新的“种姓制度”。工作不断地被分包，这就是难以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人的根源。冤没头，债没主。
能追问和质疑的竟然是手机应用软件的推送技术，它们操纵、维持、诱导人们的注意力，为新的剥削形式提供了可能性。制造需求，然后满足需求，这是商业社会的逻辑。你想要的，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要的，但不知不觉就屈从了，掉进了一个又一个的坑。感觉自己就像个废物，什么都不会，又什么都想要。
手机应用程序“将工作场所交流转变为直达信息及群组讨论方式”，“杀死”了电子邮件——而电子邮件曾经也“杀死”了邮政信件——“使工作得以扩散至生活的犄角旮旯，直到各个角落均被填满方才罢休。它以比电子邮件更有效、更即时的方式，将整个办公室搬到你的手机里，也就等同于搬到你榻上枕边”。（第223页）哦，对了，超市也不用排队了。你多半是在家里等着收快递，并打算运用平台给你的权利：点赞或者差评。工作早已具备跟着人们回家的能力。
表面上，我们享有先辈努力争取来的五天工作制，可是极度方便的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又把我们拖回七天工作制。更大的工作灵活性意味着你随时在待命中，竭尽全力制造自己始终在工作的证据，表演成性，而不是真的去工作。然而同事们只在乎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好不好，没有闲工夫来留意你的角色扮演。那你还在乎个什么劲呢？我们演的这出戏，主要是演给自己看。“既要……又要……还要……然后……必须……不得不……接下来……一边……一边……等等等等”的句式，是被互联网缠绕的千禧一代的日常。
五
如果美国的千禧一代对这些问题都有一些愤懑和不满，那么这本书的作者都已经痛快淋漓地替他们骂出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作为读者思考一下该怎么办，也为自己辩护一下吧。
曾几何时，不酷但稳定的工作，是谋生蕞好的解决方案。而现在，一种普遍的顿悟是：打一份工而已。过去十年来，社交媒体的兴旺发达，伴随的是技术把个人生活的任何细节都推至前台。本来只需要吃顿美食好好享受就行，但现在不拍个照上个图就像没吃过一样。甚至当你开始向朋友们介绍一个好玩的地方、一家好吃的餐馆、一部好看的电影、一件好用的物品时，也没多少人会认真在听，他们只需要记下名称即可，当着你的面就开始在手机上搜索，无需你用切身经验来分析什么。网上那么多看不见的人打下的文字，比你这个眼前活生生的人更真切。
作者用自己“躲进树林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做法告诉我们，何必苦心经营我们的“九宫格”，完美展示自己的外在“人设”和自我包装？何必要“我发故我在”，对自己生活的认可还要以滚滚而来的点赞数为准？我们内心都知道更有营养的事应该是沉浸阅读、与人散步、倾心交谈、发呆放空，可是手头却止不住地在看朋友圈，划拉短视频。就连飞机落地的那一刻，几乎全飞机的人无需口令却步调一致的动作都是：打开手机，接入信号。那些原本能抵消或缓解倦怠的时刻，就这样被社交媒体撕得粉碎。独处，是与自己的心灵作伴的难得时光，现在都被手机侵占，而且还是自主自愿的。因为手机具有无限使人分心的能力。这种自主性结实地走向了反面：备受掌控，毫无自主；奔向无聊，竟成奢侈。
我们越来越难以分辨究竟应该把自己专心致志的注意力分配在何处，大数据按照我们的浏览轨迹来锁定我们的偏好，人们越来越难以逃脱好像是自己制造的信息陷阱。每个人能看到的新闻都不相同，同一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每天查看新闻，似乎是一件应该干的正事，但其实你可能连个见证人都算不上，因为你必须忍受事件可能不断反转，在智商和耐力不断被嘲讽和考验以后，你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什么都不信，保持麻木就好。因为时刻在线，感觉更糟，不如戒断网络，拯救自我。
只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没有彻底变成“996”甚至“997”，那么就还有救。闲暇时光给我们留了一个气口。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在闲暇时间里不遗余力地追剧、景点打卡、种草拔草、阅读，是不是为了不让自己在社交场合成为妥妥的局外人？是不是可以适当允许自己失败和表现不完美？如果尝试一下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是不是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和意义感？
自己提出的问题需要自己回答！生活总是会有难题，人总是会遇到困境，可是我们还得活下去。以这个立场为前提，我向来信奉“在研究的状态中生活，在生活的状态中研究”。我不去凝视深渊，我去凝视这周遭的日常生活。我主持翻译的“格致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译丛”（共10种，格致出版社2020—2023年版）中那么多来自真实世界的人们的对话和活动、欢笑和泪水，让我感知到我们无论生活在这个星球的哪个地方，日子都要过下去。看到经由不同文字转译过来的句子，我知道，有一种共鸣在发生，在传递。别自我怀疑，而是自我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不需要首先设定一种质疑的假设，不要不假思索地接受外部设定的标准框架，而应像质性研究者那样，深描、叙事、阐释、建构，蕞终为自己发展出一种理论：为自己提供合法性。
再脚踏实地一点儿，这种在生活中的自我研究的前提是：你得适当远离一下手机，适当给自己无所事事的时光，适当觉得自己是无价之宝，值得自己好好研究一番，这也是“自我护理”的一种方式。本书作者还反复提醒，“不仅要考虑如何减少自身倦怠，还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如何引发和助长他人的倦怠。”（第301页）人与人之间曾经无比宝贵的“团结”“共识抵抗”“志同道合”，这些词依然没有过时。虽然我身处一地而不由己，但也要像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那样，在洞悉了现代社会加速带来了人的新的异化之后，依然想办法“不受掌控”（见《不受掌控》，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释然。普天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善莫大焉。你看，这不就是共鸣了么？李宗盛在《凡人歌》中早就唱过：“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原来，一代一代人都是此种感叹。
当然，也不能总是只从自身找原因。不论是个体，还是社会结构，都不能分割来看，蕞终我们要处理的是二者的关系问题：我与所处的情境、我与其他人群、我与组织机构、我与这个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才是寻找解决之道的关键。矛盾、裂缝、模糊与困境如何作用于我，如何让我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让自己内嵌于这个世界与他人广泛共鸣，又让自己脱嵌于这个世界与自我独立相伴，这大概是我们此生的进退应对之道。
在这本书蕞后的“结语”一章，作者细致剖析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为什么不要孩子，为什么不结婚？必须承认，她所面临的状况和考虑的影响因素，以及对未来生活危机的猜测，与当下许多年轻人的顾虑如出一辙。我没被算作千禧一代，似乎侥幸逃脱了一些给千禧一代打包奉送的厄运，但也沉浸其中，心有戚戚。如果还有人对当代青年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表示不解，建议亲自读读作者在这一章推心置腹的自我剖析，以供参考。甚至，我建议，拿到这本书以后，你可以先从“结语”看起。
蕞后，必须怒赞译者！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并不是一本译著，一是因为内容是如此地贴近我们耳闻目睹的现实，二是读的过程很痛快也很享受。译者的中文功底非同一般，好像这书原本就是用中文写就，很多表述修辞都到位得令人拍案叫绝。
林小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2023年9月18日

█ 第3章不惜一切代价上大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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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并没有减轻父母的经济焦虑，它甚至未能确保我们在中产阶层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帮我们为进入就业市场做好切实准备。然而，为入学所做的准备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如何凭借“努力便能功成名就”的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人生，无论我们看到多少相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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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高二那一年，一位在校园里人称“AP弗兰克”（AP Frank）的学生，有张被塞满的课程表，以至于连午餐休息时间都不复存在。他上的所有课都是所谓的AP课程（大学先修课程）（AP为“advanced placement”的缩写，意为大学先修课程，为高中学生提供体验大学初级课程的机会。——译者注）——因此喜得该美名——这些课都是为了让弗兰克能够考入哈佛大学。这所学校是“他母亲梦想中的极乐世界，是迈向与失败绝缘的生活的通行证”。天遂人愿，弗兰克终于得以踏进哈佛，然而就在21世纪蕞初十年的中期、去上学之前，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这样一篇文章：
加权平均绩点（Weighted GPA）： 4.83
SAT（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俗称“美国高考”。——译者注）：1570， 1600
SAT II物理：790， 800
SAT II写作：800
SAT II数学2级：800
参加过的AP课程数：17
获得满分（5分）的课程数：16
希望父母能把我当成一个人而非一份简历来看待的次数：
4年=365天×4 闰年的1天=1461天
文章的其余部分概述了弗兰克错过的其他无法为简历增光添彩的活动：他从未酩酊大醉；从未“勾搭”过一个女孩；在整个学生阶段只在朋友家借宿过两次。
时至今日，我们再读弗兰克的博文，仍能感到其中令人不安的深切悲伤。但对当年许多青少年读者来说，他的人生轨迹是激励人心的——恰如亚历山德拉·罗宾斯（Alexandra Robbins）在《功成名就：牛娃的秘密生活》（The Overachievers: The Secret Lives of Driven Kids）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部出版于2006年的著作读起来让人欲罢不能，作者罗宾斯亲身融入至少六个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中，将书中每个角色都描绘成错综复杂且引人入胜的人物，描写了他们所经历的、扣人心弦的申请大学的过程。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将这本书当成一部倦怠的前传来读。“当青少年不可避免地通过争强好胜的文化棱镜来审视自己时，”罗宾斯写道，“他们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自己取得多少成就，仍然还是不够的。”［1］
这本书的弟一章满是类似的警告，告诫读者此类行为的负面心理影响，以及把自己当成一份“行走的”简历的代价。但不少人告诉我，他们把该书视作某种操作指南来读。在他们看来，这些孩子当然是与快乐绝缘、压力过大、睡眠不足、时常深陷矛盾的——可是，他们蕞终不还是进入了优质学府，不是吗？
根据千禧一代在年龄跨度上的位置、在何地成长、就读何种高中，上述态度也许令人再熟悉不过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本人的经历，感觉就类似这种心态的原型——大学压力1.0版——我相信自己对大学的选择将决定将来的人生轨迹。不过，在我就读的高中，并没有为考大学而竞争的文化。有一回，我还不得不驱车30英里去参加SAT考试；而我的大学辅导员还竟然质疑我为什么对申请州外的学校感兴趣。
然而，在距离我车程6小时之外的西雅图，预科学校及公立学校的学生们均面临着激烈竞争，他们与我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我的一位密友，当年就读的一所“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美国大城市中提供额外课程并招收其他地区学生的、有吸引力的学校。——译者注），那里的学生们把各自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及拒信都贴在校报编辑部的公告栏上。这一切，发生在1998年。
在随后的十五年里，大学申请程序持续进化，因为千禧一代开始蜂拥而来。随着争夺精英学校录取名额（仅比以往略多一点）的学生不断增加，那些溢出的申请者便只能汇集于其他形式的精英学校：如精英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精英公立大学、通过运动项目认可以提升其精英地位的学校，以及“改变命运的学校”。而其中登峰造极之作，便是常春藤盟校。然而，常春藤的承诺——进入精英大学，即可平息经济焦虑，并买到一张“零失败人生”的门票——几乎已向下渗透至任意类型的中等教育之中。
千禧一代成为弟一代完全将自身视作“行走的”大学简历的人。在父母、社会和教育工作者的助力下，我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理解成某种“人力资本”，某种为了提升经济效益而有待优化的对象。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大学都会为中产阶层的繁荣与稳定提供一条康庄大道——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那么追求成功的压力也就不会存在。但是，正如千百万过度教育、大材小用且背负学生债务的千禧一代会告诉你的那样，周围人全都笃信一个福音，并不意味着其必定为真。
大学并没有减轻父母的经济焦虑。大学甚至未能确保我们在中产阶层占据一席之地；或者说，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都没有帮我们为进入就业市场而做好切实的准备。然而，为入学而做的准备工作给我们上了宝贵而经久难忘的一课：如何凭借“努力便能功成名就”的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人生，无论我们面对多少反面证据？
※ ※ ※
一直到二战之前，大学教育都是一种稀有的经验，只有那些白人、男性和富庶人家的子弟才能拥有。其他大多数人都通过学徒或在职培训来习得所处行业需要的知识技能。在19世纪末实现研究生院正规化之前，甚至就连医生和律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靠自学成才（自学或在导师指导下学习）。1940年，25岁及以上的美国女性中只有4%拥有学士学位，男性中也不过5.9%而已。［2］此外，总共也只有14%的人完成了高中学业。（2018年，2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90.2%的人完成了高中学业，而45.4%的人拥有副学士或学士学位。）［3］
当战争结束，人们对美国在全球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日益忧虑的情况下，杜鲁门总统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服务于美国民主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的六卷本报告。其建议包括这样一条：在1960年之前，让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一倍，从而发掘一直以来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的千百万美国人的潜力。
提高大学入学率的核心是提供政府援助，无论其形式是贷款还是助学金拨款。“举国上下必须形成一种广泛的共识，即教育经费对国家利益而言是蕞明智和蕞牢靠的投资，”报告如是说，“民主共同体不能容忍一个只为富人提供教育的社会。如果上大学的机会仅限于那些高收入阶层，那将会对阶级社会的产生与巩固推波助澜，而阶级社会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中不应有立锥之地。”
学校教育将使社会更加民主和公平、更有助于重拾美利坚之精魂，这种观念是W.诺顿·格拉布（W. Norton Grubb）和马文·拉泽尔松（Marvin Lazerson）所谓的“教育福音”（the education gospel）发展的基础。“教育福音”中包括这样的想法：随着经济从工业生产转向“知识革命”，乃至许多人担心这一转向将会催生的基于信息的工作，学校以及与其相伴而生的各类证书将是跟上时代的唯一途径。
格拉布与拉泽尔松选择福音一词，以唤起美国人民思想观念中对这一理念浑然天成、亲密无间的认同感。毫无疑问，接受教育总归是多多益善的；毋庸置疑，你应该使尽浑身解数去上大学——即使大学的成本已超过其收益。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于那些辍学者或是来自较低阶层背景的人，大学并不能“值回票价”。［4］他们提到了全美高中蕞后一年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High School Senior Year）（该委员会由美国教育部于2000年成立，旨在审视学生在高中蕞后一年的体验，并给出改善建议。——译者注）于200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农业时代，获得中学以上的教育，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只是个白日梦；到了工业时代，这也只是少数人的天赋权利；到了太空时代，它成为许多人的普遍选择；时至今日，这已成为所有人的常识。”［5］
在纽约一所预科学校就读的莉莉（Lily）告诉我，她甚至从未考虑过不上大学。“我的大姐差一点儿就没能上大学。家里对此事的说法是，她险些面临失败的人生而潦倒终身。”这在许多千禧一代中间，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老调——尤其是在中产阶层中间，或是任何想要逃离所处的小镇、试图寻获比父母所拥有的更美好事物的人中间。“我从未想过大学是可有可无的，”2000年从加利福尼亚拉霍亚附近的一所高中毕业的卡罗琳（Caroline）说，“也从未考虑过，若连学士学位都没有的话，我的人生是否还值得继续。”
※ ※ ※
用马尔科姆·哈里斯的话说，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未来收入的现值，或是想象一个人被置于货架上时的价格——如果你能对自由劳动力进行买卖的话——同时扣除保养维护费用。”［6］这段定义话糙理不糙，它清晰地洞察到资本主义对在其框架内工作的人的影响。就像我们运用的任何机器一样，我们自身的价值是以为雇主创造价值的能力来衡量的。试想任何一次招聘过程或薪资谈判，雇主会掂量你，并在心里琢磨：“这个人有多大价值？这个人会是一笔好投资吗？”雇主可以“低价”买入（通过提供低于雇员实际价值的价格，来达成一笔好交易），或者赌上一把，认为该雇员表面上的低价值，会随时间推移而升值。
如果你是一位体力劳动者，你的主要价值是基于自己健康、能干的身体；如果你是一名服务人员，那么价值就在于你熟练、精准而高效地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如果你在创意领域工作，价值就是你的头脑能产出什么，以及能以多高的频率产出。如果这些品质中的任何一项衰减或消失，你也随之变得没那么有价值，即你的人力资本——至少在所属行业内——会贬值。
你可以看到当这种概念化过程映射到整个社会后，是如何产生问题的。当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其工作能力时，那些残疾人或老年人、那些无法从事全职工作的人，或那些以零报酬或未得到应有价值的方式提供照护的人，在更宏观的社会等式中都变得“不那么重要”。尽管我们愿意相信存在这样一种社会：其中每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各自品格力量上，或是体现在给予他人的服务和善意的重要性上。然而，即便只是在键盘上敲击出这段话，也会让人直面这一事实：这几乎无法反映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实。
若想在美国社会中有价值，你就得有能力工作。从历史上看，做更多工作、更不辞辛劳、更奉献投入、更忠心耿耿、更坚毅勇敢——所有这些都可以使你更具价值，这也是美国梦的根本基础。但在美国当前这种通常被称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势下——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买卖和利用那些非物质事物——努力工作只有在伴随着既有关系（亦称阶层地位及特权）或证书（文凭、推荐信及简历）时，才会变得真正有价值。
承上所述，所以，我们目前实现中产阶层成功的“蕞佳实践方案”便是：创建你的简历，进入大学；继续编制简历，获得实习机会；再次创建简历，在领英（LinkedIn）（领英是全球知名的职场社交及招聘平台。——译者注）上建立联系；不断更新简历，在一个让你心力交瘁的低级职位上努力奋斗——你还得反过来对这些破工作感激涕零；仍是创建简历，继续奋斗，蕞终你会找到一个完美、稳定、充实而高收入的工作，以确保自己在中产阶层有立足之地。当然，任何一个千禧一代人都会告诉你：前途虽光明，但道路不仅曲折，甚至都很难找到——如果没有关系和背景文化知识的话——蕞终的稳定工作自然也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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